无政府主义者“叫停”流浪地球？那些“恨球党”们居然是认真的！

《流浪地球》上映之后，不出意外的好评如潮。实话实说，好评一方面来自作品本身的呈现效果以及，本人分析过的，精神内核方面的独特色彩，另一方面也实在是中国的文化界贫乏程度太高，以至于优秀的文化产品被捧成了中国科幻的“巅峰”。

不过，这可不意味着流浪地球可以被随意批评、攻讦乃至“叫停”。最后这个词汇出自一篇神文《为什么<流浪地球>必须被叫停》，其中作者像自说自话一样插入了大量学术词汇，痛骂一遍电影、刘慈欣乃至社会主义之后，意犹未尽的继续批判科技、工程师和“邪教末世论”。最终的结论？刘慈欣是邪教头子，控制了一大群人；这群人活得越好，他们就越不开心；刘慈欣受欢迎，证明这个国家被愚昧统治；他们要用社会战争的方式，砸烂我们的狗头。

奇文共赏：为什么《流浪地球》必须被叫停？

应当说，这篇文章里面时时透露出的对农民、对群氓、对“网络贱民”、对农民工、对理科生、对中国人的优越感，本身反映出作者挣扎于这个“必须与这些人共处一室”的难解痛苦。或许正因如此，作者在最后三段强烈的把“猪”这个词拿了出来，并且大喊“砸烂狗头”。

不过我们还不能把这位值得同情的神经病作者简单视为一个偶然发疯的个体。事实上，这位作者同时“荣膺”百度贴吧无政府主义吧主，经营着一个“安那其主义的理论阵地”。这位作者引介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并形成了自己这套“具有战斗性的理论”。也就是说，在作者背后还有相当一个群体“群策群力”，形成了无政府主义互助小组，在展开“学术研究”的同时试图“改造世界”。下面简单摘取几位作者“朋友”的言论，看看各位能不能看懂他们在说什么。

这些人都疯了吗？并不是的，他们这种运用文字的方法叫“间离化”（defamiliarization）。略懂英文的朋友们肯定看得出这说的是怎样一种效果：运用常人不熟悉的方式描述常人司空见惯的现象。间离化这个词汇本身是布莱希特引用“异化”概念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和马克思的异化并没有什么关系。把这个现象放到这位作者和他的朋友那里，你就能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人为的与自己熟知的东西疏远，从而在表面上看这些事物突然变得非同一般，这样就能打破人的常规认识，引发深思，从而加深或颠覆传统的理解”（布莱希特，《辩证法与陌生化》）。

用更浅显的语言翻译一下，就是不说人话，抽取共性，引人反思。这是学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手段，比如笔者这篇文章同样会下意识的使用很多书面语和概括性的概念，也是方便我自己归纳，引发大家思考的一种方式。但是间离化的尝试绝对不能无穷无尽。我这篇文章哪怕写的再“古板”，也不能把各位当傻子忽悠；哪怕充斥着我自己的学术毛病，也不能扔出一个又一个概念，轰炸的各位晕头转向。

但对于这位作者以及他背后的无政府主义支持者来说，一切就并不奇怪了。摘取一位同情这个作者的网友评论，“现代政治转型后，言说这种特殊的行动就取代了其他的行动，占据了现代人的大部分活动”，换言之，在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看来，言说成为他们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工作，发明一套能够将普通人区别开的话术，成为传播他们思想的主要方式。

那位值得同情的作者之所以花费大量时间翻译国外的无政府主义著作，并加上自己一大堆古怪的自创词汇，某种意义上倒是暗合了“邪教”这个批评：让自己的追随者接受这一套发明的话术，与此同时也就接受了他的思想。

这和一般的学者还是相当不同的——搞学术的人通常愿意推荐一些更浅显入门的书籍，如果概念问题不难回答，也愿意花点时间解释一二。就算是遇到了完全难以对话的“民科”，也可以像张益唐老师那样，“你说你证明了黎曼猜想，那你就证明了黎曼猜想”。但这种宽容在你能见到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比较罕见。基于传统的政治哲学观点，只能说他们的理论没有给他们留下辩护的空间——因为理论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我们可以等等再去细究无政府主义者的理论为什么难以自圆其说，毕竟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能用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精神病方式写东西。恰好，在哲学历史上有一个与“叫停流浪地球”类似的胡言乱语例子。1996年春天，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文本与社会》推出一期名为“科学战争（science war）”的专号，发表了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苏卡尔的论文《逾越边界：关于量子重力学的转化性阐释》。

简单转述一下这篇文章的观点。苏卡尔认为，很多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拒绝社会学科与文化批判对他们产生任何作用。他们一直以来固守着这样一种信条：外在世界独立于人类，服从物理规律，这种物理规律不受人的主观意志转移；人们能够通过客观程序，获得可靠的、关于这些规律的知识。但苏卡尔说，这是启蒙主义的霸权！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要去改造那些科学家的世界观！

为什么呢？苏卡尔说，二十世纪科学界创造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动摇了机械物理的价值观；科学哲学质疑了物理规律的不可动摇性；女权运动揭示了科学界试图通过规定“客观”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实质目的。于是，他自己要“发明”一种合乎后现代人文学者们意愿的学科：通过讨论量子重力学（一门据称是综合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物理学新分支）的最新发展表明，科学所依赖的时空、几何等根本性的概念框架已成为相对的、可疑的。有了这一观念革命，人们才能对科学界进行“思想改造”，让社会政治运动带给世界“后现代的、解放的科学”。

阿兰·苏卡尔

听起来很有道理是不是？问题是这是苏卡尔的“钓鱼文”。这篇论文发表后三个礼拜，苏卡尔在另一家学术“八卦杂志”上发表“自白书”，坦言自己根本就没有做过这种研究，只是想试验一下由北美最著名的后现代学者把关的文化研究刊物，究竟能不能严肃的判断论文的学术水平。然而它竟然被通过了！还被拿出来做专刊讨论！

从形式上看，苏卡尔的钓鱼文达到了足够发表的重量级。这篇论文引用了从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到德里达、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的219篇文献，有109个注释，“论证”了量子重力学摆脱了“绝对真理”与“客观现实”之类的传统观念束缚，是一门“后现代科学”。它应和了后现代文化理论的重要主张：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客观世界”并不存在，“物理现实”正像社会现实一样，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和语言的建构”，所谓“科学知识”绝无它所自称的“客观品格”，而是产生这种知识的文化中权力关系的产物。

这样的文章当然引起了后现代学者的赞赏。在这些学者看来，文章“探索性和独特性”成为他们不慎通过文章的理由，因为他们愿意相信科学范式的变革有助于“进步的社会政治”。但苏卡尔不能接受这样的“罚酒三杯”，他进一步指出，后现代理论本身是反智的，因为它对于理性主义和唯一的客观现实极度反感，以至于现代科学对混沌理论的探索，被这些人文学者歪曲为“没有客观现实”。进一步的，如果一切都是话语和文本，那么真实世界就是多余的；如果一切都是语言游戏，那么逻辑自恰也不重要了。

面对“苏卡尔骗局”，后现代大师德里达也有些慌张

苏卡尔总结道：后现代学者渴望追逐奇谈怪论，以至于抛弃了逻辑和证据，他们的学术成果更像是随意观察加上随意联系的文字游戏。在科学家对世界的解释越来越强、工程师改造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强时，后现代学者们却一直假想这些人只是“哲学上的低能儿”，对科学的真理陷于盲目的信赖。因此，“这些人的草率思想驱动着他们，让他们对科学范式进行越界的进攻”。

​了解了苏卡尔的这段故事，相信读者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类似“叫停流浪地球”这样的文章能够大行其道了——它符合了一些哲学爱好者对后现代思潮的盲目崇拜。刚刚提到了“间离化”这个词，事实上类似的写作方法常见于后现代哲学理论中。后现代思潮本身内容丰富庞杂，在艺术领域有相当高的价值，这是学界公认的一件事情；不过，如果将这种后现代理论作为基本的世界观，恐怕会把世界变成一个十分古怪、恐怖的地方。

后现代理论的信徒们，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以至于他们对于《流浪地球》的人类主义有着本质的恐惧。对，你没看错，不是民族主义，是人类主义；他们不仅想“卖国”，还想“卖球”。卖国或许是为了利益，卖球显然就不是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信徒们一个典型表现是恐惧一切宏大叙事，他们认为，宏大叙事就意味着无谓的牺牲和少数驱使多数，从而，形成了“法西斯”价值观。

这么一说，你应该就明白为什么有人口口声声说刘慈欣的人类互助是“法西斯”价值观了——他们认为这种带有牺牲和分工的互助本身已经是对人的自主性构成了根本的破坏，更不要提整个世界居然有人需要被牺牲掉。在这些信徒看来，只要出现了牺牲，那么就是不道德的；与其为了35亿人的明天奋斗，不如让人类在互相争斗中迎来一视同仁的毁灭。

这还不算完。后现代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本身仅仅是对现代性做出某种反思，因为狂热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但后现代主义的信徒就厉害了，他们认为轻率的对现代主义的成果做出否定性判断，是摆脱人类灾难的唯一方式。举个例子：“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文化和语言的建构”，这句话明明说的是所有知识都有其局限性，要在其产生的背景中思考，却被后现代信徒们曲解为“所有的建构都是无效的”。

这样一来，后现代主义的信徒们就成为了相对主义的信徒，因此，他们可以在思想的海洋里轻易摆脱自己生而为人的现实，转过去大谈“这么丑恶的人类凭什么需要被拯救”。这就是反权威、反建构的后现代主义给人带来的某种负面影响——培养了一群激进的反智辩士。可以想见，这些辩士在面对一种更多人盲目相信的正确观点，和一种没几个人支持的错误观点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错误观点，因为“错误观点这个称呼是多数人的暴政”。

比如这类神论

以上批评的是那种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信仰的姿势分子，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解构崇高”作为自己的毕生志向。这些人如果穿上了日军军装“解构革命叙事”，就会被当成追捧法西斯的“精日”；如果看《流浪地球》不顺眼，则又会变成一群“反地球人士”。哪里有亚文化，哪里就有这些姿势分子；当亚文化被主流文化包容接受，他们又会不满的离开，继续寻找“反叛的地下组织”。

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网络上的亚文化越来越丰富多彩，但社会现实离“姿势分子”们期望的样子越来越远了；大家在亚文化中抒发了不满、排解了压力，以更好的方式面对生活，以更玩世不恭的方式面对形式主义，但没有人向他们学习，将他们的无政府理想当成怎样一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姿势分子”们要保持自己在智识上的优越感，就要拒绝和大众用一套思维方式思考；又因为后现代思潮有一定程度的反智倾向，“姿势分子”们就会采取反逻辑的方式，用语言游戏嘲讽一切主流的东西。

但无政府主义不能靠冷嘲热讽实现。无政府主义号召消灭政府，后现代思潮则拒绝社会动员，二者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张力：要动员大多数人，自己的优越感就没了；要保持自己的优越感，就得忍受“利维坦对生活的进攻”。因此，在这些姿势分子的身上，后现代哲学和无政府主义同时陷入了困境，他们既不愿意宣传自己的思想，也不愿意躲到无人知晓的地方。两相夹攻，一个“叫停”流浪地球的奇人就出现了。不过，还有不少他这样的人物，潜伏在我们的生活里……

然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叫停”流浪地球的作者既然如此看不上审美能力有限、受意识形态影响较重的传统观众，本来没有必要这样大喊大叫。可他们为什么这次如此愤怒，如此“悲伤”呢？

反过来想，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作者的恐惧了：他受困于自己的“思想”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甚至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话有什么道理，因此极其激烈的“为自己壮胆”。刘慈欣不管是有人文情怀还是没有人文情怀的作品里，统一有一种对于现代生活和技术理性的尊重和崇敬，这让这些“低端人文工作者”、“失业文科生”感到自己的理想被“践踏”了。对他们来说，和科学“神教”开战，甚至比和当代中国、和当今政府开战更迫切，更必要。

怎么评价呢？应该说，看到作者这么“决绝的踏上与利维坦作战的道路”（出自作者友人的评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他掬上一把同情泪。

毕竟，这年头写长篇大论的神经病比“河殇年代”真是少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