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上）

得益于诸多“教科书”性质的学术著作的推广，诸如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林剑鸣（《秦汉史》）、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等名家名作，均持商鞅变法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和秦“抑商”之说，几乎成为战国秦汉史研究的主导性观点，

在此基础上，经诸多“通俗说史者”不求甚解的传播，更在大众之中形成了压倒性的“成见”，甚至衍生出诸多文学想象，比如秦对商业的“制度性歧视”。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一

一个相当基础的问题就是，在《史记》、《商君书》等关于商鞅变法的第一手资料中，根本没有“抑商”之说。

至于秦对商人的“制度性歧视”，又与大商人吕不韦在秦国政坛长期执政，以及秦始皇对乌氏倮、巴寡妇清的非常礼遇等事实产生抵触，更与《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自秦国开始关中商运的发达景象相矛盾。

正是基于这一系列的矛盾，学术界一直有秦“重商”的论断，如瞿兑之（《秦汉史纂》）、何兹全（《秦汉史略》）、翦伯赞（《秦汉史》），都有不同程度的表述。

而王子今在《秦“抑商”辨疑：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刊于《中国史研究》杂志2016年第3期）一文中对该问题的重新讨论，则是当前对秦的“抑商”、“重商”问题辨析的集合之作。

文章梳理了两派学者的观点，并指出需要依据《商君书》文本，对商鞅变法政策设定的出发点予以关注，尤其是“否定事末利”并非“抑商”，其倾向为“限商”而非“抑商”。

另一方面，强调了《史记·货殖列传》中对于关中“富饶”得益于商运的景象，实则始自秦国，而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在秦国的尊崇，实则与“秦风”相关，也就是说，秦人世风，绝不“歧视商人”，反而“尊富”。

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归《商君书》的文本表述，就会发现，在《商君书·去强》中明言：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

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农人、商人、官吏，是国家的三种固定职业，可见，《商君书》一样承认其职责的“不可或缺”，而非要“消灭”其中的一个，而之所以对商人提出限制，则在第二句，即农人少了，商人多了，会导致贵人（官吏+贵族）贫困，商人贫困和农人贫困，等于是”三官“皆贫，国家必然削弱。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其实是一种静态的社会模型，即将三种职业的人群总额想象为“固定值”，”贵人“的数量相对恒定，而农、商的人数则必然此消彼长，而”贵人“的收入来自于”农人“（或称官吏治下百姓），也即得自基于农民人身义务的”直接税“，”农人“减少，其收入减少，”贵人“的收入自然也就减少，而”商人“数量增加，竞争加剧，也一样会陷入贫困，究其症结，就是”商人“过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模型中存在一个逻辑bug，即农民少了，为什么农民会贫困？

这个问题的解答，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复杂的：

上述模型中的”贫“的概念，基于社会角色的”货币化收入“，由于农民与商人在交易行为中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当其农业产出减少时，市场总供给减少，而需求不变，则需求市场价格提升的获利部分，全部被商人”盘剥“，农民反而要面临其他生活需求产品的”提价“，进而被物价”割韭菜“，从而导致贫困。

另一种，则是简单的：

此处的”农“，并非个体的”农户“，而是已经”被偷换概念“的”农人“，通俗地解释，假设单个农户产出为1，100个农户总产出则为100，如果总人数减少到80，则”偷换过概念“的”农人“总产出仅为80，所谓的”贫“，即在于此。

结合上文中”三官“的概括，可以肯定，此处的”农“，只会是第二种简单的解释，这种”整体论“的思维，在先秦诸子的表述中并不少见，简言之，即混淆群体概念与个体概念的区分，把”阶层“、”职业“虚拟人格化。

其实，在当代仍旧有不少人这样思考问题，只不过得益于经济学的发展，我们终于知道，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商品流动的效率提升，一样能够让个体的”农户“收入提升，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进而让”农人“群体收入提升，即”不贫“。

当然，《商君书》不是这么理解”经济“的，它的着眼点，往往是经验化的人性，比如《商君书·算地》说道：

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事处士，则民远而非其上；事勇士，则民竞而轻其禁；技艺之士用，则民剽而易徙；商贾之士佚且利，则民缘而议其上。故五民加于国用，则田荒而兵弱。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资。民资重于身，而偏托势于外。挟重资，归偏家，尧、舜之所难也。故汤、武禁之，则功立而名成。

翻译过来就是重用擅长《诗经》、《尚书》的空谈游说之士，民众就会四处游荡而蔑视本国的君主；重用隐逸的名士，民众就会疏远君主并热衷指斥君主之是非；重用勇士，民众就会争强好胜而无视君主的禁令；手工业者被任用，民众就会轻浮好动且喜欢迁移；商人生活安逸而且坐享暴利，民众就会依附于他们而议论君长。

如果上述五种人被国家重用，田地就会荒芜、军队就会削弱。因为喜欢空谈的人的资本是一张”利口“，隐士的资本在于他的”高志“，勇士的资本在于”勇气“，手工业者的资本在于一双”巧手“，商人的资本在于他”自身“。

这些人以四海为家，资本随身携带，一切靠自己，就要依托外势以变现谋生，如果他们挟带强悍的本事归附私门，哪怕像尧、舜这样的上古圣王也难以治理。故此，商汤和周武王下令禁止这种情况，就能建立功业，显名后世。

这段话，其实信息量很大，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出版）一文中指出：

最后两类人即是工与商，法家和儒家同把他们看作社会上的寄生虫。

儒家如何看待”工商“，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但是，《商君书》中将”禁止五种人“视作汤武旧制，确实非常有意思，至少从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制度体系来看，这”五种人“确实是被牢固地束缚在”国“的范围内的。

而结合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社会管制思维，相对于战国时代关东盛行的解脱人身束缚的”游士“文化，强调对各行业、各阶层的”强“人身束缚的秦制，确实有明显的”复古“意味。

再深入探究以上的讨论和思维方式，”靠谁吃饭“，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因为”五种人“都是”靠自己吃饭“的，就是国家和制度的隐患，看重他们，就会导致国家和君主的权威削弱，那么，就会导出两个选择：

1，消灭这”五种人“；

2，让这”五种人“靠君主吃饭。

这就涉及到前文中”禁“的概念，是”禁止“还是”控制“？

从《商君书·算地》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

夫刑者，所以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

以刑罚“禁邪”，“禁止”的是“邪路”，也就是“游离”、“自由”，“农商官”三个职业的社会职能，根本不可能被禁止，只是要“控制”在君主手中，让他们“固定”在秦制之下，各安其位。

这一点， 祝中熹在《秦史求知录》中早已指出：

细审《商君书》诸篇，有些主张目的在于抑制商贾势力的膨胀……但均未超越危及商业生存的底线。

简言之，商鞅变法从未以“消灭工商”作为目标，对商人群体的“抑制”，与其说是对这个社会角色的“歧视”，毋宁说是对其“体制破坏力”的恐惧，秦制对于商业的约束，更是寻求“管制”和“削弱”的过程。

通俗地说，你必须“被管起来”。

二

《商君书》中，提出具体的“抑商”措施的，只有《垦令》一篇：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不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 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对于这五条，郑良树在《商鞅及其学派》一书中简单总结为：

第一，商人不得卖粮；

第二，提高酒肉价格；

第三，废除旅馆经营；

第四，加重商品销售税；

第五，商家奴仆必须服役。

这之中，第四条的翻译并不准确，关和市，实属两个税种，前者为“过境税”，后者为“市场交易税”，征收的原则不同，结果倒是一样，即交易成本提升，只能在销售价格上转嫁给农民，则使农民对商人不信任。

不过无论如何，《商君书》确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抑商”措施，虽然是与对“高爵”、“官吏”和“游士”同列，至少说明曾经有这么回事的理论探讨。

不过，这是不是说明商鞅变法就已经施行了这些政策呢？

答案是否定的。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中有如下记载：

廿五年閏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相邦：民或棄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婦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來，叚（假）門逆呂（旅），贅壻後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後，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慮贅壻某叟之乃（仍）孫。魏户律

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告将军：叚（假）门逆旅，赘壻后父，或率民不作，不治室屋，寡人弗欲，且杀之，不忍其宗族昆弟。今遣从军，将军勿恤视。享（烹）牛食士，赐之参饭而勿鼠（予）殽。攻城用其不足，将军以堙豪（壕）。魏奔命律

这是两条被秦人沿用的魏国法律，一条是“魏户律”，一条是“魏奔命律”，颁布时间应为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此后被录入秦律沿用，也就意味着秦国律令，此前并没有类似的规定，所以在这之后，照搬了这两条“魏律”，一直沿用到身为秦吏的墓主人死去，一并带入了墓中。

换句话说，相关规定，在商鞅变法（前356年—前338年）到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前252年）之间的100年间，在秦律中并不存在，或要“轻”得多。

“魏户律”的条文翻译过来就是，百姓有离开里邑居住郊野的，这也说明魏国的户口管理也是基于“邑”的聚落，“邑”之外即“野”，也就是“脱籍”，而入人孤寡和徼人妇女，意思是男子入居孤寡之家和谋求人家的女性成员，对应的抛弃自己的“本户”而进入他人之户，即“后父”、“赘婿”。这些行为并非国家的旧例。

所以，自今以后，“叚（假）门逆吕（旅）”和“赘婿后父”，都要在户籍上予以惩罚，不允许其单独立户，也不授予田宅， 子孙三代之内禁止入仕，直到三代之后才允许为官，并且还要在其户籍上标明，“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仍孙”。

在“魏奔命律”中的条文则对上述“歧视”的理由说得很清楚，翻译过来就是：

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在百姓中带头不耕种劳作，不修治家室的，寡人（魏王）实在看不上，要把他们都杀了，又顾虑他们的宗族兄弟，所以，把他们派到军前，将军不必怜惜他们，杀牛飨士的时候，给他们三分之一的饭吃就够了，不要给他们肉吃，攻城的时候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哪怕是填城壕也行。

这两条律文结合在一起看，有巨大的信息含量。

先解释下，“魏户律”中所谓的“仍孙”，乃“七世孙”，见《尔雅·释亲》：

己之子为子，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晜孙，晜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云孙之子为耳孙。

也就是说，上述人群，三代内不得为吏，七代内必须在户籍标明为“赘婿”之后。

由于其余几个身份，也是律文规定的并列主语，也就说，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都是一样的待遇：

1，不许“立户”，不授予田宅，也就是说，“立户”=“授予田宅”；

2，三代不得入仕；

3，七代内要在户籍内表明祖先“特殊身份”。

4，战争动员后，即发“奔命”时，要入军中成为“待遇缩水”、“送死优先”的军人。

学术界对于“赘婿后父”的指代对象，争论不多，“叚（假）门逆吕（旅）”却有着诸多的解释，有解为“商贾、旅馆”的，也有解为“在旅馆借居的游民”，还有解为“里闾外居住的游民”的，各种观点各有依据。

三解个人倾向于简牍整理小组最初的解释，即叚（假）门=商贾之家，逆吕（旅）=私营旅馆。

主要根据是《汉书·爰盎晁错传》的记载：

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

“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

这个格式为《汉书》照录的晁错对策原文，具有相当高的可信性，因为晁错对策的时代距离秦朝不远，对策的对象是汉文帝，不谈细节只谈原则也就罢了，如果关于秦朝制度的细节描述不实，就属于典型的自讨苦吃。

也就是说，秦朝发“谪”，第一顺位的是“有罪吏”，紧跟着就是“赘婿”和“贾人”，之后是本人“曾经有‘市籍’者”，再往后是父母、祖父母曾有“市籍”者。这当然是秦国和秦朝对“商人”施行身份歧视的证据，但如果只认识到这一步， 这书就白看了。

“赘婿”和“贾人”作为没有违法的“良民”，在法律地位上只比“犯法吏”高一点，两者的同列，也就意味着，叚（假）门=贾门=贾人的可能性极大，再结合《商君书·垦令》中的说法，“废逆旅”、“商贾少”是同等概念下的“好事”，也在侧面印证“叚（假）门逆吕（旅）”并称的合理性。

而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就是《商君书》中很多议论性的篇目可能确实代表着商鞅的思想和目标，却不代表商鞅变法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说”和“做”是两码事儿。

当然，像《境内》这种制度性描述，而非《垦令》中“如果这样做，则‘草必垦’”的句式，则更具现实意义。

所以，“魏户律”和“魏奔命律”的条文，至少告诉我们，在商鞅变法后的100年间，秦国对贾人的管理，并没有达到如上的严苛，更没有达到《商君书·垦令》中期望的“完美形态”。

但是在秦昭襄王五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睡虎地秦墓墓主死去），上述律文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法律，通行于秦国、秦朝，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着“秦制”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而是不断吸收关东六国“管理创新手段”的动态体制。

三

要理解秦汉的“商业”地位，就必须搞清楚几个概念，包括“商贾”、“贾人”、“市”、“市籍”，前文中，我们浅尝辄止地谈及了秦律自“魏户律”、“魏奔命律”中可能继承了对“贾人”、“逆旅”的身份歧视，而这种“歧视”并非始自商鞅变法，而是“东风西渐”的结果。

那么， 在商鞅变法前后，秦国的商业发展是一个什么状态？

相关的资料有限，描述的景象，却与我们基于《商君书》的议论而想象出的“抑商”景象大不相同。

秦献公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

这个“市”的初设，不是说秦国之前没有商品经济，而是说“东方意义”上的由政府管理、控制下的市场，不存在，所以才要初设。

秦献公十年（前375年），“为户籍相伍”。

又是一个初创，在此之前，秦国并没有施行“什伍”编户的户籍制度，等到这位在魏国流亡多年的落魄公子回国后，才终于从关东国家学到了这一套。

而“编户齐民”恰恰是由“封建国家”向“吏治国家”迈进的重要里程碑，即国家管理制度的变革，所以何炳棣先生才提出了“秦献公改革强秦”的观点。

“市”的设立，发挥的作用类似，即将整个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纳入控制范围，核心点即在于“控制”。

正如《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所描述的：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核心问题即“君废法、臣服私”，也就是主弱臣强，而秦献公终结了秦国长期的内乱之后，开始与“臣”争权，整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才算基本完成任务。

这之中，对于商业利益的争夺，正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秦国商业过于落后，恰恰相反， 秦国一直存在着区域商业中心。

见《史记·货殖列传》：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卻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秦文公、秦德公的国都雍城，地处要冲，恰能沟通陇西和巴蜀的特产，因而“多贾”，也就是商人众多。

秦献公迁都栎阳，北通戎狄、东通三晋，所以也有很多“大贾”，也就是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定都咸阳，后被汉朝继承为首都，长安及诸陵县属于四方辐辏之地，交通枢纽，地方小而人口多，所以，当地百姓更积极参与末业的经营。

这段记载中，特别强调了雍城、栎阳“多贾”、“多大贾”，时间均在商鞅变法之前，而商鞅变法之后，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的存在就不多说了，只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说：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珠玉、美人、良马、金锡、丹青、首饰、绢缯、锦绣，全部来自于秦国之外，其来源自然只能是通商交流，从结果上看，至少在秦始皇刚刚拿下吕不韦的时代，秦国的商业交流仍然异常活跃。

过往的讨论，往往将商鞅变法和吕不韦下台作为秦国前后两个“商业繁荣时代”的断限节点：

即自秦文公至商鞅变法之间，秦国的商业活跃，之后施行了严厉的“重农抑商政策”（依据是《商君书》的相关言论），沉重打击了商业和商人。

直到大商人吕不韦执政，又开始了放宽政策（依据是《吕氏春秋》的相关言论），秦国的商业和商人再次活跃。

等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贾人”南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农抑商”时期。

借此解释《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与其“重农抑商”论断的矛盾，而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

因为商鞅变法的举措，根本不存在什么“转折点”，见《史记·商君列传》对其改革措施的记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这些政策之中，与商贾有关的，仅有两处：

1，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2，平斗桶权衡丈尺。

后者统一度量衡，一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分歧在于前者的断句究竟是对商业有利还是有害。

过往常为“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也就是说，“事末利者”与“怠而贫者”是并列关系，然而，“事末利”应该与前句“僇力本业”的作用相同，属于行为描述，而非指代人群的名词主语。

即“事末利及怠”+“而贫者”，翻译过来就是，因从事“末业”以及因“怠惰”而致贫的人。

对此，《史记·索隐》的注释是：

怠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特重於古也。

也就是说，《周礼》中对于“怠而贫者”本身就有收入官奴婢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贫民”，因为你穷，官府就有天然的“权力”把你全家都贬为官奴。

而所谓的“怠惰”，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逻辑参见《韩非子·显学》：

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却受穷的人，要么是奢侈，要么就是懒惰，“事末利”自然是“求侈”，而怠、惰本来就是一回事。

总结一下，你可以“事末利”，但是你不能穷。

事实上，秦律中明确有对“贫民收孥”的条款，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可(何)谓人貉？谓人貉者，其子入养主之谓也。不入养主，当收；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畀其主。

人貉，其实就是贫穷的“非人”，他的儿子没有资格继续做自由民，必须去给人做奴隶奉养主人，否则会被没为官奴隶；不去奉养主人而能给国家纳粮，可以不没为官奴隶，只将其交给主人。（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P19~20。）

“贫穷”是一种可量化的状态，“事末利”是一种职业、一种行为，除非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彻底消灭整个私营商业，全部由官营包办，但是这个推导，又与秦代简牍的实际案例抵触（见下文）。

那么，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把存量的所有“职业贾人”（事末利者）全部收孥抓捕，此后，秦国再无“职业贾人”；另一种是自始至终就没有过“收孥事末利者”的时代。

四

不过，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影响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社会，处于一种“全民经商”、“万众发财”的“求利”躁动之中。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放马滩秦简中，保存了一种特殊的文书，名为《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流行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一种用于推择时日、预测吉凶的日常生产、生活手册，其功用，通俗地说，类似于今天的“黄历”。

一个非常颠覆常识的事实是，这本“黄历”中的记载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往想象的图景，那就是秦国的商品货币关系相当活跃，根本不是什么“万籁俱寂”的图景。（见施伟青《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商品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在《日书》中商品多称为“货”、“材”、“资货”：

结，是胃（谓）利以出货，不可以入。

房，……出入货及祠，吉。

[轸]，……可入货。

货门，……入货吉

亢，……可入货。

氐，……出入[货]，吉。

阴日，……入材，大吉。

作阴之日，利以入（纳）室，必入资货。

除了以上为例的大量关于财产出入的记录之外，《日书》还有专章详细记载买卖奴隶、猪、狗、牛、马、羊、鸡的吉日和忌日，还有买蚕、卖蚕的吉日。

也就是说，在秦人的世界里，“买卖”、“贾市”是日常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比如：

须女，祠、贾市 、取(娶)妻，吉。

卯(昴)，……贾市，吉。

市良日，戊寅、戊辰 、戊申戍，利初市，吉。

斗，利祠及行贾、贾市，吉。

至于更直白的，则是获得“金钱”，比如：

金钱良日。

凡人有恶梦，觉而择（释）之，西北乡（向），择（释）发而驷（呬，音xi），祝曰:`纟皋（皋），敢告（尔）宛奇，某有恶梦，老来◆之，宛奇强饮食，赐某大（富），不钱则布，不（茧）则絮。

以上的记载，很清晰地展示了秦人的价值观，绝非提着人头满世界乱砍或是只知道低头躬耕的“愚戆”之人，反而是对金钱、财富无比渴求的“趋利之民”，甚至于做了噩梦后，祝祷的“吉利话”都是给我“财富”，要么就是钱，要么就是布，要么就是蚕茧，要么就是绵絮。

更有趣的精神世界，在《生子》篇，对于后人的期待中，也有所展现：

戊戍生子，好田野、邑屋。

庚寅生子，……男好衣佩而贵。

壬辰生子，武而好衣剑。

按照“利出一孔”的理解，秦人应该都“好”爵位，“好”田宅，“好”贵，而非“好”富，可在《日书》中，却复杂得多，还有“好女子”、“好家室”以及“好乐”等等，还有更详细的对未来的预测：

辛巳生子，吉而富。

乙未生子，有疾，少孤，后富。

丙午生子，耆（嗜）酉（酒）而疾，后富。

宇多于西南之西，富。

宇多于东南，富。

井当户牖间，富。

这里的预测依据很多，有生孩子的时间，有盖房子的户型，乃至于井的位置，都指向了一个期望，就是“富”，而《日书》中其他的记载也说明，在秦人的意识里，富和贵，并不是一回事：

云门，其主必富三渫（世），八岁更，利毋（无）爵者。

凡宇最邦之高，贵贫。

前一个说到的是一家子可以富“三代”，还要利于无爵者，也就意味着秦国哪怕无爵也能富过三代，有点反商鞅的意思，而贵贫，是说身份高贵却贫穷，也让所谓的爵赏相称，成了笑话了。

恰恰是这样的秦国制度，才能与秦简中比比皆是的以金、钱“罚赀”、“赎刑”的律条相匹配，正是社会生活的商业化、货币化程度极高，才能让秦国治下的百姓和官府，有足够的货币财富来“润滑”整个以金钱计价的行政管理体系。

这方面的律条和讨论，在前文中三解已经提及过多次，此处就不再赘述，回归到秦国商业的问题上，一条对于秦国“贾人”来源的关键记载，也在《日书》之中：

庚寅生子，女为贾。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庚寅日生孩子，如果是女孩，就会做“贾人”，也就意味着秦国的“贾人”并非职业家族世袭，而是编户良民的子女也能做的，这样，上文中《日书》中提到的“行贾”、“贾市”也就无比清晰。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编户民都可以从事“贾人”的活动，而不存在一个特殊的“贾人”阶层，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市籍”。

这个事实，《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中记录的两个案例足可作为旁证：

一个被整理者命名为《芮盗卖公列地案》；

一个被命名为《识劫□（左女右冤）案》。

这两份卷宗都非常长，案情也比较复杂，就不全文引述了，《芮盗卖公列地案》的大概情况是：

“芮”（人名，爵位：公卒）将其与“材”（人名，爵位：大夫）非法占有市场中的棺列，私自卖与“方”（人名，爵位：士伍），后因反悔而发生官司。

《识劫□（左女右冤，下文以冤代）案》的大概情况是：

“冤”（人名，女性）是“沛”（人名，爵位：大夫）之免妾，生四子后，沛向乡人宣称“冤”是其后妻，却没有办户籍变更手续，在“沛”死后，“冤”之子继承户主和爵位，由“冤”做监护人并替儿子申报了财产，缴纳赀税。

不想，“沛”曾借出68300钱和布肆、舍客室各1处，“冤”不知情，申报时漏报，“识”（人名，爵位：公士）敲诈“冤”必须把布肆、舍客室给他，否则便揭发她，“冤”就范转交后，又告发“识”敲诈。

这两个案件中，“冤”的亡夫“沛”为大夫爵，“材”也为大夫爵，“沛”生前拥有布肆和舍客室，也就是布店1间和旅店1间，并曾赠予“识”20亩稻田和牛马，而“材”则与“芮”共盖“棺列”也就是棺材铺，同时，“材”和“芮”的妻子都已经领受了“棺列”，也就是说，“材”家庭名下有一个棺材铺。

“沛”和“材”均为户主，且有大夫爵位，可以肯定是编户民，却在“市”中拥有店铺做买卖。

此外，这两个案例中还透露出一系列的信息：

1，市场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以可以任意征用剥夺“市列”的土地，而“材”申请商铺土地的时候，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为“受”，类似于编户民的“受田”，这个“受”还有资格限制，“隶臣”也即男奴不得拥有；

2，“受”列之后，不得重复受同一行当的“列地”，而且是以家庭为单位，不允许重复授予，但“冤”家可以拥有两个店铺，说明不同行业可以同时授予；

3，“受”列之后，商铺用地可以转赠，也可以转卖，只是价格要由政府部门“市曹”给出市场参考价；

4，政府对市列规划有明确的规定，会画出不同区域供不同行业集中管理。

也就是说，“市”是由政府集中管理、规划的“商业区”，整齐划一地排列行业店铺，而对应的所有者，却不是“有市籍”的贾人，推而广之，秦国的“市”的经营交易，从来不是“贾人”垄断的地盘。

不仅如此，在秦简所见的商业交易法规和司法案例中，很难找到“贾人”、“市籍”的蛛丝马迹，结合上文的事实可知，最大的可能就是，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根本没有“市籍”，也没有专职的“贾人”阶层，秦人都可以“行贾”和“贾市”。

五

真正搅乱我们认知的是，大量存在“贾人”和“市籍”的记载的是西汉时代的史料，所以有不少研究者想当然地依据“汉承秦制”，想象回溯秦代、秦国也是一样的制度。

过往，学界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秦汉“市籍”是覆盖所有“商人”群体的户籍类型，比如朱绍侯和陆建伟都认为是针对“所有”商人，“市籍”代表着在“市”中的交易资格，没有“市籍”的人也就没有交易的资格，甚至推而广之，认为商人的“市籍”与平民的“户籍”一样，是集中居住、集中管理的依据。

即“事末利者”=“有市籍者”。

然而，无论是上文中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收录的发生在秦王政十八年的《识劫□（左女右冤）案》，还是《史记·平准书》的记载都明显与此结论相抵牾：

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

《汉书·武帝纪》“初算缗钱”条下也有注释提及：

臣瓒曰：《茂陵书》：诸贾人末作贳贷，置居邑储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

翻译大义是，在“算缗令”施行之前，“贾人”是要缴纳“缗钱”的，所以沿袭不变，只是其他从事“商业活动”的“诸贾人”，具体来说，就是含几类人，“末作”是手工生产商，“贳贷”是借贷钱财取息的金融商人，“卖买”就是流通中间商，而“居邑稽诸物”则是囤积商品的批发商，所谓“居邑”则是编户齐民才居住在“邑里”中，“市井之人”则专指“市籍”家庭。

以上这些人以及因商获利的人，哪怕没有“市籍”，也要向官府申报货物资财，缴纳相应的“缗钱”。

《平准书》后面又强调了“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不得“籍名田”，也就是不得按律授予占有田宅，既然贾人中存在“有市籍者”，也就意味着存在“无市籍者”，而“算缗令”只是规定了“商业行为”需要缴纳缗钱，却并未强制其转入“市籍”，也就意味着，这种“田宅歧视”仍旧只针对汉帝国从事商业行为的群体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综合起来讨论，也就意味着，在汉武帝“算缗令”下之前，从事商业行为的有两个群体：

1，“贾人”有市籍者；

2，“贾人”无市籍者；

梳理一下文字，结论是：

1+2=汉武帝“算缗令”下之后财政意义上的“贾人”；

1=汉代法律意义上的“贾人”。

也就是说，在汉朝的制度体系下，“市籍”也不意味着交易许可，“良民”或者说“编户民”一样具有进行商业交易行为的权利。

那么，汉代的“市籍”作用是什么？它又是何时出现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归“贾人”词汇的本义，因为在先秦语境下，“贾人”与“商人”实为两个职能群体，见《说文·贝部》：

贾，贾市也。从贝襾声。一曰坐卖售也。

“坐卖售”的意思即在市场中从事交易的“坐商”，另见郑玄注《周礼·天官·太宰》“六曰商贾，阜商货贿”条：

通物曰商，居卖物曰贾。

也就是说，走南闯北互通有无的“行商”在先秦称“商”，在市场中固定交易的“坐商”在先秦称“贾”，而《商君书·垦令》中说到的“重关市之赋”恰恰是分别取自“商”和“贾”。

进入秦汉语境，“贾人”不再仅限于“坐商”，也有“行贾”之说，但是“市籍”既然是一个户籍门类，在编户齐民体制的前提下，本质上，必然有一个“地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户籍所在地”，这也是一切管理的基础。

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简牍中有齐国法律《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五《市法》，其中提到：

2441……利之市必居邑（守·五）

2066……□也市啬夫使不能独利市邑啬夫……（守·五）

2353……□职于肆列间（守·五）

大义是，市场经营者必须集中居住在“邑”中，而“市”是和“邑”并列的经营区域，由市啬夫管理，邑，由邑啬夫管理，做买卖的地方在“市”的“肆列”之间。

非常有意思的是，“邑”、“市”、“啬夫”、“肆列”，都是秦汉简牍中常见的名词，可见，战国时代的秦律并不是什么“发明创造”，列国都有类似的东西，只是看有没有保存下来罢了。

如果上溯制度根源，到周代的“四民聚居”，这一套体系就更是渊远流长，而其管理的细节，列国也更是大同小异，无非是居住地管理和经营地管理两种，不过相对于《齐市法》，已知的秦律和汉律并未见到对商人居住地管理的条文，而主要是在“市”的交易行为的规范。

据《秦律十八种·金布律》：

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

这里最有价值的是“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也就是市场上的经营者，在商铺从事“贾市”业务的人和官府派出的“吏”，市场的基层管理者则是列、伍长。

某些论著中，即将“贾市居列者”中的“贾”当做“贾人”讲，进而引申秦国已有专门的“贾人”。

根据《秦律十八种·关市律》：

为作务及官府市，受钱必辄入其钱詬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一甲。

可知，秦的官营“作务”也就是手工业制品变现，即为“官府市”，就是在“市”上卖东西，要求收钱必须投入钱罐中，必须由“市者”看着投进去，否则要罚一副铠甲。

这里的“市者”的“市”当买卖交易讲，就是个动词，也就是买官府产品的客户，而当名词讲，就是市场的工作人员。

另见岳麓书院藏秦简《金布律》：

金布律曰：官府为作务市，受钱及受赍租、质它稍入钱，皆官为詬，谨为缿空，耍毋令钱能出，以今若丞印封詬而入，与入钱者叁辨券之，辄入钱詬中，令入钱者见其入。月壹榆缿钱，及上券中辨其县廷；月未尽而詬盈者，辄榆之。不如律，赀一甲。

此处的律文说明，“令入钱者见其入”，也就是“买官府商品的客户”看着钱投进钱罐里，说明，这里的“市”当“买卖交易”的动词讲，也就意味着“贾市”本身就是一个动词，也就是“到市场上交易”的意思，而非“贾人市”，所以“贾市居列者”本身并不能等于“贾人”，而是在“市场上有店铺、摊位的坐商”。

这条律文同时解释了上面《金布律》中“官府之吏”在市场上怎么经营的问题，另据汉初的《二年律令·□市律》：

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赃）为盗，没入其所贩卖及买钱县官，夺之列。列长、伍人弗告，罚金各一斤。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

明确区分了列长和伍人是两个职务，上面还有啬夫，以及吏主者，基本上可以视同于编户齐民管理中的里正和伍老，乡啬夫等管理序列，也就是说，市列的组织，是与编户齐民一样严密的。

而从其他材料来看，秦汉的“市”实际上受双重管理，一套是市啬夫系统，一套是亭长系统，前者追缴租课，后者负责治安和交易纠纷，乃至于收取大宗交易的“质钱”抵押等等。

而律文中的违法行为，则是“市贩”偷偷隐藏了交易，不申报“市租”，其罪行等同于“盗”罪，要处以没收贩卖货物及交易收入的惩罚，并要夺其“列”，可谓重罚了。

这种规定，也可见秦汉财政管理的一个常态思维，即为了节约管理成本，允许你“自占”，可却依托“什伍编民”的基层组织编织“告密网”，并进行严厉的连坐，如果揭发出犯罪事实，官府财政所得将远超法律规定的“租”，可谓稳赚不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