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飞：产业升级与下一个40年

文 | 陈达飞（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

过去讲可贸易品和不可贸易品时，往往把第二产业作为可贸易的部门，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作为不可贸易部门，这种对应关系再过去基本正确，但现在和未来却基本错误。

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损失，就像刚才奚老师讲的，统计中是按照企业性质来划分的，制造业的贸易额统统划分到商品贸易，所以，这是一个概念划分和统计的问题。我想把制造和服务融合一下，从更大的背景下理解我国国内的产业结构以及制造业相对的比较优势和服务业的比较劣势如何形成的。

开放的视角和全球视野很重要。这张图时间序列比较了近200年来全球化的情况，数值越大代表全球化阶段，往下是逆全球化阶段。一战以前有50年的时间是全球化时代，二战之后到现在也是一个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70年代出现了一些波折，80年代后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我们把焦点放在80年代到2008年这段时间全球化的进程上，内容上，它和70年代完全不同。2008年之后出现了逆全球化，如果仅仅从商品和服务的贸易规模以及资本流动的规模来看，逆全球化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

要理解中国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快速的崛起以及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必须要理解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这里和70年代之前相比，最大的一点不同是资本的自由度的显著提升。

在布雷顿森林时代，资本跨境流动受到限制。布雷顿本质上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因为只要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资本账户是完全自由的一种兑换，汇率的稳定很难保证，那是通过牺牲资本的自由流动来稳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吸取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教训。为了不想在二战之后出现这种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后布雷顿体系是浮动汇率制，资本账户可以自由流动了，自由流动是指除了证券账户购买金融资产，更大的是跨境直接投资FDI。

二战后，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格局可被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1973年为布雷顿森林体系1.0时期，政经格局为两极对立，彼此孤立，西方阵营内部实行金汇兑本位+固定汇率+自由贸易+资本管制的组合制度，跨境资本流动规模较小，与贸易的波动基本一致，且主要发生在西方阵营。1960年，99%的FDI流向了发达国家（迪肯，2009，p.50）。

第二阶段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0时代，成型于80年代初期，此前为过渡阶段。本阶段的特征是：美元本位+浮动汇率+自由贸易+金融自由化。全球分工的特点是横向和纵向一体化并重，且后者居于主导地位，这使得价值链贸易逐渐成为主导形式。而这又是伴随着跨境直接投资的兴起而形成的。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刺激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支持下，80年代开始，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快速膨胀，规模和增速都数倍于贸易。并且，不再局限于发达国家。1991年苏联解体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两个重要节点，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达到高光时刻。

第三阶段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意义。全球FDI流量虽然在2015年创下新高，但其相对于GDP的比重却在下降。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时期，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全球跨境资本流动，尤其是中美之间的金融往来再度收缩。拜登上台会重塑美国外交关系，但难改世界经济三足鼎立格局。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极和亚洲价值链中心国的地位还会进一步强化。

中国的开放，最早就是对FDI的开放。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内消费市场逐渐对外资开放，出口加工业在进出口贸易中发挥的作用不断提升，其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在90年代末超过50%。这是90年代初中国贸易总额占GDP比重出现第一个峰值的主要解释。另一方面，90年代初开始，FDI加速流入，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逐渐发挥主导作用，占比在2005年达到60%，中国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触及64%的峰值。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本土企业的崛起和进口替代的推动，国内附加值占比开始提升，外商投资企业和出口加工业的比重虽持续下滑，但仍举足轻重。

在工业企业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利润份额和就业岗位等方面占比约20%，但在不同行业有显著差异。

就资产规模而言，截止到2019年，占比已经下降至19%，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占比仍超过40%，造纸和纸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食品制造业占比超过30%；

主营业务收入方面，整体份额22%，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占比为55%，2013年以前超过70%；

净利润方面，占比25%，其中汽车业持续位于50%以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占比也接近50%；

就业方面，整体占比23%，ICT行业贡献率仍然超过50%。

但是，我国的出口规模较高的行业，产业链上游对外的依赖度也较高。当某一个产业的外部增加值占比很高，就说明我们对外部的依赖度高。

电子运输设备产业和牛老师讲的行业特征是一致的，实际上这块对外依赖度高的地方都偏中上游，技术复杂度比较高的行业，也是未来所谓“专精特新”产业升级的方向。

再从专利申请数量来看，可以看到排名第一个基本是美日；排名第二只有一个运输设备是中国；排名第三的电子、软件IT服务是中国，排名第三是德国。

从这个图上可以读到很多东西，特朗普在位的时候是双边贸易协定，他想封锁中国，封的不严，因为可以通过日本、德国去绕开。拜登上任以后，通过民主联盟的形式搞“合纵连横”，我们就会很难过。 

大家都清楚，我们是进出口大国，也是制造业的优势国家，但是服务业上确实比较落后、比较弱，从鲍莫尔产业结构互补性的角度来看，到目前已经掣肘了制造业的升级，同时也掣肘了对外的制造业投资。从“一带一路”的实施效果，包括对微观企业的一些调查来看，更多是因为服务业上的受限，才使得在制造业出海过程当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制造崛起的逻辑去理解中国的服务业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因为我们服务业开放度很低，没有鲇鱼效应，没有与竞争者为伍。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限制指数比较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限制指数都是比较高的，而且明显高于其他的先发国家。

在第三产业内部，像媒体、金融服务业、法律、咨询这些限制指数最高，我们自己在金融行业也清楚，过去一直提的概念是航母级券商，国内投行和华尔街的投行去PK，行不行？中国的企业到华尔街去融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外资投行。

最后用一句话来总结：过去40年我们是外循环带动内循环，下一个40年，要强调双循环的良性互补，来推动制造升级、消费升级，实现共同富裕。

谢谢大家！

（注 | 本文为作者在第177期【鸿儒论道】的评议，经本人审阅 ）

（来源：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