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最好的出路是到迪拜当工程师，但是比较之后发现来义乌做生意能赚更多钱

来源：一席

温美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我研究的这些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的时间最长的已经有二十几年了，生意做得很好，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已经可以用很熟练的义乌话和当地人交流。来到中国时间最短的只有几天，他们不知道做什么生意，只是漫无目的地来到中国，希望寻找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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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地方，大市场

2022.03.12 杭州

大家好，我叫温美珍，是一名人类学者，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义乌阿拉伯商人的研究。

我做这个研究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刚开始我想做广州非洲人的研究，但是当时我的硕士导师跟我说，研究广州的人太多了，你去义乌看一看，那里也有很多非洲人。2015年底我就到义乌开始做调查。

我是温州人，有很多亲戚朋友在义乌做生意。我到义乌之后，他们告诉我义乌没有那么多非洲人，更多的是阿拉伯人。我的一个叔叔已经在义乌做了十几年的包装盒生意，他说你不信的话我就带你去商贸区看一看，看了你就知道了。

到了商贸区之后，我就发现这里真的充满了阿拉伯风情。商贸区里所有饭馆都有阿拉伯语招牌，咖啡馆里也坐满了正在吸水烟的阿拉伯商人，甚至连面包车上的广告都有阿拉伯语翻译。

出于一个研究者的敏感，我就把研究对象换成了阿拉伯商人。然后我就跟我叔叔说，你帮我找一个阿拉伯人的公司上班吧，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生意的，还有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

通过层层介绍，我就到了当时的埃及商会会长萨米尔先生的公司。萨米尔已经来中国很多年了，在义乌的三挺路租了一个四室一厅的房子做办公室。

▲ 萨米尔

在萨米尔的公司上班之后，刚开始我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任何跟生意有关的事情，萨米尔给我安排的唯一工作就是每天帮他泡一杯阿拉伯红茶。

泡这杯红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萨米尔的要求很严格，首先时间必须是早上7:30，开水烧开之后要静置3分钟，糖不能加多也不能加少，必须是1又1/3勺，加糖之后要顺时针搅10下。完成这一整套步骤之后才能把茶端给他。

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平时没有任何人聊天。我刚去的时候有很强的交流欲望，会问很多问题，但他们永远都回答说不知道。过了几天我才发现，这是因为萨米尔在每个办公桌的上方都装了一个摄像头，他随时可以看到员工有没有在认真工作，一旦发现有人聊天就会把他叫到办公室训一顿。

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了十几天后，有一天萨米尔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说，你的红茶泡得很好，人也比较听话，现在你可以学着做生意了。首先你要懂得怎么去市场找货，一个阿拉伯商人要想在义乌市场上立足，把生意做起来，就必须学会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里找到自己需要的货。

义乌总共有超过210万种不同品类的小商品，可能我们对21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这是我叔叔的店，只有6平方米，在这个小店铺里就有超过300种不同的包装盒样品。

这是义乌的冰箱贴，各式各样的图案都有，我们到世界各地旅行带回来的冰箱贴很可能就出自义乌。

▲ 黎瑾/摄

小到针头线脑、五金卫浴，大到大型机械，在义乌的市场上可以找到几乎所有你想要的商品，它被称为“365天的广交会”。广州的广交会一年只举行两次，但义乌的市场相当于每天都在举行商品交易会。

很多阿拉伯商人就是通过广交会来到义乌的，萨米尔就是。他是一名退伍军人，以前在埃及的一家石油公司打工，帮公司到中国来采购。到中国之后他发现，在中国市场上只卖1块钱的东西，到了埃及要花10块钱才能买到，中间有9块钱的差价，利润非常高。所以他就决定不替别人打工了，自己到中国来做生意。

还有一些人是从新疆追货到了义乌。很早就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商人到新疆买货，到了新疆之后他们发现周边并没有工厂，真正的货源地是义乌，所以就到了义乌。

萨米尔和从新疆来的商人都不是最早来义乌的，最早的一批阿拉伯商人是四个也门留学生。我们跟阿拉伯国家很早就有教育合作项目，双方互派留学生，这四个留学生在中国博士毕业之后没有回国，而是留下来做了商人。

在我访谈的100多个阿拉伯商人中，有12个是博士毕业或者在读。他们很爱给自己取中国名字，其中很多都带有“龙”字。他们有了这么高的学历，为什么还愿意到义乌来当商人呢？还是因为小商品给他们带来的高利润。

▲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里的留学生

这些留学生来中国学的都是农学、医学、信息工程之类的应用型专业，毕业之后最好的出路是到迪拜、沙特、卡塔尔这些富裕地区当医生或者工程师。但是他们比较了之后发现来义乌做生意能赚更多的钱。

在我2016年调查的时候，义乌有6000多个阿拉伯商人——这是指那些已经在义乌居住了6个月以上的，实际数量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因为很多人都一直处于流动状态，短期逗留的人是不在这个统计数据之内的。

很多长期住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人会从当地房东手里租房子，和房东住在一起。他们没有聚居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地和当地人杂居在一起，生活当中跟义乌本地人的接触非常多。

平时他们会花很多时间跑市场，把这当成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我认识一个做布料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他在市场上只要拎起一条裤子就能知道是什么布料，成本大概多少。在我在做调查的时候，每次只要一穿新衣服，他就会告诉我说，你这件成本价可能就 30 块钱。

还有一个做五金生意的，他把一个不锈钢的碗拿在手里掂量一下，马上就能知道用了多少料，合不合格。

他们就是通过跑市场把自己训练成了很专业的商人。这一点和欧美采购商很不一样，他们喜欢把单子下给外贸公司，让外贸公司去市场帮他们采购。

义乌的市场也很适合这些阿拉伯商人去跑。义乌的商铺都集中在国际商贸城里，这是一个五栋连体的建筑，里面有超过 7 万个店铺。如果想要把所有店铺逛完，哪怕在每个店铺只停留一分钟，也需要花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 义乌国际商贸城

阿拉伯商人几乎每天都往这个市场跑，他们会从早上市场开门一直跑到关门为止，中午也不吃饭。我刚开始跟他们跑的时候，每天晚上回家都会脚抽筋。

阿拉伯商人爱这个市场，这个市场更爱阿拉伯商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国内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无论是无锡、镇江还是远在黑龙江的佳木斯，都有了类似的小商品市场。很多中国内地的客户不愿意再到义乌来，而是就在本地买货，所以当时义乌的卖家急需拓宽海外市场。

阿拉伯商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义乌市场的，他们在义乌立足之后发展出了一种很独特的贸易模式，赊账。

刚到义乌的时候，他们只能用现金交易。萨米尔就跟我说，他第一次是拎着两个大手提箱来的，一个装满了阿拉伯大饼，因为那是1996年，义乌的清真餐厅还不多，他只能自带食物。另一个手提箱里装的是现金，交易时只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因为他们刚来，双方都不是很熟悉，也不信任对方。

但是现金交易有很大的局限性，每次带的现金是有限的，比如带五万美金来就只能买五万美金的货，这意味着他需要来特别多次。因为五万美金的货很快就卖完了，所以他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要再来一次，就这样不断地往返，花了很多钱在飞机票上，也浪费了很多时间。

所以萨米尔就跟中国卖家说，你看你们的货在我们那里卖得很好，能不能赊账给我，这样我就能一次进更多的货了。在互相熟悉了之后，中国卖家就开始赊账给这些阿拉伯商人，带五万美金可以拿走几十万美金的货。

中国卖家愿意接受风险，一方面是为了拓宽市场，留住这些阿拉伯商人，同时也是高利润刺激之下的结果。我采访一个中国卖家时，他说刚开始跟阿拉伯人做生意的时候，利润可以达到300%，虽然旁边的另一个店家说他是吹牛，但可以看出确实很赚钱。

刚开始时他们对阿拉伯商人的报价很随意，比如一个胸针卖给中国人就5毛钱，但是卖给阿拉伯商人可能就会是1块5或者3块钱。阿拉伯商人也会毫不犹豫地要五万个或十万个。

慢慢地，赊账在义乌市场上就流行成风了，最后发展到了谁不赊账就会被淘汰的程度。但这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欠款。

把货从义乌运到也门、叙利亚这些阿拉伯国家是一个很遥远、漫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很多意外，比如集装箱起火或者沉船。我认识的一个埃及商人就有一个装着差不多 500 万货物的集装箱在途中被烧了，他跟我说他一夜之间头发全都白了，因为他只付了几十万块钱。像这种情况，卖家就很难把欠款要回来。

另外也有一些逃债的情况，更严重的是一些专业的骗子也进入了义乌的市场。刚开始这些骗子都很讲信用，很快就把余款打过来了，取得了中国商家的信任之后，他们就开始把大量的货赊走，然后人也消失了。等这个市场把他忘了以后，他又会再回来骗其他卖家。

所以经常会有很多中国卖家向政府投诉这些事情，义乌政府也坐不住了，就想了一些办法，其中一个是成立了义乌涉外调解委员会。他们聘请了一些生意做得比较好、人脉比较广的阿拉伯商人来做“老娘舅”，如果发生了货款纠纷，就让这些阿拉伯人自己来调解，这样就不会让他们觉得中国人只帮中国人。

一些民间的组织，比如商会也开始参与进来，帮助大家规避风险。用萨米尔的话说，他们在义乌做生意也是要面子的，他不希望以后别人说埃及人或者阿拉伯人都是骗子。

我在萨米尔的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内衣店的老板被一个埃及商人欠了100多万的货款，但是她联系不到这个人了。她来找萨米尔说，你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个人？最后萨米尔也确实通过私人关系帮她把货款追了回来。

阿拉伯商人来到义乌之后，不仅繁荣了市场，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穆斯林人口的流动。因为他们需要雇佣很多会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替他们工作，比如在询问产品或者讲价时帮他们做翻译。

▲ “阿语翻译”在工作

我刚到义乌时也请了一个阿语翻译，是一个在埃及留过学的回族穆斯林，我给他一个月3000块钱。当然我请翻译不是为了做生意，主要是想学阿语，也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翻译的。

像这种在中东国家留过学、阿语说得非常流利的人在义乌是比较少的。阿拉伯商人雇佣的翻译大多没有专业学过阿拉伯语，语言水平都不太高。《古兰经》是用阿语写的，很多人就是通过在家乡的清真寺里念《古兰经》学会了简单的阿语。有些到山西长治、云南沙甸这些地方的阿拉伯语学校学习过一两年，还有一些上过短期的语言速成班，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就进入了就业市场。

从西南地区来的，特别是云南昭通的回族，主要是女性，她们也在义乌找到了工作机会，到这些阿拉伯人开的咖啡馆、清真餐厅做服务员。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女性穆斯林会到阿拉伯商人的家里，做家政服务一类的工作。

▲ 在也门咖啡馆打工的回族女孩

可以说，阿拉伯商人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回族在就业市场上的地位。本来回族的穆斯林因为地处偏远，受教育程度也不高，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但是阿拉伯商人到了义乌之后，回族穆斯林的语言能力和文化习惯反而让他们获得了一种优势，他们经常是老乡介绍老乡，成了劳动力市场上很重要的一股力量。

▲ 义乌的宁夏回族同乡聚会

阿拉伯商人的到来带动了穆斯林在义乌的汇集，形成了一个我们看起来很奇特的现象，比如他们会穿长袍、戴头巾、不吃猪肉、不喝酒。我刚到义乌时也会感觉很奇怪，特别是我去了一个阿拉伯咖啡馆，发现一屋子人都穿着白袍，戴着白帽子，当时我心里是很震惊的。

很多卖家和义乌的本地人告诉我说，刚开始他们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接触的时间长了之后就发现，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无非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俗，穿自己的服装、不喝酒、不吃肉，就像我们信佛的人要吃素一样。

在工作和生活中相处久了之后，有一些阿拉伯商人就跟中国的女孩相识、结婚了。我长期跟踪了25对跨国夫妻，这些女孩大部分都来自河南、安徽、黑龙江等地的农村，受教育程度也不高。

▲ 埃及商人穆德和他的中国妻子

比如其中一个甘肃的女孩子，她初中没有毕业就到了义乌来打工，刚来时是在夜市上帮人卖拖鞋，非常辛苦，每天都要熬到天亮。熬不下去的时候她就找了一个伊拉克的公司上班，就这样认识了她的丈夫。

在和伊拉克丈夫结婚之后，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一下子被改变了，她以前只是一个打工妹，现在大家都会叫她老板娘。

虽然这些女孩子在经济地位和生活上获得了一些改善，但是跟阿拉伯商人结婚也会给她们带来很多限制。比如她们必须要接受丈夫家庭的文化，要信仰伊斯兰教；结婚后丈夫也不允许她们单独外出，出门必须戴上头巾和有人陪同；不能吃猪肉、不能喝酒就更不用说了。

这个甘肃女孩当时也接受了这一切，并且把她的伊拉克丈夫带回了甘肃老家。因为她是村里第一个跟外国人结婚的女孩，村里人都觉得很新奇，但是也有很多家人反对。她是戴着头巾回去的，她妈妈当时就跟她说，你是疯了吗，怎么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一样？

为了让妈妈接受她的这种装束，接受她的婚姻，她就把妈妈带到了义乌。妈妈到义乌之后发现，很多女孩都是这种打扮，并不是只有自己的女儿会这样，所以慢慢地也就接受了她的选择。

我了解很多她们婚后的故事，作为女性，我经常会感慨她们的经历。我能体会这些女孩子做出这个选择的无奈，她们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这样的改变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她们还是被限制在这种文化当中，特别是在她们跟丈夫有冲突的时候，只能选择顺从。

我跟踪的这25对跨国夫妻也不是每一对都感情很好很幸福，其中有两对已经离婚了。还有一个女孩的丈夫回到伊拉克之后，好几年都没跟她联系，她就一个人在义乌带孩子。还有一对是丈夫直接就消失了，剩她一个人在中国，还要打好几份工来偿还丈夫赊账欠下的货款。

所以很多时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她们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她们怎么这么傻。但我又会想，可能这只是我作为一个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的女性，对她们的一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她们的生活没有像曾经她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好，但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我研究的这些阿拉伯商人，在中国的时间最长的已经有二十几年了，生意做得很好，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他们已经可以用很熟练的义乌话和当地人交流。来到中国时间最短的只有几天，他们不知道做什么生意，只是漫无目的地来到中国，希望寻找到机会。

也有很多阿拉伯商人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很动荡的、漂泊不定的状态，他们经常会聚在咖啡馆里互相倾诉自己的烦恼。在我做调查的2016年，也门发生了战争，和我很熟的一个也门商人经常联系不上家人，只能焦急地等待。

疫情期间的状况更糟糕，他们跟我开玩笑说他们经历的是“乒乓球双打”。因为有大量订单过来的时候，中国的工厂都停工了，没办法给他们出货；等到中国的工厂复工复产之后，他们又没有办法把货运回去，因为他们家乡的疫情又开始严重了。

我问我的一个也门朋友，现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他跟我说，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忍耐和等待，一切总会过去的。这是他告诉我的。

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义乌阿拉伯商人的一些故事，谢谢大家。

策划丨恒宇啊

剪辑丨若萱

设计丨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