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许娟 张琳：印人党在泰米尔纳德邦如何践行“新印度教特性”？（上篇）

点击立即阅读全文：研究 | 许娟 张琳：印人党在泰米尔纳德邦如何践行“新印度教特性”？

导言  

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上台以来，“新印度教特性”成为印度政治最显著的特色。“新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顺应时代变化以及印度人民党为实现政治抱负所掀起的新一波“藏红花色浪潮”。“新印度教特性”是被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后的“印度教特性”的新形式，其从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四个方面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拓展和修订。同“印度教特性”一样，“新印度教特性”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之上，过于强调同质性建设，而疏于公平性发展。印度人民党在达罗毗荼运动影响深远的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新印度教特性”的特点及发展困境。

关键词：“新印度教特性”  印度人民党 泰米尔纳德邦 印度教民族主义 达罗毗荼民族主义

图源网络

自2014年莫迪两度带领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BJP)以压倒性优势赢得大选以来，以“印度教特性”(Hindutva)为内核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成为印度政治的主流思想。“印度教特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团家族”(Sangh Parivar，SP)几乎成为同义词。与此同时，“印度教特性”并非一成不变，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并更好地契合地方特色，“新印度教特性”(Neo-Hindutva)随之出现。以BJP为核心的印度政党政治和以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为代表的印度公民社会的相互融合，为“新印度教特性”更广泛且深入地渗透到印度社会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先决条件。“新印度教特性”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顺应时代变化以及BJP为实现宏大的政治抱负所掀起的新一波“藏红花色浪潮”。为求得更普遍的认同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拓展影响，“新印度教特性”从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四个方面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拓展和修订。然而BJP要想实现“新印度教特性”的泛印度化甚至是全球化面临诸多困难，即使是在以印度教教徒占多数人口的泰米尔纳德邦，“新印度教特性”的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一、“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

随着BJP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印度教特性”并非一个静态和单一的概念，相反“印度教特性”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出现变化。这也反映出印度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

 （一）“新印度教特性”的提出

在论述何为“新印度教特性”之前，有必要对传统的“印度教特性”进行回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一些学者关心“印度教特性”最新发展变化的同时，另一些学者深化了对“印度教特性”的溯源考证。在印度，有学者和评论家推翻了萨瓦卡尔 (Vinayak Damodar Savarkar) 是“印度教特性”概念首创者的普遍观点，指出“印度教民族主义传统在西孟加拉邦并不陌生”，“‘印度教特性’一词产生于19世纪的孟加拉地区”, 孟加拉语保守派文学家钱德拉纳特巴苏(Chandranath Basu)最早将“Hindu”(印度教)加上古典梵语后缀“tva”(表示性质的中性名词)合成“Hindutva”。早在1892年，巴苏就写过一本为《印度教特性——印度教的本真》(Hindutva-Hindur PrakritaItihas)的著作。巴苏坚信印度教和雅利安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试图从教派林立的印度教教义中，选取具有最崇高理想的教义加以阐述，并将多样化的印度教教义整合为同质性的印度教特征，从而使印度教信仰区别于其他宗教。可见，最初的“印度教特性”是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抽象出印度教的共性。

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将“印度教特性”一词加以理论化以及形成日后组织化运作的奠基人的确是萨瓦卡尔。萨瓦卡尔版本的“印度教特性”学说是一个更加广泛且备受争议的概念，它模糊了宗教与文化、种族与民族国家的概念。萨瓦卡尔认为“印度教特性”具有三个要素：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Rashtra)、一个共同的种族(Jati)和一种共同的文明(Sanskriti)。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萨瓦卡尔用括号标注出的、对这三个要素的印地语解释。“Rashtra”在印度-雅利安语支中具有民族国家之意。为寻找印度教民族国家的起源，萨瓦卡尔提到了有关印度河 (Sindhu) 是古老印度教国家(Sindhu Rashtra)前沿的观点。与主张血统或遗传基因具有共同特点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不同，萨瓦卡尔所认为的种族是一个按照贾提(Jati)制度下运行的印度教教徒社会群体。在传统的印度社会中，一个人生来具有特定的贾提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萨瓦卡尔并未采用欧洲人所使用的“种姓” (Caste)来描述印度社会制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在反对穆斯林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萨瓦卡尔所提及的文明是由梵语及其现代形式的印地语所记载的文明，并强调了“作为整个民族国家所共有的语言应该被称为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或印地语(Hindi)”。

萨瓦卡尔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些要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位印度教教徒不仅将印度斯坦作为自己的祖国，而且还是其信仰的圣地。民族国家和贾提制度都是由祖国这个词语所表达的，而梵语文明是由圣地一词所暗含的。以无神论者自居的萨瓦卡尔在论述“印度教特性”概念时最大限度地略过了神学范畴的印度教含义，并强调了“印度教特性”不同于“印度教”。然而根据上述分析，“印度教特性”确实是一个在印度教社会、文化基础上孕育的概念。受到萨瓦卡尔的“印度教特性”思想的启发，海德瓦尔(Keshav Baliram Hedgewar)建立了RSS。RSS的理想是通过组织整个社会和确保对印度教的保护，把国家带到光荣的顶峰。至此, “印度教特性”由一种思想转变为依托RSS为组织架构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日后，RSS发起了众多深刻影响印度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的运动，如RSS成员被指控参与刺杀圣雄甘地、挑起举世震惊的阿约迪亚巴布里清真寺事件等。在国大党执政时期，“印度教特性”思想长期受到压制。2014年，在RSS大力支持下BJP在印度大选中获胜，“印度教特性”得以转变为备受关注的主流政治文化，并从BJP一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发展为当前印度政治最显著的特色。

随着BJP做大做强，国内学者逐渐加强了对“印度教特性”的关注。在基于对经典论著——萨瓦卡尔的《印度教特性：谁是印度教教徒》的解读之上，提出了“印度教特性运动经历了种族民族主义、整体人本主义、极端教派主义、经济和文化民族主义四个发展阶段”。与国内学者侧重文献分析法和历史阶段划分法不同，外国学者更倾向于通过直接观察法就“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变化进行论述。在观察到远离印度本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英国前所未有地针对画家M.F.侯赛因(M.F. Husain)进行激烈攻击后，爱德华安德森(Edward Anderson)提出了“新印度教特性”概念。“‘新印度教特性’是关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特殊表达，指在‘团家族’制度和意识形态框架之外运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安德森还进一步将那类否认与团家族和“印度教特性”有直接联系、或模糊关系的印度教特性运动称为“软新印度教特性”；而将那些不隐晦其立场、甚至更为强硬、好斗的印度教特性运动称为“硬新印度教特性”。安德森开拓性地探讨了“新印度教特性”运动在地理空间上拓展至印度本土以外，在组织形态上不限于以RSS为母体的“团家族”结构，并且海外“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本土的“印度教特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印度教特性”运作方式更加多样、灵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更适于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信仰环境中发挥作用。

“新印度教特性”概念提出后，在国际上引发了南亚研究界学者的关注。2018年，由罗德里奇出版社与英国南亚研究协会联合出版的《当代南亚》学术期刊制作了一期以“新印度教特性”为主题的专刊，其中收录了五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从多个方面论证了“新印度教特性”正在不断延展并进行本地化自我调适。由于“印度教特性”与印度教的密切关系，它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教派民族主义，并具有非世俗性。然而，索姆亚萨克塞纳(Saumya Saxena)分析了自20世纪末就开始出现的各类“印度教特性案件”，她发现BJP正在越来越多地利用法院来实现其“印度教特性”主张的合法化，如推行统一民法典、介入“哈迪雅 (Hadiya) 案”，并以此体现“印度教特性”的世俗生活方式。简单来说，在萨克塞纳看来，印度民族主义者正利用世俗司法机构实现他们消除异己文化(宗教)的目的。

过去由于地理文化差异，“印度教特性”未能深度触及印度东北部地区，但是人类学者阿科通隆库默(Arkotong Longkumer)发现“印度教特性”正在印度东北部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加速渗透。隆库默分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普及瑜伽运动，并推广外包装上印有瑜伽大师巴巴拉姆德夫(Baba Ramdev)头像的快消品牌“帕坦伽利”，向长期具有分裂倾向的那加人传播“国民健康”理念，引导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自给运动”(Swadeshi)式的爱国消费。同样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地方一级所开展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凯坦阿尔德(Ketan Alder)考察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贾坎德邦农村地区开展的“服务”(Seva)。此类服务活动并不是一种明显的宗教活动或政治实践，而是通过当地的RSS分支机构“部落福利中心”(Vanavasi Kalyan Kendra，VKK) 将印度教理论规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从而促使人们按照“有道德”、“有纪律”的“印度教行为”(Hindu Act)行事。例如，VKK服务人员制售长叶紫荆木花酸辣酱，以改变农村地区人们用长叶紫荆木花发酵酒的习惯，因为在印度教的传统道德中，饮酒被打上了负面标签。普利亚斯瓦米(Priya Swamy) 将研究视野转向了印度海外，以在荷兰生活的苏里南印度教教徒为研究对象，质疑了印度作为“祖国”在“新印度教特性”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并且，斯瓦米认为“印度教特性”所创造的作为印度教教徒的自豪感以及集体的印度教教徒情感挑战了苏里南印度教教徒在跨国背景下的公民身份构建。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印度教特性”的传播越来越离不开媒介的作用，萨哈娜乌杜帕(Sahana Udupa)认为当前“印度教特性”与媒体紧密联系，并且BJP在2014年大选以及随后的地方选举中比其他政党都更多地利用了社交媒体。上述研究表明，“新印度教特性”已经通过新的手段渗透到印度社会甚至是海外印度教教徒社群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印度教特性”正表现出强大的可塑性和时代适应性，这就要求我们转变以往许多对“印度教特性”的固有认识。“新印度教特性”的提出为我们准确把握当代印度社会和政治发展极具裨益。现有研究主要从个案角度对“新印度教特性”进行了“片段式”的讨论，我们还需要对“新印度教特性”进行系统性分析，并进一步回答“新印度教特性”与传统“印度教特性”有何区别联系，“新印度教特性”的实质是什么以及“新印度教特性”是否具有普遍认同性等问题。

 （二）对“新印度教特性”的再定义

如同“印度教特性”这一内涵丰富且具有争议的概念一样，想要简明且准确地界定“新印度教特性”并非易事。来自休斯敦大学清湖分校的人类学和跨文化研究学者迪帕雷迪(Dep SReddy)认为，“‘新印度教特性’以两种相似的运动为标志：一方面是常见的有关种族认同政治的主张，这种主张有时是被动的、粗暴的，但总是尖锐地批评自由主义的矛盾之处、世俗主义的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以及现代印度治理当中的不公，特别是对占据印度社会多数群体的印度教教徒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呼吁远离政治腐败，为本土文明传统和印度群体之间的联系感到自豪”。

雷迪还进一步指出：需要理解存在于这种新兴的印度教特性想象中的反政治(anti-political)和非政(apolitical)的融合。“反政治”可被解读为对自印度独立后，长期由国大党等印度左翼势力所控制的、在公共领域中的去神化以及推行机会主义世俗化的主流政治秩序的批判，并由此表现出反政府(主要是反国大党领导的联邦政府) 的诉求和行动。所以一部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们试图通过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的途径对印度进行治理。与依赖于国家机器的治理不同，这种“反政治”的治理模式我们可将其理解为是人民的治理，也就是治理不应当只来自于政府，而应当来自于社会本身。在谈及“新印度教特性”的“非政治”含义时，雷迪解释称，“‘非政治’不仅指熟悉的抽象概念，如被神话为印度母亲(Bharat Mata)的国家，还包括超越现有政治分类的框架和逻辑，例如关注社会福利工作就是一个‘非政治’的例子’”。“非政治”赋予了“新印度教特性”以至高道德的地位而远离政治腐败。需要指出的是，新一轮的“藏红花色浪潮”的确广泛地出现在印度社会领域，但是我们认为以“非政治”界定“新印度教特性”并不十分准确。一是“非政治”并不是“新印度教特性”的专属性质。以“印度教特性”为指导思想的RSS，在其成立之初就曾强调它自身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仅仅关注印度教文化和印度教教义的组织。早期RSS的活动远离政党政治，并一度是国大党政府的压制对象。

二是“非政治”忽略了当前印度十分盛行的政党与公民社会相互介入的现象，有把国家(政府或政党政治)与公民社会视为二元对立的相互隔离体的嫌疑。诚然，政党与公民社会存在差异，不过二者都是有组织的集团。通常，“政党因其意图控制政府的主要机构。政党常提出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涵盖了国家生活中具有政治意义的所有方面”；而公民社会可概括为除政府和私营经济部门之外，围绕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行为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政治学家关注到政党与公民社会之间出现了相互转化的趋势。一方面，一些社会运动组织朝着政党化方向努力，试图通过建立政党以掌握政权，实现群体性利益。另一方面，政党也出现了公民社会化发展倾向，表现为“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行为取向的一体化、民主模式的参与化”。通过双向赋权，政党为社会运动组织提供给了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政党得以借助社会组织实现政治动员并传播政党的意志，政党也可能会学习公民社会的某些沟通方式和动员技巧。与此同时，公民社会将更加深入地参与国家治理，从而模糊了政党集团的边界。简而言之，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和社会组织的相互融合，既为政党创造了更加稳固的合法性基础，社会运动组织也得以发展壮大，最终将有利于意识形态在更大范围内获得认同。

这种政党与公民社会的双向赋权行为在当代印度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作为“团家族”政党分支的BJP牢固掌握印度政权后，BJP与RSS相互协调配合，“印度教特性”得以从社会运动思潮上升为国家意志。BJP在印度政坛上的绝对优势，也为各类以“印度教特性”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保障。因此，尽管表面上“新印度教特性”经常以“非政治”的运作方式或理念示人，则难以否认其实际上是为某种政治利益服务，或由政治集团操控，或与政治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例如，近段时间以来在印度社会中备受争议的护牛组织便是如此，这些自发性组织力图通过改变穆斯林及达利特人的生活方式来维护印度教的正统性。这类活动的确具有“非政治”表象，然而其得以普遍存在的深层次原因是BJP对此类暴力组织活动的默许，并且护牛组织也与某些警察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即使在印度海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也与印度本土政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爱德华安德森所关注到的英国印度教教徒论坛(Hindu Forum of Britain, HFB)，HFB是当前在英国印度教群体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组织，该组织主要赞助人和领导人帕特尔(C.B.Patel)是莫迪总理的拥趸，莫迪也公开称帕特尔是朋友。相较于雷迪对“新印度教特性”的表述，我们更加认同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relot)对“印度教特性”新发展的总结，他使用了“日常化”(banalisation)一词描述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日益渗透到印度社会各个方面的趋势。我们认为“印度教特性”实现“日常化”的发展，正是BJP与以RSS为核心的其他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双向赋权的结果。在RSS的支持下，BJP完成了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政党化掌权的升华，“印度教特性”这一曾在国大党时期不入流的意识形态才能正大光明地成为印度政坛和社会生活的主流思想。并且，BJP正立志于以比RSS更具整体国家视野的雄心，建立起一个受到世人所尊重的印度国家。为了因地制宜、有策略地推广“印度教特性”并赢得民心民意，BJP需要社会运动组织为其服务，以亲民的方式深入人心地推动“印度教特性”的发展并为BJP充盈票仓。相对应的是，BJP的崛起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草根运动”塑造了更加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草根运动”才能在印度各地、各领域活跃。

基于此，我们认为相较于“印度教特性”，“新印度教特性”主要指的是自2014年BJP成为印度联邦执政党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对“印度教特性”实施本地化、现代化和日常化改造后“印度教特性”三大要素——印度教民族国家、印度教种族和梵语——印地语文明所发生的新变化。其中，本地化指的是去除或削弱“印度教特性”与其作用环境所不符或相抵触的地方，增强“新印度教特性”对异质多样环境的适应性；现代化是指为适应全球化、数字化和印度政治社会生态的最新变化，“新印度特性”发展出了新的时代使命和新的承载及传播方式；日常化即“新印度教特性”更广泛且自然而然地融入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新印度教特性”的日常化表现形式，并不与印度政党政治相抵触。相反，一方面BJP是“新印度教特性”日常化的倡导者，另一方面“新印度教特性”的日常化为BJP赢得了更具优势的支持率。因此，本文将着重关注BJP对“新印度教特性”的推动和实践。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将“新印度教特性”的组织架构视为一种“星系结构”，也就是一个以RSS为质量中心运转的、包括繁多的、与中心远近距离不易的物质(即各类组织或运动) ，并以共同信念为重力约束的体系。

二、“新印度教特性”的特点

“新印度教特性”尽管仍保留着战斗性的强烈冲击特色，但拥有更加充分的发展维度，特别是在地理范围、组织运作、言论表述和国家观念构建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和特点。

第一，“新印度教特性”传播和活动的地理范围以及对民族国家边界的认知不断扩大。在萨瓦卡尔版本的“印度教特性”学说中，一方面引述了一个具有领土边界的婆罗多国(Bharata)，也就是《毗湿奴往世书》中描绘的一片海洋以北，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土地。另一方面也宣示称“让我们的殖民者继续不懈努力，尽其所能建立一个大印度......印度教教徒没有什么能阻挡你们扩张的愿望。印度教特性唯一的地理界限就是我们地球的界限”。换句话说，“印度教特性”所认为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有着不太精确的、可扩张边界的国家，“印度教特性”的影响力应具有全球性。不过，在2014年以前，RSS及BJP缺乏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有力环境。莫迪上台后，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作为BJP意识形态的“印度教特性”得以上升为国家意志。当前BJP和RSS正在印度国内和海外深度培植“新印度教特性”。将BJP在印度政坛的影响力变化作为衡量“新印度教特性”在印度国内地理空间影响力变化的一个关键指标，可以发现:在联邦政府层面，BJP的当选改写了印度大选历史。2014年BJP在人民院选举中获得了282个席位，打破了自1984年以来印度无一政党获得过半席位的局面。在2019年大选中，BJP更是获得了高达303个席位，这次选举也是历次印度大选投票率最高的一次。莫迪当选后与阿米特沙阿组成了加速印度民族和国家同质化整合的“双驱动”，BJP正在利用国家机器，逐步推进三项象征着印度由世俗民族主义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动议——重建罗摩神庙、推行统一民法、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此外，在国家边界问题上， BJP执行了更加强硬和冒进的政策。印度越过印巴停火线，对巴基斯坦实施了自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来的首次空中打击；印度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与中国爆发了自1967年以来伤亡人数最大的边界对峙冲突。

在地方政府层面，BJP及其盟党试图突破“印度语地带”限制，将政权扩大到印度东北部地区，并加紧对印度南部的渗透。过去，BJP的影响力被认为局限于印度北部几个推崇印地语的邦。瓦杰帕伊时代，BJP最多纸张了六个邦级政府。2014年，莫迪上任初期，BJP仅控制了印度七个邦。然而，2018年，BJP为首的全国民主联盟(NDA)领导了包括东北部的特里普拉邦、梅加拉亚邦和那加兰邦在内的21个邦级政府，其地方政权影响力覆盖了印度80％的地区和超过71％的人口。截至2021年2月，BJP及其盟党仍控制着12个地方政府(其中包括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 。

与过去以在印度国内培育“印度教特性”为主而以海外为辅不同，“新印度教特性”同时注重扩大在印度海内外的影响力建设。相较于国大党政府和瓦杰帕伊政府时期，莫迪更加注重与海外印度侨民的直接联系，并鼓励他们为印度的发展做出贡献。2014年BJP的竞选纲领明确表示BJP将与非常住印度人以及印度裔合作，通过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战略，发展所谓的“印度品牌”。2019年的BJP竞选纲领也进一步表明“BJP将与海外印度人建立制度机制，深化与印度裔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并与他们保持定期接触，同时BJP将推出‘婆罗多自豪’(Bharat Gaurav) 活动”。据统计，截至2016年海外印度裔数量约为3100万人，分布于全世界146个国家。其中，海外印度人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沙特、阿联酋、马来西亚、缅甸、英国、斯里兰卡、南非和加拿大。莫迪每次出访上述国家时，总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说加强与当地印度裔社区的情感联系，从而激起海外印度人对印度国家和文化的热爱。这些海外印度人很大一部分已取得了外国国籍，有的出生在海外并忠于所在国，如果按照萨瓦卡尔有关须将印度作为“祖国”的标准，这部分印度教教徒将被排除在“印度教特性”之外。这显然有悖于当前BJP推行的政策。在 BJP 加强与海外印度人联系的同时，受益于来自海外印度裔的资金捐助，许多在印度本土活跃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组织得以发展壮大。

我们认为“新印度教特性”对民族国家边界的认知，已超越了萨瓦卡尔所提及的婆罗多国，是一个由印度教教徒在文化、政治、商业、科技等领域占主导地位，并具有跨国或跨区域性质的空间。换句话说，与其将“新印度教特性”视野下的印度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拥有特定主权范围的实体，不如将其视为一个具有精神引领作用的国家意象。

第二，“新印度教特性”的组织运作架构不限于实体的“团家族”，已延展到网络虚拟世界。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思想和活动主要依托于RSS、BJP以及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va Hindu Parisha，VHP)为三大核心组织的“团家族”开展的。当然，在“团家族”网络中，还有许多与母体组织RSS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分支机构，如印度工会(Bharatiya Mazdoor Sangh)、农业联合会(Kisan Sabha) 、知识运动组织( Vidya Bharati)、全印学生会(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 、部落福利院(Vanvasi Kalyan Ashram) 等。尽管“团家族”十分庞大，但也难以覆盖印度社会各方面以及海外地区。在BJP处于印度政坛绝对优势的当前，“新印度教特性”组织化运作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善于发起有组织的网络、媒体“攻势”。如果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大致分为精英政治家和草根政治活动者两个层面，可以发现，这两大阵营在网络和媒体上的表现均十分活跃，但又有所差异。以莫迪为代表的BJP精英政治家们十分重视媒体的作用，将其广泛地用于政治宣传、大选动员、政策发布、塑造亲民形象等。莫迪总理及其团队不仅设立了莫迪的个人网站Narendramodi. In，还管理着超过6953万粉丝的推特（Twiter）账户，这让莫迪总理一度成为推特上关注人数第二多的民选政治家。此外，莫迪总理还在包括油管(YouTube)、脸书(Facebook)、领英(LinkedIn) 、品趣思(Pinterest)、照片墙(Instagram)、汤博乐(Tumblr)在内的数个社交平台拥有账户并发布消息。莫迪总理一改过去BJP主要注重通过街头政治和传统媒体进行宣传的策略，在印度这个超过65%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的国家，用互联网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和推崇。在就任印度总理前，莫迪就以其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立场以及在印穆冲突中的强硬表现闻名。在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莫迪曾时常以一种具有印度教寓意的形象出现在公众场合——在一片藏红花色背景中手持弓箭或剑。在莫迪出任总理后，他在网络平台上虽没有表现出对穆斯林或其他宗教团体的公然蔑视，但依然“以印度教和灵性作为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的主要内容进行狂热的推广”。在草根政治活动者层面， 一部分人热衷于在网络平台上通过亵渎、冒犯的语言制造“伊斯兰恐惧症”，在线上激起了强烈的极化政治对抗。网络组织架构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将现实中的矛盾转移至虚拟世界中。

二是“团家族”加强与地方政党和社群组织的合作，以更加本地化和柔性的方式发挥影响。过去由于在地理、宗教、文化、民族上的巨大差异，“印度教特性”活动难以深入到印度东北部地区。时至今日，BJP直接控制了阿萨姆邦、特里普拉邦、曼尼普尔邦和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在梅加拉亚邦和特里普拉邦，BJP与盟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在米佐拉姆邦和锡金邦，尽管BJP未直接参与地方邦政府，但这两个邦均由支持BJP的、来自东北部民主联盟(North-East Democratic Aliance，NEDA)的政党执政。2016年，BJP打破意识形态隔阂与阿萨姆人民委员会(Asom Gana Parishad)、波多兰人民阵线(Bodoland People’s Front)组成政党联盟，之后那加人民阵线( Naga People’s Front)和锡金民主阵线(Sikkim Democratic Front)等党派相继加入。通过与地方政党的合作，BJP拉近了与东北部地方民众的距离。以那加兰邦为例，那里88％左右的居民信仰基督教，如果按照萨瓦卡尔版“印度教特性”学说，基督教被视为外来宗教，不应该成为印度教民族国家的成员，但BJP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更加灵活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当前在那加兰邦活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再排斥基督教，而是强调发展议题以改变贫穷落后的东北部地区。如莫迪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投入了大笔资金用于促进东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BJP的这一策略得到了很多那加兰邦年轻人的支持，尽管他们知道BJP所推崇的“印度教特性”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悖，但是通过支持甚至加入中央联邦执政党BJP，他们可以获得政治权益和参政机会，进而改变生活现状。

由此可见，“新印度教特性”的组织运作方式实现了全面升级，让“新印度教特性”可以触及印度的各个角落。新的组织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印度教特性”组织的暴力色彩，并且为避免宗教矛盾，有时策略性地将宗教界定为个人信仰领域，不再强调其在公共领域的作用。

三是“新印度教特性”在言论表达方面侧重于通过一种温和的、鼓舞人心的、淡化宗教色彩的话语强调印度教民族国家的统一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BJP的印地语政策上。BJP与RSS都十分强调印地语对印度民族国家的整合作用，但二者的政策背景和具体策略又有区别。RSS是在反对“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对抗背景下，提倡使用印地语以压制乌尔都语和英语。以RSS为母体的BJP虽继承了其前身印度人民同盟(Bharatiya Jana Sangh，BJS)所推崇的3H政策——印地语（Hindi）、印度教教徒(Hindu)和印度斯坦(Hindustan) ，但侧重于从传承印度文明和增进印度国家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角度来推广印地语。BJP并未过多纠缠于要明确地将印地语冠以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称谓，而是在众多场合中增进民众对印地语的自豪感。如2015年在博帕尔举行的世界印地语大会上，莫迪宣称“未来印地语将同英语和汉语一道在数字世界产生影响”。再如阿米 特沙阿曾表示“印地语是我们自由奋斗的核心与灵魂......让印地语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与此同时，莫迪也在包括联合国大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在内的众多重要多边国际场合使用印地语发言。并且，BJP将印地语在印度海外的推广提升到印度政府的优先议程。印度驻外使馆对所在国公民开设了免费的印地语课程，并向外国学生提供印地语学习奖学金等。在BJP的政策表述中，印地语应该实质性成为联结印度各地的语言，主张将印地语上升至世界性语言的高度，这与印度追求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相符。

此外，在BJP领导人的话语中，一方面他们强调印地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表示要保护印度语言的多样性。BJP尽量避免展现出其仅倡导印地语的政党形象，以减弱非印地语地区对印地语的抗拒。例如，BJP将英语而不是其他印度本地语言作为印地语的对立面。在BJP的宣传话语中含有这样一种逻辑：印地语的推广不会以牺牲其他印度本土语言为代价，反而英语会阻碍印度语言多样性发展，因为英语的大范围使用已影响到印度人对自己母语的掌握，而“一个放弃自己母语的国家将永远无法自立”。

四是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是从复古主义的维度唤起民众对古印度的向往，从而进行印度教民族国家观念塑造，而“新印度教特性”的国家观念建构方式更加与时俱进。翻看萨瓦卡尔的经典著作《印度教特性的要素》 ，可以感受到全书都充斥着萨瓦卡尔对古印度的神往，“回到吠陀”重现印度教国家的辉煌成为萨瓦卡尔对未来印度教民族国家的设想。萨瓦卡尔甚至把印度教民族国家的国庆 日，设定为阿约迪亚王子从锡兰回国登基为王的日子。在那天对罗摩王宣示效忠的不仅有雅利安血统的王子，还有神猴哈奴曼(Hanuman) 、 猴王须羯哩婆(Sugriva)以及来自南部的维毗沙那(Bibhishana)。然而，这个源自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仅是一个神话。这也反映出当时“印度教特性”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尚处于不成熟阶段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活动家们，在强烈反对莫卧儿王朝对印度教教徒的压迫及反对英国殖民者的家长制做派的同时，力图维护过去印度教国家的旧体制。然而，传统的“印度教特性”框架下的国家形态与现代国家相去甚远。

“新印度教特性”在致力于复兴印度教文明的同时，采用了现代政治理念对印度教民族国家进行建构。2014年，莫迪的竞选口号是“好日子要来了”，承诺印度选民将创造一个比过去更加廉洁和富裕的印度。为了推动印度现代化发展，莫迪提出了包括“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清洁印度”、“智能印度”在内的创新方案。。2019年大选，莫迪打出了“新印度”的口号，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新印度，其未来与辉煌过去一致”。可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BJP并未沉迷于对古印度神话的回想，而是期望创造一个能比肩古印度的现代国家。为此，BJP着手从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打造一个统一的、高效的现代印度。莫迪政府呼吁“一个国家，一次选举”(one nation, one election) ，实现人民院选举和地方选举同时进行，以减少选举成本，让政府更多地关注治理而不是拉票。为了改革印度复杂的税收系统，提升印度商业便利度，莫迪政府提出了“一个国家，一种税制，一个市场” (one nation，one tax，one market)的设想，并开始推行商品和服务税(GST)。“新印度教特性”的国家观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提升了人们对统一的印度国家的认知，并加强了BJP作为联邦执政党对印度地方的管辖能力。

以上这些新特点，赋予“新印度教特性”更强的时代适应性和灵活性，而不是拘泥于“印度教特性”的框架限定。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认为“新印度教特性”对“印度教特性”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变，二者仍将印度教教徒塑造为“受害 者”形象，以印度教文明和想象中的印度教国家形态，唤起印度教教徒形成整体意识以对抗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等的“他者”。

“新印度教特性”继承了传统“印度教特性”的三个要素：印度教民族国家、印度教种族和梵语——印地语文明，并且对这三个要素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拓展。“新印度教特性”框架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得到极大扩展，其依托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形式存在，组织架构的壮大使这个民族国家拥有了不断扩散的外延。对于种族的界定，“新印度教特性”不再提及贾提制度，而是把一切认可印度教文明、与印度具有亲缘联系的人群视作“新印度教特性”运动的目标对象。同时 ，以更为世俗化的语言和制度手段加强印度教民族国家的同质性建设。“新印度教特性”在推崇古印度教文明的同时，力图建立一种备受世人所推崇的现代国家发展模式。

本文来源于《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

原标题为《“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特点与发展困境——以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为例》

作者许娟，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作者张琳，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泰米尔语专业本科生

本期编辑：张正阳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