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四川崇州市白头镇饿死的部分居民的名单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崇州》第二卷中收录了何学嘉所写的文章《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文中列出了作者家乡——四川省崇州市当年的“白头人民公社”（现“白头镇”）第三生产大队第一生产队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的名单。作者就是白头镇人，不过退休前是在市里当高中语文教师，当时饿死的人里就包括作者的父亲。“爱思想”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刊登了那篇文章的电子版：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8807.html；这里我也直接把那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含饿死者的名单)贴在下面：

　　写作缘由

　　情景回放：高中一年级教室，学生自读课。

　　老师：“本节自习课，请同学们自读课文《人口》，有疑难问题就提出来，我好给大家解答。”

　　学生甲：“老师，葛剑雄在《人口》这篇课文中（课本第221页第一段）写道：‘20世纪60年代初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了1800万人’，这包括我们四川省，特别是包括号称天府之国的‘上五县’温江县、郫县、崇庆县、新津县、灌县吗？”

　　老师：“包括，当然包括这‘上五县’”。

　　学生乙：“老师，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大的饥荒呢？”

　　老师：“是自然灾害，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学生甲：“是哪种自然灾害呢？是水灾还是旱灾？是虫灾还是病害？是瘟疫还是地震？这损失的1800万人口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战死的1000万士兵还多800万，他们是淹死的还是病死的？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老师，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从那个年代过来，您应该知道真相，告诉我们吧！”

　　老师：“都有吧，都有吧。总之是自然灾害，水灾也有，旱灾也有，虫灾也有。”

　　学生丙：“可是我们这里是成都平原，都江堰的自流灌区，千百年来都是旱涝保收，怎么会出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呢？我查了若干资料，这三年四川气候都为正常呀！老师，这饥荒或许有人为的因素吧？课文中的‘损失’一词，可不可以理解为‘饿死人’？”

　　老师：“……这……有人为因素，浮夸风、共产风，人灾！这样吧，以后我再抽时间给你们解答。今天答疑到此结束，下课！”

　　众学生：“唉，老师今天咋了，解答疑难吞吞吐吐……”

　　这是我几年前上课中的一幕，文中的老师自然是我，学生自然是我的学生。

　　本人教书30余年，向来视传道授业解惑为神圣，对学生的疑难问题，总要给予完备准确的回答，并以此赢得不错口碑。惟有在这一堂课上，在这个问题前，自觉言不由衷，深感被动窝囊，在学生有所准备的步步紧逼之下，只能节节败退，可悲地、不甘地挂起了免战牌！

　　其实，我可以主动答疑因为我“从那个年代过来”，我“ 知道真相”，但我自有我的苦衷！

　　在葛文“20世纪60年代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的1800万人中，也包括我的50岁的父亲，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翻身农民，我们村的第一任生产队长，我们县的支前模范、我们县的第一届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县长曾亲自给他挂过奖章），还包括占我们村四分之一人数的30多名乡亲。

    ……（中略；以下内容来自于那篇文章的下半篇，下半篇在“爱思想”网中的具体地址是：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470.html）

　　“三年大饥荒”，我们这里其实应从1959年下半年直至1962年。

　　1958年“大丰收”、“放卫星”亩产千斤/万斤后，国家当然按标准足额征收爱国粮。剩下的则留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了。”只是放开肚皮吃不了多久，就见仓底了。人们似乎明白了什么，上千人的公共食堂，白米干饭看来不能持久下去了，赶紧化整为零，以每个自然村100多人为单位，建立小伙食团，开两餐稀饭，算是继续体现集体的优越性。我们村就将伙食团设在富农何德兴的大院里，靠从公共食堂分回的一点点粮食维持130多口人一日两餐的萝卜苕菜稀饭。父亲那时还是生产队长，每日早晚，稀饭煮好了，他就拿着汤瓢按人头一瓢两瓢舀给大家，人们默默地按序来舀，又默默地离去。一两瓢稀饭显然填不饱前不久敞开撑大了的肚子，于是有人干活偷懒了，或者干脆不出工去挖先前没放在眼里的秋红苕，揪田里的冬苕菜带回家中，重新垒起灶来煮熟充饥。有些先前有眼光、狡猾的人，家中多少还有点陈粮，此时便庆幸自己的眼光看远一步，将这陈粮看得宝贝一般，精打细算着过，像村里何耀章一家，经商出身，二十几口人无一损失，即为一例。但绝大部分人家，即如我的父亲母亲，当初是把一切都交了出去的，此时就傻了眼，干着急。人们不出工下田劳动，怎么能行？为了让这些靠着稀饭活命的人能出工下地劳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扣他们的稀饭。本来，自从公社化“组织起来力量大”之后，人们就不能随便外出赶场，走亲戚或在家休息，从早到晚，都听从着号声哨声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随意游走的人叫“流窜犯”，要被抓去劳动改造的，读中学的三哥就被当“流窜犯”抓过一次关过大半天。“放开肚皮吃饱饭”时，“瓢儿子栽桩”舀干饭，吃喝无忧，理发也是有人来地头免费理，倒也无须赶场走亲戚之类的个人自由活动，但现在是“瓢儿子撑船”舀稀饭，人们要各自想办法填饱肚子，干活好像与自己无关了，于是干假活，逃工之类被发现被扣稀饭的事就常发生了。直到今天，村民龚少成还在讲他当年因赶场被父亲扣掉两顿稀饭的事。可怜的是，这伙食团的稀饭也没维持多久，到1959年底，连稀饭也没有了，完全断粮了，人们才彻底醒悟过来，惊慌起来，纷纷奔向田间地头，沟边河沿，坟地沙滩，有的捡经霜的苕藤烂根，有的扯米汤蒿水芹菜，有的剥枇杷树皮，有的捉鱼虾螃蟹，总之，见吃就寻，见吃就找，寻来找去，终非能长久维持，于是，在这断粮的几月里中，村里就开始死人了——死那些很本分的，食量大的人了；死那些老弱幼小了。

　　最先死人，而且死绝户的是何祝安一家。何祝安50多岁，识字，人称“二老师”。解放前是何益林的佃户，土改时分得何益林3间大瓦屋居住。和老伴何二奶一样，何祝安是讲故事高手，每逢农闲雨天，他家宽大的房檐下总坐满大人小孩，隔着板壁听坐在里屋床上的老两口争讲狐仙鬼精的故事，精彩之处，老两口还互相争辩求证，互不相让，惹得满屋大人小孩哈哈大笑。他们有3个儿子：老大何学员，老二何奎奎，老三何友贵。这3个儿子都已成人，但由于低能，都未能成家。老大何学员解放后曾当志愿军，但不知为啥只在离家30里远的元通场驻防半年即复员转业回家，成为乡里年轻人的笑柄。老二何奎奎完全是个白痴，秃子，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吃得肥头大耳，圆秃脑袋油光闪闪，佛爷一般，憨态可掬，我至今印象很深。老三何友贵好点，读过高小，印象中记得他买回成套的连环画《铁道游击队》，在他父母大讲狐仙鬼精的时候，就给我们讲铁道游击队的故事，还让我们翻他的宝贝连环画。父子4人显几分斯文，对人处事，和和气气，从不争风夺气，最大的优点是善良、憨厚。这点从收养何俊瑶/何俊清姐妹及让何子光在其家院里建房居住就是证明。

　　何俊瑶/何俊清姐妹当时十多岁，是何益林的重孙女，何尽义的女儿。何尽义在成都被政府镇压后，其妻在成都另嫁他人，其他亲属也惟恐避之不及，这姐妹二人便成了孤女，何祝安一家却毅然收留了这姐妹俩，视若亲生一般。更不可思议的是，他3个儿子早该成家立业，正需房子的时候，竟然把本来就不宽的院坝让出一半来，让村里何子光一家在上面建房安家，全没有为3个儿子做点长远打算的意思。

　　前面说过，1958年平坟造田时，他脱了何益林埋了8年的尸衣拿回家重穿，本也出于无奈，因为穿件新衣置双新鞋在当时是人们不敢轻易就有的奢望，无钱买不起且不说，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全凭票供应，后来许多年也都这样，连火柴盐巴都如此。布票有两年就没发过，有一年每人一尺八寸，所以苏联人扯破脸时攻击中国人“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虽恶毒至极，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实，硬不起腰杆还不得嘴。

　　伙食团一垮，粮一断，何祝安一家马上陷入绝境，首先是老俩口拖了两月就相继死去，这3个憨厚儿子立马了无生机，很快也就死去。较经得拖的是老二何奎奎，因原来体胖如佛，体内有些存储，去得缓慢，在柴堆中睡了7天7夜，还不断气，一直拖到第9天。而俊瑶姐妹，靠投奔成都母亲，总算活了下来。饥荒过后，回来住了何祝安家的瓦房，出嫁时，便将这房卖与何子光，了其一大心愿。

　　何德兴母子的死有点戏剧性——死去活来，活来死去。他的母亲我们叫何二奶的，是个文文静静的尖脚老太婆。在断粮一个多月卧床无气息后，孙媳杨仲华烧了纸钱，磕了响头，算是送终。但在为其穿寿衣时，翻动几下，这老太婆竟缓过气来，口中喃喃有语：“我饿，我要吃饭。”杨仲华出身于书香门第，温厚孝道，还教过私塾，见此于心不忍，设法弄了点稀饭喂下，居然又活了过来，但几天后，还是因为又无粮下肚死去。而何德兴也如母亲一样，也经历了这死去活来，活来又死去的过程。他是个彪形大汉，三代单传，巨大的腿肚子上青筋暴出十分吓人。他祖上有20多亩地，土改时划为富农但那有“两道龙门，七柱二”的10多间大瓦房没有被没收，伙食团时就腾出大部分正房做了食堂。我亲眼所见，有天中午他和全村人一样，很早就守在食堂的大锅边巴望着稀饭早熟早分早吃，正等着吃，突然扑通一声，他像个柴捆子一样倒了下去，脸无血色，人事不省，分明死了一般。有两个好心人求得司务长龚素芬同意，舀来碗半生不熟的红苕稀饭，撬开他的嘴灌了下去，刚下去两口，何德兴便在迷糊中竟像3岁小孩一样哼哼呀呀，直说：“好吃，好吃，还要，还要！”一碗稀饭灌完，他就像大梦后一觉醒来一样，揉揉眼睛，喘两口气，站起来又行走如常了。但没过一个月，伙食团完全断粮垮掉后，他还是死了，死的还有他的老伴，一个5岁的孙女和他的独子何仲文。何仲文是死在西昌的矿山上，被飞石削掉了脑袋，尸首没运回来。何德兴的儿媳杨仲华后来改嫁了——何德兴家就成我村第二家“绝户”。

　　饥荒使许多人死在家中，死在床上，死前还能见亲人一面，算不幸中之一幸，而有不少人是死在路边、沟边、河边的。运气好的，有人认得，带个信回，或许还有家人来领尸弄回去埋掉；运气不好，或者根本就没有亲人，那就横尸旷野，三五天都没人理会。

　　龚作兴就属运气好的一类，可仍然活活饿死在路上。

　　龚家是富裕中农，发家于他父亲龚模久解放前当水管事，置了好几亩田，一座独院大瓦房。解放初又种甘蔗等经济作物，生活条件在村中属上等，光是每年五月栽秧赶水前背回两篓烧酒慢喝，过年杀肥猪就令全村人羡慕不已，更何况还供着两个大女读着中学，另外三个读着小学。可一拖过1959年进入1960年，龚家也同大多数人家一样，“日无逗鸡之米，夜无鼠耗之粮”。饿急了的他，拄着根棍棍，到张河坝他姐家求救。最终讨得捆芹菜背着往回赶。寒风中，他走着走着就倒了下来，再也爬不起来了。后来有人带信告之家里，他读高中的二女龚玉清推着辆鸡公车把父亲推回家中，早已气绝身亡。如今，龚玉清已是齐鲁石化集团的高级工程师、石油专家，每谈及父亲的死，仍是涕泪涟涟！

　　死在路上的还有何大花脸。

　　他是个唱戏的武生，声如洪钟，演技了得。何大花脸是我家邻居何跃章家的亲戚和常客。据母亲讲，每当花脸一来时，何跃章家上下都欢呼雀跃，热闹非凡，因花脸豪爽侠义，对他们家照顾有加，历来被奉为上宾。1961年冬天，花脸又来了，可这次是来讨账要饭的。剧团垮了，他饿得走投无路，快饿死了，忽然想起有个老友、世交在白头镇，所以拖着快站不住的浮肿的双腿来了。但何跃章家怎么能在这个“一日无粮，父子不亲；二日无粮，夫妻不亲；三日无粮，全家不亲”，各保其命的时候接收他呢？这时是一碗粥，得之可活命，失之要亡身呀！所以只得把他关在大门外，任其哭天喊地，哀嚎呻吟。我就亲眼看见他在那大门外躺了两天两夜，没有人答理他。3天后，何家叫来村中的小伙子何学贞、邵平安，找来辆鸡公车，哄花脸说推他去街上找何大爷给饭吃。花脸糊里糊涂地被扶上车，走了不到一里路远，就是现在到白头路上的高电杆处，何学贞把鸡公车一翻，花脸就摔了下来，何学贞便推转鸡公车跑回村了。花脸在那儿求爹告爷，
呼天抢地，
凄号之声惨不忍闻。天快黑了，有几个半大小孩去看稀奇，花脸已爬到一个稻草堆边躺着，见有人来，他从兜里摸出一把非常漂亮的“提扣刀”与何学林换了半根红萝卜吃。娃娃们看完了，走了，留下花脸没人管。那天晚上起白头霜，冷极了。第二天我们上学经过那里，花脸死了，冻得硬邦邦的。我们不觉得害怕，更不觉得稀奇——因为在这不到3里的上学路上，我们一天看到过4个死在路边沟边的人。后来，不知是哪几个人，用锄头在原地挖个坑，把花脸埋了。母亲私下里曾说，何跃章家早年曾受助于花脸，现在连人也不见，推来丢在路上，有点过分了。而何家则说，是叫何学贞、邵平安推到街上乡政府去，哪晓得他们推来倒在半路上，小伙子办事靠不住。

　　而何学户的哑巴妹妹，却是他们自己丢出去饿死的。

　　何学户家也是村里少有的富裕中农之一，和龚作兴家不相上下。何学户有1姐1哥和3个妹妹。饥荒一来，老老小小七八口，无论如何保不全了，于是父母决定减缩掉最小的两个：4岁的哑巴妹和2岁的幺妹。怎样减呢？带出去丢，任其自生自灭。具体由何学户和母亲一人背一个到20里外的大邑县城后，放在一大户人家门前，买块馍哄住，走了。母亲可能于心不忍，第二天又去那里探听，哑巴妹妹已经死了，幺妹叫人给抱走了，母亲打听到了是哪家，稍微放心而回。1993年，何学户打听到幺妹在大邑医药公司上班，前去认妹妹，幺妹也回白头故乡给父母上了坟，祭拜了祖先一番，可就回来过那一回，再无来往了。

　　伍志清的死，倒有几分人情味。

　　伍志清原为伍家庵的和尚。红军长征经川西环山岗时脱下袈裟投了红军。抗日寇、打老蒋直到抗美援朝，战功卓著，复员后优先安排来我村，分了村中最好的何益林的三大间瓦房并两间厨房居住，成为我们村的一员。印象中，伍志清五短身材，操一点外地口音。他孤身一人，整天气哼哼的，菜园里的萝卜丢了几根，他便把萝卜缨用一根树枝支上插在地头，然后就抬条凳坐在那里骂半天。但对到他家里玩，看他满屋跑的兔子的小孩倒很和气，还指着贴在大堂屋里的毛泽东、朱总司令的像给我们讲打仗的故事，还给我们唱《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但不知为啥，他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却是“革命军人个个想老婆，三个五个我也不嫌多”之类，只是想归想，直到死，他也没娶到老婆。

　　饥荒一来，伍志清孤身一人，兔子早卖光吃光了，就卖房子。当时有心思，能想到买房子的，只有龚少成。龚少成解放前当乡丁，娶下个比自己年长的山里女子为妻，养下八男二女，解放后，七大八小一家十多口挤在几间破房里，确实也难。饥荒一来，活命都难，为啥想到要买房呢？因为他干的是与粮食有关的活：

开初在公共食堂煮饭，后来又在碾米厂碾米，做保卫。每晚拿着明晃晃的梭标守着那比黄金白银还要金贵的黄谷大米。听说伍志清要卖房子，就卖掉10只鸭子（每斤8元），用90元钱买下了伍志清的全部房子和家具，为几个儿子做长远打算，使后来为房子吃尽苦头的人们羡慕不已，也愤愤不平好多年。

　　伍志清卖了房子揣了钱又对龚少成说，他饿了两天没进一粒米了，要吃碗稀饭再走，龚少成说稀饭没有，有两个蛋，给了他让他快走。伍志清只得立马走人，回到伍家庵他侄女家，侄女见叔叔卖房揣钱来投奔，欢喜不已。这90元钱，帮她与叔叔一起维持了2个月，最终伍志清还算有福，死在侄女家中，再后来侄女一家也死得一个不剩，使买房的龚家彻底放心，这房一直住到1998年才拆掉重建。最终龚少成家还是死了孩子：龚老五、龚老十。

　　教书先生、国民党员何学仁之死，也值得记述一番——

　　何学仁家解放时划为中农，几代书香门第，兄弟3人有的教书，有的行医。解放初，其小弟何学礼和何学仁自己本可继续教书当先生的，何学礼还被正式通知录用，背着行李告别乡人去学校报到了的，只是后来一政审，何学仁是国民党员，通不过，其弟何学礼也受牵连不能用，遣返回原籍务农。幸好其二弟何吉生是志愿军退伍，军医，安排到王场卫生院行医（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也被清退了）。

　　学仁、学礼教书不成，学礼还能种田，记点工分当个会计什么的。学仁可就惨了，白面文弱书生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斯文儒雅，“走路都害怕踩死蚂蚁”。学仁妻子早亡，留下光照、元庆、英才3个儿子，虽都已成人，却只有光照一人成家并生子。何学仁一家5口，就有4条光棍，日子难熬。学仁书没教成，开初靠兄弟吉生在王场医院的关系，到医院里当了个十几人食堂的司务长兼炊事员，工资虽少，但有吃有住，倒也无妨。

　　但好景不长，公共食堂一垮，何学仁就被清退回家，生路即断。先是家中大儿光照，一个彪形大汉，和2岁的孙子死了，媳妇回了娘家。紧接着，元庆，一个很斯文的小伙儿，也死去了。元庆死前的一个细节，我至今还记得清楚——当时的何元庆，也就20来岁吧，一表人才，书生气十足。但饿久了，变得骨瘦如柴，眼眶深陷，胡子拉碴，勾偻着腰身，活似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有个问路的人就叫他“大爷”，元庆苦笑着回答了人家，然后就不断地摇头叹气。

　　何学仁回家后，更是陷入绝境。我那当队长的父亲可怜他，就让他提个墨桶，端个脸盆在村里小伙食团的墙上壁上写标语、画图画作宣传来抵下地干活挣口稀饭吃。那些他写的配有画的标语如：“一处开花，四处结果”、“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万岁”、“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等，一直保持到那几栋房子在1992年被何学全、曹树清拆旧房建新房时才不见了，给人长长的回味。

　　再后来，小伙食团也垮，剩下何学仁父子二人相依为命。但英才毕竟年幼，不满父亲国民党员的身份，再加之都在各自逃命，
就难以想到他人，哪怕是自己的父亲。有天晚上，我和母亲在菜地里守二季豆，半夜时分，一个黑影慢慢向二季豆架移动过来，停在了二季豆前。母亲大喊一声：“哪个，干啥子的？”“是我，幺嫂，是学仁。”母亲上前一看，果然是学仁，就明知故问他半夜了为啥还不睡。他回答说睡不着，想找找白天留下的两根麦秆嚼嚼水吃，哪知让英才吃了，所以出来走走。母亲安慰了几句这位先前人人尊敬的先生，先生又叹着气慢慢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村子里一下沸腾了，何学仁死了，喂在他家的社里当家牛也死了。人们喧闹沸腾，并不是因死了村里的先生秀才，而是牛死了，有牛肉吃了。人们围着那条不知多少天没人看一眼没进水食的当家牛，正盼着分牛肉的当儿，有人吃了一惊：牛舌头没有了！疑惑中，有人揭开锅盖一看，牛舌头正煮在锅中，水微温，牛舌没熟，而学仁正死在灶下。人们明白一半疑惑一半：明白的是，牛舌头是被这位从不杀生，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先生割下的铁定无疑；疑惑的是，这牛舌头是牛咽气前割的还是咽气后割的，是他割了牛舌头被吓死的还是等不及牛舌头煮熟而饿死的？吃惊疑惑一番之后人们便不管他，而是像过节一样，大人小孩在牛身旁围得水泄不通，眼巴巴的看着村里善于杀猪宰牛的龚少成等人把牛剥皮开膛，再切割成丁丁块块，按人头三两二两分给各家各户。于是，人们欢天喜地离去；于是，倾刻间整个村子里便充满了久违的、短暂的生气。事后，人们帮英才把父亲抬到离家两百步远的现在胡俊邦修房子的那块地上埋了，和先前死去的十多人一样，连坟堆都没垒一个。多年后，英才良心发现，拿着锄头来此向人们问父亲所埋之地，想垒个坟堆。知情人说，这小块地上重重叠叠不下埋了30人，咋能记得呢？英才只得作罢。我母亲为此事，后悔伤感了好多年，说那晚要是不去守二季豆，学仁摘点去煮吃，可能就死不了；而我却说，他割了牛舌头还是死了，免不了的，母亲总是不信。

　　被牛吓死的还有两人：曹瑞午、张玉泉。

　　毛泽东主席说：“牛，是农民的宝贝。”他老人家的话一点不假，特别是那年月，种田无肥，猪已绝迹两年，庄稼也只好像人一样“瓜菜代”了，靠点草皮灰渣维持生长，“草比禾苗高”并非虚构。那时也不知有什么免耕之类，就是免耕，无除草剂，也必无收，所以田地还得犁。几百上千亩的耕地，靠几条牛显然不够，无力耕作全部，结果稻麦两熟的大好良田，只好轮作，留下一部分只种一季水稻，留下一部分休耕，叫做“板田”，或洒几斤苕子，让其自生自灭，权作绿肥。剩下的要耕种，牛力不够，就靠人用锄挖，或以人代牛拉犁拉耙耕地。如果能多条牛力，人就少挖十亩八亩，所以牛当然是农民的宝贝了。所以，农民深知，政府深知，毛泽东他老人家更知牛的金贵了。

　　所以，当时的耕牛由信得过的人家专门饲养，冬天为保其过冬不死，还配有少量口粮给养牛人家，但这口粮在饥荒之时难于真正吃到耕牛口中，所以一些牛才两、三岁正当青壮出力的时候，就成“风谷机架架”死去。而牛一死，又是大家有牛肉分吃的时候，所以人们对喂死牛的人家并无多少不满，有时还怀一种感激之情，希望隔两天喂死一头再分回牛肉吃。

　　我的大哥在3年里喂死了2头牛，大家吃了牛肉不忘他恩，照样选他当副队长（1964年四清运动中对他仍是好评如潮）。没办法，政府和干部认为，牛粮必须进牛口，不能让牛背着有粮吃还死去的黑锅，办法是将牛粮集中保管，每日按量煮成稀饭端到打场上，各养牛人家带个盆子牵上牛到打场上，在众人监视下，打来稀饭让牛亲自吃下那份属于它自己的口粮。牛们好生感激，而我们则好生眼红——牛出力耕田，还有稀饭吃；而作为人，连稀饭都没有。

　　可恶的是有人铤而走险，偷杀起牛来了，要独自享用牛肉了！张玉泉、王兴顺就是偷杀牛吃的两个人。这两人本属我们临村的二队。张玉泉50多岁，老婆孩子五六口，有点文化，能吹箫拉琴。王兴顺40多岁，文盲，力气过人，胆识过人，有7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二、三岁吧。饥荒一来，看着左邻右舍家家死人，听着满屋儿女的哭嚎之声，于是二人合计干出了件惊动四里八乡的大事来：偷杀了我队剩下的唯一一条当家牛。那牛喂在我队曹瑞午家，曹瑞午是王兴顺连襟，两家相距二里，常有来往。有天早晨，人们发现曹家的牛两天都没来吃稀饭了，于是到曹家一看，牛没了，这可是件大事，马上报告大队，大队报到公社，公社再报到县公安局，公安局来人，一天就破了案，在王、张家发现了煮熟的牛肉，于是人、肉一起弄到县上，张玉泉来不及公判，就吓死了，王兴顺押回公社，开万人大会公审，判了15年徒刑，刑满在万家劳改煤矿就业，直到1990年代初才回家，至今健在。如今问起他对此事有何看法，他说幸好杀了牛判了刑，虽劳改十几年，钻了十几年煤洞，但捡了一条命，值！

　  （四）

　　现在该写到我家，写到我可敬可怜的父亲母亲了。当公共食堂无节制地猛吃猛喝大浪费，而田地里草比禾苗高，明明大减产甚至绝收却又大喊亩产千斤万斤的时候，父亲开始担忧怀疑了：这样的急躁冒进浮夸虚报，大呼隆胡乱搞，能长久么？正确么？父亲不相信亩产能有千斤万斤，在公社汇报产量时，就只报4挑，最多600斤。于是他便被当作右倾保守典型，在王场的千人干部会上站了高板凳，接受批斗，在大队、公社的夜会上检讨，直到深夜才回家，回家后不断地叹气唠叨，我就听他说过：“翻身翻身，翻到沱沱头去了！”“人民公社好，眼睛吃大脸吃小！”1959年下半年小伙食团垮掉断粮时，我一家10口人中，大哥在成都工厂工作，二哥还在西昌部队，三哥在西昌师范校读书，大姐已出嫁城关，四哥在崇庆中学读书，家中只剩下五哥、八妹和我，与父母相依为命。吃公家喝集体不成了，吃的一下就变得无比金贵起来，黑市上米卖到三、四元钱一斤，一般工作人员的月工资还买不到10斤米。我们靠煮吃仅剩的几十斤小麦维持一段后，就粒米不见了，只得响应政府号召“瓜菜代”了——只能靠谷糠、麦麸、厚皮菜、苕菜、各种野菜度日了。每天放学，我就和五哥各提个篼篼，到河边沟边，坟地河坝去摘水芹菜、米汤蒿或挖绵根子，揪葫豆秧。厚皮菜之类清水煮了就那样抓来吃，盐巴也没有，更不说调味腥，吃久了就胀气发呕。米汤蒿之类煮熟了放在臼窝里捣烂，加上少许米面麦麸之类做成馍，已是难得的美食。葫豆秧煮吃后，会头昏恶心，那其实是中毒的表征。绵根子之类，是边挖边吃，但这东西扎根很深，要花大力气，很不易挖到。

　　饥饿的感觉像鬼魂一样，每时每刻附着在我们身上，我们所有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到找吃的事上，凡是能吃进嘴能填肚又死不了的东西都找了吃了。家中原有只花猫“三张皮”，可爱极了，但饥荒一来，半年没闻过油腥味的我们现在看到它在眼前晃来晃去之时，分明看到了它皮毛下的块块肥肉，分明闻到了它身上的阵阵肉香，早已是“目无全猫”了，再说，它要是跑到别家去，早晚也性命难保。于是，屠杀在所难免了。四哥、五哥找来根细绳，套在依偎撒娇的花猫脖子上后，就各蹬着门坎，闭着眼猛拉死勒好一阵才置花猫于死地。这情景我至今想起，特别是想起花猫在撒娇之时被人暗算，还不寒而栗！后来又发现个用了多年的皮撮箕，母亲把它放在水里泡了两天，软胀了，拆开来，架上柴火猛火煮了一天一夜，居然煮软了，用刀切成条状，外观看起来分明是腊肉条，透亮亮的，可吃在嘴里啥味都没有，绵绵的就像嚼纱布一般，喝口水和着吞下肚子，肚子痛了一夜，第二天拉出来还是绵绵的一团老样子。

　　我们还吃树皮，较好的是枇杷树的皮。先用石头在枇杷树上砸一番，之后厚厚的树皮就碎落下来，捡回后，再砸烂磨细，和上点米糠麦麸米面之类，
就可做成硬邦邦的口味不错的馍馍了。有人还想到了吃白蟮泥（观音土），从东关乡山沟里挖回白蟮泥后，放在锅里架火烧得焦黄，再弄成粉状和上野菜米糠之类即做成结实美观的馍馍了。这东西下肚当时很管饱，但不易拉出，尽是“硬头屎”，好不容易掉下两大坨，便如飞机投弹一般，直炸得粪坑里浪花飞溅，扑通作响。

     ……（中略）

     然而，父亲身材高大，食量过人，过去一天能吃3斤米，这东一顿西一顿的菜糊草根显然不够他的需要，他不顾母亲的劝阻，饿急了就干吃起米糠来了。我清楚记得，饿急了的他，端着半升炒得焦黄的米糠，先抓一把塞进嘴里，再喝口开水冲下，第二天就“结住”久拉不下，血流如注，呻吟不止，不久就浑身浮肿，卧床不起。接着，致命的一击又接踵而来。1959年底，家中还有只鹅，偶尔还能下个蛋，全家如命般地养着。父亲当时还是生产队长，因偶尔有人家的鸡鹅出门啄生产队的麦苗、油菜苗吃，糟蹋庄稼，便在会上提出加强管理措施，有人提出，谁家鸡鸭鹅再出门下田损害庄稼，谁见了谁逮来吃，父亲同意了。可后来刚巧有一天，我家这只鹅出门下田了。社员何学民，何陈氏看见了，别家的倒也作罢，队长家的可就没话说了，这二人果真把鹅捉住，杀来煮吃了。父亲知道了，叹着气，拄着棍，带着我们兄弟3个到何学民家中哀求，希望能分给半只一腿，但何学民硬是连汤也没给我们一碗。于是，我们的父亲，这个曾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这个儿子们心中的真正英雄，此时只能又叹着气，拄着棍回到家中，从此就到死也没下过床一步了。这情景，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令人辛酸掉泪。

    ……（中略）

　　就在这个春天的晚上，在公社医院张玉歧医生来家通知他去治浮肿病的前一夜，他把几个还在身边的儿女叫到床前，言语低沉，断断断续续地给我们交代后事，并一一为我们祝福：祝大哥工作顺利，下次回家一定为母亲买个罐头回来；祝二哥平安，不要再负伤了；祝三哥完成师范学业，当个好老师；祝四哥考上大学；祝母亲能享到儿女的福。最后两句至今犹言在耳：“望全家都好，都好！”后来竟说死后就埋在大门旁边，因为他舍不得8个儿女，也因为村里得“浮肿病”死了许多人，男人已没有几个了，抬不动棺材。直到半夜，父亲才在母亲、大姐、大哥、五哥和我的守护下咽下最后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中略）

　　写此文前，我问过许多当年的过来人，我说有人估计1960年代初期的饥荒使中国至少损失了1800万人，他们都说哪里才止这点点。我不敢妄断到底有多少，只将我们这个地处都江堰自流灌区，地处号称“天府之国”的“上五县”——这个当时有好多户像我家有外援优势的小村庄损失的人口做一初步统计，读者便可知一二（见统计表）。

【四川省崇庆县白头人民公社三大队1队1959年～1962年损失人口统计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死亡时间   现有亲属及关系

何祝安  男    57   1959(年)-09(月)   无

何祝安妻 女  56   1959-10      无

何学元  男   38    1959-11      无

何奎奎  男   35   1959-12       无

何友贵  男   25   1959-11       无

何哑妹  女   5    1960-10  何学户之妹

李子云  男   62  1960-09  李福平之父

李福全  男  36   1962-05  李福平之兄

李福牛  男  20  1962-04   李福平之兄

李福清 男 12   1962-05   李福平之弟

何德兴 男 52  1960-03    无

何德兴妻 女 50  1961  无

何德兴母  女 70   1960  无

何德兴孙女  女 5  1962  无

龚模久  男 52   1959  龚和清之祖父

龚作兴 男 5  1959-10  龚和清之子

龚桂华 女 11  1959-04 龚和清之妹

张黄糟 男 65  1959-02  无

　　何八斤 男 60 1959-02 无

　　何学仁 男 53 1962 何英才之父

　　何光照 男 23 1961 何英才之兄

　　何元庆 男 20 1961 何英才之兄

　　何光照子 男 3 1959 何英才之侄

　　何吉生女 女 2 1961-10 何登文之妹

　　何蔡氏 女 45 1962 何登蜀之母

　　何运国 男 12 1962 何学贞之弟

　　何运国妹 女 3 1960 何学贞之妹

　　何纪云子 男 2 1961 何纪云之子

　　何开松 男 50 1960-03 何学嘉之父

　　伍志清 男 52 1960-03 无

　　何火生 男 30 1962 无

     死亡一直到1962年下半年伙食团“下放”时才停下来。21家中的17家共死掉34人，生存下来96人，而且这3年中，全村未出生过一人。而我们的临村四大队八队，人口死掉一半以上。

     伙食团“下放了”，这在当时叫“体制下放”，即不再吃伙食团了，收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入国库外，就人头，劳动力、肥料的投入按比例分到各家各户自行安排，还分给每个人头1分田的“自留地”自行耕种收获，尽管少的年份每人口粮也就只200来斤，多的时候有300来斤，但毕竟可以自行主宰安排这仍嫌少的口粮了。而且，又准许喂猪、养鸡，也可以赶集上自由市场了。

    于是，炊烟起处，鸡鸣之时，乡村又开始有了生气——从1963~1965年，元气大大恢复。……（后略）

本文《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崇州》的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