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史记》，二场政变，四个真相

今天先从两场政变说起。

一

第一场，是起自“奸情”，却又不止于“奸情”的“血案”。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

……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

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

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於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馀人。

这个过程翻译过来，真是一部艳情小说，就是秦庄襄王死后，秦王政年少，太后“时时”偷偷私通吕不韦。

随着秦王政越来越大，太后淫欲难填，搞得吕不韦害怕了，怕最后事件曝光让自己遗祸，干脆，就找了个“大阴人”，也就是“那话儿”巨大的嫪毐作舍人（家臣），并让嫪毐套上小车轮子行走。

司马迁在“以啗太后”中用“啗”字，真是精彩，“啗”通“啖”，是“吃”的意思，拿男色比为食物，诱惑太后，令闻者想象太后的垂涎贪婪，真是让人遐想无限。

太后听说之后，果然想要独占这个“宝贝儿”，吕不韦就把嫪毐引荐给她，又假意派人告发嫪毐犯了应收宫刑的罪，又假装给他论罪判刑。

然后，吕不韦偷偷告诉太后，你可以搞个“假阉割”，嫪毐就可以在宫中任职了。于是，太后就偷偷赏赐主事的官吏，把嫪毐的胡子眼眉都拔了，假称为宦官，得以常伴太后左右。

太后与嫪毐私通，“绝爱之”，已经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儿翻译了，就是太喜欢他了，怀孕了，于是为了掩人耳目，诈称占卜后要远避不吉，就到雍城（今陕西凤翔县），也就是秦国的旧都居住。

嫪毐常伴太后左右，获得诸多赏赐，大小事都由嫪毐决断。嫪毐富贵至极，有家奴数千人，有求请求担任嫪毐舍人的“客”，也就是游士，多达千余人。

富贵到什么程度呢？

《史记·六国年表》显示：

秦王政八年，“嫪毐封长信侯。”

《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说：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

嫪毐权势之大，已经到了与吕不韦分庭抗礼的程度，见《战国策·魏策四》：

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虽至于门闾之下，廊庙之上，欲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赂秦，以为嫪毐功；卑体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国赞嫪毐，以嫪毐胜矣。王以国赞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于骨髓，王之交最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为天下上，天下孰不弃吕氏而从嫪氏？天下必舍（合）吕氏而从嫪氏，则王之怨报矣。

这段话的背景是“秦攻魏急”，根据《史记·六国年表》，嫪毐封侯在秦王政八年，九年攻拔魏国垣、蒲阳、衍三城，则《战国策》的这段议论，应该在秦王政九年，嫪毐未谋反之前的短暂时间里。

重点是，远在魏国已经看到秦国内部自上而下分为“跟随嫪毐”，还是“跟随吕不韦”的两派了，而嫪毐的后台，正是王太后。

问题是，按照上文中《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嫪毐封长信侯，并以太原一郡之地为国，且“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说的是他的“贵”，也就是享有的特殊礼仪待遇，而“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则是他的“权”，拥有秦国政治的决定权。

这段“艳情”故事中，有哪些正经的信息呢？

且听三解剖解一下：

其一，吕不韦先与太后私通，因为秦王“益壮”，所以害怕出事儿，才推荐了嫪毐，也就是说，吕不韦已经对“未成年”的秦王政感到了恐惧；

其二，吕不韦在安排嫪毐进宫的过程中，并没有一手包办全部“违法”操作，经他手的过程都符合“程序正义”，最终“违法”是由太后亲自完成，也说明吕不韦的谨慎；

其三，太后怀孕后，带着嫪毐到了雍城，大小事儿都由他来决定。

这些信息，乍一看言之成理，但是细究起来，却又存在诸多的问题。

按照《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说法，嫪毐是一个“宦者”，起码公开的身份是一个“宦者”，“宦者”距离以郡为国的“封为诸侯”相差多远呢？起码这个距离是远远超过吕不韦以丞相、相国的身份主秉国政，并吞周室之后的封侯。

按照李开元先生在《秦谜》一书中的推断，嫪毐是在夏太后死后、长安君成蟜的叛乱中，以“告奸”的大功封长信侯，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勾勒了嫪毐谋反事件的过程。

问题是，这个推测到底是不是成立？

三解存疑。

二

《秦谜》的整个论证，存在一个逻辑漏洞，即认定夏太后为韩国王室女子的根据不足，其一为“夏”的姓氏所指，认为古夏地与韩国分野接近；另一个是推测长安君之母，应为夏太后安排的韩女，所以长安君十五岁出使韩国即获得了巨大的外交成功。

如果我们看春秋战国时可见的“夏氏”名族，要么出自夏禹之后的“姒”姓，要么出自“妫”姓的夏徵舒之后，其国家陈、杞早已为楚国所灭，大略应也为楚女。

况且，夏太后的丈夫秦孝文王直到秦昭王四十二年才被立为太子，他在世的时候，夏太后不过一介侧室，说她必为六国王室之女，终究有些牵强。

事实上，在这之前的秦国太后，如宣太后为昭襄王之母，在《史记·秦本纪》中记载：

昭襄母楚人，姓琇氏，号宣太后。

而在《史记·穰侯列传》中则写作：

昭王母故号为羋八子，及昭王即位，羋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

“芈”、“琇”写法不同，根据《史记·楚世家》、《战国策》可知，就是楚国王族的姓，而这位太后是实际的执政者，在《史记·穰侯列传》中写得很清楚：

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厓为政。

这个“宣”字，在昭王刚继位的时候即已有，肯定不是谥号，这东西不能给活人上，或许与赵惠文王死后主政的赵威后一样，“威”通“君”，即“君太后”的意思，属于活着时候的一个“尊号”，因为这二位与齐国的“君王后”一样母后临朝，所以，有比较响亮的尊号。

而可以确定没有临朝经历的，比如《史记·秦本纪》记载的：

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於先王。

这是秦孝文王的母亲，先已死，与秦昭襄王合葬，尊号为“唐太后”，而其原妃嫔号不过是“八子”，冠以姓氏“唐”，可见，不执政的太后，其太后名号也就挂个姓氏标识。

再往后的太后，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

注意区别，就是“帝太后”的名号，是“谥号”，在她活着的时候，并不存在尊为“某某太后”的情况，而《史记》在述及“夏太后”、“华阳太后”的时候，均为其死、葬，结合上文中“唐太后”的情况，也应该是“谥号”，而非“宣太后”一样的生前尊号，历史上可能根本不存在李开元先生在《秦谜》中所推测的秦王政初年政坛上曾经“三宫并尊”的情况。

其他还有几个反例，比如《秦谜》中指出魏冉应因其兼有魏国、楚国双重血脉而得到魏国系的秦惠文后与楚国系的宣太后的先后赏识，但在《史记·穰侯列传》中写的是：

穰侯魏厓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羋氏。

也就是说，魏冉虽然是“魏氏”，其先祖却是芈姓楚人，也就是由楚人芈姓分出的魏氏，而不是魏国王族的姬姓魏氏，至于他和宣太后的异父姐弟身份本身就挺奇怪：

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厓；同父弟曰羋戎，为华阳君。

如果三姐弟都是婚生子，宣太后的父亲是A，魏冉的父亲是B，就成了，宣太后之母先嫁给A生了宣太后，再改嫁给B生了魏冉，又改嫁回来嫁给A生了芈戎……

这个“狗血”故事要是挖掘一下，恐怕比《芈月传》的故事更适合拍成电视剧。

当然，如果这里的B成为了魏国的王族，A则是楚王，那就不仅仅是“狗血”，而是玄幻了，原来国与国之间嫁闺女还带“退货”的……

最后一个问题，则是秦国和韩国的关系，也就是夏太后与成蹻的角色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即是以韩国为外援。

事实上，看《史记·六国年表》可知：

（秦庄襄王元年）蒙骜取（韩国）成皋、荥阳。初置三川郡。

（秦庄襄王三年）王齮击（韩国）上党。初置太原郡。

（秦王政三年）蒙骜击韩，取十三城。

也就是说，在夏太后的亲生儿子秦庄襄王在位的三年间，秦国大军揍了韩国2次，在她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秦王政三年，秦国攻取韩国13个城池，才有了长安君出使韩国让韩国献地求和。

那么，夏太后所谓的韩国娘家“外援”的主要作用就是给强秦提供分食的地盘吗？她在秦国政坛上作为一方势力代表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呢？

与韩国遭遇完全不同的是楚国，自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即楚考烈王元年（同年春申君黄歇为相），秦取楚“州”地之后，一直到秦王政十二年，即楚幽王悼三年，才发四郡兵助魏攻楚，中间24年间，秦国没有主动夺地于楚，反倒是楚国在救赵、五国合纵中屡屡发难。

赵国情况也类似，在秦王政元年，秦拔赵晋阳之后，一直到秦王政十一年，秦才派王翦击邺、阏与，取九城，无独有偶，这一年，吕不韦被赶出了咸阳，回归封国河南，之间的9年，秦赵实处于和平状态，讽刺的是，齐、赵在开战的前一年，还入秦“置酒”。

所以，关于《秦谜》中华阳太后为楚系外戚的旗帜的说法，三解深表认同，对于夏太后、成蹻均为韩系势力的说法，则有所疑虑。

注意，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垂帘听政”式的政治不同，《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

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也就是在秦王政刚刚继位的时候，国事由大臣处置，而不是秦昭襄王初年的“宣太后自治”，从魏王“报怨”的对象是“吕氏”，也可以看出决策秦军不断进攻魏国的，实为吕不韦，而帝太后也通过嫪毐，对朝政有巨大的影响力。

那么，嫪毐是以什么职位和角色来施加这种影响力，真的是靠“宦者”的身份吗？

三

关于嫪毐的“宦者”身份，唯有《史记·吕不韦列传》讲的“假阉割”故事，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自始至终没有提及嫪毐除了长信侯之外的身份，或许，他依托撰写这段历史的秦国官方史书《秦纪》，本就省略了这段细节。

但是，我们看西汉末年刘向撰写的《说苑》中，其实另有一部分信息：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

此处说到“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且不论，不谨究竟当不小心讲，还是淫乱讲，只看这个“郎”的身份，就知道嫪毐在被帝太后发掘成情人之前，是“士人”，而非“倡优”。

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

这是汉代的制度，议郎和中郎秩级接近普通的县令，与皇帝的亲近程度还犹有过之，等于是千石官以上的备选干部，而中大夫等，则是二千石以上官的备选干部。

在秦国和秦朝以及汉初，根据阎步克先生的考证（《论张家山汉简，中大夫、中郎、外郎、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太子御骖乘、太子舍人这些职位，在汉初高后二年前，都属于皇帝、太子的私属，肯定是没有秩禄的，他们的级别也是以本人的军功爵位高低来进行分别，而这之中，唯有“谒者”是宦官，其余都是“士人”。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士人都是高爵子弟。（见《为什么陈胜、吴广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其实也有这么一处旁证：

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

舍人，在《周礼·地官》里明确解释为宫内官，在战国秦汉之际，则主要指王公贵族私门之官，比如上面提到的太子舍人，属于私属，既然是私吏，则必然是士人。

吕不韦在战国养士风尚之下，对家臣私吏“以倡优蓄之”，实在有违常理，像下面的桥段：

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

这里的“乃进”，是举荐嫪毐做郎官，还是引荐给太后做面首，实在无法确定，但是，之后的秦国政局发展，明显出现了一个逻辑矛盾。

当嫪毐发迹被封为长信侯之后，“事皆决於嫪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就与“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产生了矛盾。

“委国事大臣”相联系的是历数当时的重要政治角色，包括相国吕不韦、将军蒙骜、将军王龁、将军麃公，相国、丞相、将军，汉制同为金印紫绶，为无秩级的崇高之官。（阎步克：《从

以执掌而论，相国吕不韦是“委任国事”的首选，而且，秦王政三年王龁死，秦王政七年蒙骜死，麃公不知所踪（《史记·秦始皇本纪》仅记载秦王政三年攻卷，斩首三万。《史记·六国年表》未记录，其死年也未记录，怀疑卷入了成蹻叛乱，历史被抹去），如果不考虑蒙骜和吕不韦可能的“盟友”因素的话，此年之后，吕不韦可以称专政了。

这个现象，哪怕是借用李开元先生在《秦谜》中的推测， 也是说不通的，秦王政七年夏太后死去，华阳太后、帝太后均在世，华阳太后所依靠的楚系外戚昌平君、昌文君明显活跃于政坛之上，甚至就在担任着御史大夫、廷尉这样的二千石高官。（秦的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廷尉任命常为递补）

此时，确定属于帝太后派系的嫪毐突然崛起，封列侯、执掌国柄，也就是说，吕不韦遭遇了“夺权”，或者中性地说“失权”。

简言之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承认秦王政继位后，秦是“太后政治”，夏太后死去、成蹻叛乱后，帝太后派系一举压倒了华阳太后派系，形成了吕不韦和嫪毐两个同属帝太后派系的臣下的争权态势；

一种是相信秦王政继位后，秦是“重臣政治”，夏太后死去、成蹻叛乱后，发生了政治格局大变化，帝太后通过嫪毐，一举攫取了曾经被吕不韦“借用”的王权，形成了“宫府并尊”的“双峰政治”。

前一种情况中，帝太后派系一举压倒华阳太后派系的结果，毫无实证，从昌平君、昌平君在日后的平叛中排名紧随相国之后可知，这两位重臣并未被打击下去，则前一种情况或许本身即《秦谜》的错误想象。

后一种情况中，最关键的变化，应该就发生在成蹻叛乱前后，不过绝不是因为嫪毐“告奸”，而是借此次叛乱，对吕不韦的执政发起了攻击，从而逼迫吕不韦退让，承认帝太后的王权替代者角色。

一个事实的佐证就是嫪毐叛乱发兵时所用的玺：

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史记·吕不韦列传》的太史公曰）

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史记·秦始皇本纪》）

两者重合的就是“矫太后玺”，也就是说，“太后玺”在秦王政九年仍有“发卒”的法定效力，当然，“王御玺”也有，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矫”，是伪造的意思吗？

不是，《玉篇》解“矫”为：

诈也，擅也。

也就是擅自使用，换句话说，嫪毐能够为秦国“大小决事”的倚仗，在于他手里掌握着“太后玺”和“王御玺”，即帝太后代秦王政行使王权，而嫪毐则代替帝太后行使权力。

已知的汉代制度，御玺归“少府”属官的“符节令”部下的尚符玺郎掌握，但是，在汉初的《二年律令》中根本没有“符节令”的职务，反而，在《汉书·高后纪》中有这么一句：

襄平侯纪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

也就是说，吕后死前，一直以列侯“尚符节”，所以，襄平侯纪通可以派人持天子节，把周勃迎入北军，一样是“矫”。

而嫪毐本人就是列侯之尊，极有可能就是这个角色。

至于他是否是“宦者”，咱们还需要继续讨论。

四

基本确定了嫪毐的政治角色，就可以看看《史记》记载的“政治惊悚片”了，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於雍。

啥意思？

有人向秦王政告发，嫪毐根本不是宦官阉人，和太后私通，生了俩孩子，这其实还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嫪毐这货，竟然想让秦王死后，他的儿子做继承人，这就是政治问题，是谋反了。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秦王派出官吏“治狱”，也就是办专案，查到事情属实，而且事情还关联到相国吕不韦。

秦王政九年九月，秦始皇夷灭嫪毐三族，并杀太后所生二子，把太后赶到了雍城，不允许在咸阳宫中居住。

对于这段“谋发”的过程，《史记·吕不韦列传》有一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本人的口吻：

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政治惊悚剧”干脆变成了政治战争大戏：

（秦王政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以上是《史记》对于嫪毐叛乱事件的书写，另有一条材料，来自于西汉刘向所作的《说苑》：

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嫪毐，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肢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取皇太后迁之于萯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从蒺藜其脊肉，干四肢而积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

对照一下以上的史料，我们还原一下嫪毐叛乱的直接起因，即“告发”，从上到下，标记为A、B、C、D四个来源：

A：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

B：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

C：无

D：毐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亢！”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

A、B、D都有明确的告发记载，可以确定存在这次事先的告发，而且，其“告发”的过程入戏：

即嫪毐本人的膨胀，他是与“侍中左右贵臣”，秦、汉初的侍中为皇帝身边近臣的“加衔”，又是“贵臣”，也就是家室非常高贵的贵族子弟（见《为什么陈胜、吴广会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当着他们的面，大打出手，还大吼自己是秦王的“假父”，

而“窭”的意思为贫穷，“窭人子”就是骂这些贵族是“穷鬼儿子”也敢和他比身份高贵？挨打的人跑去找秦王政告状，导致他“大怒”。

问题在于，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的“假宦官”，秦王政可能不知道嫪毐和太后的真实关系吗？一个“宦官”封长信侯，以太原一郡之地为封国，有家臣千人，能够操纵国政，秦王政需要等到一个人“告发”，才知道真相，他是傻子吗？

恰恰相反，正因为他知道，才采取了A和B中都提到的策略：

A：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

B：秦王验左右，未发。

也就是查明情况，没任何动作，真正的变化，在于嫪毐害怕了。

B：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

C：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

D：皇帝大怒，毐惧诛，因作乱。

这三条记载，都写到了这个恐惧，也就是说，嫪毐知道自己已经被“告发”了，所以选择先下手为强。

但是接下来，真正的“戏肉”来了，也是一个千古之谜出现了：

A：九月，夷嫪毐三族。

B：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

C：（四月乙酉）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

D：毐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毐败，始皇乃取毐四肢车裂之。

C的记录是最为详细的，包括伪造秦王御玺，拿着太后玺，发兵“欲”攻蕲年宫，蕲年宫在雍城，正是秦王政冠礼所居住的宫殿，却被秦王政早早发觉，下令相国吕不韦和昌平君、昌文君发兵进攻嫪毐。

双方大战咸阳，斩首多达数百，斩首者都拜爵，哪怕是参战的“宦者”，也拜爵一级，嫪毐逃窜，被悬赏捉拿，嫪毐及部下纷纷落网。

此次叛乱，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令等高官二十人都被斩首，并车裂，族灭。

问题是，A和B补充了两条信息：

其一，嫪毐败走后，在好畤县被斩杀，这个地方在今天的陕西省乾县；

其二，嫪毐被“夷三族”的时间在当年九月，这个处刑时间应该就是嫪毐被追斩之后，拉回咸阳当众车裂的时间。

问题是，叛乱的时间是秦王政九年四月，5个月后，嫪毐才被捕杀？

五

这是谜团之一，第二个谜团是，在政变发生时，秦王政在哪儿，嫪毐又在哪儿？

按照记载，嫪毐应该常伴帝太后左右，也就是常住雍城，而他的叛乱对象，也就是秦王政，在行冠礼时，也来到了雍城，他矫玺发兵进攻的目标也在雍城蕲年宫。

然而，战斗却发生在“咸阳”、“咸阳宫”。

第三个谜团是，政变发生时，秦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们，都在干什么？

从结果反过来看，这次叛乱，对于秦国的打击绝对不小，权倾朝野的长信侯嫪毐被断四肢，秦王的母亲被迁往雍城别居，包括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令在内的二十人被斩首，并车裂族灭，大批秦国人被株连：

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月寒冻，有死者。

之前有一千多人求做嫪毐的家臣，其中罪行重的已经被杀掉，轻罪的被罚为鬼薪，被牵连夺爵并流放蜀地的有4000多家，被安置在房陵，在今天的湖北房县，天寒地冻，有被冻死的。（此时为农历九月之后，确有可能）

一个月后的秦王政十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齮为将军。

秦国人再也不用费心纠结“与吕氏”还是“与嫪氏”了，已经连窝端了，过往，很多人从秦始皇无法接受母亲对生父秦庄襄王的背叛，所以产生了“反绿帽”报复心理，才施加了诸多残忍的刑罚，然而，如果我们看看西汉末年人刘向在《说苑》记录的齐人茅焦的劝谏，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下令曰：‘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脊。’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说曰：‘齐客茅焦，原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告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使者问焦。焦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蒺藜谏士，有桀纣之治。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归咸阳，立茅焦为傅，又爵之上卿。”

这段记载，是比较典型的纵横家故事，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只采信了其中一部分：

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这也说明司马迁所依据的《秦纪》，也就是秦国的官方记录里，是有茅焦劝谏的内容的，所以他记录了这一小段，但是，《说苑》中真正关键的，却是这句：

焦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蒺藜谏士，有桀纣之治。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

车裂“假父”，是为嫉妒，杀死异父弟弟，是不慈，迁母别居，是不孝，杀死劝谏的人，比拟桀纣……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天下人眼中，包括魏王君臣、齐国人茅焦，甚至秦国本国人，对于嫪毐与帝太后的私通、生子，都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反倒是秦始皇的反应，在当时人看来是“反伦理的”、“败德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结合秦国宣太后的先例，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匪夷所思，因为宣太后的执政帮手，就是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和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而她本人，又在宫中与义渠王生活多年，最终诱杀之，而秦昭襄王对于其母与义渠王的事儿，心知肚明，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这是上溯， 下延到西汉，汉武帝母亲王皇后在进宫前生女，汉武帝亲自找回同母异父的姐姐，见《汉书·外戚传》：

因赐汤沐邑，号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诸侯，男号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横于京师。

“以太后故，横于京师”，已经说明了在王公贵族的眼中，同母异父的姐姐，一样有亲贵的资格，另一个例子则更为人们所熟知，就是卫青与卫子夫，卫青与卫子夫就是同母异父，一样是“亲姐弟”。

所以，用后世的“贞洁观”看待战国秦汉，根本是刻舟求剑，况且，刘向本人就是西汉末年的大儒，他在取舍记录的时候，肯定也要考虑是否合乎情理的问题，如果说，茅焦的劝谏在他看来，纯属胡说八道，记录下来，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当然， 我们看秦始皇的诸多刻石，也能感受到他对“德化”的痴迷，可能他就是一个有强烈性道德洁癖的中二青年，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能否定，但是，从他欣然接受了茅焦的劝谏，接回了母亲到甘泉宫居住，他的愤怒绝对是有作秀成分的。

而支撑着他把这场秀贯彻到底的事实基础，只能是嫪毐的叛乱，曾经严重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让他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借题发挥，把上至相国，下至4000家“有爵者”狠狠整治一遍。

基于这种纯政治性的认识，我们复盘一下嫪毐叛乱，上述的三个谜团，或许就能够解开了。

（1）秦王政于四年四月宿于雍城，直到乙酉日，完成冠礼。此时，嫪毐知道已被告发，紧急谋反，用王太后玺和假的秦王玺，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进攻秦王所在的雍城蕲年宫。

（2）“王知之。”但是没有说明，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知道的，而史书并未记载在蕲年宫发生战斗，说明，秦王政很可能在嫪毐调动军队时，已经知道了阴谋，所以，赶回了咸阳，避开了嫪毐的进攻。

（3）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令事后被车裂族灭，说明他们都参与了叛乱，而卫尉掌卫卒，内史掌除长安之外的各县县卒，中大夫令掌官骑，佐弋掌材官（根据详情后述），等于是嫪毐调动的军队，全部按照嫪毐的矫诏出动了，或者本就是他的党羽。

（4）秦王政赶回咸阳宫后，咸阳的正规防卫力量已经几乎被嫪毐调空，仍然有兵，且没有事后被杀的禁卫官职为，郎中令、中尉、卫将军（《二年律令》中有，秦是否有存疑），其所拥有的兵员，就是秦王政身边的“郎宦者”，也就是郎官与宦者及一部分“中尉卒”，也就是咸阳城的治安兵。（根据详情后述）

（5）嫪毐同样快速赶回了咸阳，调动舍人、党羽进攻咸阳宫，“战于咸阳宫”，也因此，秦王政一方才有“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宦官阉人都上了前线了，可见形势之危急，不过，秦王政已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平叛。

（6）得到秦王政的合法程序批准，相国与昌平君、昌文君就可以走法定程序发咸阳卒平叛，否则按照《擅兴律》随意发兵是要受重惩的，也就是说，无诏的情况下，吕不韦等人必有一定时间的“救驾来迟”，甚至是“作壁上观”。

（7）嫪毐叛军被击溃，“斩首数百”，嫪毐逃走，秦王政下令全国重金悬赏，一直到5个月后，才在好畤县斩获。需要注意的是，与嫪毐一同被车裂族灭的只有二十家，而他的舍人就有千余，斩首数百，其余轻罪为“鬼薪”，那么，被流放房陵的四千多家，就不是嫪毐的舍人，而应该是被动参与叛乱，甚至是藏匿、帮助嫪毐逃跑的秦人。

（8）从四月到九月，秦王政终于清洗完了秦国上下，尤其是咸阳城兵权的大工程，任命桓齮为将军，最终向“仲父”吕不韦摊牌，将他赶下相位，而理由是“坐嫪毐免”，很大的可能是因为推荐嫪毐，所以被连坐，另一个可能就是在追捕嫪毐的过程中有所拖延甚至藏匿，毕竟《史记》中有“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也就是终于抓到了吕不韦的把柄和罪名，逼他下台。

六

这场政变，秦王政“终成最大赢家”。

如果我们综合回顾一下上面的种种记载，就会发现，嫪毐的叛乱发生在秦王政行冠礼的九年四月乙酉毫不奇怪，这个时间节点，实质上是帝太后“还政”与否的deadline，事实上，嫪毐是否是“真宦者”，还是自称秦王“假父”，只是两个“理由”，这个理由根本不具备影响决策的决定性效力。

真正的矛盾点在于，秦王政不希望成为傀儡，无论是帝太后，还是吕不韦，都不可以摆布他。

如果秦王政可以容忍宣太后与秦昭襄王的政治关系，那么，即使按照这个时代的生活伦理，帝太后和嫪毐的“奸情”，并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恰恰相反，他的“报复行为”，在时人看来，才是“逆伦”。

如果秦王政可以容忍“君相共治”，由吕不韦主持外朝，自己垂拱而治，那么，他事后对于吕不韦的追究和处置也完全不会发生，正如秦昭襄王对范睢的宽宥一样，“坐嫪毐”，肯定是可以免除的。

说到底，这是一次“假借政变”的“政变”，目的只是为了将帝太后和吕不韦的势力连根拔起，彻底掌握秦国政权。

当然，对于后人读史而言，肯定会感兴趣，究竟是“真假宦者”的告发导致了秦王的爆发，还是“假父”的自夸触怒了秦王？

从文本的角度来分析，秦始皇的“保密工作”作得是真好，比如太史公写秦朝历史是以秦国官方史书《秦纪》做底本的，所以《秦始皇本纪》中只字未提帝太后与嫪毐的关系，当然，宣太后和义渠王的关系《秦本纪》也没提，有鼻子有眼的记载，实际上出自《后汉书》。

由于“秦俗多忌讳之禁”，《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这一郡县小吏的记事本中，秦王政九年，干脆是空白，连嫪毐叛乱的事儿都没有影子。

可见，在咸阳城里斩首“数百”的大乱，在帝国的末梢，连个响都没听到。

那么，《吕不韦列传》中的“真假宦者”，《说苑》中的“皇帝假父”，实际上就是两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坊间广泛传播的两个说法。

而司马迁最终在《秦始皇本纪》中截取了茅焦劝谏秦王政的一部分言语，而在《吕不韦列传》中详细记录了“真假宦者”的说法。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倾向于“真假宦者”的解释，所以，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莫名其妙地插入了：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於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在司马迁看来，春申君献怀孕女给楚王的故事，与吕不韦献姬给秦庄襄王的故事，存在某种联系，而春申君引用李园，吕不韦进献嫪毐，一样具有某种冥冥中的相似，直到最后，李园杀春申君，嫪毐坑死吕不韦，自然也就有了这样一种联系。

在今天看来， 这叫故事传播的戏剧性改编，而在西汉时代的人看来，这就叫冥冥中自有定数……而这种定数，又与人事相关。

所以，在《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最后，司马迁评价说：

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直接指斥吕不韦是典型的伪君子，但是，在《吕不韦列传》中其实就有自相矛盾的信息：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前者说子楚夫人为“邯郸诸姬”，且怀孕十二月生秦王政，后者生物学上有点难，前者则实质为姬妾，送给了子楚，竟然就立为了夫人，也就是正妻。

而后者又说，子楚夫人是赵豪家女，所以被藏匿起来幸存，既然是豪家女，怎么就沦落成了歌舞诸姬了？反过来说，豪家女被落魄公子立为正妻，似乎才合理，否则，回国后子楚夫人立后的身份难道不会受到指摘？

这种矛盾，其实在嫪毐的身份上也存在，既然是“假宦者”，常从太后左右是可以了，“事无大小决于毐”就难了。

按照《二年律令·秩律》里的记载：

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即太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 （卫）将军， （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

这个级别的，只有“长信詹事”是吕太后所居的长信宫的主官，但是，汉初仍以士人担任，至于其他职位，更是都由士人担任，而非宦者。

汉初皇帝的命令运行，其实可见《汉书·丙吉魏相传》：

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无）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

这是汉高帝十年的一道诏书，体现了当时皇帝意志的执行程序，即皇帝在长乐宫中招来大谒者襄章受诏，提出要群臣议论的议题。然后，大谒者把这个诏书或是口谕传达给相国，由相国召集御史大夫、将军、太子太傅等重臣合议，再将议论完毕的结论成文，交大谒者襄章奏请皇帝，皇帝再批准“可”。

整个诏书要记录全部流程，如果多次议论，则会变成层层叠加的“夹心饼干”，才是正式的诏书文字。

这里的大谒者，或许即为谒者仆射，也就是中谒者（或为宦者）、谒者（士人）的主官，中谒者往往可以出入省中（皇帝居住地），士人担任的谒者，则应该是受诏于未央宫前殿（皇帝办公地）门外。

到了吕后称制的时代，由于女主的特性，远比高帝时代确认，中谒者为宦者担任，所以有非常知名的阉人谒者，《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记载：

建陵侯张释，寺人，以大谒者劝王诸吕侯。

也就是说，这位阉人宦者张释，以劝说立诸吕为王的功劳封列侯……

《后汉书·宦者列传》的记载是：

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

能够出入卧内，受宣诏命，还被封列侯，算是位高权重了，可他算不上“决事”的人，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

决事的是审食其，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当“宦者”才能“监宫中”，郎中令也可以，左丞相也可以，要“用事”，士人的身份也没什么不可以，如果再向前一步猜测的话，嫪毐很可能是以“郎”的身份，升任郎中令，也是二千石的高官，还能“监宫中”与帝太后接触，再封列侯“尚符玺”，自然也就能够“事无大小皆决与嫪毐”。

而这些，现在都无从证实，只能说是历史真相的一种可能性，并被更有戏剧性的故事所掩盖，只能等待新的考古证据发现了。

七

秦朝历史更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的另一场政变，同样出现了类似“嫪毐之乱”的谜团，即两个版本的故事。

这就是赵高诛杀秦二世的政变。

这场政变的经过，一本《史记》中有两个版本的记载，而且细节互不相容。

《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梦白虎齧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於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

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原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原为万户侯。”弗许。曰：“原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於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既因劫令自杀。

从文本角度分析，这两段记载的重合之处不多，但是都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

（1）为什么秦二世死于望夷宫？

（2）赵高一党如何逼死秦二世？

很明显，司马迁在采访秦二世之死时，得到了两个版本的故事，《秦始皇本纪》中的版本，占梦、祭祀，细节详尽，类似于《左传》的写法；《李斯列传》中的版本，戏剧性强，对秦二世的愚蠢和赵高的处心积虑塑造突出，类似于“小说家”的写法。

司马迁明显认可《秦始皇本纪》中的版本，所以叙于“本纪”，而“列传”中则保留了这个故事，为读者增广见闻，尤其是后面写到赵高持玉玺登基却受到天罚，就更强化了这种戏剧性，算是备此一说。

不过，在政变的过程上，第二种说法对照第一种说法，也可以看到一定的事实依据。

整个过程整理一下：

（1）赵高不入宫朝见的情况下，召女婿咸阳令阎乐和弟弟赵成，一起谋反。

（2）赵高假称有大股的关东贼袭击望夷宫，这才“矫诏”，也就是伪造秦二世的诏书，这个过程中，只需要赵高本人操作即可，因为秦的诏书制度实为皇帝派遣大谒者至丞相处宣诏，由丞相制诏，就是正式诏书，真伪区别，只是在尚书处有无存底档。

（3）诏书到咸阳令阎乐处，由他发召属吏发咸阳县卒，为了控制女婿阎乐不临时反水，赵高还把他母亲扣押做人质。

（4）阎乐带着1000多县卒杀奔望夷宫，此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望夷宫外围的“卫士”没有抵抗，让阎乐直接捕缚了“卫令、仆射”，这实际上是两个角色，一个是“卫令”，也就是卫尉管辖下的“卫士令”，职责即防守宫门，此处，不归郎中令管。

（5）阎乐实际上是以“失职放进了盗贼进入宫门”为理由，控制了“卫士令”和他的部下，而这个理由，按照《李斯列传》的记载，应该是赵高“矫诏”创造的，即命令望夷宫墙外的“卫士”，全部“素服持兵内乡”，也就是穿着白衣服拿着武器指着宫内的方向，看着就像要进攻宫内。

（6）这个借口，加上宫门内的警卫负责人郎中令的内应，很容易绕过外围防御，即“周庐设卒甚紧”的卫尉部队辖区，“周庐”即宫墙外卫士的居所和警戒点，他们环绕望夷宫形成外圈警戒线，而斩杀了“卫士令”后，宫门即被突破。

（7）进入宫门后，殿门以内直到殿户，全部是郎中令的辖区，由他负责统帅郎中防守，所以，阎乐和郎中令都没有露面，先是“直将吏入行射”，也就是士兵进入后，脚步不停地射击，结果，郎宦者，也就是郎中、侍郎等“宦皇帝者”乱作一团，有的跑，有的原地挡格箭雨，凡是挡格的，都被射死了。

（8）打进秦二世所居的殿内，阎乐和郎中令才先进入，射中了皇帝的御座，他们先进来，也是防止部下被皇帝积威吓坏了反水，二世皇帝大怒，召左右，也就是亲近的宦者和郎官，一个个都不敢抵抗，只有一个宦者跟在他身边没跑，说明殿中人也被清场逃窜了。

（9）然后就是秦二世的求饶，一步步地退让，最后被阎乐堵死，要领兵前进杀二世，二世皇帝最终自杀身亡。

当我们详细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其实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就是：

（1）赵高并没有多少体制外的力量来控制秦二世，他都是通过“窃取”秦二世的皇权来完成整个反叛计划，这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子婴除掉了；

（2）阎乐和郎中令的“斩首行动”是一场非常惊险的赌博，如果他们的队伍，在宫门口就被“卫士令”堵住，或者在进入宫门后的殿外，遭到顽强的、有组织的抵抗，都会被反应过来的宫内外力量消灭；

（3）秦二世治下的郎中令部下，应该没有《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提到的车、 户、骑三将，也没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的设置；

（4）从兵力来看，秦二世时代，中大夫令也并不在御前，郎官、谒者的数量也并不多，当然，也可能是由于出行至离宫，并没有达到常规配置，但是，宫内的防御力量明显非常薄弱，抵抗殉死者仅“数十人”，连嫪毐都不如。

那么，我们重述这两场政变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最大的意义就是它们为我们展示了秦王政时代和秦朝宫廷、都城的卫戍图景，一点点折射出秦朝中央军制的细节，为我们研究秦汉之际100年间相关的军事制度变迁，提供了基准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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