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因为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而称其为民族罪人?
之所以现在有人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共同抗日”是民族罪人,非实骂张,是骂我党。
既视老共为洪水猛兽,则开闸放水者,自然是罪人——就是这个逻辑。这就体现了一个态度,旗帜鲜明地认为我党不该成事,旗帜鲜明地认为凯申合该“剿匪”,甚至对其“剿匪不力”扼腕叹息。可是你若问他西安事变的一些细节,他就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了。再问凯申同志何以赶赴西安,又何以“剿匪不力”,他也是一脸懵逼。
常凯申同志“攘外必先安内”之事想必诸位都是知道的,这事是没办法否认的。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女士去西安访问,她说:“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凯申同志寄希望于西方调停,这种寄托是真情实意的,一直到淞沪会战爆发依然如此。牺牲惨烈的淞沪会战,是要“不计损失,打个漂亮仗给西方人看看,好同情我们,为我们说话”。
凯申令各方不许与日军发生冲突,着力“扫清内患”。他让张学良在西北剿匪,无奈“匪徒太过凶顽”“打仗实在厉害”,东北军死伤相当惨重。凯申同志听说以后很生气,亲自跑到西安督战。可是,那时候的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
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竟逐渐被敌人所影响,被改造成了一支价值观非常奇怪(相较于南京方面)的部队。他们受敌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影响,都相信继续打内战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东北)去”。凯申去的时候,有且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东北军的战士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日本人把他们赶出了老家,凌辱、杀害了他们的家人,他们要把日本人赶出去。
为了干掉红军,凯申准备了一百架轰炸机,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他说:“在两星期内,至多一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然而东北军对发动第六次围剿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向凯申提出成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建议后,凯申说:“不行。在杀光中国红军,捉尽赤匪前,我决不谈抗日的事。”
凯申觉得东北军被打得那么惨,肯定是不堪用的,想派二十个师的兵力,集中巨量军资,围攻红军。当时红军的主力尚在,凯申却对外宣称“已经办完了”“就剩下一丁点残部了”,还不允许报纸报道(除西北外,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大量日本轰炸机在中国各地轰炸,南京却没有一架飞机起飞迎战。
凯申生怕有谁挑头闹事,从而引发日本人的不满。日本人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就是救国会鼓动的。凯申为讨日本人的欢心,“好使日本人没有口实”,奉命行事,逮捕了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下令查封了十四家呼吁救国的,畅销全国的杂志。当时距离日本全面侵华还有一两年,凯申那时候和以后一样,“像一个单纯的小女孩”,认为只要坐等西方调停,日本人不可能那么欺负人,也不会太过分。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中国不能做出任何让日本人不满的事。
张学良请求放了七位救国会的领袖,他说我跟这些人跟我非亲非故的,但他们的信仰和我相同,都是要抗日的,要救国的。凯申让张学良玩儿蛋去吧,他说张学良算个屌,并表示:“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就是革命者的行动。”
后国军战术大师胡宗南被红军给干挺了。
起初,胡宗南一路往陕北杀去,竟然畅通无阻。红军是节节后退,极力避免与之交锋,并一直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邀请胡宗南一起抗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胡宗南不管那一套,胡军认为红军这是狡猾,害怕,心虚,否则怎么可能一路后撤呢?然而,当红军撤退到不能再撤退的时候,就决定不再撤退了,要给胡宗南一点颜色看看,否则他真不知道好歹。红军忽然调转方向,诱敌深入,等胡宗南空袭停止后,便对其进行包围,并趁夜发动奇袭,左右两翼刺刀冲锋,大胜,迅速收回了之前的所有失地,全歼敌军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缴获大量军械,政府军中,有一整团选择投诚。
胡宗南大败后,慌忙后撤,坐等凯申增援。凯申则认为胡宗南是个废头,吃屎级战术大师。凯申决定进行总决战,同时签发了一个名单,要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同情红军的一律进行逮捕,这个传闻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两军中慷慨激昂的战士、将领不得不有所行动。于是,就在那一天,凯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自己人包围了。蓝衣社特务都被缴了械,省主席和警察局长都蹲号子去了,南京来的轰炸机和飞行员都被扣住了。人家送上来合约,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要求放了救国会的那几位。
这是十七万人的兵变,加上红军的九万人,则有二十六万人。
你说凯申能不答应么?
凯申怎么想?
凯申被软禁后,南京方面都慌了,慌着争论谁他妈的是他妈的凯申同志的接班人,因为他们深信凯申同志已经被大烟鬼张学良杀了,“不可能活着回来”。何应钦意图总揽南京所有大权,想趁此机会把其他派别压下去,并作为最高权力者把红军打死。他弄了些军队去陕西围着,派了飞机佯攻,扔了几颗炸弹,炸死一些工厂的工人。凯申听到轰炸声,觉得还有人想着自己,表示“十分欣慰”。
凯申媳妇却比凯申清醒,她问何应钦,你有什么把握发动内战后胜利或适时停止?你是要杀死我的丈夫吗?她比谁都明白,何应钦是想踩着凯申的尸体上位。凯申后来才晓得,最大的叛徒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南京有人想让他死,而西安这边却力保着他活。他也就不得不“屈尊”,“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唯有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不死,最主要是政治生涯的不死。(以上内容多数源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