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因为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而称其为民族罪人？

之所以现在有人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共同抗日”是民族罪人，非实骂张，是骂我党。

既视老共为洪水猛兽，则开闸放水者，自然是罪人——就是这个逻辑。这就体现了一个态度，旗帜鲜明地认为我党不该成事，旗帜鲜明地认为凯申合该“剿匪”，甚至对其“剿匪不力”扼腕叹息。可是你若问他西安事变的一些细节，他就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了。再问凯申同志何以赶赴西安，又何以“剿匪不力”，他也是一脸懵逼。

常凯申同志“攘外必先安内”之事想必诸位都是知道的，这事是没办法否认的。美国作家尼姆·威尔斯女士去西安访问，她说：“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凯申同志寄希望于西方调停，这种寄托是真情实意的，一直到淞沪会战爆发依然如此。牺牲惨烈的淞沪会战，是要“不计损失，打个漂亮仗给西方人看看，好同情我们，为我们说话”。

凯申令各方不许与日军发生冲突，着力“扫清内患”。他让张学良在西北剿匪，无奈“匪徒太过凶顽”“打仗实在厉害”，东北军死伤相当惨重。凯申同志听说以后很生气，亲自跑到西安督战。可是，那时候的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现象：

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竟逐渐被敌人所影响，被改造成了一支价值观非常奇怪（相较于南京方面）的部队。他们受敌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影响，都相信继续打内战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东北）去”。凯申去的时候，有且只有一个主张能打动东北军的战士们，他们也只效忠于一个中心思想——日本人把他们赶出了老家，凌辱、杀害了他们的家人，他们要把日本人赶出去。

为了干掉红军，凯申准备了一百架轰炸机，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他说：“在两星期内，至多一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然而东北军对发动第六次围剿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向凯申提出成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建议后，凯申说：“不行。在杀光中国红军，捉尽赤匪前，我决不谈抗日的事。”

凯申觉得东北军被打得那么惨，肯定是不堪用的，想派二十个师的兵力，集中巨量军资，围攻红军。当时红军的主力尚在，凯申却对外宣称“已经办完了”“就剩下一丁点残部了”，还不允许报纸报道（除西北外，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与此同时，大量日本轰炸机在中国各地轰炸，南京却没有一架飞机起飞迎战。

凯申生怕有谁挑头闹事，从而引发日本人的不满。日本人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就是救国会鼓动的。凯申为讨日本人的欢心，“好使日本人没有口实”，奉命行事，逮捕了七位救国会的领导人，下令查封了十四家呼吁救国的，畅销全国的杂志。当时距离日本全面侵华还有一两年，凯申那时候和以后一样，“像一个单纯的小女孩”，认为只要坐等西方调停，日本人不可能那么欺负人，也不会太过分。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中国不能做出任何让日本人不满的事。

张学良请求放了七位救国会的领袖，他说我跟这些人跟我非亲非故的，但他们的信仰和我相同，都是要抗日的，要救国的。凯申让张学良玩儿蛋去吧，他说张学良算个屌，并表示：“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就是革命者的行动。”

后国军战术大师胡宗南被红军给干挺了。

起初，胡宗南一路往陕北杀去，竟然畅通无阻。红军是节节后退，极力避免与之交锋，并一直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邀请胡宗南一起抗日，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胡宗南不管那一套，胡军认为红军这是狡猾，害怕，心虚，否则怎么可能一路后撤呢？然而，当红军撤退到不能再撤退的时候，就决定不再撤退了，要给胡宗南一点颜色看看，否则他真不知道好歹。红军忽然调转方向，诱敌深入，等胡宗南空袭停止后，便对其进行包围，并趁夜发动奇袭，左右两翼刺刀冲锋，大胜，迅速收回了之前的所有失地，全歼敌军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缴获大量军械，政府军中，有一整团选择投诚。

胡宗南大败后，慌忙后撤，坐等凯申增援。凯申则认为胡宗南是个废头，吃屎级战术大师。凯申决定进行总决战，同时签发了一个名单，要把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同情红军的一律进行逮捕，这个传闻迫使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及两军中慷慨激昂的战士、将领不得不有所行动。于是，就在那一天，凯申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自己人包围了。蓝衣社特务都被缴了械，省主席和警察局长都蹲号子去了，南京来的轰炸机和飞行员都被扣住了。人家送上来合约，说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要求放了救国会的那几位。

这是十七万人的兵变，加上红军的九万人，则有二十六万人。

你说凯申能不答应么？

凯申怎么想？

凯申被软禁后，南京方面都慌了，慌着争论谁他妈的是他妈的凯申同志的接班人，因为他们深信凯申同志已经被大烟鬼张学良杀了，“不可能活着回来”。何应钦意图总揽南京所有大权，想趁此机会把其他派别压下去，并作为最高权力者把红军打死。他弄了些军队去陕西围着，派了飞机佯攻，扔了几颗炸弹，炸死一些工厂的工人。凯申听到轰炸声，觉得还有人想着自己，表示“十分欣慰”。

凯申媳妇却比凯申清醒，她问何应钦，你有什么把握发动内战后胜利或适时停止？你是要杀死我的丈夫吗？她比谁都明白，何应钦是想踩着凯申的尸体上位。凯申后来才晓得，最大的叛徒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南京有人想让他死，而西安这边却力保着他活。他也就不得不“屈尊”，“以十分精明和现实的方式同操了他生杀大权的凡夫俗子打交道，甚至同赤匪打交道”。唯有这样，他才能保证自己不死，最主要是政治生涯的不死。（以上内容多数源自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