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非理性上涨的两个原因值得深究

这次疫情引发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最多30%，但是能源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和海运价格暴涨几倍。迷信市场万能的经济学家没有深究原因，只给了一个“非理性”的价值判断。这是复杂经济学可以突破西方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的用武之地。

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幅度是供给量或需求量的10倍以上，这是我们早就指出的金融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的杠杆效应。本本主义的金融管理者盲目同美国接轨，以为美国金融教科书宣称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可以“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实际上放大投机风险的效果，远超教科书的理论依据。如果中国不改革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的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就掌握在美国金融寡头和投机资本手中。空谈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无济于事。

中国是产煤大国，但是始终没有理顺煤电水等公共服务产品的价格，体制根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九龙治水，各自为政，缺乏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经济学家也始终不理解如何处理价格双轨制之间的协调机制。环保部门的政绩指标缺乏弹性和渐进规划，地方政府的民生指标不考虑企业的成本和利润机制。经济学的问题是空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似乎市场决策或政府决策是只有一个人独断的优化决策，而实际上市场，政府和大众收到的都是模糊信息甚至虚假信息。真实状况是国家，地区，和产业互相割据的市场，和互相矛盾的中央各部门与地方各区域的利益机制，到目前为止，没有体制上的合理安排，只靠地方官员一把手的个人判断，不累死也得昏头转向，老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目前市场定价的公共服务在发达国家都是次要地位。政府配额，限价，和垄断竞争是常态。所以各国处理能源价格的表现和疫情防控一样，反映的是体制设计和政府协调的优劣。

中国太空船的发射，凸显各部门分头管理和集中协作的完美结合。为什么中国的经济管理离航天管理的差距如此之大？简单回答，就是航天工程设计的物理学原理是经过实验验证的科学，鼓吹“市场要素自由流动”的经济学教条是空想资本主义的乌托邦。金融经济学更是前科学的炼金术。如果中国主流经济学不从现实问题出发，认真研究经济科学的理论和实验基础，那就无法摆脱启蒙运动拿来主义，折衷主义，实用主义的学风，经济改革就得走弯路付代价。

我们从能源价格“非理性”暴涨的问题出发，向大家介绍我们研究了三十年的《复杂经济学》，计划启动《体制工程学》，在这里呼吁关心经济学的干部和学人，从具体问题的深入调查开始，脚踏实地，避免空谈，加入我们的研究和试错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