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格致中学的历史经验和科学教育的改革建议（简约版）

2024年11月16日是上海市格致中学校庆的150周年，也是格致中学接受教改试验的62周年。

历史上，中国科学教育先后引入过英国，日本，苏联，美国等教育体制和教材，但是都有水土不服的弊病。我在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不少是中国自主研发两弹一星的元勋，亲眼见证中国科学大跃进的各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可惜对中国中学科学教育改革的试验经验，至今缺乏系统的总结。如今中国的应试教育造成一系列中国社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向未来。没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中国教育，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也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格致中学的三个历史特点和校园文化

上海格致中学的三个历史特点，对我们研究中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有重大意义。

首先，格致书院是中西合办的学校，1915-1942年改为格致公学，设在英租界，由英国工部局管理，引入英国的科学教育系统，不同于教会办的中学。日本占领上海后成为市立格致中学。科学教育的地位一直比较重要。

其次，1939年，吴学谦在格致中学建立第一个地下党组织，担任党支部书记。1948年地下党又在格致中学重建共产党支部，支部书记何祚榕至今健在，他是陈平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参与两弹研究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弟弟。格致中学解放后的党政团干部都继承地下党员在青年学生中活动的风格，就是发挥学生干部的积极性，不是只选拔听话的学生干部，而是发现能担当重任的学生，和党团干部与老师合作，完成党团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三，1950年代上海市中学生的数学竞赛，格致中学的数学教研室在编辑出版上海数学竞赛的阅读书刊上有领先作用。

这三条历史因素，对1960年选中格致中学作为五年制教改试验班的三所中学之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学校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学校老师的水准。我1957-1962年间就读格致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五年制试验班，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是团委书记陈国泰老师和组织上海市中学生数学竞赛，担任数学教研组副组长的黄松年老师。

我在上海市中心的平民区生活了十几年，两代六口人挤在12平米的狭窄房间里。所以，我只能尽力在学校完成家庭作业，用速度换时间。艰苦条件促使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培养了自己的组织能力。

我1960年上海格致中学初中毕业，考入上海格致中学高中部时，担任校团委五年制试点班的年级工作组长，直接见证上海市组织五年制中学教改试验班的教改试验。

我在格致中学校团委的工作期间，直接受校团委书记陈国泰老师的领导，见证了建国初期地下党员投身于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陈国泰老师身体很差，但是组织能力和献声精神极强。陈国泰老师善于从年青学生中发现人才，培养学生团干部的自组织能力。没有班主任老师包办代替学生积极性的通病。

【二】用辩证的观点重新检讨教改大跃进的经验和得失

对大跃进创新实验的得失，要有辩证的观点来总结经验。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科学大跃进是成功的，但是大炼钢铁的土法炼钢是失败的，农村发展社队企业却给后来的乡镇企业奠定了基础。中国水利工程的大跃进是成功的，但是粮食的密植大跃进是失败的，但刺激了后来发展的高产种子的绿色革命。大跃进到文革过多的政治运动确实不利正常的教学秩序。但是学生上山下乡，参加体力劳动和了解社会，又给改革开放培养了新型人才，比目前从家门到校门和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更接地气和实事求是。

我母亲是抗战时期从新加坡归国的华侨，从小告诉我华侨在英国的殖民地是第四等公民，位居英国人，印度人，马来人之下，受尽种族主义的欺辱，没有任何西方标榜的自由民主的幻想。所以我小学时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有一天能打到英国去。上初中时，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才发现原子弹比海军更重要，就立志要参与发展中国的核武器。

我对科学和教育大跃进的认识，来自我的亲身经历。我1944年生于日本飞机轰炸下饥饿加动乱的重庆郊区，母亲没有能力给我营养，使我从小体弱多病。小学曾经休学2年。父亲受过西医训练，母亲又受了新加坡外交官义父的影响有洁癖。吃饭的碗都用酒精消毒。结果抵抗力越来越差。一点感冒就会高烧40度住院，西医注射青霉素和链霉素，最后都失效了。后来改善抵抗力的办法，先是请教了老中医，停止不必要的西药。根本的变化还是大跃进参加体力劳动，完全改变了上海大城市蜗居的生活方式。大跃进时期政治运动和下乡劳动任务频繁，但是格致中学的教育照样生气勃勃。农业大跃进搞的密植并不成功，在深翻的农田中倒入大量有机肥料，组织中学生形成人链，用脚把肥料踩入土中。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做学生团干部必须以身作则。记得吃饭时饭碗里爬满苍蝇，我只能硬着头皮把苍蝇爬过的饭吃下去。我母亲忧虑我如此弱的身体肯定要死了，谁知我从此不生病了。即使62年上大学遇见困难时期，64年下乡四清，每天劳动加运动每天睡觉不足，北方农村最好的食物也就是玉米𥻗病和大葱蘸酱。却是我一生中体重最高的时期。后来搞垮身体，长期胃溃疡出血发生在到美国留学一年以后。美国反自然的生活方式和高强度的竞争，对我健康的损害远大于中国的饥荒。实际经验让我对毛泽东的生活哲学心悦诚服，学生时代的体力劳动对年轻人的健康成长极为重要。

【三】格致中学五年制教改试验班的设计和实践

1960年上海教育部门给格致中学下达了五年制试验班的任务，新编的数学教材要求在2年时间内学完高中三年，大学一年的数学内容。没有一定的初中数学基础，很难实现跳跃式的教改目标。格致中学的领导只能执行上级指示，同时在实践中采取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的实施方案。我以校团委委员，学生年级工作组组长的身分，参与格致中学席炤庆校长，潘尔端教导主任领导的五年制教改试验班的分班工作。格致中学五年制试点班开学时已经公布的分班方案按传统的地域分班。我提议改为按数学入学考试的成绩分班，这一建议为席校长和潘教导主任采纳，重新按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分班。结果从高到低，90分，80分，70分，60分，50分，最低的仅30-40分。这样的结果完全出乎意外，想不到格致中学的高中入学考试成绩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历史经验证明，能适应新教材的可能只有数学入学成绩最好的两个班。当时校领导也没有想到毕业高考时对学生的挑战。

五年制教改试验班数学课程大跃进的问题是一刀切，没有考虑因材施教。如果配套改革，应当在高中入学考试时文，工，理分科。数学基础好的采用先进的理科教材，数学基础中等的采用工科教材，数学基础薄弱的采用文科教材。才能鼓励不同的中学发展特色竞争。即使数理基础薄弱的学校，也可以发展文学，艺术，体育的特色班，数理基础中等的发展工科和商科教育。一刀切是中国科举考试的历史弊端。我分班后的精力主要是在成绩最好的中五（6）班。学生干部没有参与年级的教学管理。

【四】黄松年老师的数学研讨班

我所在的是入学数学成绩最好的90分以上的中五（6）班。当时格致中学在上海市数学竞赛中，多年保持团体总分的优势。一个重要原因是格致中学数学教研组副组长黄松年老师，是上海市数学竞赛培养教材的主要编辑。黄松年老师和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弟子龚升教授有长期的合作关系，把华罗庚先生的优选法引入初中数学竞赛的训练内容。二十年后，我到美国留学，发现美国大学研究生的资格考试题目，还不及格致中学初中数学竞赛的困难水平。我下面的讨论，重点总结黄松年老师在数学教改试验中的成功经验。

我们班数学最好的学生大都来自格致中学的初中各班。但是分散的优秀学生没有形成竞争的压力。优秀学生集中到中五（6）班后，立刻感受到同学间的竞争压力，也改变了传统的授课方式。这类似体育国家代表队的各地高手集训，才能提高队员整体的竞争能力。第一堂数学课，黄松年老师照例写下第一道数学定理做证明示范，刚讲完就有学生举手，表示自己有更简单的证明方法。黄老师的高风亮节，不但没有维持师道尊严而打压学生，反而请该学生上讲台给出新的证明方法，然后大加称赞。此后黄松年老师完全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自己集中精力收集世界各国的数学问题，让学生们当堂探讨多种解决方案。学生无需预习和死记硬背，而是培养多样化的思维方法，把中五（6）班办成国内第一个德国模式的研讨班。没有传统的讲课，作业，和考试，而是老师提出问题，学生交流不同的解题方法。甚至也没有传统的期中测验，学生自办墙报总结数学逻辑和解题方法，来应对期末考试，包括学生自主复习应对全国统一的六年制高考。

中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师道尊严，老师对学生推行灌输式的教育。但是科学创新要求学生超过老师。在中国鼓励学生超过老师的，我第一次遇到的就是黄松年老师。他为1962年的毕业班请来华罗庚先生到格致中学讲演，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传统名校转向新建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目标就是发展中国的两弹一星。

【五】严济慈和普里戈金不同的考试方法

黄松年研讨班的教学法是否成功，取决于能否培养和发现新型的科学人才。就个人而言，黄松年老师的研讨班奠定了我一生科学研究的基础。

中国的科举制度过度强调考试的公平性，却忽略不同的出题风格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世界各国的数理考试以法国最难。1962年的中国科大，大科学家亲自上课教一年级新生。各系物理学的学生统一上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的大课。不料严济慈第一次测验就高达三分之二的学生不及格，不及格的学生干部立即被系领导调换。

但是严济慈更注意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有一次严济慈的普通物理课讲气体的三大定律，我在课后发现三大定律并非互相独立，写信给严济慈先生表达我的不同意见。我的思路来自黄松年老师课上培养的习惯。不料严济慈先生专门开了一节科学方法课，原因是科学的公理系统并不完全独立，某些基本假设其实是个定义。这个秘诀成为我后来破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突破口。

我在1972年年28岁时读到比利时科学家普里戈金发表“演化的热力学”，指出生命演化的时间箭头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正好相反，必须发展时间不对称的物理理论。我立即感到这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最重要的科学革命新方向。我面临的挑战是，在文革后的1980年出国时年已36岁，过了理论物理研究的高峰时段。美国大学不承认中国的学历，把我们这批大龄研究生描写为文革“失落的一代”。只有让成绩说话，才能让低估中国研究生的美国老师和同学转变看法。

普里戈金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在美国琼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高能实验物理学家钱致榕恩师的帮助下，破例成为普利戈金的研究生。普里戈金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是普里戈金自己也没有解决的问题，失败的风险极大。不像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老师只教学生自己已经熟悉的知识，而非世界前沿没有解决的难题。我能应对普里戈金的考试风格，得益于我在中五（6）班黄松年老师给我的敲打和考验。

【六】1962年的高考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中五（6）班1962年考上大学的共39人，其他学生因健康和政治原因没有顺利升学，但是在实践中依然表现不凡。格致中学老师们对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也给与许多帮助。我没有数据和六年制高中的毕业生高考入学率做比较。我只知道我们班毕业后没有躺平的同学，在逆境中也自强不息。

【七】评价教改试验的多种视角

格致中学的老师是一个整体。可惜的是，我们毕业后，格致中学没有跟踪调查毕业生的表现，也没有系统总结教改试验班的经验。上海市的教改试验后来半途而废，黄松年老师后来也被调离了格致中学，如今已经离世。从整体的设计上看，教改试验班的局部经验值得研究，系统设计存在严重问题。值得推广的经验是黄松年老师开创的研讨班，为培养中国未来的创新人才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收到同班同学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里和大家共同探讨。

第一种观点，认为统一高考结果说明五年制教改试验班的失败。因为高考缺乏和六年制传统班的公平竞争，影响部分同学的高考成绩不如理想。学生也没有是否参与教改的选择。如果以高考入学率做标准，这一批评颇有道理。这也是前面提到的一刀切，没有系统设计的必然后果。未来的教改试验应当引以为训。

第二种意见，认为教育成败的评价应当横向调查学生毕业后的实践表现。因为现实问题永远不可能在已有知识中搜索答案，应对意外挑战的能力比应用知识的能力更重要。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黄埔军校和抗大毕业的学生，远胜按照外国模式培养的正规军校，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远超知识教育。我们在毕业前才知道我们教改试验班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六年制中学的高考。数学考试的一个重要内容解析几何竟然没有列入教改试验的教材，这在六年制高中数学课是一学期的内容。结果我们在老师的辅导下，大约花了几周时间就掌握了解析几何的内容。这可以参照西方国家学校排名的调查内容之一，是比较毕业生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而非简单的成绩或声誉排名。中五（6）班的不少毕业生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能力，表现突出。他们遇到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超数学物理的考试。

第三种意见，更应当考虑纵向的历史比较。和其他年代的学生比较，我们那一代学生没有人躺平，内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出国留学的也没有出现颓废留学生。学生时代，没有早恋。绝大多数同学都有稳定的家庭。没有把婚姻当做金钱交易的乱象，更不存在缺乏人生目标的啃老族。当然我们这一代教育也有重大缺陷，运动式而非常态式的下乡运动，造成许多年轻人曲折的经历，难以理解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初心。

教改和工程试验一样，要经过系统的设计和多次的试验，不可能一逑而就。如果一开始有错就全盘否定，那就什么事也别做，坐等危机积累爆发才被动应付。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是这类典型。如果第一次就好高骛远，而且不能接受批评，那又重返大跃进放高产卫星的错误。两种倾向的历史教训都应当引以为戒。

本文出发点是关注当代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教改的主要矛盾是知识爆炸，科学迅速新陈代谢，过时的知识制造大批失去竞争力的大学生，是目前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矛盾。

【八】国际教育科学发展的不同路径

我从1960年参加上海格致中学五年制教改试验班开始，就一直关注世界各国科学教育的经验和中国科学教育的改革。我在美国和普里戈金学习和工作了21年，在科学交往中访问过英国的剑桥，牛津大学，德国的哥廷根，柏林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经济研究所，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国立研究院，美国的哈佛，芝加哥，斯坦福，加州大学洛杉矶和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美国的圣塔菲研究所，俄国的莫斯科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北中华经济研究院等名校和研究机构。我自己在中国科技大学学习的5年经验，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执教 16年，在复旦大学兼职20年，做了不少的比较研究。

我认为最值得中国学习的，是英国，德国，和美国设在乡村和小城市的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所，学者才能专心研究基础问题，不受商业和社会的冲击与干扰。

中小学生高强度的课后作业，不仅损害学生的健康和因材施教，也使毕业的大学生知识过时，就业都发生严重困难，牵连到年轻人不敢结婚生育，给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成为带来严重障碍。

在我亲身经历的大跃进，文革，到改革开放的67年中，只有上海格致中学的五年没有在学生中搞阶级斗争，没有在学生中产生两极分化，也没有师生对立和家长与学校的矛盾。大量家庭访问困难学生的工作是学生团干部做的，这给老师更多时间备课提高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前科研课题的选择，都不是自己可以掌握的，而是时代的动荡造成的。历史没有给我们平坦的大路，但是打开人类史无前例的新路。但是道路一经打开，后来者便能加速。40后在动荡的年代可以做到的探索，如今条件好的多的90后，00后为什么不能比我们做的更好？

最后，热切期待人大政协的委员们，能关怀当代大学生就业难，和年青人不敢成家和生育的问题，根子在高考制度的落伍。如果他们能挺身而出，为人微言轻的网友们呼吁，高考体制改革才能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

【九】中国高考体制改革的若干建议

借上海格致中学150年校庆的历史机遇，我提出几条改革建议。我今年已经80岁了，时间不多，期待中国的科学教育能早日进入世界民族之林。

第一，大幅调整教学时间比例。

正规的课堂教学只能占目前课时的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从事学农，学军，学工，和体育活动。课余作业平均时间为每天1-2小时。不得增加学生，教师，和家长的校外负担。

第二，改革高考不平等的录取制度。

取消各地区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规则，鼓励城乡学生平等竞争。同时鼓励因材施教和发展地区特色教育。例如保留三分之一的报送名额给各地的特色中学，鼓励各种特色人才竞赛发现的人才，免试进入有关大学的系科，把伯乐发现人才的权力交给科学家和教育家，而非行政人员搞一刀切。鼓励各地办多种风格的天才少年班。承认自学人才可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和研究生。

第三，改善理工文的分科考试制度。

目前的应试教育鼓励的是学生记忆标准答案，而非科学观察的能力和科学创新的能力。要改变中国高中考试和大学考试的出题标准。高中升学考试可以参照德国方法，理，工，文分科考试。工科学生和中国目前的大专中专学校合流，从事应用型的训练。工匠，技师，和工程师的待遇，应当和公务员，科学家，教授的待遇平级，只有个人特长和兴趣之分，没有劳动报酬的巨大差距。分科学生也应允许改变最初的选择，允许学生在不同阶段改变报考的学校和主科。高考的试题由教育家，科学家，企业家，和军事家组成的委员会制定。

第四，改革高考出题方式和内容。

(1) 60%考基本知识，包括传统的数理化生，科学与社会的发展史，逻辑思维，中文与外文的读写能力。科学与社会的基础知识中，至少要包括在农村和战争条件下生存的基本知识，才能改变城乡学生不平等竞争的格局。

(2) 30%考当代的热点难点问题，鼓励学生观察社会，提出不同的解决对策，而不是背诵标准答案。

(3) 10%考学生思考前沿没有标准答案的基本问题，鼓励阅卷的老师发现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把应试教育，改成通才加专才的教育，给阅卷的伯乐教师发现天才学生以更多的机会。把高考从新八股解放出来。

第五，大幅提升高中教师的资质和再教育

国内应试教育的一个后果，是高中毕业生没有分辨是非，尊重不同意见的能力，成为西方打认知战的主要软肋。原因之一是高中教师的资质不够，我们建议高中教师的资质应当提升到硕士研究生的水平，大学毕业生只能教初中的基础课程。

提升教师资质问题可以一箭三雕，和化解房地产泡沫的问题挂钩，同时解决年青人不敢解决结婚生育的社会问题。政府可在房地产过剩的中小城市选择合适的地区，购买破产房地产公司已经建好却无力出售的住房，成片改造为结婚学生宿舍。在宿舍区和挂靠大学的主校区建立学校班车，方便结婚学生一边上课更新知识，一边结婚生育孩子。结婚学生申请住房优先招收现有高中教师的回炉再造，毕业后的结婚学生优先充实基层高中的教师职位。

公立中学教师应当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由中央而非地方政府支付工资和健康保险，减少地区差距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这些综合治理的国策如能推行，便能彻底改变国内舆论界的混战状况，发扬百家争鸣的优良学风，让中国中学教育的资质远超美国教育的水平，保证中国打赢未来的科技战和认知战。

第六，改革国务院和教育部对教育的评价系统。

把中国的论文工厂，改为用实践成果评价的综合体系，系统推进大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评价委员会要包括资深的科学家，军事家，企业家，和有成就的农村与经济干部，不能让“三门”干部误导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对学校的政绩评价体系也要做相应的改革。同时，鼓励地区政府创立科学教育试验园和科教特区，以点带面，逐步推进。不能重复大跃进一刀切的运动方式。以降低试错的改革成本。

因为我目前在美国编辑复杂经济学国际手册的工作，不能出席上海格致中学今年11月16日的150 周年校庆。我只能把我的科学著作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同事寄给上海格致中学，并在《观察者》网的《风闻》栏目，发表这篇大跃进时代的教改回忆录，作为对格致中学150周年校庆的纪念。请格致中学校长吴照老师笑纳和指正。

上海格致中学1962届毕业生，五年制中学试验班校友，陈平

​我对中国科学教育改革的关注，始于1978年被中国科学院借调参与全国科学大会的项目评选，1979年担任安徽省政协特邀委员，1980年出国和1996年回国后，一直参与中国科技教育和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和建言。

陈平目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WEA) 创始理事。

陈平（笔名：眉山剑客，别号：寂寞求错），2024年11月21日于美国得州州会奥斯汀（博士母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