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2017：解救“被劫持”的国家

来源：界面新闻

南非2017：解救“被劫持”的国家

从远处开车接近约翰内斯堡，会看到城市伫立在一块高地上，显得格外雄伟和繁华。在南非荷兰语中，这块高地被称作“Witwatersrand”——白水岭，因为有多条瀑布从它北侧的峭壁上流下。1886年，白人在白水岭的一座农场上发现了金矿，此后这一带出产了如今世界上一半的已开采黄金。对黄金的欲望驱动着对黑人新的奴役，汇入南非三百多年的殖民史。这段历史的幽灵，在种族隔离废除23年后的今天，还远未从南非大地上散去。

“彩虹之国”

2017年11月初，夏天在几轮寒潮侵袭后姗姗来迟。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建在关押过甘地和曼德拉的监狱遗址上的宪法法院，一群澳大利亚的老人正在纪念他们当年对南非人民的声援运动。城南的种族隔离博物馆，海内外游客人头攒动。它西面的黑人镇区（township，当年白人政府为黑人划定的聚居区）索韦托（Soweto），路边一块块字牌复原着1976年那场意义深远的起义的场景，小小的曼德拉故居被游客挤得水泄不通，一条考究的商业街在门前发展起来。

在今天的南非，斗争的记忆依然高度可见而且鲜活，而不太被讲述、也不太受到外国人关注的，是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后，这个传说中的“彩虹之国”到底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离曼德拉故居不远的一面墙上，执政至今的非国大的宣传标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1994年，大多数人没有免费教育，2013年，80%以上的学校免费；1994年，550万家庭没有通电，2013年，超过1100万家庭通上了电。我们已经一起让南非变得更美好。”

乍一看是了不起的成就，再一看却发现它隐藏的，比它讲出的更多。

它没有告诉你，南非的基础教育水平低下，小学生读写和算术能力显著低于肯尼亚、斯瓦士兰、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其他非洲国家，而且辍学率惊人，2004年入学的一百多万学生中超过一半没能坚持到十年后的中学毕业考试。

它也没有告诉你，在过去的十年中，南非电价上涨了整整四倍，给经济和民生都造成沉重负担。去年，深陷腐败窝案泥潭的国有电力公司再次要求政府批准电价上涨20%。

当然，它更没有告诉你，当前全国5500万人口中的5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位列世界前十，青年失业率超过50%，全国基尼系数高达0.68，黑人内部也达到0.65（联合国的警戒线是0.4）。近几年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前年工会领袖、民间组织和反对党分别声称全国有1300万、1400万和1500万人食物短缺，不得不“饿着肚子睡觉”，政府公布的数字打个对折，那也相当于总人口的13%。南非还是当今世界上艾滋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2016年全国12.7%的人口HIV阳性。

这里还有着排名世界前列的谋杀率、强奸率和抢劫率。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中产阶级别墅区，绚烂的紫薇花树间弥漫着戒备森严的气氛——高耸的围墙、尖锐的栅栏、刀片铁丝网、电围栏。各家各户门口如同各大私营保安公司的海报展——“24小时武装反应”、“你处在监控之下”。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驾驶的重型皮卡不时呼啸而过。而市中心低收入城区希尔布罗（Hillbrow）的黑人杂货店主则需要自己照顾自己，干脆把自己和收银台一起罩在铁笼子里。

空间的隔离依然存在，只不过隔离的界线从种族，变成了经济地位。

约翰内斯堡CBD，摩登的天际线下有一种没落的气息。公园车站（Park Station）一带喧嚣的批发街市和路边摊有点像广州一德路、武汉汉正街，只是远没有那么繁忙。希尔布罗这个曾经摇滚、同性恋酒吧星罗棋布的高档白人公寓区，则被来自周边国家的黑人新移民占据。CBD如今只是个地名，真正的中央商务区和白人中产社区，早已外迁到了北郊的桑顿、兰德堡和罗斯班克等地。

约翰内斯堡CBD希尔布罗街景。

城郊的镇区（township）依然是黑人的世界。其中最大的依然是索韦托。论人口和占地，它完全可以是约翰内斯堡的姐妹城，却只是平房连着平房的无限蔓延。所谓“镇区”却并没有显著的商业中心——镇子，甚至没有商贩聚集的街市。主导着这里的商业的，是几大零售寡头的超市。

放眼全国，白人依旧拥有这个国家绝大部分的土地。三万多座白人农场覆盖着六成以上的国土面积，数百万黑人寄居其上，仍然面临被农场主驱逐的危险。

与此同时，全国有约两百个“非正式定居点”散布在城市周围，数十万座用瓦楞铁皮和其他简易材料非法搭建的棚屋下，蜗居着全国13%的人口。2009年那部以约翰内斯堡为背景、以“隔离”为主题的科幻片《第九区》就是以此为主要场景。

以上所有问题都非常棘手，都可以说有着深刻的种族隔离根源。但是如果你今天问十个普通的南非人：这个国家面临这么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很可能其中五个会给你一个果断的回答 “腐败”，另五个告诉你一个不常听说的词——“国家劫持”（state capture），一种更高级的腐败。比如在一辆长途面的里，我问邻座在国企人事部门上班的黑人中年男士：为什么目前南非经济不好？他说：

“因为我们的国家被古普塔兄弟劫持了。”

“国家劫持”

古普塔兄弟（Gupta Brothers），是1993年从印度移民南非的商人三兄弟，商业利益横跨矿产、能源、军事装备、民航和媒体。他们和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相识于2002年，曾在2009年大选期间帮助祖马竞选。次年，祖马28岁的儿子成为三兄弟公司的股东，并在同年个人资产超过十亿兰特（当年与人民币汇率约为1:1，近年跌到约2:1）。当时就有人质疑过两家的关系，但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直到2013年4月的一天，一架来自印度的专机降落在比勒陀利亚附近的沃特克鲁夫空军基地。机上乘客并非外国政要，而是两百多位来参加印裔南非商人古普塔兄弟侄女婚礼的印度宾客。在没有边检手续的情况下，这些人客由警车开路，从空军基地直奔婚礼现场。这一事件震惊南非朝野，被认为是对国家主权的藐视。人们很快发现：是祖马批准了此次降落，他原本还打算出席婚礼，在事件发酵后取消了计划。

此事被愤怒的媒体称作“古普塔门”。但这个词他们用早了。因为他们很快会发现，在祖马的总统府里，到处都是更大的“古普塔门”。2017年6月，两家调查新闻机构“屎壳郎”（amaBhungane）和“天蝎座”（Scorpio）共同发布了10万余封被泄露的古普塔与其朋党的往来邮件与其他资料，证实了很多原先的指控和怀疑，并揭开很多此前不为人知的黑幕。

调查新闻机构“屎壳郎”和“天蝎座”的“古普塔泄露”招贴。（图片来自 amabhungane.co.za）

其中最惊人的莫过于大量迹象表明：古普塔兄弟从2010年起就插手祖马对内阁成员的任命。常常是以部长职位为诱饵，要求“候选人”在就任后将政府或国企的采购订单，或像民航航线这样的特许经营权交给古普塔兄弟控制的企业。此类会见常常是经祖马打招呼，在古普塔兄弟的家里举行，有时祖马甚至亲自在侧，让人搞不清究竟谁是总统。拒绝提议的官员，官位悉数不保。所涉及的采购合同，少则数亿，多则数十亿。有时合同只是幌子，并没有实质性的服务，而是为利益输送创造借口。

祖马还多次对内阁进行突然大洗牌。去年3月的一次，他一下调换了10名部长和10名副部长，声称这是“为推动激进社会经济转型铺平道路，以改善穷人和劳动阶级的处境”。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为了从俄罗斯引进核电技术清理绊脚石，而核电技术的引进将让古普塔兄弟的铀矿利益得以兑现。每次对内阁突击式洗牌，都造成兰特汇率大幅下挫。有人怀疑，祖马与内幕交易者勾结，做空兰特，一次套取数十亿。

非国大武装组织“民族之矛”（MK）创始成员、姆贝基时期的情报部长罗尼·卡斯里尔斯（Ronnie Kasrils）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祖马最先替换的是安全和情报部门的人。原本这些特殊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参加过斗争的老党员，但祖马却逐渐用一些年轻的无名之辈取而代之。此后，对记者和资深非国大党员的电话窃听和邮件监控就成了家常便饭。

有评论者说祖马和古普塔是联手建立了一个“影子国家”（shadow state），把他们并称为“祖普塔”（Zupta）。

“祖普塔”还与多家跨国公司合谋。麦肯锡、毕马威、SAP等跨国公司陆续被发现与其勾结，目前都面临着空前的公关危机，毕马威甚至被认为有可能因此重蹈安达信的覆辙。

祖普塔也并不是没有受到阻击。

2016年10月， 根据宪法设立、独立于政府的监察机构“公众保护人”（Public Protector）发布了有关祖马和古普塔兄弟“国家劫持”的报告《劫持之现状》（State of Capture），要求祖马组建一个委员会对自己涉嫌的国家劫持行为展开调查。而祖马却称之为“政治工具”，拒绝承认其约束力，并暗示有境外势力试图干预南非政治。

2017年8月，议会举行了2009年祖马上任以来对他的第四次不信任案投票，虽然以177对198依然未能通过，却是差距最小的一次。考虑到非国大拥有近2/3的议席，这个结果反映出党内空前的分裂。

事实上，从2016年起，包括曼德拉前妻温妮（Winnie）在内的多名非国大老党员公开要求祖马辞职。同年，非国大在地方政府选举中遭遇执政以来最惨战绩，失去了对包括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在内的三座大城市的控制。去年7月，非国大长期的政治盟友南非共产党开始放松二者之间的政治捆绑，宣布将在2019年首度独立参加大选。10月，议会启动了对国家劫持的调查。

面对这一切，祖马坚持否认一切指控，傲然挺立。

第一本禁书

“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调查记者力量。总统非常腐败，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干什么。”2017年11月7日，老报人安东·哈勃（Anton Harber）在金山大学起源博物馆门前面对一群来访的中非记者时说道。“南非在1994年废除种族隔离之后，媒体一直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直到这次禁书事件发生。”

他指的是10月底刚刚出版的一本叫《总统的管家》（The President’s Keepers）的书。

书的作者雅克·鲍（Jacques Pauw）是一位著名的白人调查记者，曾在90年代初冒死揭露种族隔离当局警察的暗杀小组。他在这本历时三年调查完成的书中揭露：祖马不仅在总统任内大肆逃税，而且与一干不法之徒结为朋党，肃清执法部门相互庇护，并从中领取薪酬，搞不清究竟谁是主子，谁是奴仆，活似运行着一个“黑帮国家”。而古普塔兄弟，只是这场大戏中的三个角色而已。书在10月29日出版，11月3日即被南非国家安全部要求停止销售，并被国家税务局以泄露税收机密为由，威胁对作者提起刑事诉讼。这给公众的愤怒火上浇油，成为新书最好的推广，以致书店售罄，紧急加印，PDF盗版在网上病毒式扩散。

11月8日，适逢中国的记者节。晚上七点，《总统的管家》的新书发布会无视五天前的禁书令，在约翰内斯堡北郊富裕的海德公园地区一座巨大、华丽的商场里举行。现场挤了近千人，看上去全都相当中产，其中八成以上是白人。

主持人以朗诵叶芝的《复临》（The Second Coming）开场。这首诗写于一战结束次年，被认为是对秩序瓦解、危机四伏的时代状况的描绘。据说2016年，因为恐怖主义、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此诗在网上的引用量激增。诗中一句写道：

“物事分崩离析，中心无力维系”；

另一句写道：

“优秀者全无信念，恶劣者却激情澎湃”。

雅克·鲍体态圆润，一头银发稀松凌乱，身穿一件肥大的红白条衬衫，看上去像个刚下班的厨师。他坐在高脚凳上，用调侃的语调历数各位确保祖马长期稳坐总统府而非监狱的“管家”，半小时后，四下突然一片漆黑——停电了。一阵忙乱后电力再次接通，再次切断，凡此两次，继续折腾许久无果，发布会只能取消。

现场工作人员说，商场从未意外断电，而且就算断电，备用供电系统也会自动接上，今晚的情况很不正常。

在这场过分巧的停电之后，本以为雅克·鲍已经撤离，后来却发现他正稳坐楼上书店门口，在保镖手机的昏暗光芒下给排成长龙的读者签名。想起月初读到《卫报》一篇关于当前非国大内部政治谋杀盛行的报道，暗自钦佩这个老记者的勇气。

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写书的过程中，常常感觉回到了80年代末，彼时执政的是一个白人种族隔离政府，取缔、监禁和杀害异见人士。他当年揭露警察暗杀抵抗运动分子的时候，办公室遭到过炸弹袭击。而在差不多30年后，在这个据说是宪政民主的国家，他却需要再次为了调查腐败而提心吊胆、躲躲藏藏。

“我们又回到了肮脏伎俩的时代。”他写道。

雅克·鲍在《总统的管家》发布会停电中断后，继续给读者签名。

布鲁姆的问题

《独行者日报》（Daily Maverick）的凯文·布鲁姆（Kevin Bloom）是另一位正在见证历史暗流连续性的记者。在过去的两年中，他发表了五篇关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遗留案件审判的调查报道，提醒公众重新关注一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这个四十三岁的犹太裔记者、作家，一付浓眉盖着一双严肃、深邃的眼睛，说话带着某种街头腔，用词简短、掷地有声。他2010年的第一本书《留下的方式》（Ways of Staying），探讨暴力盛行的后种族隔离社会南非白人的去留选择，写书的诱因，是自己的堂弟被劫持杀害；2016年出版的第二本《大陆漂移》（Continental Shift）则是与搭档耗费九年在非洲和中国、印度采访的结果，试图理解一个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复杂、矛盾、飞速变化的非洲。

在他看来，古普塔的故事和“国家劫持”的话语，已经完全劫持了媒体，让人们看不到这个国家更深层的问题。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缩写为 TRC）是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后于1995年设立的一个特别司法平台。它让种族隔离期间人道暴行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在同一个场合共同复原暴行的真相。加害者——既有种族隔离当局的侩子手，也有反抗运动中的极端分子——如果坦白真相，并证明其暴行是被政治驱使，且在一定的尺度之内，就有机会获得赦免。不同于二战后的纽伦堡法庭用惩罚来实现正义，TRC的哲学是用赦免来鼓励坦白与认罪，在此基础上化解冲突，让社会“向前走”。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图图大主教，是TRC的主席。

约翰内斯堡南郊的种族隔离博物馆，1994年之后的部分充满了凯歌和欢笑，但到了TRC的部分，却让人忘记那些，而去面对人性中的恶，和奇怪的可塑性。

黑暗的房间里播放着一个三屏幕影像。凶手、法官和被害者家属的特写镜头各占据一块屏幕，三方在一个庸常、寡淡的氛围中回顾骇人听闻的暴行，凶手拘谨的眼神、动作和木讷的言辞，与他们说出的残酷细节形成怪诞的反差。另一个段落，一个曾经的秘密警察来到被他杀害的年轻义士的父母家中，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商务的语气说“对不起”。两位老人表情痛苦，一言不发。我的心中掠过一丝困惑。就在此时，死者已经长大的儿子从一旁抡起一个茶杯砸在白人的脸上，冲出了屋子。白人捂着脸血流不止，惊魂未定。和解，至少没有当场发生。

种族隔离博物馆内的TRC三屏影像，从左到右：法官、受害者、加害者。

凯文·布鲁姆说，在TRC提交给南非政府要求继续调查，或如有需要提起公诉的500起案件中，迄今只有两人被判刑——这就是因实施被联合国称为“反人类罪”的种族隔离而获刑的所有人。其余的案件，被国家检察总局（NPA）长期搁置，直到2016年，才有两起案件在家属的穷追猛打下终于开庭。按开庭顺序，先后是诺库图拉·塞梅拉尼（Nokuthula Simelane）案和艾哈迈德·提莫尔（Ahmed Timol）案。

2017年10月，在艾哈迈德·提莫尔，这位前非国大“民族之矛”成员、南非共产党员、前总统姆贝基在莫斯科列宁国际学院的同学、被非国大官方纪念和授勋的“革命先烈”逝世46年后，法庭终于认定他在1971年10月27日死于被警察从约翰内斯堡中央警局10楼窗口推下，而不是像警察说的那样，死于跳楼自杀。似乎是个好消息，但布鲁姆认为，提莫尔案的正义最终得以到来，是因为此案所有的被告都已经死了。相比之下，1983年被秘密警察劫持、刑讯四周并最终杀害的民族之矛的一位女成员、被害时年仅23岁的塞梅拉尼的案件，虽然在家属起诉国家检察总局后终于在2016年开庭，但在法庭上，控辩双方竟然站在同一边，都不想让被告获刑。布鲁姆在调查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这是因为这些被告都还活着，让他们获刑，可能引起一些有人不想看到的后果。

中央蓝色建筑是当年艾哈迈德·提莫尔被警察扔下的约翰内斯堡中央警局。

他发现，至少从姆贝基时期开始，非国大高层就明确授意检察总局不要起诉种族隔离当局的人道暴行嫌犯，因为这会促使后者反过来揭发当年部分非国大党员向种族隔离当局提供情报的罪行。很可能其中一些人在1994年后成了政坛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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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比勒陀利亚大学文科楼内的一张照片，照片记录的是1990年代的非国大示威活动，标志性的跳跃游行，横幅上“ANC”是“非国大”。本文图片除另行说明，皆由蒋亦凡拍摄。

蒋亦凡是一名关注全球农政变迁与可持续发展的记者、编辑。他的信箱是：yifaan@gmail.com。这次在南非的采访得到金山大学“中非报道项目”的支持，作者特此致谢。

本月轮值主编为郭玉洁，联系信箱：guoyujie@jiemian.com。欢迎来稿及疑难杂症，恕难一一回复。若三天内没有回信，则请您自行处理了。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