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的塔利班自我调整（一）

塔利班改变了吗？（一）

译者注

随着阿富汗塔利班夺取全国政权，阿富汗整个国家的未来进入一个新的篇章。在长达20年的战争中，阿富汗塔利班不断发展，现在的他们与1996年的时候有着一定的差别。因此，美国西点军校反恐中心研究员托马斯·路迪西(Thomas Ruttig）撰写了有关塔利班变化的相关研究论文，借以让读者更好了解阿富汗塔利班近年来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局势走向。

摘要

自2001年秋季前塔利班对阿富汗实行镇压统治以来，塔利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对于可能的和平解决方案能否在阿富汗创造一个阿富汗人民以及美国和北约盟国都能接受的社会和政治局面至关重要。尽管塔利班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关于妇女权利和教育）的言论有所软化，并且有证据表明某些领域的政策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例如，允许媒体自由，重视教育部门、接受非政府组织以及承认未来的政治体系需要容纳其他政治派系），他们的政策调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需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变化驱动的。

塔利班中的许多人希望能够恢复他们的“酋长国”。鉴于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持续的强权行为、打击政治异见和压迫（尤其是对女孩和妇女），人们有理由担心，他们可能会恢复到2001年秋季前的做法。然而，塔利班言辞和立场的转变确实说明了他们在和平解决阿富汗政治秩序过程中可能愿意接受一些新事物，在这种秩序中他们必须与其他阿富汗权力集团和利益集团达成某种临时协议。

塔利班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背景的组织，宗教保守主义运动的存在将强化塔利班的核心“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将如何反映在未来的新宪法中，并如何在具体政策中发挥作用，构建一个新的权力分享体系，这将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谈判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力斡旋。某些做法的改变是否会持续下去将取决于阿富汗社区和政治团体是否有能力对塔利班施加压力。

阿富汗塔利班是否改变了他们在2001年垮台前针对民众权利、人身自由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压立场值得关注，和平解决方案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阿富汗塔利班是否能创造一个为阿富汗人民以及美国和北约盟国所接受的社会和政治格局。在接任美国最高外交官后不久，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任何和平解决方案都需要保持“过去20年来在人权、公民自由和妇女在阿富汗的作用方面取得的成果”。在此之前，欧盟和一些欧洲国家政府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要求阿富汗塔利班保证保护这些权利和自由，这是他们对后者的“红线”。

2020年2月29日,塔利班副领导人之一穆拉·巴拉达尔在与美国签署协议后离开会场

很明显，如果要结束在阿富汗的40年战争，就没有办法不与塔利班进行谈判。美国与塔利班于2020年2月在多哈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协议，阿富汗内部（和平）谈判也在卡塔尔进行。这些会谈是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进行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削减了驻阿富汗美军规模，导致2021年1月中旬，驻阿美军人数降至2500人，为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些事态发展削弱了阿富汗政府在多哈的谈判时底气并加强了塔利班谈判的底气。

大约在2021年3月上旬，拜登政府发起了一项新的外交尝试，以“加速”和平进程。美国政府明确表示，美国将根据条件决定是否将在5月1日之前将美军撤出阿富汗。作为这一外交尝试的一部分，美国分别向阿富汗政府、由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博士主持的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 (HCNR) 和阿富汗塔利班分发了提案。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些提议包括未来阿富汗政府的路线图、塔利班代表、使用现行宪法作为‘初始模板’修订阿富汗宪法以及永久和全面停火的条款。内容还包括进行普选建立“阿富汗过渡和平政府”，保障妇女、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确保新闻自由，成立伊斯兰法理学高级委员会为独立司法机构解决冲突提供伊斯兰教法解释。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概述塔利班的演变。在考察自2001年垮台以后塔利班的做法是否有所改变之前，本文首先介绍了塔利班的决策方式和组织结构。然后研究塔利班自 1996 年在喀布尔上台以来一直关注的在几个关键政策领域的立场演变：妇女权利、教育、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以及他们对阿富汗未来政治制度的看法。本文不探讨塔利班与活跃在阿富汗的主要恐怖组织的关系，主要侧重于对阿富汗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的相关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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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览

到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主流民众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明确的共识：塔利班运动充满了“石器时代”式的野蛮性质，在其治下产生了许多黑暗、残忍而荒诞的“中世纪”式手段，包括：禁止妇女学习，工作或参与政治活动；除非有mahram（男性亲属）陪伴并穿着罩袍才能出门，否则就把她们禁足在家；禁止放风筝、踢足球和演奏宗教曲目外的任何音乐，销毁电视机，在检查站扣押音乐磁带；他们还试图强迫留在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将男女员工的办公场所分开，并试图通过将他们的住所搬到喀布尔大学为女学生而设的封闭宿舍来限制外国援助组织的行动自由。他们甚至举行公开处决。

但是，与这些看似板上钉钉的西方刻板印象相比，实际情况反而并非如此——至少不完全如此。1999年末，笔者以记者的身份访问阿富汗时看到，孩子们在放风筝，喀布尔市和坎大哈市的居民在踢足球。笔者还看到，当塔利班的宗教警察在祈祷时间关闭茶馆和餐馆，并试图将当地居民赶进清真寺时，他们居然藏起来成功躲过了驱赶。反对女孩接受教育的限制性政策受到了广泛批评，甚至许多塔利班官员也批判这种做法——部分当政者容忍甚至保护由当地家庭和非政府组织开办的学校，还会在强硬派计划突击取缔这些学校时提前通报学校运营方。一些塔利班官员和战士公开抵制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他们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中担任一定职位）发动清算运动的政策企图，双方甚至爆发过火并。地下抵抗组织长期存在，包括武装抵抗军（与已故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北方联盟”有联系）和只从事非暴力政治活动的民主人士群体和其他团体。即使在普什图农村地区，偶尔也会在一些村庄针对塔利班打击当地传统文化习俗的政策以及频繁的强制征兵爆发抵制运动。

如果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西方国家对这些刻板印象与现实的细微差别还稍有知晓，那么在9.11事件后，基本上就没人关心这些差别了。塔利班为基地组织领导人提供食宿，接受资助，接收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并长期保持拒绝引渡本·拉登的强硬立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塔利班无疑是一个与恐怖分子相勾结的政权。

但是，911劫机者中没有塔利班分子，也没有阿富汗人。塔利班组织并未参与策划和实施这次袭击，对袭击事先并不知情。值得强调的是，塔利班并非本拉登的“世界伊斯兰圣战阵线反对犹太人和十字军”联盟的成员，该组织于1998年2月由来自孟加拉国、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各恐怖组织组成。1998年8月，针对美国驻东非大使馆的恐怖袭击向塔利班表明，基地组织有意图并有能力袭击具有美国背景的目标，但像其他人一样，塔利班无法遇见，甚至无法想象9.11的发生。塔利班领导人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多次试图对本·拉登的冒险行动加以限制。他曾要求本拉登考虑一下自己当时作为塔利班“客人”的身份，不要在国外进行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活动，以免给塔利班政权造成负面影响。但归根结底，奥马尔并不打算和这位曾与圣战组织共同对抗苏联入侵，并曾宣誓效忠于他的本·拉登彻底分道扬镳。

考虑到塔利班政权在2001年秋以超预期的速度走向崩溃，这群西方国家和阿富汗新政权眼中的“败寇”并未被邀请参加当年晚些时候的波恩会议。在此之后，塔利班曾多次（例如在2002年的Loya Jirga紧急大会期间）谋求其个别成员参与到新政权建设进程中来，但都没有成功。包括塔利班政权时期的前外交部长Wakil Ahmad Mutawakil在内的数位著名的前政权高层人物曾返回阿富汗并谋求加入新政权，然而这些尝试也告失败。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和美国在当时是不允许塔利班正式成立一个“温和”参政党。部分塔利班成员尝试竞选国会议员，但结果均为落选；另一些成员后来把握机会成功加入了卡尔扎伊的高级和平委员会。

塔利班从阿富汗几个最偏远的地区开始组织起他们的军事反击，2001年塔利班战败后，幸存力量和从巴基斯坦庇护所返回的部分组织就聚集在这里。当时阿富汗政局的大量问题不但减少了塔利班与政府军的实力差距，而且为他们的卷土重来赢得了民心。这些痼疾包括：新政权广泛存在的腐败问题；在美国的支持和北方联盟的主导下，阿富汗政府给整个普什图地区打上亲塔利班标签，并实施了大规模的高压政策；形式上和实质上在中央和地方行政体系排挤甚至清除普什图族人。上述现象极大地阻碍了政府在塔利班活动地区建立有效行政系统的努力，并把一个又一个的本地村镇社区推向塔利班组织的怀抱。

2003年6月，奥马尔成立了新的塔利班领导委员会，将所有经过战败重整的和新诞生的塔利班组织集中于麾下。到2005-2006年左右，塔利班再次成为一支阿富汗南部不容小觑的力量。从2009到2010年间，他们开始向北部扩张，将组织的势力范围扩大到即使是塔利班当政时期也未充分渗透的地区，并在非普什图族的地方宗教领袖和武装力量中建立影响。

随着塔利班势力的再次壮大，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在军事上剿灭他们，而不考虑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反政府斗争。当奥巴马政府从2009年连续三年增兵也依然未能消灭塔利班，甚至无法迫使其主动回到谈判桌前时，美国只得重新考虑由他们来提出和谈。美方态度的软化直接使得2009-2014年举行的第一轮系列会谈（后来被称为“Doha 1”）成为可能，美国还在卡塔尔的多哈建立了塔利班政治办公室。2018年启动的“Doha 2”会谈标志着塔利班在外交层面实际上已经被美国乃至西方承认为结束阿富汗冲突的关键力量。塔利班的强硬立场，以及美国的让步与默许，直接导致了阿富汗政府实质上被踢下了谈判桌：美国和塔利班签署关于美军撤离的双边协议之前，阿富汗政府不能直接与塔利班谈判。有一项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这项撤退协议的相关谈判的开始，并不是美国对塔利班施压的结果，而是由于特朗普总统以及很大一部分美国民众对阿富汗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失去了耐心。

在塔利班走向复兴，特别是他们向非普什图地区扩张的过程中，这个组织越来越鲜明地证明了自己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越来越多的塔利班成员在斗争过程中意识到，他们先前所实施的高压政策导致了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国内同胞的反对，这些反对之声的来源甚至包括他们最初的支持者，包括那些在塔利班终结九十年代派系战争的高光时刻时的“铁杆粉丝”。这一深刻认识导致了他们不仅在口头宣传上，而且在实际推行若干政策上的去极端化，这也是本文将进一步详细讨论的内容。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塔利班“对外政策”的风向转变：多年来，塔利班领导人一直向组织成员和其他阿富汗民众和多个邻国呼吁联合整个地区共同对抗美国。但在2009年9月，塔利班首次强调，“酋长国（塔利班政权）”希望“在相互尊重合作和共同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与所有邻国建立积极良好的关系”，并向“所有国家”保证，它“不会危害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