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秘密电台史（第一集）
民生文旅
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1-08-05 14:32
按：中国由有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明白先进工具对工作的重大帮助，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的进步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后产生的先进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自是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紧密结合的，自然不会排斥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电台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对党的工作尤其是秘密工作有着巨大的帮助，自然受到我党的高度重视。中共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建立自己的秘密电台系统？是如何进行工作的？期间有哪些前辈做出了贡献？……上海隐蔽战线诸多令人着迷的历史秘密就在系列文章中一一呈现！
1
参加六大前的两桩亲历事情，对周恩来触动很大。
第一件是1928年的3月，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接到莫斯科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的电报后，通知了中共中央。
这让周恩来感慨万千，远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依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交通条件，舟车劳顿往返一次，耗时需两个月左右，可凭借高科技的无线电报，眨眼之间就解决了联络难题。
又想到上海党中央与各苏区的联络，因重重封锁线和密布的暗探，即使交通员化装潜行，跋山涉水来回往返一次也需要两个月时间，安全性、时效性皆得不到保证。
这让周恩来顿生中共也要抓紧发展无线电通讯的想法。
第二件是与邓颖超从上海启程去莫斯科参加六大途中，从青岛开始即遭遇暗探、水警、特务的跟踪盘问，真是险象环生、险情迭出，幸得周恩来沉着应付，机智应对，才安全抵达哈尔滨，在共产国际交通处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偷越国境到达莫斯科。
周恩来是思虑缜密、心细如发之人，善于见微知著，未雨绸缪，经历过这两件事，他强烈意识到自己要去做两件事情：
一是要建立无线电通讯系统，二是要优化地下交通线系统。
在六大召开前，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为中共培训无线电通讯技术人才的申请。
于是，在1928年初夏的一天，“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学）秘书长阿勃拉莫索（又译阿布拉莫夫）将毛齐华、方廷桢（方仲如）、陈昌浩、沈侃夫（陈保礼）、李元杰、程祖怡六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用中国话郑重地对他们说：“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和中共代表团的要求，并得到第三（共产）国际的支持，决定派你们几人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这须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讲！”
毛齐华等六人奉命白天在“中大”上课，晚上去莫斯科城内一处独立的三层别墅内，参加“国际无线电秘密训练班”学习。
“学习的内容，除无线电外，还学习英语、骑马、驾驶汽车，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以及如何搞秘密工作等。”
六大召开时，涂作潮作为会务人员和列席代表得与周恩来交流，周恩来听了他曾经做过木匠的身世经历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我就叫你木匠了。”
此后，“木匠”就成了涂作潮的代号。
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到“中大”传达会议精神，对毛齐华说：“你们要抓紧学习，现在国内急需无线电通讯方面的人才。”
毛齐华等六人先行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后，涂作潮、宋濂、刘牺（希）吾、覃显（献）犹四人被秘密送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学期为11个月。
这是共产国际为中共培养的首批（十名）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
这十人中，陈昌浩后因被调去搞共青团工作，临时退学；刘牺吾后在肃反中被流放西伯利亚而从此消失，其余八人皆在结业后回到国内。
后来，共产国际交通部无线电训练班对黄平、李敬永、朱子纯（朱自舜）等人进行了密电码编制及密电码本保管、译电的培训；后续又对李春田、王东、加夫、秦鸿钧、张浩（林育英）、赵玉珍、潘汉年等人进行过培训。
常言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先找李强、张沈川谈话，让他们搞无线电，又找吴德峰谈话，让其担任中央军委交通科科长，整顿内部交通和外埠交通，以完善和优化地下交通线。
至此，周恩来想做的两件事情都已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这两项决策，犹如因陈延年被捕而成立特委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中央特科，因顾顺章不受约束而调来聂荣臻形成中央军委直属情报系统等决策一样，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坚实基础，也成为中共求生存、得胜利的核心竞争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不世之功勋。
时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驻扎在上海，长官们为赚外快，就让军用电台办了一个“上海无线电学校”，并登报招生。
张沈川以张燕铭的化名报名后，于1928年11月入学，1929年5月毕业后，被该军用电台留用实习两个月。
在实习期间，张沈川暗暗将两本军用密码本抄下，交给组织，成为周恩来编制“豪密”的最直接参考资料。
张沈川去学习了报务，学土木工程的李强便专攻机务，他的首要任务是造出收发报机。
李强能造出电台，不得不提一个“年轻时英俊潇洒”、“壮年时豪迈激昂”、始终“雄心勃勃，以国士自居”、但后来却湮没无闻的人。
这个被夏衍称为“党内的孟尝君”，被陆久之称为“党内的奇人异士”，被黄慕兰称为“神通广大”的人，就是在共产党最低谷时期入党的蔡叔厚“蔡老板”。
2
蔡叔厚，字绍敦，浙江诸暨陈蔡人，与夏衍曾两度同学，与陆久之同为“官宦世子”、又是上海宝成纱厂的工友同事，与张秋人、杨贤江是诸暨同乡，这四人对蔡叔厚影响巨大，使蔡叔厚从最初的实业救国思想转变为革命救国思想，并最终跟随他们走上革命道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最危险时期入党。
蔡叔厚与汤恩伯同时期留学日本，结为好友，汤回国后曾住蔡家，私谊更佳。
蔡叔厚以后在地下工作中能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又能在屡次险情中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汤恩伯起到关键作用。
蔡叔厚留学归国后，在上海东有恒路（今余杭路）1号设立绍敦电机公司，专营霓虹灯生意，后迁往法租界福煦路403号（今延安中路569号），自他入党后，绍敦电机公司便成为党的交通站和党的文化支部。
在这里，谈笑有“红”儒，往来无“白”丁，在这里，无数中共高层在危难时际获得蔡叔厚无私的救援和接济，在这里，二楼车间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批电台。
为让蔡叔厚协助李强造出电台，周恩来特意将他调入中央特科。
周恩来曾向共产国际情报组推荐阎宝航、杜斌丞等人，周恩来也两次推荐蔡叔厚为共产国际情报组工作，蔡叔厚由此先后成为佐尔格小组、高清小组的核心成员。
陆久之对此段经历在回忆文章中说：“……经过党的批准，（叔厚和我）参加了一个秘密‘情报组织’的工作。叔厚是上海站的负责人，我是日本东京站的负责人。……以后，叔厚还介绍了吴选青（吴先清）、王莹等同志来日本共同搞好这一工作，并由肖项平（肖炳实）同志负责与上级联络，传递情报和传达上级指示。沙文汉、陈修良夫妇有段时间也协助我们工作过。”
这是蔡叔厚在佐尔格小组的雪泥鸿爪。
上海沦陷后，蔡叔厚抵达重庆，受周恩来、董必武推荐，进入高清情报小组，成为高清小组由中共推荐的两个成员之一，另一个则是有“湘楚一绝”之称的赵英。
抗战胜利后，蔡叔厚回到上海，进入潘汉年情报系统，与陆久之共同策反汤恩伯、王新衡等人不成，却把陈立夫的堂弟、中统上海特派员陈宝骅策反了。
据《黄慕兰自传》记载，上海解放前夕，陈宝骅“向我们提供过敌人企图一网打尽白区中共和进步人士黑名单的绝密情报，”得此情报后，刘晓、刘长胜、田汉、张澜、李隆基等大批中共要人和民主人士得以及时安全撤出上海。
“以毛主席、朱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一部分就是在陈宝骅家里印好后再秘密散发、张贴的。所以他本人亦决心留沪，不随蒋介石集团逃往台湾。”
也正是这个留沪未走的陈宝骅，成为蔡叔厚以后被湮没无闻的源头。
陆久之的回忆文章又写道：“有一个陈某（即陈宝骅），在解放前夕，原想逃往台湾，经过老蔡（即蔡叔厚）劝说，认为根据自己的一贯表现，是可以得到人民谅解的，就留沪未走。此事，老蔡在解放前就向组织汇报过。不料，解放后陈某突然被捕。老蔡就找管政法的潘汉年副市长汇报这个人的前后情况。潘立即打电话给公安局长扬帆，经复查后，把陈放了。‘潘扬事件’发生后，陈某又被捕了。老蔡对此想不通。他认为，一个执政的党，不能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
蔡叔厚为陈宝骅鸣不平，奔走营救，一为执政党的信誉，二为做朋友的信义和情谊，但“正在风头上，还要讲实事求是”的蔡叔厚处处碰壁，很多人认为蔡叔厚是在“自讨苦吃”，结果被“算总账了”，要把蔡叔厚也抓起来，幸得总理亲笔批示，“使叔厚在潘扬事件中暂时未牵连入狱……却在‘文革’中被送到监狱里‘补课’去了。”
闲话说过，书归正传。
蔡叔厚提供场地和设备，并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使得李强能到亚美无线电公司偷学技术、能借到大华无线电公司的样机进行拆卸并画出结构图，能顺利购买到各种无线电配件……
在当时，“私造电台设备……要冒着杀头的风险”的。
李强在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也说道：“蔡叔厚掩护我们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万一敌人查出我们在那里私造电台，蔡叔厚全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却丝毫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全力协助我们工作。”
这看似生分的话，实际上道出了蔡叔厚受冷遇、被湮没的实况，一方面是因为蔡叔厚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没有及时转回中共，一方面是在镇反运动、潘扬事件中蔡叔厚的不识时务，为陈宝骅、潘扬等人鸣不平喊冤枉，所以他的恢复党籍申请一直被搁置，他便被当作党外进步人士看待。
为他彻底平反和恢复他1927年的党籍和党龄，一直要到1983年3月，离他屈死秦城已整整十二年。
3
张沈川学成后，采用上门家教的办法，对黄尚英、王子纲、喻杰生、曾华伦、王有才、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人进行了一对一的收发报业务培训。
陈毅带着自己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准备离沪返闽之际，周恩来、李立三在一个咖啡馆为陈毅送行，三个留法同学在那里激情话别。
陈毅为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现状忧心忡忡，周恩来告诉他，我们的无线电通讯联络技术正在加紧攻关之中，很快就能成功，同时要求红军在作战中也应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和技术人员。
送走陈毅，1929年10月，在李强、蔡叔厚、张沈川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制造成功、测试良好，紧接着开始制造第二台。
第一部收发报机被安置在英租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的三层楼房里，由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担任台长，蒲秋潮被调来担任报务员，并与张沈川假扮夫妻掩护电台，黄尚英作实习生。
1929年12月，李强带黄尚英等人抵达香港，在九龙弥敦道靠海边的一小楼里，建好了中共的第二部电台。
总设计师带着机要员龚饮冰从上海经香港前往广西领导百色起义时，龚饮冰从李强那里要了该电台的呼号和密码本。
百色起义后，起义部队电台与香港台通报：“百色起义成功”，次年1月，上海台与香港台实现了沪港通！
呼通之日，蒲秋潮收妥黄尚英发来的电文后，和张沈川兴奋的跳了起来。
该电文由张沈川交给吴克坚，吴克坚送到邓颖超手里，邓颖超用“豪密”译出后，送交周恩来阅看。
这是中共电台通信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自此，上海中央与广西根据地的联络便通过香港台进行转发。
曾三从益阳家乡来到武汉，找到了老上级高文华，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后，曾三被派往上海学习无线电。
伍云甫与弟弟伍云禄、堂妹伍若兰参加湘南起义后，他被留在家乡耒阳领导农军，不能坚持时逃出家乡，与曾希圣一起也来到武汉，跟长江局接上关系后，伍云甫也被派往上海学习无线电。
伍云甫抵达上海后，与先到的曾三同住一室。
广东大埔籍的复旦大学学生杨兰史也奉命学习无线电，他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红军通讯学校的校长。
陈寿昌找中共法南区委委员宋侃夫谈话，让其学习无线电。宋侃夫遂“与湘鄂西苏区的两位同志一起学习无线电”，起先由翁瑛（后叛变）担任培训老师，后来伍云甫、王子纲又先后担任指导老师。
蔡威也于此时被组织抽调，参加无线电通讯的学习。
其他还有王逸群、岳夏、朱帮英……
这些人于1930年初开始即在上海开始学习无线电，同年3月，宋濂、涂作潮从莫斯科回到上海。
李强为科长的中央特科四科（通讯联络科）立时兵强马壮起来，吴克坚成为中共中央与中央特科四科的联络员。
吴德峰接手交通工作后，至1930年10月毛齐华等人回国时，地下交通线建设也取得卓越成效。
在原有上海至北平天津的北方线基础上，将交通线一直延伸到绥芬河和满洲里；将原有上海至武汉的长江线，又一直延伸到湘鄂西、湘鄂赣苏区边界；将原有上海至香港、汕头的南方线，一直延伸到中央苏区、赣东北苏区，完善、优化了外埠交通线。
在内部交通上，为中央各机关设置秘密联络点，各联络点均配置内部交通员，这些交通员都是各机关部门负责人的爱人，安全可靠、诚实可信。
外埠交通与内部交通的交集点在各秘密联络点，为安全保密计，外埠交通员与内部交通员实行错时制，比如事先规定外埠交通在上午到联络点送、取文件，内部交通员则安排在下午。
后来，中共中央将内、外交通科合并一处，成立中央交通局，由吴德峰担任局长。
我们从毛齐华等人回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地下交通线成功运作的概貌。
毛齐华、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四人于1930年秋末从莫斯科乘火车到海参崴，在一个秘密交通站打扮成商人后，经苏联交通员引导，翻山越岭走到中苏边境一个中国哨卡。
“两个站岗的东北军士兵正在晒太阳，无精打采地看了我们一眼，没有问话就让我们通过了。”
据此，我们明白绥芬河秘密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已把哨卡的官兵，上上下下都打点明白了。
四人来到交通站，吃上热饭换好衣装后，每人都领到了一根腰带，腰带内缝有沿途需用的三种纸币：从绥芬河到哈尔滨，使用哈尔滨地区流通的代价券，长春至大连，坐的是南满铁路，使用日本的军票，大连到上海，使用国民政府的纸币。
交通站的同志告诉他们，缝在腰带里的钱是一段一段分开的，用时拆开就行。
船到上海，毛齐华等四人按约定日期在三马路（今汉口路）的一家旅馆办理入住后，来到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的一个租书摊上，一边装作看小人书，一边将写有所住旅馆、所用化名、接头暗语的纸条夹在小人书里，交给看书摊的“朱老板”。
每到晚上，交通员李培南雷打不动要去“朱老板”家一趟，将白天夹在书中的纸条取回，次日即去旅馆接头，接头后互通真姓实名，李培南再将来人姓名、地址、房号、接头办法转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组部另派人员进行接送。
半年前的涂作潮、宋濂，四个月后的张闻天、杨尚昆，都是通过这样的路线和方法顺利到达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的。
向组织报到后，吴克坚在慕尔鸣路（今茂名路）租了一个房子，吴克坚住楼下，毛齐华与妻子潘林珍住楼上，曾三和伍云甫则搬来住亭子间住下。
大西路的那部电台搬到了这里，平时藏在毛齐华他们房间的衣橱里，夜间与香港台进行联络时，由曾三担任报务员，吴克坚依然负责传送原始报文的工作，担任邓颖超与毛齐华之间的交通员。
此时的蒲秋潮与丈夫胡伦，已奉命前往东北开展工作。夫妇俩皆四川广安人，胡伦与总设计师是同乡同学兼留法留俄同学。
蒲秋潮1936年病逝于东北，年仅31岁。
4
涂作潮因“高等数学近于零”以及患过脑膜炎、记忆力差等原因，在苏联学习期间就放弃报务而专攻机务，其过硬的硬件技术使其日后大放光彩，哪里需要硬件技术专家，就调他到哪里坐镇，无往不利。
到上海后，他就住在绍敦电机公司，一头扎进二楼的车间里，装配测试、改进优化着收发报机。
1930年12月，各地党委、苏区选派的16名无线电学员齐集上海，设在四成里的无线电训练班就开学了，不久即遭到了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特务的毁灭性破坏。
1930年12月17日中午，16名学员与张沈川、方廷桢、沈侃夫、李元杰四名教员全部在四成里二楼教室内被捕，学员谢小康趁敌不备，悄悄将窗帘拉开，对外发出警报。
到毛齐华家吃午饭的宋濂、李强因而幸免，穿了一身工装外出买油漆的涂作潮也侥幸得脱。
宋濂经此一事后，开了小差，从此脱离队伍。
苏联回来六个人，如今仅剩毛齐华、涂作潮两人。
被捕的20人中，麦建平、沈侃夫、张庆福、谢小康四人，因受刑过重，牺牲于狱中；张沈川、方廷桢等16人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被营救出狱。
因该无线电培训班当时对外挂的牌子是“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这次破坏事件便被称为“福利电器事件”。
该事件后，慕尔鸣路的电台转移到泥城桥鸿福里，吴克坚因去莫斯科跑交通任务，他担任的电台交通员由陈寿昌代替。
负责香港电台的黄尚英，年仅20岁即因肺病去世。
邱德奉命前往香港接任，几个月后，电台被侦破，上海与广西的联络中断，总设计师只能亲自跑上海，向中央汇报、请示具体工作。
为尽快与中央苏区接通无线电联络，被周恩来调到中央军委的聂荣臻找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人谈话，派他们前往中央苏区建立电台，务要率先接通上海中央与中央苏区的无线电联系。
1931年3月，涂作潮、曾三、伍云甫、杨兰史、王逸群、岳夏等人从上海启程，在交通员护送下，坐船至汕头后，经大埔、永定、上杭这条红色交通线抵达中央苏区。
见到了堂妹夫朱德，伍云甫方才知道堂妹伍若兰、亲弟伍云禄都已壮烈牺牲。
这些前往中央苏区的人离开上海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内部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上海的中共中央由此遭遇了史上最大危机——中央候补委员、特委会三人组之一、中央特科负责人、知晓中共一切秘密的顾顺章不幸被陈赓言中，他在汉口被捕后，自首叛变了！
幸有周恩来妙棋在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徐恩曾身边卧底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提前两天将这一惊天的秘密消息送达上海，才使顾顺章一网打尽的企图被粉碎。
中共隐蔽战线史上最残酷的生死搏杀就此展开！
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顾顺章带着特务，搜查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那是我们军委的一个联络点，顾顺章不知道。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刘仲华，又名刘子华，是军委机关搞情报和联络工作的……”
而这，仅仅是攻击的第一波而已。
后续，还有连续四年的攻击波，即使一年算作一波，也还有四波攻击，这四波一波比一波凶猛，一波比一波残酷。
毛齐华接到陈寿昌的报警后，将电台又转移到大连湾路（今大连路）乾信坊，并又根据指示，采取上门“家教”的方式，对选拔人员进行无线电培训。
5
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广州起义三人领导小组之一的黄平奉派回国，他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上海与莫斯科之间通报的地下电台”。
共产国际交通处主任阿布拉莫夫“叫人教我编密码的方法，用照相机拍文件的方法和写文件的秘密方法。最后，他给了一个上海与莫斯科通报的秘密方法”，并说“报务员已经训练好了。”
黄平于9月初到达上海，“在冠生园同中央派来的李富春接上关系”后，以“远东局书记”的身份跻身中共领导层，分管电台、交通工作，时吴德峰已撤往苏区，中央交通局长由“老山东”卢福坦担任。
据黄平的《往事回忆》，他到上海后不久“就和莫斯科派来的报务员，按约定地点，在海宁路福寿里弄堂口接上了关系。”
这个报务员就是和毛齐华一起在莫斯科学习无线电的程祖怡。
程祖怡是从海参崴乘苏联商船抵达上海的，他在海关人员离船后，乘一个小筏子把发报机带上了岸。
程祖怡与黄平接上组织关系后，在古拔路（今富民路）余庆里租了一幢房子，把电台建立起来。
这个电台由程祖怡担任台长并负责机务，由王有才担任报务员，黄平为译电员，“以后中央给国际的电报，由我译出英文，编成密码，交报务员发出去。国际来的电报，也是由我译成中文。”
而传递电文的中央联络员则是赵容（康生）。
与中央苏区联系的电台建立后，王有才调任台长，专门负责联络中央苏区，于1931年9月顺利联通。
至此，“程祖怡的国际台、王有才的中央台”正式定型。
为与鄂豫皖苏区建立无线电联系，接替陈寿昌的乐少华先找王子纲、蔡威两人谈话，通知他们去鄂豫皖苏区。
王子纲、蔡威两人于1931年8月从上海出发，经南京、蚌埠、正阳关、霍邱、麻埠、金家寨等地到达鄂豫皖苏区首府新集（今新县）。
同年9月，乐少华再找宋侃夫、徐以新谈话，通知他们去鄂豫皖苏区建立电台，并让宋侃夫背熟与中央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联系的密码，让徐以新背熟与上海中央联系的密码。
经乐少华告知，宋侃夫他们才知道这个任务是“特科负责人黄平制定并指定要我们去完成的。”
1931年11月，宋侃夫、徐以新两人坐火车经南京浦口转陇海线到开封，再转平汉线经鄂州抵信阳，从信阳步行三天后到达新集，与先期抵达的王子纲、蔡威会合。
喻杰生、刘静（进）先后被派到了湘鄂西苏区，刘光慧等被派往天津，朱帮英、周德元、徐冰等被派到中央苏区，赵荫祥留在上海工作。
1932年2、3月，鄂豫皖苏区电台与湘鄂西苏区、中央苏区、上海中央的电台相继呼通。
黄平在《往事回忆》中说:“在我负责这一部分工作的几个月里，没有发生过事故。”
6
中央特科红队成员王世德被捕后，招供出海棠村灭门案，顾顺章在《申报》上悬赏通缉周恩来、康生等中共要人。
黄凯因在顾顺章一案中有功，从武汉调到上海，就任中央党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继杨登瀛（鲍君甫，中共卧底，已被捕）后成为第二任特派员。
顾顺章在黄凯之前已带领特务进入上海，这样，中统在上海就有了两股特务势力。黄凯的特派员办事处下设总务、组训、行动、情报四个组，分别由陆元虎、王斌、吴飞、曹清澄担任组长。
黄凯后在其交代材料中写道：“顾顺章比我早一段时间到上海，据说工作开展得很顺手……在上海干特工除我和顾顺章外，还有军统的特工组织、吴开先的市党部调查室……”
据有关资料显示，30年代初，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人员多达两三千人。
在此形势下，凡与顾顺章熟悉或身份可能暴露的中共人员不得不再次紧急疏散，分批分次撤离上海。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周恩来由黄平护送，从家里下楼后乘坐两辆人力车抵达轮船码头，到船上后，碰到了交通员“小广东”肖桂昌，黄平就告别下船。
约两星期后，黄平译出一份电文，报告周恩来已安全抵达中央苏区。
在周恩来撤出上海前，王明、孟庆树夫妇已在吴克坚、卢竞如夫妇的护送下，乘船撤往莫斯科。
王明
就在黄平送别周恩来之前，李敬永、朱子纯（朱自舜）奉命从莫斯科出发，前往上海。
李敬永，浙江临海东塍镇人，毕业于上海交大。1925年入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与秦邦宪（博古）、黄文杰等一起考入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成为研究生。
1931年，他被派到共产国际秘密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和密码，任中国组组长。
朱子纯，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人，1926年入党，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王明老婆（孟庆树）的最好朋友”，她在莫斯科结识了李敬永，二人志同道合，相互钟情。
她与李敬永同时被派到共产国际秘密训练班学习无线电通信和密码。
李敬永、朱子纯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两人于第二年结婚），博古这时已成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负总责的最高领导人。
黄平在《往事回忆》中说：“中央调我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并叫我把无线电台和交通工作，移交给一个莫斯科回来的人。”
这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就是李敬永。
黄平继续写道：“我懂得这个调动是迟早要来的，因为秦邦宪（博古）他们肯定是不喜欢一个他们集团之外的人知道他们与共产国际通报的内容。”
李敬永便担任了博古的机要员，负责上海中共中央的机要工作，以及党中央、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三者之间的绝密通信联系，他的直接领导是担任中宣部长的张闻天（时康生也已撤往莫斯科），张闻天的机要秘书，是关向应的夫人秦曼云。
黄平分管总工会后，与刘少奇就接触多了，听说河北的工运搞得好，在征得中央同意后，黄平前往河北视察。
在北平视察时，黄平曾在刘少文、王一知家里住了几天，并在他们家里碰到了来与刘少文联系工作的万源湘绣庄总经理龚饮冰和于树德。
为降低刘少文他们暴露的风险，黄平几天后搬到旅馆居住，去天津视察时却碰到了叛徒张开运，由于张的出卖，黄平在天津被捕。
被捕后，黄平被看押在招待所，他趁看守不备，卸下房间灯泡，将两根电线接入口中，然后通电自杀，没想触电时，电线从嘴里跳了出来，仅仅将他击昏和烧焦嘴唇而已。
求死不得，黄平被严密看管，由于害怕自己严刑逼供后会招供出重要情报，黄平选择自首，在他的供词中“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
当然，刘少文、王一知、龚饮冰的情况也只字未提。
狱中的黄平，又通过看守送信，将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六姊，“我的六姊用电话找到了于树德，约好在中山公园见面，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于树德也把这个消息转告了党。”
刘少奇等人因为于树德的通风报信而及时转移，免受牢狱之灾。
黄平是一个良知未泯、讲求斗争策略的自首人、变节者，他尽自己所能，将对组织的损害降到了最低极限。
根据庄祖方（蒋屏）后来的交代材料：“署名远东局书记黄平的自首书很简短，只说马列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愿自动脱离。”不像原中央委员余飞、徐锡根、徐炳根和原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胡敦云（胡均鹤）的自首书那样“指责共产党，为国民党说好话。”
鉴于黄平的身份和职务，他的被捕犹如牛兰夫妇被捕一样，惊动了中共中央，也惊动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都请宋庆龄设法营救，连鲁迅也亲笔写信给宋庆龄和蔡元培，请他们以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进行营救。
宋庆龄于是又亲自出马前往南京，在南京扬子饭店会见了汪精卫等人，要求会见黄平。
黄平被一个精通俄语、英语的特务凌康（化名）带着，领到宋庆龄下榻的房间，她和杨杏佛在特务凌康的监视下与黄平用德语对话，当她确认黄平已自首后，神情显得沮丧，也不愿再与其说话了。
回到上海后，宋庆龄写了一份报告，送给了中共中央。
出卖黄平的叛徒张开运，后被中央特科专程派出的红队队员击毙于天津。
上海一解放，黄平即找到上海市政府领导，将自己被捕自首的情况详细进行了说明，上海市政府经请示周恩来、刘少奇后，对他不予追究，并将其安排在复旦大学任俄语教授。
7
据黄凯的交代材料，他就任驻沪特派员后，办了几桩要案：
一是根据胡洪涛（胡章原、胡长元）提供的线索抓捕了罗绮园、杨匏安等人。
二是根据铁村（陈敬斋）提供的密报，抓捕了邓演达及第三党的重要干部共计19人。
三是被公共租界当局逮捕的牛兰夫妇，由他派王斌引渡到南京。
四是根据谢少珊的招供，将陈独秀在家中抓捕。
四起大案一出，中共临时中央令中央特科进行锄奸反击，邝惠安的红队出动，把复仇的枪口对准了捕杀中共要员的特务。
黄凯在其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王斌坐在包车上，走到大世界游乐场，被人连车夫一起开枪打死了。再隔几天，曹清澄也在西门他的家门口被人暗杀掉。陆元虎也被人打伤了……”
黄凯手下的四个组长立时损失三个，黄凯也因此而被撤职。
黄凯撤职后，“黄永华继任，只两个月，就被暗杀掉。徐恩曾派顾建中，顾不就。改派顾顺章的助手马绍武（史济美）继任，……不久，马绍武被暗杀。徐恩曾派潘哲继任，潘干了数月，被刺未中，潘不敢干了，换徐兆麟接任。”
徐兆麟接任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后，沪西分区主任苏成德（苏美一）成为破坏中共组织的恶魔。
这个昔日投身革命、曾列席中共六大的留苏人员，叛变后成为一个残害往昔袍泽的魔头，命丧他手的共产党人多达数百人。
李敬永、朱子纯夫妇也险些丧命于他手。
苏成德叛变投敌后，曾在南京任“自新人”招待所所长，接触大量自首人员，其中自然包括留苏归来的自首人员，从他们口里，他得知李敬永、朱子纯夫妇已回到上海。
苏成德调到上海、在摸清李敬永夫妇的住址后，即将他们抓捕。
当时朱子纯身怀六甲，已近临产期，她借口分娩时要用衣物，取下用作警号的窗帘布包裹衣服，使前来联系的交通员免被“蹲守”的特务抓捕。
因苏成德不知他们夫妇目前担任的职务和工作，朱子纯又将生产，遂允她假释就医，派特务进行监视跟踪，意图放长线钓大鱼。
“不料朱子纯却机智地甩掉特务跟踪，跳车逃脱，当夜离沪到杭州面见夫兄李瑾侯，（让其）设法营救李敬永，因此早产，落下重病。”
李敬永在狱中忍受刑讯逼供，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和交代任何事项，最后“在党组织和其亲属（即李瑾侯）的积极艰难和多方营救下，终于保释出狱。”
由于朱子纯毫不畏死的奋力跳车和李敬永的坚贞不屈，使危在旦夕的秘密电台再次完好无损、毫发无伤。
李敬永被保释后，夫妇俩回到家乡教书，却时刻未忘记寻找党组织，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他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
经组织同意，李敬永利用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同乡关系，担任了周至柔的俄语翻译，并兼任空军上海通信器材修造厂厂长，朱子纯也随丈夫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