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称真实版“风筝”的红色王牌特工，来自风筝之乡

国产电视谍战连续剧有两座高山，一部是2009年出品的《潜伏》，另一部是2017年上演的《风筝》，它俩代表了国产谍战剧的两个高度。

只不过两者的区别在于，《潜伏》侧重于讲故事，而《风筝》见长于讲人性。

在真实地历史中，《潜伏》中的原型是吴石，即使后来到了台湾，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甘心身居孤岛，在龙潭虎穴中推动曙光的早日到来。

1949年底，导师收到了秘密女特派员朱谌之从“密使一号”吴石提供的绝密军事情报，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嘱咐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呦！”并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950年，由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造成包括吴石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台湾当局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对“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等四人执行死刑。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导师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其碑文由长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亲自审定，吴石将军生前秘书郑葆生题写。

罗青长接见吴石子女时的留影

2009年电视剧《潜伏》热播至今，成千上万的观众为剧中潜伏者“余则成”所感动，吴石作为“余则成”的原型之一，也从历史记录中走进公众视野。

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位活着的“余则成”---李正文的故事。

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证山东潍县张庄村，也就是现在的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张庄村。

据《潍县志。金石志》记载，“金代，大刘家庄（今一空桥村）创修石桥记，载有张家庄刘广翁。”

村外也曾发掘有元代圆形墓，相传元代张姓在此立村，取村名为张家庄。明成化年间，李姓由掖县朱桥镇南穴村迁此定居。以后张家庄逐渐演称为张庄。

张庄村高大坚固的砂围墙远近闻名，修建于清末咸丰、同治年间，非常雄伟壮观，致使当时外村人经过误认进了潍县城。早年曾有多股土匪和乱军前去张庄村骚扰，由于高大坚固的砂围墙易守难攻，乱军只好绕道离开。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山东兵团在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指挥下，进行了著名的潍县战役，战役打响前，张庄村住上了解放军，九纵潍县战役指挥部就驻扎在张庄村东邻朱马村，因张庄村砂墙与潍县城墙建筑极其相似，部队首长就带队前来查看地形，并多次在此进行潍县城模拟攻坚军演。

潍县战役时期，张庄村民积极踊跃支前，给解放军准备房子、粮食、木料、车马，为支持解放潍县城作出了贡献。

“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

这是曾任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在去官十年后写下的《忆潍县》里的一句诗，描写的正是潍坊风筝的美。

时至今日，说起潍坊，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首先想到潍坊的风筝，“世界风筝都”的美誉，让潍坊连同潍坊的风筝享誉海内外。

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鲁国大思想家墨翟制作第一只"木鸢"，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真正开始兴盛，走向民间却是在明代。到清朝中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在潍县白浪河沿岸有很多风筝艺人扎制风筝，新颖好看，起飞高稳，远近闻名。因为白浪河年年有民间或官办的风筝赛会、连许多外地的风筝商贩和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渐渐形成了潍坊风筝节起源于潍坊市区白浪河大集的根源。潍坊风筝经过历史演变和横向传播，逐渐形成了选材讲究、造型优美、扎糊精巧、形象生动、绘画艳丽、起飞灵活的传统风格与艺术特色。潍坊风筝其种类有硬翅风筝、软翅风筝、串式风筝、板式风筝、立体风筝、动态风筝等。它不仅被广泛用于放飞、比赛、娱乐，而且已经成为美化人们生活的时尚装饰品。每年的国际风筝节也成为当地一大重要的文化和经济盛事情，吸引着估计国内数十万人前来参观。

而事实上，在潍坊，2006年同时入选国家级非遗的项目，除了潍坊风筝外，还有潍县杨家埠的木版年画。

杨家埠是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办的一个村，杨家埠木板年画就诞生在这个村子里。

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兴于明初，盛于清代乾嘉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同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三大木板年画”。

近年来，寒亭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保护与发展，先后建起了杨家埠旅游开发区、杨家埠民俗大观园。

而杨家埠民俗大观园就建在张庄村附近，与西南边的“潍县状元巷”遥相呼应。

在清朝光绪年间，潍县西南关新巷子，短短26年间先后考中曹鸿勋、王寿彭两名状元，这在全国的科举考试历史上算是个奇迹。因此，当时的潍县西南关新巷子被人们称为“状元巷”，成为一个有名的旅游观光景点。

山东省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状元们身上折射出的刻苦精神、敬业精神、民族气节及爱国主义精神，是潍坊状元文化宝贵的历史财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潍坊人。

这一点，尤其在出生在潍县张庄村的李正文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李正文出生于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那时的全国人口有四亿人，而山东人口就有四千万，位居全国第一，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动荡的岁月，混乱的局面，一遇到旱涝天灾，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

《闯关东》就是描写的当时整个山东老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逃难经历。而李正文一就是1916年随家人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中国人再苦再穷也要咬牙供子女上学，逃荒到东北四平后的李正文，在好心的同学资助下得以高中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九一八”后流亡关内，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

这不要说是一百年前那个年代，就是现在能考入清华大学，都被冠以“高考状元”，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

李正文在校读书期间，就积极投身于红色学运。1932年1月，已深受中共爱国主义宣传的他，毅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很快担任了北平左联执委会理论部部长、社联（社会主义科学家联盟）执委兼研究部部长，笔名岳光。

1933年8月，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当时北方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处于不成熟时期，中共的活动产生了盲动主义，经常搞一些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公开宣讲等，不少人员开始暴露在国民党军警特机构眼中。

国民党北平当局在摸清了他们的活动规律后，倾巢而出，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

经过紧张的侦审后，北平特科（北方特科）成员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等人被押解到南京。杨青林（烈士）、刘子奇（烈士）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至此，北平的环境极度恶化，为保护留下的火种，和北平特科并无工作交叉关系的李正文，经过中共情报人员（国际情工）刘逸樵和国际情工肖项平介绍，派往苏联学习。

1935年1月，李正平来到莫斯科，由北伐时期来华担任过军事顾问的苏联阿基莫夫少将，安排到莫斯科郊区的赫姆基无线电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并起了一个苏联名字：瓦夏。

李正文这这里全面系统的学习了俄语、英语、马列主义理论；照相、无线电收发和修理、电报密码的规律；情报工作的组织、内容和方法；逃避敌人追踪的技术、以及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和使用各种武器的知识。

经过一年半的刻苦学习，1936年6月，李正文以优异的全科成绩结业。这就是学霸的风采！

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当李正文正准备大展拳脚回国报效祖国的时候，莫名的厄运降落到他的头上。

李正文首先被调到了莫斯科郊区的马拉霍夫卡，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国际人员管理区，继续在特别政治训练班学习。中共情报保卫历史上“第一女谍”，曾是中央特科成员，上海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担任谍报组长的吴先清（烈士），也在这个时候调到这里。

这个时期，正是苏联历史上血腥的肃反扩大化时期，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大清洗时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大环境下，世界上各国在苏人员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与同被构陷的吴先清等人，一起被送进关押重犯的鲁别克监狱。

1938年4月，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他为“日本侦探嫌疑犯”，刑期五年，从布德里斯克监狱送到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

这个劳改营处在西伯利亚的最北端，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冻，最冷的时候可达摄氏零下五十度以下。

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给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额一半以下的，给400克至500克，完成100%定额的给800克至1000克，菜和汤也按定额分配。

劳改营从不给犯人发衣服、帽子、鞋袜等必需品，更不用说日用品了，逼着你拼命劳动挣钱来自己解决。很多人都穿着缝了有缝、补了又补、难以遮体的破烂衣服。

李正文体弱力气小，又不善于干力气活，累的要死也完不成定额，当然也就经常挨饿，如果不是得到建国后任公安高级干部的难友姚艮的全力帮助，肯定是必死无疑。

在这种情况下，李正文写了60多封信寄给斯大林，他利用精通俄语和理论的优势，故意在信中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托洛斯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这句话是他加的，学霸的作用显现出来了。）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分清敌友！”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凡。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他的执着终于有了结果。

1939年9月，苏联当局正式宣布撤销对李正文的原判，无罪释放。

1940年5月，李正文出狱后被遣返回国。

1941年元旦，李正文终于到达了重庆，尽管他极度渴望回到中共工作，最终他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和重庆八办上级组织的一致要求安排，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员，接受阎宝航领导，掩护身份为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顾问。

1941年6月中旬，阎宝航从于右任、孙科那里获得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后，立即亲手交给李正文，李正文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奉命立即转交苏联驻华武官罗申。

就这样，这个关系到苏联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直接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1941年7月，李正文被派往上海，先飞经香港，完成了香港文化供应社上海分店经理的第一个身份掩护，坐船进入日军已经全面占领下的上海，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在上海的情报工作。

李正文到上海，其主要任务就是专门为共产国际负责收集宁沪杭地区日伪的军政情报，他的上级领导叫尼克莱.伊万诺维奇，一个十分干练的苏联特工。

伊万诺维奇规定，每月的5号、15号、25号是接头的日子，晚上7点在法租界某条马路上会面，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再约。并且一再强调了工作纪律：“这里情况十分复杂，日本、国民党、汪伪政权及各大国势力都在互相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暴露。不可以看进步报刊，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书籍；不要搞武器、财物，更不要策动伪军起义；尤其不允许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李正文从此开始了“刀尖上的舞者”生涯。他化名唐殿俊，公开身份是苏联远东航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经理，由于经费充足，他出手很是大方，在那异常萧条的年代，他不时会出现在南京市城南三山街的邵福兴酒家，包下一间临街的二楼包房，来招待他的客人。

当年因为李正文的日语很是流利，导致在苏联肃反期间当成了“政治犯”受尽磨难。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以和日本人拉近关系，连当时日本海军报道部，都有他熟悉的记者。

汪精卫投降叛国后，在南京成立了汪伪傀儡政府，时任秘书长的是周隆痒，其大舅哥嵇显庭，任文书科长，后来被李文正发展成了重要内线。

当时，苏联对日本的战略动向是高度关注的。日伪的军政首脑，每周都有一次联席会议，而会议纪要等都是嵇显庭负责。

于是，李正文就在邵福兴酒家，从嵇显庭那里获得了有关日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相关动向，再将其交给助手邵晓萍。之后，邵晓萍将情报“带到”城东百子亭10号小洋楼。最后，由地下交通员陈蕙瑛带回上海，交给李正文的上司尼克莱。

除了从嵇显庭那里获取情报外，李正文更会从细节去抓取一些有利的“人脉资源”，唐莽就是其中一位。

唐莽是湖南浏阳人，出生于1886年，为清末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之子。唐才常作为反清志士，在湘、鄂、赣诸省会党乃至民众中很有些影响，在1890年在与秦立山发动起义未遂，被张之洞杀害。

当时李文正从嵇显庭那里得知，唐莽对于战事很是消沉时，便请示上级同意后，开始了和此人的近距离接触。

唐莽，当时的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父亲起义失败后逃亡到了日本，还进入帝国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之后，他投靠蒋介石，但并没有受到重用。其弟遇刺身亡后，让他感觉背后主谋就是蒋介石，后来在周佛海的力邀之下，他加入到了汪伪政权。

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唐莽内心一直纠结，经告病修养。

首先接触唐莽的是邵晓萍，他的父亲邵之雍和唐莽的弟弟是同学，关系相当不错。后来，暗杀事件发生后，邵晓萍父亲对他弟弟的家属很是关照。

唐莽得知这层关系后，再加上邵晓萍的善解人意，还特意赞扬邵之雍当年保护岳阳楼的壮举，让两人距离逐渐拉近，并认邵晓萍做了干女儿。

于是，李正文以邵晓萍“姑表兄”的身份开始进出唐公馆，对待那些佣人、司机等很是客气，不时会给些零花钱及香烟、茶叶等。甚至，连唐公馆大门口的日本宪兵，他都会主动接近。

这期间，唐莽虽然怀疑李正文和邵晓萍的身份是军统特工，不过，他内心更是纠结自己的选择，因为在唐莽看来，日本是必败的。所以，唐莽没有“点破”二者的身份，还“提醒”他们要注意提防当时南京特工总部的马啸天。

在唐公馆，李正文获得了不少战略情报。当年日本抽调兵力奔赴南洋，后改变战略，准备进攻印缅边境，妄图进攻中国西南等等这些重要情报，都是经由唐莽告知李正文的。

其实，战场上不光是正面武器的比拼，更讲究的是对敌方作战计划的洞悉。而近距离接触“情报源”，仅有技术和金钱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的，更多的是对人心的把握。

这一点，从谍战电视连续剧《风筝》来看，刻画演绎的尤其到位。

就拿嵇显庭来说，他并非汪伪政权的“死忠”，要的只是物质上的满足。当然，李正文很是理解，给的“报酬”也极其丰厚。于是，用了半年时间，嵇显庭就在鼓楼三条巷买下了一栋带花园的小洋楼。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心里都有个“尺度”，向善的力量终会慢慢聚拢。而李正文则用自身的力量，将这些变成了极有价值的情报。

这就是“王牌特工”不世出、可遇而不可求的原因所在。

根据当时的纪律要求，李正文不允许和中共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有任何横向联系。但很多对于中共和新四军关系重大的情报，李正文还是自我决定违反禁令，千方百计找到了新四军秘密交通点，将情报寄到了某县粮站，及时传递给新四军领导，新四军领导人陈毅为此多次表扬了李正文。

李正文还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成为了汪精卫参谋长唐莽家里的座上客，从唐莽和其他敌伪上层人物的谈话中，不断筛选出有用的情报。

李正文还发展了日本人德田恒夫，周佛海任队长的中央税警总队副队长李次白，顾祝同的驻沪专员张大同等人，有的向他提供日伪方面和国民党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有的准备率部投诚。

1945年初，共产国际已经宣布结束近两年了，李正文派妻子陈蕙瑛代表他秘密赶赴到苏北华中局所在地，见到了城工部部长刘长胜。

李正文和家人合影

陈蕙瑛把李正文的历史和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相关的情况，向刘长胜做了详细汇报，希望组织上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共内部系统上来。华中局领导研究后，同意了李正文的请求。

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后，张执一代表组织来上海接上了李正文的关系。

这个时候，苏共情报组织的尼克莱，也已被苏联召回国内，李正文就此回归，成为了依旧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高级情工人员。

张执一是中共上海隐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日寇投降后，它曾奉命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起义计划取消后，他和沙文汉一起负责中共在上海地区的文教宣传和统战工作，和工商界上层人士、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联系。

1945年10月起，李正文在张执一领导下，并协助张执一开展统战工作，和上海工商界、文教界人士广泛交往。应黄炎培先生之邀，他担任了民建总会的副秘书长，经常参加他们的会议和活动，他还参加陈叔通老人主持的民主工商界的联谊会，结识了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

1946年8月，以张志让、沈体兰为核心，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很快发展到80余人，包括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图南、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杜国痒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李正文本人也参加了“大教联”组织。

在张志让的支持下，李正文成为了七人干事会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并成为中共“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8年秋天起，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解放军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中的许多军政人员感到大势已去，纷纷寻找出路。

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李正文、王锡珍、田云樵三人为委员，分别对国民党军政各界展开秘密活动。李正文从此时起已完全转入地下，不再进行公开活动。

1948年10月，李正文奉调去香港培训，作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张执一也在那里。

1948年11月，中央要邀请32位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尽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为免遭国民党迫害，上级组织决定派李正文回上海代表中央去邀请他们。

这其中有张志让、叶圣陶、马寅初、陈叔通、周建人、盛丕华、郑振铎、包达三、张炯百、许广平、沈体兰、周予同、郑太朴、卢于道、储安平、王芸生、傅秉然、宋云彬等。

当时这些人在爱国有罪的国统区上海，已经程度不同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随时有被捕的危险。马寅初、郑太朴早已躲藏起来，叶圣陶等许多人也已经不在家中居住。因此必须十分小心地协助他们离开上海，稍有不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察觉，将会给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李正文临行前作了充分准备，他装成一个“高等华人”，从香港到达上海后，把名单藏匿在一个安全处，就开始按照心里背熟的人名一个一个地拜访。

最后的结果是，32人中除有一人因事不能脱身未能前去外，其他人或坐船或乘车都先后安全进入解放区。其中，马寅初因目标太大，李正文请海关的地下党员孙恩元同志，护送他进海关通道也平安地到达了香港。

《大公报》是当时在国统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非官方报纸，在广大读者中有重要影响。李正文通过该报记者中共地下工作者李纯青，对该报的总负责人王芸生做过多次争取工作，最后终于解除了王芸生多年累积的对共产党的疑虑，成功说服了他愿意接受中共领导。

1948年深秋某晚，李正文作为上海地下中共隐蔽组织的代表，在李纯青的陪同下，和王芸生正式晤谈，王表示，上海《大公报》绝不随同蒋介石迁往台湾，所有人员全部留下，并正式宣布，从现在起，港沪两地的《大公报》都接受中共的领导。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命令复旦大学迁往台湾，陈立夫亲自动员当时的校长章益。张志让立即找到李正文商量，决不能接受复旦大学去台湾的命令，最后终于说服了章益，章益依然拒绝了国民党的撤退命令，把复旦大学完整地留在上海交给了新中国。

李正文这次返沪执行任务期间，还根据张执一的指示，到南京国民党海军部去会见了海军部办公厅少将主任金声。金声是一位爱国将领，坚决反对内战，革命热情很高。

金声和宦乡是好朋友，半年多以前，金声就要宦乡为他沟通中共方面的关系，宦乡在香港见到了张执一时谈起此事，张就要李正文代表中共去南京回见金声。并请宦乡将此事通知金声，告知了接头暗语。

金声将桂永清上校机要秘书游侠叫来介绍给李文正，说游侠是自己人，早就有意参加革命，苦于找不到关系，他对海军部大小事情都了如指掌，可以说是一部活字典，海军的纪要都掌握在他手里。

金声和游侠同李文正联系上后的几个月内，两人就经常带着有关的重要情报，从南京到上海在约定的地点和李文正会面，这些情报都经由他们两个人做过精心整理和分析，详细而具体地把蒋介石整个海军的行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特别是沿海和长江的布防计划，包括炮台位置及其兵力、火力配备情况，还有海军部所掌握的其他兵种，如陆军、空军的调动计划和作战部署等都一一列出，有的还用地图和图解形势标出来。

李正文把这些情况立即由上海组织派人送往苏北解放军指挥部。

张执一对李正文说：“他们这些情报非常宝贵，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特别是他们提供的蒋军沿长江的炮台位置和兵力、火力部署情报，对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将起到极大作用”。

1949年初，李正文被派去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段伯宇为核心的，一批反蒋起义的国民党进步将领发生工作联系。

段伯宇，时任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1938年加入中共共产党，后失去联系。

1942年，段伯宇考入了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在该校结识并团结了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同学，经常在一起秘密讨论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他们结业后先后分配到了国防部和其他军事机关，都掌握有一定的军权，彼此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到1948年，他们在段伯宇的引导和倡议下，一致同意寻找中共领导，决定弃暗投明，倒戈起义。

段伯宇通过他的表弟，中共党员温尚煜联系到党的组织，张执一决定派李正文和他们联系。

可以说，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李正文老前辈披肝沥胆，出没在“潜伏”战线生死线上，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世功勋！

1949年5月，李正文告别“潜伏”战线，该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副处长和上海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的军代表及校务主任等职，负责高等院校接管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局调任李正文担任“华东革大”副校长，并担任了上海复旦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兼该校副校长。

1954年秋冬，李正文又升任高等教育部政治理论教育司副司长，主要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院校的四门政治理论课。

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李正文遭遇不公正待遇，被监督劳动，直到1979年10月“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职务”。

199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庄严地签署了一项命令，向三位中国人授予“伟大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勋章”。

这三位中国人就是我党“潜伏”战线的杰出人才——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

阎明诗是阎宝航的女儿，她与李正文都是阎宝航的助手、联络员。

俄罗斯有一个传统规矩：只向活着的人授勋。但这次，开例向逝者授勋，授勋名单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经去世27年的阎宝航。

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曾说，之所以授予阎宝航、阎明诗、李正文等人“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是因为他们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消息及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1996年7月，潍坊渤海学院（目前潍坊最高学府潍坊学院），举行成立剪彩仪式，从北京请来了多位领导干部和教育专家做嘉宾。

这其中最为靓眼的就是白发苍苍而精神矍铄的李正文老前辈，他用还原出来的一口地道的潍县话谈笑风生，引得了全场嘉宾对他产生了特别的敬意。

这位从风筝度故乡走出来的杰出的中共地下工作者，这位沐浴着杨家埠木版年画乡土气息的“潜伏”战线上的英雄，这位继承了“潍县状元巷”风采的高材生，演绎出机智勇敢、无畏无惧、屡建奇功极富传奇色彩的业绩，永远载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史册！

1992年2月，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两位负责同志，专程赴京拜望李正文老前辈，并以组织的名义赠他“疾风劲草，青史英豪”书法条幅。

李正文老前辈于2002年病故，终年94岁。

李正文老前辈出生于带着被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耻辱进入的20世纪初，成长于北洋军阀的混战让处在黑暗中的中国人看不到出路的暗无天日时期。

正是由于李正文那些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把国家的兴亡当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于黑暗之中发出微光，把星星之火燎原于祖国各地，他们栉风沐雨，他们筚路蓝缕，他们披荆斩棘，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智慧与勇气、奉献与担当，成就出我们而今的国泰民安、山河无恙。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接过李正文老前辈手中的旗帜，我们所开创并矢志推进的伟大事业，必将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习总书记讲过，“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

这一百年的路，李正文那批老前辈们走了很多，接下来的路，该有吾辈来接着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