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仗打出了一个“西安事变”,张学良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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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8日,陕西西安。

一大早,杨虎城将军赶到张学良的办公室,看到张学良几乎一夜未眠,他满脸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见到杨虎城后,张学良仰天长叹:“逼上梁山啊!”

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下定了最后的决心,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即将在几天后爆发......

那几日,西安市天气晴朗,可谁又知道,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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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思绪又回到了1928年,那是令他刻骨铭心的一年,改变他命运的一年。

在此之前,他还是令众人艳羡的“民国四大美男”之一,是在父亲张作霖羽翼护佑之下一路成长的“少帅”,可这一切美好都在1928年6月4日的一个突发事件中化为乌有......

这天的凌晨5时23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突然一声惊天巨响,30多麻袋的烈性炸药在这里全部引爆,车厢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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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此时他已奄奄一息,死前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随后,张作霖于上午9时30分左右离世。

虽然很长时间以来“皇姑屯事件”的细节都是一个谜,但张学良始终相信,谋杀父亲的凶手一定是日本人(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战犯河本大作才详细交代了策划炸死张作霖的全过程,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父亲虽是北洋军阀,杀害了不少革命者,且与国内诸多军阀矛盾重重,但他始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不愿出卖国家利益而拒绝了日本人的扶持,使日本人认为难以控制,才被日本人设计谋杀。每当想起父亲时,张学良总是记得父亲的遗言:

“以国家为重!”

“皇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接替父亲成为了“东北王”,他面临着一个极其混乱的政治局势:前有日本关东军,后有蒋介石国民政府,外有苏联势力。此时凶手日本人竟然堂而皇之的找张学良谈判,土肥原贤二居然支持他搞“满蒙独立”?

只是,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他也不可能被日本人拉拢。

于公而言,父亲宁死不愿与日本人同流合污,张学良绝不能违逆父亲遗愿,他必须站在中华民族的一方;于私而言,日本人是他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他又怎么可能归顺于日本人?

只是,单靠自己奉军的力量根本无法战胜日本人,而且奉系内部派系斗争非常复杂,再加上国民党北伐带来的压力非常大,怎么办?在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张学良决定选择与南京国民政府统一。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史称“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北洋政府正式结束。之后,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也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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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才让张学良顿悟,他与蒋介石也只能是短暂的蜜月期,国民党对全国的统一也只能是形式上。

以蒋介石的本性来讲,根本不可能真正意义统一全国,“形式上的统一”与“统一”差之毫厘,却谬以千里。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迎来胜利大会师。蒋介石随即设立“西北剿总司令部”,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

1935年11月20日,张学良的东北军第109师追击红军,一路闯进直罗镇。当晚,红军将其包围。在战役发起前,毛泽东下达了一道命令:

“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于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联手,经过激战,全歼敌第109师。打援部队再歼敌一个团。在战斗中,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5000余人当了俘虏。

除此外,劳山战役东北军110师覆灭,师长何立中毙命;榆林桥战役107师受创,团长高福源被俘亡......

两个月不到,东北军便被全歼两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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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战最大、最直接的效果是,把张学良打醒了。

没想到中央红军如此强大?就在张学良愤怒、迷茫、困惑的时候,东北军上下对内战的厌恶情绪也与日俱增。他们向张学良哭诉:“与其和共产党打仗而死,不如去和日寇拼命!”

1935年底,张学良由西安赶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却因为“剿共”失败而遭受冷遇。此时,进退两难的张学良开始醒悟,并梳理其面临的困局:

其一,继续打下去的话,自己的东北军凶多吉少!刚到陕北的疲惫之师,竟然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这不免让他掂量继续“剿共”的后果。

其二,自己如此真诚对待蒋介石,却只是蒋介石一枚棋子而已?国民党上上下下居然如此势利眼?如果没了东北、没了东北军,蒋介石还会亲热地叫他“小老弟”吗?

其三,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点:为什么蒋介石执意要打共产党,不联合起来打日本人?他脑中一直盘旋着父亲临终时的嘱托:“要以国家为重!”这句话在他耳旁反复出现,仿佛父亲一直在天上看着他......

他还记得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自己因为判断失误而下达“不抵抗”命令,成为了民族罪人。他在晚年接受采访时说过:

“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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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张学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已经领教过了日本人在东北灭绝人性的行径,眼下华北告急,可这时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命令居然是“剿共”?

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接连受到重创之后,张学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意识到继续“剿共”将会陷民族于不义,难道要让父亲一手建立起的军队牺牲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吗?

张学良心中默念道:“我是一名炎黄子孙,我是张作霖的儿子,我与日本人与有不共戴天之仇,国仇家恨不可不报!绝不能再剿共了,一定要抗日!”

就在此时,张学良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亲笔信,大概内容是:“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你要调转枪口对准真正的敌人--在你家乡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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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字字动情、句句戳心,长久以来的压抑和痛苦使张学良泣不成声:共产党主张抗日,而我却在“剿共”?那不是间接的帮了日本人吗?如果帮了日本人,那我张学良还有资格做炎黄子孙吗?有资格做被日本人炸死的张作霖的儿子吗?

一系列的曲折,让张学良思维出现了重大转变,为日后在西安市发生的那个政治大事件埋下了伏笔......

3

张学良意识到:在蒋介石的眼里,自己只是一枚“剿共”的棋子;可在毛泽东眼里,自己却是抗日的合作对象。

为什么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呢?无非是想满足其“统一中国”的野心而已!尤其是当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共产党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貌似强大,其内部却是离心离德、一盘散沙。早在长征“四渡赤水”之时,毛泽东正是利用川军刘湘、滇军龙云“各怀鬼胎”的心理,才指挥红军成功跳出了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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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国民党内部压根不是一条心,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又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只是在墙上共挂一面“青天白日旗”,这就叫统一吗?简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对内这是自娱自乐,对外这是自欺欺人而已!

就拿张学良来说,就算他“东北易帜”了,无非是把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而已,但国民党、蒋介石有把他当做自己人吗?

如果“剿共”不力,不还是在国民党内受到冷遇吗?他在蒋介石眼里,不就是一个没什么利用价值的“鸡肋”吗?

决定一个组织文化基因的其实正是领导人自己,只要蒋介石为一己私利打着“家天下”的小算盘,那么国民党上上下下也会纷纷效仿,为一己私利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一直烂到根子里。

蒋介石内在本性不改变,国民党离心离德的面貌也不会改变,还说什么“统一中国”?无非是跳梁小丑而已,说什么都是枉然,统一“墙上挂同一面旗”倒是真的,其它的也没什么其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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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央红军,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中,张学良切切实实领教了厉害。红军即将完成长征,按理说应该疲惫不堪、弱不禁风才对,为什么却有如此战斗力呢?

归根结底三个字:人心齐!

长征本身就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一部史无前例、雄伟壮丽的史诗。

在与即将完成长征的红军交锋时,张学良发现他们即使武器落后却勇往直前,即使磨难重重却心存乐观,即使千难万险却团结一致,从骨子里都洋溢着对胜利的渴望!

张学良意识到,这才是中国军人应有的面貌,这才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相比起国民党,他感受到了极大的落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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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彻头彻尾的领悟了,真正的统一不是同挂一面旗帜那么简单,而是人心的统一!要想统一人心,必须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为张学良“剿共”下了最后通牒。12月7日,二人进行了3小时的长谈,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

张学良希望蒋介石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蒋介石严厉地告诫张学良,中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张学良流着泪,嗓音嘶哑地对蒋介石说:

“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耿耿忠心,服从训令。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战或分裂抗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对个人的前途都是成败攸关的大问题。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

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围剿共产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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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张学良对着杨虎城仰天长叹:“逼上梁山啊!”12月10日、11日,张学良、杨虎城做了最后的努力,分别去劝告蒋介石,仍被拒绝。

就在那一刻,张学良横下一条决心:我宁愿要冒“以下犯上”的天下之大不韪,也不愿在“九一八不抵抗”之后再做一次民族罪人!好,你逼我“剿共”,我就逼你“抗日”!

4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时许,酣睡中的蒋介石突闻枪响,仓惶在两名侍卫搀扶下从华清池五间厅后窗逃跑,藏于半山腰一虎斑石东侧石峡洞内,后来被搜山部队发现,扶掖下山,送往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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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整个世界都听到了这个万分震惊的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进行了兵谏,史称“西安事变”。

在外界看来,“西安事变”来得如此突然;可在张学良看来,一切都是被逼无奈,酝酿已久的炙热岩浆终于在火山口集中爆发!

随后,共产党、国民党及社会各界组织都对“西安事变”投来了关注的目光,并积极安排人员进行洽谈。12月23日,由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双方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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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4日,经过谈判之后,蒋介石签订六项协议,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逼蒋抗日”的目的终于达成,可从此之后,他便走出了历史的聚光灯--12月26日,就在他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同日他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国仇家恨,张学良始终记在心中,虽然随后的抗日战争中他根本没有机会上前线,但他实现了心中的夙愿。毛主席后来评价说:“张学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与张学良一样,“西安事变”的另一个功臣杨虎城也被蒋介石长期囚禁。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节节败退,一溃千里。在败走台湾之前,蒋介石于1949年9月17日下令将杨虎城一家8口残忍杀害。

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日后的败北早已注定,他处理“西安事变”时的言行举止已经显示出其内在本性,他与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格局。二人心胸不同,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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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西安事变”,蒋介石明知张学良、杨虎城是为了民族大义,也同意了“一致抗日”的决定,却又因私仇而软禁二人,并在败局已定时下恼羞成怒,对杨虎城痛下杀手。

显然,蒋介石认为其个人荣辱高于民族利益。

毛泽东呢?为了民族大义,在“西安事变”时放下了蒋介石杀害妻子杨开慧、三弟毛泽覃、妹妹毛泽建的私仇,甚至放下了蒋介石曾经派人到韶山挖毛家祖坟的奇耻大辱,选择“联蒋抗日”。

显然,毛泽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其个人利益。

软禁期间,张学良反复思索一个问题:要想实现国家长期稳定统一,到底是形式上的统一,还是人心上的统一?二者说法雷同,实质却相差万里。

1990年时,张学良才结束了长达54年的软禁生活,全面恢复人身自由。此时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已先后离世,张学良自己也成了一个89岁的耄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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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采访时,历史亲历者张学良总结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1、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2、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3、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4、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张学良说出这些话时,那个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早已远去,祖国早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但那些发自灵魂的拷问却发人深思,它指出了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祖国的统一,不在于形式,而在于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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