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挨打之后,巨头们接着奏乐接着舞

  文 | 天书

  从去年蚂蚁IPO流产,再到今年阿里被垄断罚款182.28亿元,对于互联网巨头们的遏制总算开了个头。除垄断外,在劳动权益保障,社会成本转嫁,舆论价值引导等等问题上,互联网巨头们和社会大众的冲突也越来越大。最近国内巨头们又很是有一些奇谈怪论。

  巨头们又飘了

  先是处在劳动权益问题风口浪尖上的外卖行业。5月6日,身陷反垄断风波,股价大跌的美团创始人王兴深夜发了一首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被业内普遍猜测是表达对反垄断调查的不满。然后5月10日美团代表在与巡视组的对话中表示美团注册外卖员千万人均为外包,外卖员保障仅有每天三块的商业保险,需要从外卖员佣金中扣掉,并表示平台没有办法完全直接负责任,会增加企业的负担。

  然后是国内最大的社交应用旗下新闻网站出现这样一篇文章《为国捐躯可以,为资本家不行,年轻人的思想或走入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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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表演在6月3日的第九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几家互联网传媒巨头互相撕逼泼脏水,场面非常感人。某巨头副总裁喷短视频像猪食,剑指字节跳动,随后字节跳动副总裁回喷。然后是优爱腾三大视频平台捉对厮杀,同时集火B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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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像不像猪食这点或许可以具体讨论,但由同样涉足短视频的另一个垄断巨头说出来就显得非常别有用心。当然字节一方也不是白莲花,字节跳动回喷中提到的抖音被某平台被封杀,其实他们自己也一直在进行同样的操作。

  更让人无语的是,前段时间张一鸣卸任CEO,知乎上出现一篇关注量颇大的通稿,核心内容是洗白张一鸣在去年TikTok事件中的行为,称字节跳动坚持在美发起诉讼,最后暂缓了美国商务部对总统行政令的执行,认为字节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典范,完全不提一开始字节的光速妥协,以及张一鸣那个火星宣言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愤怒,完全不提是由于商务部的法令,字节才被迫改变了之前的行为。

  由于这时间实在没过去多久,评论区网友纷纷甩出去年各种相关新闻进行打脸。也不得不让人感慨,时间过去才这么短,如字节这样的巨头就敢于发动舆论为自己涂脂抹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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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内容平台上看,如今国内以影视项目和中短视频为主的内容生产从源头资本到平台分发确实已经垄断在了几家平台手中,延伸到娱乐圈,包括经济公司,偶像生产等环节也逐步被平台巨头囊括其中,传统影视制作公司越来越沦为平台的打工者。在对社会舆论和用户行为引导上,他们也拥有强大的能力。不过,由于目前还处于几家争霸的状态,内容领域经营行为也更复杂,针对这方面的反垄断工作显然也不是短期会有明显成效。

  大而不能倒?

  自互联网开始兴盛至今,我们这个世界仍处在信息革命的进程当中,目前除中美两国外,只有少数一些国家拥有部分互联网自主能力,从中美两国的经验看,互联网平台天然就容易快速形成垄断。虽然互联网业务形态更迭很快,但背靠搜索引擎,电商,社交平台,内容分发这几大基础能力的公司仍然主掌着当今世界互联网市场的主要份额。所以,总有人说当代互联网巨头们“大而不能倒”。

  从去年到今年对阿里系的一系列动作开始,我国真正进入了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启动阶段。很多人认为互联网巨头大而不能倒,一个理由是认为巨头的业务不可替代,倒了会对社会造成冲击。其实不然。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格局,BAT中的百度式微,虽然仍是盈利能力最强的梯队,但其搜索引擎的垄断在移动端实际已经被打破,且其这些年主要投入都集中在AI和自动驾驶领域,这类新兴技术领域面临的竞争很充分,很难再形成垄断。新兴巨头中,真有能力对老巨头造成威胁的只有字节,美团拼多多京东都是T系小弟,配合围攻阿里。然而这几个新兴巨头的业务都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性,属于今天完蛋了明天马上就会有人顶上来的类型。对这些新兴巨头进行反垄断制裁,实际上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影响。

  所以也不要说什么字节跳动十万员工,美团千万外卖员,没有这些公司社会怎么安置就业之类的话。而且以当下我国互联网行业的发达程度,足够容得下这些大厂剥离出来的员工和业态。事实上巨头们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人才资源浪费,要么喜欢搞内部竞争,各种重复造轮子,要么不少被外招进去的高级人才不是为了搞研发,而是为了用来给部门内斗背锅或是完成末位淘汰绩效指标,用完就丢。

  AT两家巨头,阿里在电商和个人消费者层面的不可替代性都在不断消退,金融业务则已经被纳入强力监管范围。目前真正替代成本高的还是T系的社交软件,累积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网迁移成本。但也要看到,互联网不同业态间的替代和颠覆经常是不可预测和瞬间发生的,互联网巨头们拼命扩张收购,建立护城河,除了追求利润,主要也是为了预防这种突然性的颠覆。

  对于国家层面来说,互联网巨头们已经没有如他们自己想像般对国家那么重要。的确,中国的互联网开拓者们是有功劳的。早期没有去当美国互联网买办,而是选择创业,最终使中国互联网成为最有活力的市场,也维护了我国互联网主权。但这本质还是一个与国家和时代互相成就的过程,并不是单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就能达到今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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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说,他们最大的功劳就是守住并壮大了国内互联网市场,但也借着这个进程实现了垄断。如今,老一批互联网巨头的历史使命可以说已经完成了。目前我国互联网行业不管是人才储备,技术发展,用户习惯,政策和资本各方面都足以保证互联网的安全自主,垄断已经不是必要的。

  和美国互联网巨头们相比,国内互联网巨头们的主场还是在国内恶性竞争内耗,对在国际上形成对中国声音的正向传播,对美国信息包围网的反制基本没起什么作用。同时,因为过度垄断和恶性竞争,互联网巨头给社会转嫁的成本越来越高。千万无保障外卖员成就的,是美团如今国内排行第三的市值,年薪上亿的高管。因为外卖业务的大成功,美团19年开始盈利,市值腾飞,然而去年四季度后又开始出现几十亿巨额亏损,原因是美团又将钱烧到了以社区团购为主的新业务上,这样不断扩张,自然没有钱给外卖员提供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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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国内互联网模式创新大多发生在中小公司,巨头已经习惯了一种新形态出来之后投资跟进收割和烧钱抢地盘无底限竞争的模式,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创新的严重阻碍。

  在B端市场也是如此。目前巨头们提供的对B端市场上有价值的服务,仍集中在由垄断能力而来的,盈利比较强的平台,数据,云设施等领域,对于我国广大生产型企业急需的各种信息系统和专业软件,EDA工具等的开发重任,目前也是由国内各类软件公司承担。目前巨头们参与的更多是市政信息工程方面的建设,这方面如阿里已经介入了一定深度。但这仍然不是不可替代的,国内次一级科技公司如科大讯飞等也都在和各地政府进行类似的合作,从技术方面来说并没有问题,巨头最大的优势仍然是他们拥有的国民级应用入口。

  反垄断任重道远

  当下,巨头们对反垄断法的表态多是应付大于实质。对于国内巨头们来说,在海外市场受阻的当下,全力争抢国内同行地盘,搞内卷游戏还是更重要,反垄断这个棒子不打在自己身上不会知道疼。

  如阿里,182亿罚款看似天文数字,但对阿里的营业收入来说也就是皮毛。而且对反垄断的调查执行需要一个相当时间的过程以及跨部门协作,阿里这种垄断性质比较清晰,在本次对阿里的处罚中,市场监管总局通过调查认定阿里具有支配地位,并给出了7点理由:1、平台市场份额超过50%;2、相关市场高度集中;3、平台具有很强的市场控制能力;4、平台具有雄厚的财力和先进的技术条件;5、其他经营者在交易上高度依赖平台;6、相关市场进入难度大;7、平台在关联市场具有显著优势。

  但还有一些巨头的业务实质上具有垄断行为,但性质上更为复杂,更多标准细节和执法能力亟待完善,如美团四月被“二选一”垄断调查罚款仅30多万,后续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所以一边是阿里被当头一棒,一边是其他巨头仍然事不关己。

  除了巨额罚款,现在对巨头的扼制又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势。

  首先是数字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数字税”成为多位代表委员重点关注的话题。从全球来看,对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已经是各主权国家的大势所趋。对于海量流量和信息的掌握造就了巨头垄断能力,但实际上每一个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才是这些数字资产的劳动创造者。平台利用这些数字资产不但不用花钱和交税,反而还从社会当中获得巨大利润,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

  据相关报告,互联网企业的平均税率远低于传统实体行业。2017年,信息传递、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税率为17.46%,仅高于农林牧渔业,相比之下,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税率均高于25%。比起互联网公司的利润来说,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显然是缺失的。

  其次是目前G7集团之前进行的15%全球最低税率谈判,7月份的G20会议也有很大概率通过这项谈判,一但通过,那些将母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那些互联网巨头将受到不小影响。

  不管数字税也好,全球最低税率也好,本质都是当代主权国家们在经济不景气下,面对跨国公司和互联网巨头不断转移社会财富的反制措施,这有助于缓解财富分化问题,但解决不了互联网行业的垄断趋势。

  以美国的经验看,实际上在美国政府采取的种种反科技巨头垄断措施中,最有效的办法只有拆分,如当年通讯巨头AT&T被拆一样。然而这些年美国并没有哪家互联网巨头遭到了拆分待遇。实际上以硅谷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精英已经与美国意识形态机器高度融合,成为美国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工具,这种例子我们已经见得太多,最新的一次发生在尼日利亚,该国总统被推特删贴,尼日利亚宣布封停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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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自然不可能自毁长城,所以这些年美国政府对互联网巨头们的反垄断措施实质属于敲打,增加财政收入和两党斗争的产物。就算美国政府真想拆解巨头,如今也会面临司法和政治上困难重重的问题。而且因为互联网行业天然会迅速形成垄断,拆分老巨头后新巨头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旧有的反垄断法和经验难以适用于新兴互联网巨头,是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

  拆分之外,互联网平台国有化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方向。然而目前为止世界上都还没有由国家主导的巨型互联网平台,这方面的经验一片空白。即使对国有占主体的我国来说难度也很大。

  这几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以后,我国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认识到公有制主体,以及民生领域和关键领域国有主导的必要性,所以舆论上有不少声音也希望对互联网核心服务进行国有化或混改,这也是一种泛左翼的价值认同追求。然而同样从成本角度分析,巨型互联网平台假如以国有属性为目标改革,就不能再以纯粹盈利为目标导向,也不可能再用创始人权威,天价年薪,股权期权激励等等去维系庞大的人才数量,这样的平台就会从印钞机,变成成本极高管理极复杂的对象,同时在还有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也容易因互联网业态的飞速迭代而落后。这只是可能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对于控制治理成本的追求,会使政府在相当阶段内难有这样的动力。

  目前比较现实的可操作路径是首先确定互联网平台数据的所有权和应用范围,明确界定数据权垄断的形式,性质等等,对于属于社会共有的数据,所有权需交由国家平台管理,互联网平台不得擅自留用。其次是对互联网巨头的各种资本扩张并购,股权投资,关联交易进行限制,避免通过资本扩张形成垄断地位,给更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公司更充足的成长空间。

  去年底,欧盟推出了《数字市场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将控制至少一种核心平台服务,至少在欧盟三个国家展开经营,市值在650亿欧元以上,月活超过4500万用户的大型在线平台定义为“守门人”,规定了这些“守门人”需要遵守的义务和限制,这种规模的公司将被禁止推动和优先考虑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不得限制用户使用其他平台服务,不得滥用用户数据展开竞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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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欧盟对于反制互联网巨头的动机更强烈,因为欧洲并没有自己的互联网巨头,目前能达到“守门人”标准的几家平台全是美国公司,两项法案也是为了保护欧洲本土的中小公司发展。不过鉴于欧盟立法过程的复杂,这两项法案短期内难以起到实质影响。

  我国的情况,因为之前没有成型的互联网反垄断规则,所以政府对遏制互联网平台垄断的意愿一直比较复杂。一方面,面对蚂蚁金服危害金融安全,外卖平台劳工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这些棘手问题,政府有强烈动力解决。一方面,面对视频,游戏等数字内容和媒体服务领域的垄断,因为对社会稳定暂时没有多大影响,对其垄断行为遏制就还停留在纸面约束层面。一方面,对于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环节不可缺一环的社交工具,公共舆论平台的治理上,政府则趋向于容易管理,配合度高,所以没有强动力主动促使太多的这类平台出现。

  这种差异是由对现实治理成本的追求驱动的,消除差异需要从法制到社会形成成熟的反垄断规则和观念,当然这同样又需要有强动力驱动。一方面,需要社会和民众在日常舆论中集中认识,通过行成持久的舆论合力,迫使政府更快的采取动作,避免在舆论上不断的被巨头们引导分化。另一方面,则要看巨头们本身如何选择,如果在反垄断大趋势下他们仍然选择为了追求利润一意推高成本转嫁和激化社会矛盾,那么在对社会稳定的追求面前,其他的成本都将不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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