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离别：如果当绅士，一千年也改变不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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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的某一天晚上，长江上飘着一艘顺流而下的客船，这艘客船如此普通，与千千万万艘客船没有什么两样。

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艘普通的客船上，载着两位后来被记录在史册上的年轻人。

二人曾是少年时期无话不谈的好友，此时他们却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吵，谁也无法说服谁。

二人同床而卧，却一直没有睡着，而是彻夜长谈，一直谈到黎明。

他们谈的并不是什么青春韵事、家长里短，而是整个中国的命运--改造中国的方法问题。

其中一个年轻人不希望牺牲，只希望通过文化和教育的方式来逐步改良中国，来获得后代的幸福，为此他愿意等1000年。

另一个年轻人却认为“你这种理想1000年也无法实现”，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1000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可这位“愿意等1000年”的年轻人却非常不赞成，他一直信奉着自己心中的“无政府主义”理想。

另一位年轻人，则是一直劝说好友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后他急了，于是开诚布公的问：“你是要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很可惜，他得到的依然是拒绝的回复......

第二天早上，那位认为“30至40年时间就能改变中国”的年轻人早早下了船，并抛给好友离别时的话：

“你做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名叫萧子升的年轻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好友毛泽东此次下船，正是要去上海参加那次开天辟地的会议--中共一大。

同时，毛泽东关于“30至40年时间就能改变中国”的预言也在未来由他亲自实现了，比预期时间还短，仅用了28年。

这位名叫毛泽东的年轻人当时也不知道，这次是他与好友萧子升的最后一次见面，1926年之后两位曾经志同道合的人就彻底断了联系。

二人曾经是挚友，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青春的几年光阴，两人相逢之初就充满了学生年代的那种单纯和美好。

可后来，二人在实现人生志愿的途径方面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分歧，随后便是意见不和，信仰不同，最终分道扬镳。

......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昌济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三人品学兼优、志趣相投、博学多识、才华出众。

在后来的“新民学会”中，三人更是核心人物，一度被称为“湘江三友”。

1920年，杨昌济先生病重之际时，致函给他的好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力荐毛泽东和蔡和森：

“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事实证明，杨昌济的眼光是非常准确的，毛泽东自是用不说，蔡和森若不是因叛徒出卖而英年早逝，也定会为中国革命奉献更大的力量。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同样是“湘江三友”，为什么杨昌济唯独不提及萧子升呢？

我们经常听过这么一个现象：很多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长者通过一个年轻人的言谈、行为、举止，就可以判断出他未来的人生前景，原因其实很简单--他是过来人。

战国时期著名的谋略家鬼谷子一生培养了诸多名扬天下的人物，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四人。

有史书记载，当时庞涓和孙膑学成兵法下山之时，鬼谷子通过一些小事的测试，就分别看透了二人的心性，并清楚了二人的结局。

同样，作为老师、作为长者，再加上长期的教导与接触，杨昌济当然是最熟悉自己的三个学生之人，大概他也早已看出了三个学生分别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前景。

如果我们仔细查看毛泽东、萧子升二人在青年时代的经历，就不难发现：这次诀别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看懂了这些，我们也就品透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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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升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他的父亲萧岳英曾经留过洋，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正因为有这样的家庭环境，所以萧子升虽比毛泽东小8个月，却比毛泽东大三届。

1911年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1913年毛泽东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

在一师同学两年多的时间里，二人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最大的乐趣是在于讨论，聆听彼此的见解。

他们晚饭后经常在江边散步，一连讨论好几个小时，从古代的欧阳修、范仲淹讨论到当今格局，救国策略，这些争论经常没有结果，但他们还是乐此不疲。

1917年7月中旬到8月16日，24岁的毛泽东和23岁的萧子升决定不带一分钱“穷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考察风土民情，行程900余里。

仅从这段经历就能看出，二人的友情是多么深厚！

1918年4月，毛泽东和萧子升创立了“新民学会”，并组织了13名首批成员在蔡和森家中召开了第一次正式的会议，地点就在蔡和森的家中。

谁知，新民学会也成为了二人友谊分裂的起点，二人的意见不和愈演愈烈......事实上，“湘江三人”的另一个主角--蔡和森与萧子升的意见不和发生得更早。

1919年，毛泽东因为多种原因没有去勤工俭学，萧子升和蔡和森两人则在法国呆了一年时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这段时间里，蔡萧二人的分歧就慢慢地多了起来。

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团体中，实际上分为了两派。一派以蔡和森为首，他们认为必须要进行暴力的革命，只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改造社会；另一派以萧子升为首，他们主张要通过教育的手段一点一滴的改造社会，进行“温和的革命”。

两派的争论，在蒙达尼会议上达到了顶峰。

1920年7月，在法国的小镇蒙达尼，20余位新民学会旅欧分会和工学世界社的社员组织了一场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实际上的议题是探讨中国救亡图存和改变世界的道路问题，在会议上爆发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的激烈争吵。

会议后，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2700字的信，希望毛泽东能支持自己的主张。

两位身在法国的好友意见不同，那么远在中国的毛泽东到底支持哪一方呢？

作为一个喜欢搞调查研究，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人，毛泽东自然不会轻易下结论，一切都要实事求是才行。

事实上，到底是搞“温良革命”，还是搞“暴力革命”，毛泽东内心也有过迷茫、有过纠结。

1919年7--8月时，毛泽东就在自创的刊物《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上面写道：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是很激烈的......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

“一派较为温和的......这一派的首领为一个生在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此时的毛泽东更倾向于克鲁泡特金，此人正是“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是主张“温情革命”一派的代表，毛泽东认为这派人的意义更广、更深远。

换句话说，1919年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的意见是一致的。

1919年8月，《湘江评论》被军阀张敬尧查封，此时尚且秉持“温情革命”的毛泽东，相信平民的呼声可以唤起统治者的良知，于是就想写文章来“呼吁呼吁”，于是主持“平民通讯社”专门报道“驱张活动”，赴京请愿。

可现实狠狠的教育了他！

虽然1920年张敬尧垮台，但并不是因为“驱张运动”的原因，而是吴佩孚和冯玉祥军阀之间的派系矛盾。事实证明，“温情革命”、“呼吁革命”的路走不通。

此时的毛泽东就想到了好友萧子升，发现他们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用现在的话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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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困惑之中的毛泽东到上海找到了陈独秀，并在与陈独秀的彻夜长谈之后豁然开朗。

就是这一段经历，让毛泽东彻底从拥护“无政府主义”转换成了拥护“马克思主义”。

192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里面写道：

“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

1920年12月1日，思想方面发生了极大转变的毛泽东在给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的信中写道：

“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这一封信的内容，意味着毛泽东已经站在了好友蔡和森“暴力革命”的一方，也站在了好友萧子升“温良革命”的对立面。

自此，毛泽东与萧子升的内心越走越远。

1921年3月，萧子升离开法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也见到了好友毛泽东。

二人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拥抱问候，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场激烈的争吵。

当时在文化书社有一场关于“改造中国的方法问题”的讨论，萧子升和毛泽东两人激烈争吵，甚至有人后来回忆，毛泽东在辩论中动了肝火，指着萧子升说：

“你去穿你的长袍马褂去吧！”

为什么萧子升始终坚持“无政府主义”、“温良革命”呢？这与他的出身有关。

前文已说到，萧子升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他的父亲萧岳英曾经留过洋，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为人十分开明，也是在清末民初支持改良革命的地方进步人士，尤其是他秉承的教育救国思想，对儿子影响终身。

家庭氛围对萧子升性格的养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萧子升性情温和，身上的“书卷气”很浓，他的生活也有着明显的小资倾向，甚至会被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称作是“布尔乔亚的臭习惯”。

与毛泽东相同的是，萧子升酷爱读书，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充满理想和抱负。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萧子升的童年没有切身体验过农民的艰辛和贫穷，更没有受过“长沙抢米风潮”等暴力事件的思想冲击。

萧子升和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于救国志向的不合，而是在于救国理念上的不合。

如果将彼时的中国比作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那么二人都认为必须治病，只是在治病方式上出现了争执。

萧子升认为毛泽东的方式太暴力了，要流很多血，牺牲太大，必须要温柔一些，不断的调理、调理、再调理，虽然中国现在病得不轻，但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实现社会的平稳过渡，哪怕时间长一些都可以，等1000年都行；

毛泽东则认为萧子升的方式太迂腐了，中国已经病入骨髓，根本等不及调理了，更等不及1000年，必须立刻下刀子做大手术，下狠心把脓毒从骨髓里挖出来，哪怕形式上暴烈一些都没关系，这样30到40年就可以治愈病人！

这种意思，倒是与他后来在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里的一句话非常相似：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对于学生们对于救国方式的争论，老师杨昌济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史书上并没有找到其直接发表意见，支持某一方的记载。但是，仅从他写的“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他的意见了......

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二人的人生旅程也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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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在与好友萧子升诀别之后，毛泽东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也再次遇到了一个未来与他从拥抱到决裂的人--张国焘。

无论是萧子升还是张国焘，都与毛泽东有一段从亲密到疏离的经历，但二人的本性却有着天差地别，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一个只拥有“菩萨的心肠”，却没有“雷霆的手段”；另一个只拥有“雷霆的手段”，却没有“菩萨的心肠”。

张国焘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切行动以“一己私利”为核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他人利益；萧子升则不是，他是一个心善之人，对这个世界有着天真的美好理想，更不会像张国焘那样为个人利益而让他人流血。

毛泽东还清晰的记得，当年自己给父亲留书一封，独自一人来到“东山学堂”求学，却发现自己长期身处闭塞的韶山冲，见识远不及身边的同学们，再加上其年龄偏大，更是与周边的人格格不入。

此时，有一对兄弟率先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哥哥便是萧子升，弟弟名叫萧子暲，那一刻毛泽东心生暖意。

从此之后，毛泽东就结合萧子升善良的性格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萧菩萨。

拥有菩萨般的善良性格，萧子升自然会心存善意，时常在好友需要帮忙时刻伸出援手。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1930年，虽然二人已经断了联系，但当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被捕时，已经身为国民党一员的萧子升奋力相救，虽没能救下好友的妻子，但这也显露出其善良的本性。

对于萧子升，毛泽东自然也是心存挂念。

建国后，已经成为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要求重审“故宫盗宝案”，从而洗刷了萧子升的冤屈，还了他一个清白。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还是打从内心里认可萧子升的！

拥有菩萨的心肠，这本身是极其好的性格特质，可问题来了--面对任何人，都要有“菩萨的手段”吗？

这就好比“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东郭先生好心好意救了狼一命，可狼反过来要吃东郭先生。

那么，面对“狼”一般的人，到底该如何应对？

这一点，就是二人的分歧所在--萧子升认为要“感化”狼，要不断教育、教育、再教育，直到狼也变得善良；毛泽东则认为不能给狼讲道理，一定要斗争到底！

二人因理念分歧而离别之后，萧子升依然坚持其天真烂漫的“无政府主义”，他从骨子里认为世界是美好的，而且可以通过“教化”的方式实现和平演变。

只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国破家亡的危机迫在眉睫，这离萧子升心中的“理想世界”越来越远，似乎也是快要绝望了。

这时，他的内心并未生出“雷霆的手段”，而是选择成为了将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

1932年时，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在法国办了个中国国际图书馆，就请萧子升去法国当馆长，想逃离“是非之地”的萧子升立刻答应，去到法国继续从事教育工作。

1951年，这个图书馆搬到乌拉圭，萧子升也跟着去了，随后他的余生就在乌拉圭度过。

与萧子升不同，毛泽东认为面对“朋友”就需要采取“菩萨的心肠”，面对“敌人”则只能采取“雷霆的手段”。

那么，如何区分“朋友”和“敌人”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叙述的非常清楚。

面对“敌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实施“雷霆的手段”呢？

毛泽东的回答是--革命暴动！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正是《毛选》的前两篇文章，对于近代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中国革命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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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毛泽东和萧子升--这两个对理想中的“美好社会”心存向往的好友，在令人惋惜的情景中离别了。

如今，当我们提及萧子升时，绝不会像提及“利己主义者”张国焘那样感觉咬牙切齿，而是因为他“菩萨的心肠”而感觉温暖。

同时，我们又不免感到惋惜--这是一个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不谙世事的少年，也许只能生活中“乌托邦”的美好世界里。

尤其在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尖锐的矛盾接连爆发的环境中，一味的靠“无政府主义”思想来实现教化，真的是1000年都完成不了的！

相比起来，他的好友毛泽东以“菩萨的心肠、雷霆的手段”方式来实现美好的社会，显然更贴合实际。

建国后，已成为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依然秉持着“菩萨的心肠、雷霆的手段”的原则，他也在多次谈话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我们希望和平的环境，反对新的战争，但是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也绝不害怕，坚持以战争反对战争。”

“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

毛泽东的性格底色也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底色，就连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而拍摄的电影《上甘岭》中，主题曲《我的祖国》（原名“一条大河”）都唱道：

“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

品读历史，就如同品读人生。如果我们站在人性的角度上挖掘，会发现过去发生的事，如今也在每时每刻发生。

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如何与不同性格底色的人打交道？这是每个人需要深思的问题。

如果遇到像张国焘这种以“利己主义”为性格底色，将“一己私利”和“雷霆手段”发挥到极致的人，我们该如何面对？

如果遇到像萧子升这种以“热心善良”为性格底色，将“无政府主义”和“菩萨心肠”发挥到极致的人，我们又该如何面对？

我想，每个人都有了自己内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