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无“王道士”，谢谢“扫地僧”

　　友情提示：全文一万余字，知识密度相当高，阅后定收获满满。您做好了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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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一个英国人，

　　约翰·傅兰雅（John Fryer），出生于苏格兰，但自幼痴迷中国。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中国迷’（Sinophile）。”

　　1861年，傅兰雅受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到该会所属的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校长。该校至今尚在，诸多精英政要皆受教于此。

　　数年后，傅兰雅启程前往中国内地，历任北京同文馆教习、上海英华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译员等。

　　其时正值中国“三千余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说法出自李鸿章。1872年，他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不过，闯入华夏腹地者并非都是坏人，傅兰雅即是一例，被誉为“传科技之火于华夏的普罗米修斯”。

　　江南制造局，中国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曾国藩创办，他专门在企业里建了一个翻译馆，因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中国近代早期的科学家，都曾在该馆译书。

　　傅兰雅对译员一职甚是欣喜，“我现在开始做我想做之事了。我从来就喜欢科学，但一直未找到时间和机会研究它。我应该说，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著作翻译官，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这是我的人生新纪元。”

　　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的新纪元。

　　借助傅兰雅之笔，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等等专业名词术语被国人知晓。

　　1875年，傅兰雅参与创办了中国最早传播科技知识的书院——格致书院（格致中学的前身），并张罗了中国第一份自费出版的科学普及期刊——《格致汇编》。

　　傅兰雅的译著和《格致汇编》为中国推开了近代化的一道门缝 。梁启超在其《西学书目表》中称《格致汇编》为“极要”。

　　1896年，傅兰雅受聘出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首任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他将自己的2000余册中文图书存在大学图书馆内，供师生使用，是为该校最早的中文藏书，其中多是明清刊本。

　　最重要的藏品是他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主持翻译的一百余种西文科技著作，为中国近代科技史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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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传教士主导的科学输入，被称为“科学启蒙第一期”。与此同时，一批晚清士人则在整理国故，兴建藏书楼，希冀守护中华文明。

　　这就不能不提南浔。

　　南浔，中国江南一个妙极的小镇，古色古香，富庶，又充盈文采风流。当地藏书楼丰富绝伦，名重一时。

　　据载，从清代中叶开始，南浔就有刘桐的“眠琴山馆”、蒋汝藻的“密韵楼”、庞元济的宜园“半画阁”等私家藏书楼。南浔所藏古籍版本数量之多，珍本之富，名满江浙，蜚声海内。

　　不过，南浔私家藏书楼的巅峰还没到来，直到一个人出现。

　　1881年，刘承干生于南浔，妥妥的富三代&官二代。祖父刘镛经营蚕丝致富，父亲刘锦藻是光绪年间进士。

　　刘承干本人秀才出身，长期与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等交往，爱好古籍赏鉴及藏书。

　　1920年初冬，刘承干着手修建藏书楼，1924年岁尾竣工。花费十二万黄金，占地二十余亩，全楼52间，呈回廊式厅堂建筑，中间有千余平方的方形天井。

　　这个藏书楼被命名为嘉业堂。盖因1914年刘承干曾捐资为光绪皇帝陵墓种树，因此溥仪颁给他“钦若嘉业”御书匾一块，他以此为荣，遂以“嘉业”为藏书楼命名。

　　在刘承干所撰写的《嘉业堂藏书楼记》中记：“余少席先芬，习向庭洁，缅怀乡先，窃抱斯志……乃归鹧鸪溪畔。筑室为藏书。糜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庚申之冬，断于甲子之岁”。

　　嘉业堂藏书楼鼎盛时期的藏书号称六十万卷，共十六、七万册，其中珍本秘籍无数。

　　如：宋、元两代精椠一百四十九部、《永乐大典》珍贵孤本四十二巨册、《四库全书》原稿一百五十册。

　　最著名的则是《清实录》和《清史列传》的手抄本。这两部书底稿均在北京国史馆，社会上已绝迹，但刘承干出资数万元派专人花数年全部抄回。

　　真是令藏书家们瞠舌。故而，在民国时期，南浔嘉业堂与宁波天一阁并称为江南两大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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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刘承干正欲修建嘉业堂时，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迎来第二波中文典藏。

　　1914年至1920年，华人学者江亢虎接替傅兰雅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文讲师。

　　江亢虎祖上藏书甚丰，但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损毁大半，仅剩原来的四分之一，约莫13600余册，被存放于北京郊区的一座寺庙里。

　　1916年，美国公使馆派船将这批藏书运至美国。江亢虎捐献的书籍使伯克利的中文古籍收藏变得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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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业堂破土的第二年，上海滩来了一个落魄的书生，经人介绍到李国松家坐馆。

　　李国松，民国藏书家，安徽合肥人。光绪二十三年举人，试礼部未中，入资以郎中衔。曾为安徽咨议局局长。民国以后，居于上海，藏书数万卷，书画名迹、碑帖金石均为真迹。

　　书生在李家任教四年半, 闲暇时自修，1925年考入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成为王国维、梁启超的弟子。

　　这个书生名叫徐中舒。没几年，他就在中国史学界大放异彩，泽被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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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傅兰雅在送走儿子到上海开办第二所盲女学校后不久逝世于美国。（上海第一所盲女学校系傅兰雅亲办）

　　同年，徐中舒进入声名赫赫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完成了一项壮举：牵头把8000多麻袋、重6万公斤的清宫内阁档案整理完毕。他是最早对内阁档案进行专门研究的史学家，并撰写了内阁档案研究的开山之作。

　　闲扯几句，清宫内阁档案的“发现” 是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公案。

　　鲁迅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中有这么几句，：“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所指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

　　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包括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

　　1898年，存放档案的库房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清王朝内务府决定修缮。后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1909年，库房塌角，几百万件档案被搬出。年代稍近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年代久远的档案则被认为无用，准备焚毁。

　　此事被满清遗老兼考古学家罗振玉获悉，他赶紧请张之洞居中协调。

　　张之洞大权在握，说话好使，打了一个招呼，准备焚毁的档案全由罗振玉处置。老罗挑挑拣拣，装了8000麻袋，移到国子监。

　　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把这8000麻袋的档案随意安置，看守的家伙们不知档案珍贵，倒出档案，把麻袋偷走卖钱。

　　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知道后，连忙到教育部汇报，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但教育部不当回事，拖拖拉拉，又耽搁了几年。直到1918年，教育部小科长鲁迅奉命处理此事。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这批麻袋作为废纸，大约15万斤，以银洋4000元卖给了西单一家纸店。

　　这事又被罗振玉知悉，他以两倍的价钱，把这批档案买了下来，1924年，罗将它倒卖给了曾任参议院议长、又是大藏收家的李盛铎，作价6万元，约12万斤。

　　李盛铎捞出了不少珍奇东西，并将其中6万件给了溥仪。

　　1928年，李盛铎以1.8万元将剩下的麻袋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的档案约10万斤。

　　徐中舒等人从中选择、编辑出版了《史料丛刊》和40册明清史料。

　　抗战前夕，史语所将部分档案携至南京，几经周折，后迁到台湾。剩下的档案大约5万斤，约1700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国成立。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此不赘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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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八千麻袋大内档案被搬来倒去时，一个东洋人投来觊觎的目光。

　　他就是长泽规矩也，“日本近代文献学第一人”。

　　面对中华典籍，此人一点可不规矩。

　　从1927年到1932年，长泽规矩也 得到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先后7次前来中国，为静嘉堂文库、东方文化学院、大仓洋行等机构购买中国珍籍。

　　嘉业堂是他的头号目标。

　　这并不奇怪，嘉业堂是当时一流文人和学问家们的“打卡地”。

　　鲁迅，就曾两次登门买书，不过因未报姓名而遭拒绝，只好通过熟人买到21种。

　　为此，鲁迅还不忘数落几句：“对于这样的藏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的知识——虽然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

　　倒是郑振铎就事论事，在鉴定完全部的明刊本后甚感满意：“佳本缤纷，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大可取也。”

　　郑振铎虽不如鲁迅有名，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实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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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徐中舒抵成都，出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此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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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事变”后，长泽规矩也 与中国同行的联系中断。不过他仍然紧密关注中国文化界的风吹草动。

　　彼时，江南藏书家纷纷抛售藏书。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侵占南浔镇，嘉业堂古籍的去向成为焦点，各方势力开始角逐。

　　松崎鹤雄，满铁大连图书馆顾问，委托日军嘉兴地区部队长官的牧次郎少将派人接管了嘉业堂。

　　由于家道中落，刘承干将一批珍贵古籍售卖以维持家族开支。

　　1938年3月，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4册被伪满铁大连图书馆买下后，松崎鹤雄又觊觎嘉业堂的全部古籍。

　　为了避免古籍散落异域，1940年1月，郑振铎等人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大量搜购善本文献。期间，郑振铎两次上了日方计划逮捕的文化界救亡人士黑名单。

　　当时许多文化界人士都已离开上海，郑振铎却说：“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

　　1940年2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和有日方军部背景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突然发难。

　　与此同时，伪北平政府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也通过在华日本学者桥川时雄筹划收购嘉业堂藏书。

　　面对各方围猎，郑振铎强烈地感受到“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

　　1940年12月，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特地从重庆潜回上海协助郑振铎，二人到刘氏藏书处阅览近半月，从2700余部古籍中“披沙拣金”。当时刘承干又在编印目录，欲向美国售销，遭到郑振铎的“力加阻止”。

　　1941年4月，文献保同志会以25万元秘密购下嘉业堂藏书之菁华——明刊本1200余种，钞校本30余种。

　　1941年夏天，上海的局面越来越严峻，抢救来的文献分两批辗转运到香港，共111箱，以“中央图书馆”的名义存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

　　1941年秋，国民政府决定将这批古籍运到驻美国总领事馆。“因先前在上海沦陷区不敢钤本馆名义藏章，故在港装箱寄美前，这一部分图书都补钤‘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朱文方印，以资识别，费时三个月，复脱误两班船期。”

　　等到全部古籍补钤完印章，已经来不及运走。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珍珠港袭击，同日进攻香港。原定搭载古籍的“格兰总统号”邮轮在香港只停靠两三个小时，显然来不及装书。（这批书也逃过一劫，“格兰总统号”驶至马尼拉港，被日机炸沉）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28日，日军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这批箱子。

　　1942年2月上旬，日军将香港各单位图书全部搬走。这里面包括一个英国军官的627册中文藏书。

　　幸亏有他，后来中国才找回中央图书馆的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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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3月，日军把从香港劫走的近5万册“虏获图书”陆续运到东京。

　　长泽规矩也 主持整理事务。

　　1944年秋，美军飞机轰炸东京，日本方面向300公里之外疏散13万3千册图书，其中包括2万册中国被劫善本。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11万3千册图书转回东京，只有2万册中国古籍被偷偷转移到深山老林。出此主意者，正是长泽规矩也。

　　1945年8月，这批善本再次被疏散，藏进一个地窖里。长泽规矩也 挑出1万册归入“乙部图书”，计划用来应对中方的追索，

　　正是这批 “乙部图书”，为中方提供了追讨的线索。这得从前文说到的那个英国军官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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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萨尔，主业是驻港英军少校，副业是中国历史文物研究者，购置诸多中文典籍。

　　1941年香港沦陷后，博萨尔被俘，家中藏书被日军一洗而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博萨尔以英国派驻远东委员会官员身份抵达东京，在上野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找了自己的627册藏书，他还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

　　博萨尔立即通知在东京的中国代表团。中方迅速展开追索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善本在港被掠的消息，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是通过1942年6月离港的陈寅恪而获知，但身处上海沦陷区的郑振铎并不知情。他“经了好几次的打听、访问，依然毫无踪影”，直到1945年11月还在痛心：“至今还未寻找到它们的踪迹，存亡莫卜，所在不明，这是我最为抱憾不安的事！”

　　有了博萨尔提供的线索，1946年4月8日，李济、张凤举等人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赴日交涉中国被劫善本。

　　长泽规矩也 后来说：“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的团员根据英国人的通报，来信询问我整理的接收图书，并且派人来到馆中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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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国无外交。

　　中国代表团追索被劫善本的过程充满艰辛，备受联合国苛刻条款的掣肘：“联合国关于要求赔偿文物的条款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要求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求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求说出番号等，这样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

　　正是在这些苛刻条件的限制下，“我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三百万册，但归还的总共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部分善本书先后两次空运、船运回国外，其余多是普通书籍。“

　　而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之所以能够完璧归赵，全依赖郑振铎提供的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息的“香港装箱目录”，就成为追讨劫物最直接也最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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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归还中国的大批善本被日本拍卖。

　　194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购了日本三井文库中的10万余册中日韩文古籍善本。这其中就有嘉业堂和天一阁的旧藏，珍贵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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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5月2日，南浔解放。

　　此前，当解放军南下时，周恩来就专门交代陈毅，要重点保护嘉业堂和天一阁。

　　1951年11月，刘承干写信浙江图书馆，“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与贵馆永久保存”。

　　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派人接收。接收时藏书有十一万册左右，杂志三千余册，红梨木书版三万余块。

　　1963年，刘承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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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1958年，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下设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文学组召集人郑正铎和何其芳、历史组召集人翦伯赞、哲学组召集人潘梓年和冯友兰），组员真可谓星光熠熠，囊括了当时中国社科人文领域最顶级的大牛，比如陈寅恪和钱钟书。

　　徐中舒被选为历史组成员。在他的带领下，四川大学古籍整理专业的学术水准始终处于国内一档。

　　多说几句，郑振铎尽管是文学组召集人，但他的身份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管理局局长，对文物保护念兹在兹。

　　1955年10月，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和张苏联名给中央打报告，要对明十三陵中埋葬着明朝永乐皇帝的长陵进行挖掘。

　　郑振铎反对，“他急了，破坏文物，他急得不得了了，非常着急，他说这绝对不行。“

　　沟通无果。

　　1957年，明定陵打开，由于没有成熟的文物保护技术和科技条件，地宫里的许多精美丝绸和成匹的织锦，没过多久便灰飞烟灭了。

　　1958年10月17日，一架从首都机场起飞的图104型飞机在前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境内坠毁。飞机上乘坐的数十名文化界和体育界知名人士无一幸存，其中就有郑振铎。

　　郑振铎去世7年后，1965年，当有人再次提出发掘长陵时，周恩来予以坚决否决，并说：“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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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运动起。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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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中国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

　　陈力，四川大学历史系新生。他生长在一个读书人的家庭，父母亲都是教师，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喜欢书。又因为父亲曾是历史老师的缘故，最爱历史。

　　本科毕业后，陈力考上了徐中舒先生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成为徐先生的“关门弟子”。

　　他的研究生论文是关于古籍的研究，为此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研读古籍。

　　为保护古籍，图书馆的灯光通常比较暗，陈力长年在里看书，眼睛受损。他读研究生时砬1.5，毕业时只有零点几了。

　　1988年，陈力博士毕业，他本想成为历史学家，阴差阳错，却被分配到了四川大学图书馆工作，成了一名图书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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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力在图书馆昏暗的灯光下翻阅古籍时，在武汉大学，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在讲授外语。

　　他叫周欣平，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语系，获得英国语言文学硕士，留校任教。

　　1985年，周欣平赴美国访学。1991年，他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获得语言学博士和图书馆学及信息科学硕士。

　　相较于陈力，周欣平的职业经历就顺理成章多了。1991年至1995年，周欣平任依阿华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1995年至2000年，任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世界就是这么神奇。1997年，这两个图书管理员遇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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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作为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陈力接待了来访的周欣平一行，二人自此相识。

　　他们俩还计划合作做一个在线的多语种对照的词典，后因种种条件的问题，没有往下进行。

　　2000年，周欣平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副馆长兼东亚图书馆馆长。

　　美国有诸多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排名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陈力的岗位也发生了变化。2001年2月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2015年升任常务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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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底，高晓松在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学。

　　这事当时还在网上闹出一点动静，高晓松发布一条微博，被好事者批评嘚瑟，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而非哈佛大学的正职。

　　是是非非已不重要。因为高晓松干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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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丰富的中文典籍，高晓松萌生了一个想法。

　　一天中午，他给阿里云总裁胡晓明打电话，问能不能提供技术支持，把燕京图书馆里的中文典籍数字化，开放给更多的中国人使用。

　　胡晓明应允了。

　　很巧，胡晓明就是浙江湖州人。他不会想到这个承诺，将会把故乡嘉业堂藏书楼的旧藏从遥远的美国带回中国，时隔近百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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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云的程序员们虽然深谙技术，但不懂古文字及古籍整理，得寻求学术合作方。

　　这个消息被四川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副院长王果获悉，告知陈力，通过各种关系与阿里巴巴联系上。

　　此时，陈力已经返聘回四川大学。他说：“我这辈子主要的工作经历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其实对图书馆人来说，古籍数字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它不仅仅是让读者更方便的利用古籍，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它能够更好的保护古籍。”

　　汉典重光涉及大量汉字的处理。而中国现在最大的一部汉语大字典主编就是徐中舒。他同时还主持了《甲骨文字典》的编撰，为四川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古文字学者。

　　尽管徐中舒先生1991年去世，但依托于陈力的薪火相传，在古籍整理领域，四川大学有足够的底气。

　　阿里巴巴和四川大学一拍即合，他们把这个项目命名为：汉典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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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胡晓明卸任阿里云总裁，张建锋接棒，他同时兼任了达摩院院长。

　　达摩院，成立于2017年10月，使命是“探索科技位置，以人类愿景为驱动力，开展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研究。”

　　在圈内，不明觉厉的达摩院的工程师们被称作“扫地僧”。

　　十一个“扫地僧”参与了汉典重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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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陡生。

　　因为种种原因，原本参与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退出合作。

　　陈力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联系上了周欣平。周欣平非常高兴，陈力和王果去了伯克利，一起面对面沟通，达成共识。

　　周欣平说：“我亲自定的是把我们馆最优秀的藏书在第一时间参加汉典重光项目。”

　　其中就包括81种嘉业堂的旧藏。

　　2020年，疫情肆虐，参与汉典重光的三方人员全部远程交流和协同，完成了全部工作。

　　2021年5月，汉典重光平台在京正式上线，并对外开放，所有的中文古籍研究者和爱好者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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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图书史上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而近代以来，华夏民族文献的焚毁和被劫更是触目惊心。

　　漫天黄沙中，心力交瘁的“王道士”茫然地目睹敦煌古籍被西人卷走。从此“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中国人奋力抗争，誓为华夏续文脉，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文化抗战史”。

　　然彼时国力孱弱，大批中文善本流落海外。

　　郑振铎曾在多篇文章中感慨：“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随后也有一批又一批人发起的“抢救计划”。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

　　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强大，海外文献逐渐回归国内，但真本的流入毕竟是九牛一毛。数字化不失为佳径。民族文化，复归来之望。

　　中国古籍的被劫、历难与重光，就这样走了一个轮回。

　　诚如周欣平所言：“我们今天又用数字化的方式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大陆。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路线图，反映了过去一个世纪里战争和国家的命运，以及今天整个世界的新格局。”

　　向所有为国家保存文化的人士致敬！

　　参考资料

　　1，《傅兰雅与中国科普》，刘钢，《中国科学报》(2012-08-31 A3)

　　2，《中华古籍在世界的传播及其意义》，刘跃进，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3，《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中华书局2016年版

　　4，《近代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述论》，钱婉约，中华书局2006年版。

　　5，《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吴真，《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6，《郑振铎和文物保护》，《文史杂志》200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