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十二人画展》

黄阿忠  (作者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落叶飘零  帷幕拉启

1979年1月，天特别冷,寒风凛冽,路旁梧桐树黄枯的叶子都已吹落得差不多了。《十二人画展》在地处闹市的大世界旁边，沪光电影院隔壁的上海市黄浦区少年宫如期展出。展厅在二楼，走上并不宽阔的楼梯，一个转身就到了。展示空间也不大，但布展却很别致，四方的展厅用展板搭成一个“X”形状，这种布置既增加了展线，而且又有形式感，这在以前的展览中沒有见过。特别引人耳目一新的是，在展出时播放西方的交响乐，贝多芬的富有悲壮色彩的命运交响曲，大有为自己的命运担忧的情感，我感到，音乐营造了此时此景的气氛。 

《十二人画展》开幕那天，没有领导，没有嘉宾，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展厅里只有我们12 个画家，还有各自带来的亲朋好友，以及闻讯赶来的观众。因为有平时并不多见的作品，有独特的布置，还有闻所未闻的、一般来说在那些年月不敢播放的西方音乐，使之开幕就变得特别有意义。有必要记下其他参展的 11 个画家，他们是孔柏基、沈天万、陈钧德、陈巨源、陈巨洪、 钱培琛、徐思基、郭润林、韩柏友、罗步臻、王健尔。 

图 | 本文作者黄阿忠在人民公园拍的肖像照

严寒已过 冰封消融

展览没有现在那样设计精致、印刷精良、豪华的请柬，而只是用粉红色招贴纸，油印了展览名称、时间地点等所谓的请帖。就是这一薄薄的类似通知一样的纸片召来了众多的观看者，当然也有许多口口相传前来的，包括每个画家的亲朋好友，和不期而至的前往展厅参观的人。

画展开幕了，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这里每天都涌进很多观众，把展厅塞得满满的。大家穿梭在画作前观赏、品味、琢磨，显得格外的兴奋。闻讯而来的不乏名流，似乎各界人士都有，不知道是谁邀请他们的。人们的热烈、喜悦之情加上久违的展示场面，与窗外的严寒，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我在展览现场转悠，看着那些观众，不禁为这种场面深深地感动。

在过去十年的非常岁月中，艺术上推行的是千篇一律的概念和各种相同的画法。尽管人们厌烦透了这种做法，但是还在不断地重复“红、光、 亮”“假、大、空”的那种虚假的艺术形态来创作，这样导致美术展览中出现许多不可避免的相似。 

现在《十二人画展》冲破了樊篱，一反十年来贯用的艺术形式，大胆地走上舞台，用他们的作品向人们喊出了心声——艺术应该要有各自的面貌! 

《十二人画展》横空出世，同时也预示艺术的新时代来到了。展览获得那么大的成功，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也没有想到，这个展览将会在美术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

图 | 《十二人画展》现场；

灵性回归丹青静远展览期间，我们轮流值班，在展厅导览，为大家讲解作品，同时也夹带着宣传自己的作品，和艺术思想、艺术主张等等。

参展画家沈天万、孔柏基在十二人中是年纪最大的，其实当年也五十岁不到，但是学生不少，大家都前来捧场，有的连续来了好几天，这也为热烈的场面增添了许多气氛。孔柏基给学生讲他的油画棒，讲材料、色彩、意境等，引起不少人围观，使得大家又了解更多的油画棒知识;沈天万开过画室，性质和现在的美术学习班差不多，在那里得到培训的学生很多。学生们今天也来了，都站在沈天万边上，听他讲法国路子的画。当时流行苏联一套绘画方式，而沈天万沿承的是法国路数，这对于围观者来说，是很新鲜的;陈钧德那年四十刚过，他不搞主题创作，而崇尚写生，常常一个人扛着画框奔走在淮海路、复兴公园、外滩等地。他的油画很有风格，色彩浓郁，线条凝重，有着很沉重的历史沧桑感。他的《有过普希金铜像的地方》油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幅 画似乎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陈巨源、郭润林两个人画的是水彩，其画法亦不同于所谓传统的画法，包括苏联绘画的画法，还有被称为海派的常见到的水彩风格。我看，他们的风格基本上是来自欧洲，或是英国，不过他们两个人各有追求，也不尽相同;钱培琛、徐思基都是画油画的，他们都是教师。 钱培琛教数学，画画对于他来说是不务正业，然兴趣爱 好是阻挡不住的，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画画上。正因为“野路子”画的东西就有特点，他的那幅《不夜城》，在展厅中不知道吸引了多少观众。徐思基在教 育学院做教研员，自己的创作和教研也并不一致，他画的苏州河、城市、街道等，那种凝重的色彩，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 

图 | 武汉中山公园展门口，右起：孔柏基、钱培琛、陈巨源

陈巨洪的国画别具一格，独树一帜，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并不多见。他取屈原《九歌》《离骚》等为题材，采用的是非主题的表现方法，但在笔、墨上出了新意，故而在展厅中特别耀眼;罗步臻、王健尔他们两个人都是画山水的，各自师从名家应野平、陆俨少。然他们却也自创一套，强调的是个性、风格，就他们自身的作品，就已经是冲破了许多禁锢，更不用说整个展览了。 

韩柏友比较特别，他出身书香门第，胖胖的，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他曾在北京一所高校教过书，因为说了许多他认为“幽默”的话而被打成了右派。后来“游”到上海，和母亲在一起相依生活。 他的画是林风眠一路的，有立体派的影响，这些画在宣纸上的粉彩画在展厅里也显得很特别。 

我在这十二人中年纪最小，且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很多作品还带有一点学生气。不过，这几年和他们一起画画、交流，多多少少受到影响，有时画面处理色彩会比较激烈，用笔或许也是“狂野”的。因此，我的作品也和同辈的画家不同，他们戏称我是最早开始“现代”的， 直到今天再来看这些作品，我觉得都还蛮有意思。 

春临大地花开满园

“探索、创新、争鸣”，展厅里六个醒目的大字，布置的方式沿袭了大字报的贴法，此等情形在这里出现，倒也有特别的意义。六个字是郭润林坚持要写的， 似乎是展览的主题、宗旨，同时预示从这个展览开始将迎来一个新的天地。 

图 | 郭润林在《十二人画展》

前言是一首诗，写得很抒情，很有张力。

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

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

战胜死亡的威胁

百花终于齐放

从密封固锁中解脱出来

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

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我们的艺术生命复活了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有权表现自已深深眷恋的题材内容把灵魂融化进去使艺术之树常青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已在召唤我们将努力创作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诗是陈巨源写的，他是我们这里的才子，发表了很多论文，这是他的呐喊，也是我们大家的心声。观众进门后，都被这六个大字和陈巨源的诗震撼了，想想也是，有多少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真情的文字啦。他们纷纷拿出笔和纸，一边看，一边抄写。大家迈开脚步，聚集在画前悄悄地说着话，交流他们的体会，那种冲破樊篱的喜悦，汇集成一阕强有力的序曲，与之展厅中回旋的悲怆雄壮的音乐，构建了艺术和时代的命运交响。

我在展厅中见到了著名诗人芦芒，他也是画家，而且是以画牛著称。那些年他名声很大，当他出现在展厅时，大家都围着他，用现在的话说是他的粉丝跟着慢慢移步，他一边认真地看一张一张作品，一边讲解评论。当走到我的作品前面时，他反复来回看了几次，有人跟他说，这是我的作品时，他高兴地对我说:画得好，生动、 有气韵，有灵气，同时问，这是写生的吗?我回答都是写生的。而后讲了几句使我为之一震、终生受益的话 :“面对一片风情、景物，并不需要都去铺开画具写 生，而是做一个心里默默地一笔一画的写生，用心写生， 画心中的风景”。“画心中的风景”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 划开了我的那些固有的审美，照亮了我的绘画空间。 

 时代召唤往事随风

《十二人画展》这样一个自由组合的展览，应该是在一个大气候下做成的，它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来。然而，要做成这个展览，我们也花费了很多功夫和担当了很多风险。最先，我和徐思基、钱培琛等在我组织的全市性的《写生画展》的开幕式上认识，大家谈起组织部分人举办画展之事，后来又经过多次碰头商谈。与之同时，沈天万、陈巨源等人也在商量此事。经钱培琛的引见，我们这两拨人在山东中路沈天万家碰头，经过反复商议，进行了方方面面的讨论，并把人员扩大到了12 个人。另外，选择场地也在同时进行，当时比较正式的展览场地是不让我们进场的。因此我们去找公园、 文化馆、俱乐部等场所，无奈公园展览场地太小，文化馆、俱乐部的领导心有余悸，不敢轻易答应，或是场地不符合展览基本的要求而作罢。最后还是罗步臻的单位，黄浦区少年宫同意我们在他们那里举行展览，还为我们在报纸上登了一个豆腐干大小的广告，对我们非常支持。 

《十二人画展》的展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上海市美协的注意。时任美协秘书长的蔡振华把我们召集起来开会，主要内容是问大家，这个展览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谁起的头?上报了美协没有? 

图 | 湖北中山公园《上海12画家美术作品展览》展前准备

那次开会时12 个人也没到齐，我们回答 :展览是大家自由的组合，没有领头人，如果有问题，文责自负。 我们以只要作品没有反动的、黄色的就可以展出这句话为由，回答蔡秘书长。我记得好像当时周恩来总理在一个什么场合讲过这句话，这样，蔡振华也就没话可说了。 其实我们早就料到会有这些问题，大家互相间都有共识，故应答也比较一致。

《十二人画展》展出时北京美协主席刘迅正好到上海，他看到展览非常激动。也召集大家碰了头，对我们表示出极大的支持。恰好《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在上海，也看了展览，他们都说要把展览移到北京。但是过了好些时候没消息，原来刘迅回去后提出，希望把展览到北京展出，可还是遇上了阻力。不过他说动了《美术》杂志，让他们刊登《十二人画展》作品和消息，也获得同意。同时又把此展介绍给了湖北美协主席周韶华，周韶华也是思想比较开放的领导，他马上着手组织《十二人画展》到武汉的展览事宜。要知道，那时能够这样做是相当不容易的，我们大家心里有数。

不久，1 9 7 9年 5月号《美术》杂志刊登了介绍《十二人画展》的文章和部分作品，上海的朱朴先生撰文，文章以介绍这个展览为主，没有发表什么观点。我知道，当时朱朴先生也只能这样去写，然而，接受写这篇文章，也是有勇气的。《美术》杂志同时也刊登了《十二人画展》部分作品，其中有陈钧德的《有过普希金铜像的地方》、孔柏基的《岳飞》、韩柏友的《宇宙峰》、陈巨源的《路》、钱培琛的《不夜城》以及我的《阳光》等。 

图 | 钱培琛在《十二人画展》

1979 年 3 月，《十二人画展》在武汉中山公园展出，不过，画展的名字改成了《上海12画家美术作品展览》。 或许是出于不要太引人注目的原因，或许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反正，作品能够展出，我们也不在意了。展览在武汉展出时我没去，因为名额限制，12 人中只去了三个。 

同年6月，《星画展》在北京展出。 

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思想解开了束缚，行动迈开了大步。南、北的两个展览吹响了文化复兴的号角，随后，各种样式的展览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

图 | 《十二人画展》现场

岁月流年星光物语

四十年过去了。

孔柏基在《十二人画展》后举办了好多展览，作品的题材在不断地拓展，画画的载体从宣纸、卡纸到布，形式也随之产生很大的变化。他后来去了美国，仍创作不断，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今年3月，他因病在美国逝世。陈钧德一直在上海，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保持着自己的激情，并把他的写意油画不断地 推向新的高度。沈天万已经奔“九”了，但是创作热 情依然高涨，近年来办了很多画展，也不断有新作问 世。

陈巨洪不知道去了美国还是加拿大，没有了联系，也不知道他的绘画风格变成啥样了。郭润林也去美国了，回来过几次，每次回来总要约大家见个面，吃一 顿饭，互相交流一下。有一次回来还带了许多在美国 画的水彩，尺幅很大，从技巧看，长进了不少。钱培琛去美国发展，画风有很大的转变，其间也回上海办了一次个展，让我去主持，我还为他在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目前他在上海，年纪也快八十了，和一批青年画家在一起写生，干劲十足。陈巨源在上海，经常有文章发表，还在莫干山路搞了一个工作室，整天画画，写评论，乐此不疲。

徐思基去日本几年，早回国了，后来搞环境设计，现在退休了，在家里面还是画画、写写。《十二人画展》后，韩柏友在上海待了好多年，我和巨源常和他在一起喝喝茶、看看画，讨论讨论，后来他去了美国，最后因病在美国去世。当时郭润林打电话给我，告诉他去世的消息，我的眼泪汩汩地流了出来。罗步臻、王健尔还是继续他们的山水创作，尽管他们都去过国外，但最后还是回到了国内，毕竟中国画的根在中国，这里有滋养他们的土壤。我没能去国外，只是坚守在自己画画的岗位上，从原先的文化馆到大学，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孜孜不倦，没有离开过绘画的事业。

时间过去了四十年，改革开放像是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文化、艺术，百花苑万紫千红;《十二人画展》 犹如雨后的阳光，让我沐浴清透、温暖，为我的心灵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走上了一条坚实的艺术道路。

历史在这里重聚

——《十二人画展》部分画家座谈发言摘要

本刊编辑部

陈巨源：2013年6月，我在《上海采风》上写过一篇关于《十二人画展》的文章。《十二人画展》实际上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在上海，另一部分在武汉，武汉部分是我和罗步臻一起做的。一开始是酝酿阶段，后面阶段就是怎么把画展办起来。沈天万是《十二人画展》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沈天万事业心比较重，我比他小8岁，跟他是同事，又认识比较早，他一直有紧迫感，觉得岁月不饶人，再不做这辈子就没有成就了。《十二人画展》有一个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1976、1977、1978这两三年胆子都很小，大家心有余悸没有人敢出头做事情。我们敢出头，是因为没有其他人名气大，我们没有什么顾虑。这样反而有机会，我们几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受冲击的人很多，当时办展览一律要报批。我画的刘海粟的肖像到现在都没有展出过。“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刘海粟还没有解放，很多人有顾虑。徐汇区有一个水彩画展，是我跟另外两个人组织的，我想我肯定可以拿出去展览，结果不行，还有一次是卢湾区搞画展，我拿出去展览也不行，审查没通过。我们办《十二人画展》的时候，美术界很多人都来看，有些人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很厉害，但是他们对我们抱着希望，看看你们先出头。

关良也来，美院、美协的人都来了，美协的秘书长蔡振华也来了。他们不说话，就是看看。后来有关方面通知我们去开会，想劝我们别搞。现在年轻画家觉得办画展很容易很方便，我们那时候要审查审查再审查，可能拖几年才同意。《十二人画展》冲开了这扇禁锢的门，否则后面可能还有一段比较长的限制时间，我们的功劳就是在正确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被历史承认了。

​这个画展之所以被写进中国美术史，意义也在这里。我们其实并不比别人水平高，当然后来我们每个人在艺术上都得到了提高，进步了，但是当时只是我们勇气比别人足。我们是碰到了机遇，这时候做了这个事情，这个机遇就是我们的。是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不做可能也会选择其他人来做。

画展过程中我们是可以自己换画的，我们希望多展出一些自己作品，给观众看到更多的作品。有的没开展前就把画换好，有的是开展后换过画。《十二人画展》我展览的都是水彩画，“文化大革命”前我是搞油画创作，在单位里画毛主席像，画《你办事我放心》这些东西，也创作一些符合政治需要的题材。后来我改画水彩画。这里要重点说明一下，那个年代，像这类画展还是有一些的，《十二人画展》前，有徐汇区的水彩画展(1977年)等好几个画展。

但这些都是上头审查过的，而《十二人画展》区别在没有上级审查，完全是艺术家自己做主的画展。这是个巨大进步，也是划时代。当时为什么审查，就是创作基本上都是关于政治主题的，这就当然需要审查了。如果你是单位里面的人，一不小心的话就可能让单位也受牵连。专业搞美术的，比如出版社的、画院的，他们胆子都很小，我们胆子很大。

图 | 座谈会后合影。前排左一为沈天万，右一为陈巨源；后排左一为崖丽娟，左二为王建尔，左四为徐思基，右一为沈飞德，右二为黄阿忠（章洁摄）

画展那首诗是我写的，怎么构思的？ 我喜欢美国的诗人惠特曼，我借用了他的创作手法。我平时散文也写，格律诗也写，现代诗也写。当时就写下这首诗表达我们的心情。 

钱培琛：历史已经过去了40年了。回忆《十二人画展》，很多往事已经很茫然，但是看了黄阿忠写的文章，还是勾起了很多回忆。《十二人画展》不像当时北京《星星画展》政治性这么强，我们强调“文责自负”，我们自己约束自己，自己审查自己，以避免带来不良的政治后果。我们当时认真讨论过人体画要不要展览，最后决定不展出人体画，不要太触犯一些敏感的事情。陈巨宏画了古装的人体。

刚开始我跟徐思基一起讨论办画展，后来知道其他几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刚好碰在一起了。要说发起人，没有哪个人出头发起，就是几个人同时建议。当时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做这件事情，是一种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我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这12个人，还会有其他人会做这件事的，因为历史走到这时候必然会发生。

不是我们12个人与众不同，我们只是勤勤恳恳地在做绘画的事情。《十二人画展》我总觉得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种必然性。还有我记得当时门票3分钱，我陪一个朋友来看，所以也买了一张，门票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十二人画展》在当时影响很大，影响到国外。我记得当时公安局也很注意我们画展的动态。还有纽约的一家中文报纸《华侨日报》记者正巧在上海，就通过关系来文化宫采访我们，他看到我的作品《上海不夜城》时，就说：这幅画至少值1000美元。在当时是天价，吓了我一跳。

沈天万：办《十二人画展》我是没有顾虑的，如果有顾虑我就不出来了。每件事情都考虑得非常仔细才做是没有的，我反正基本上没什么顾虑。我觉得画画是我的自由。当时也没有完整地考虑到这个画展办成什么样、结果会怎么样，也没想到后来影响这么大。但我们都认为，艺术被禁锢的这扇门应该打开了，至于能开到什么程度并没有非常仔细的考虑，每个人都觉得现在非要走这条路不可了，我们觉得创作艺术这件事情是积极的、正面的，应该可以做的。

当时少年宫还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呢，是我夫人托朋友在《文学报》工作的丈夫推荐在《文汇报》刊登的。当时其他媒体记者没有充分报道《十二人画展》也是因为思想禁锢没有破除。

图 | 黄阿忠题写“历史在这里重聚”，参加座谈会的画家签名（崖丽娟摄）

徐思基：之所以在黄浦区少年宫办《十二人画展》，是因为罗步臻在黄浦区少年宫工作。我知道黄浦区少年宫场地非常大，就向罗步臻提议，让他去争取。《十二人画展》为什么会成功，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家思想解放了，客观上各方面条件也具备了，比如国外的一些现代画派也传进来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由于不断地批判封资修文艺使当时的画坛只能画所谓的革命题材，表现手法“红光亮”，有国外评论说当时什么画展都千篇一律，像一个人画的似的。《十二人画展》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题材多样，冲破了“文革”样式，除了写实的还有印象派表现派等较现代的表现手法，引发了广大观众的极大的兴趣。这是大环境，小环境就是上海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离政治比较远，不像北京，北京办画展政治气氛是比较浓厚的。

我们这批人受海派文化影响很深，本身就不喜欢跟政治搞在一起，喜欢做比较纯粹的艺术，我们艺术性是比较强的，这点比较受欢迎。我们画展的成功，一个是大的时代背景，第二是上海城市海派文化的背景。先是几个人倡议，后来又陆续加进来几个。我画画，他搞雕刻，还有人做书法。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

来看《十二人画展》人很多，观众除上海当地外还有从外地过来的，每天挤满人。大家轮流去值班，我在会场上就遇到从合肥过来的黄永厚教授，现在的宁波美术馆馆长也赶到上海来看，还有从青岛过来看的，大家都很振奋，说耳目一新。可惜，黄永厚今年刚去世了。《十二人画展》后来影响很大，当时我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带了一份香港《文汇报》给我，上面刊登有我们画展的消息。其他杂志也转载过。  

王健尔：我是在卢湾区少年宫工作的，罗步臻是在黄浦区少年宫工作。记得有一天我正生病睡在床上，罗步臻进来后说，我们几个人，有徐思基、陈均德、黄阿忠、陈巨源等画家要在黄浦区少年宫办画展，你有兴趣吗？我当然有兴趣。“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家都有一种创作的欲望，有一种创作的冲动，想搞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说好啊，我参加得比较晚，活动主要是他们几位组织策划的。我是最后一个加进来的，当时参与具体工作不多。 

1975年我跟陆俨少老师拜师画画，读上海美专时我跟陈逸飞同一届，我16岁，陈逸飞14岁。在少年宫跟陆俨少老师学画时我告诉他，我们要办一个画展，陆俨少老师提醒我政治上要小心一点，因为陆老师“文化大革命”受过冲击，但他很关心我们的画展。《十二人画展》后没多长时间，1979年浙江美院招研究生，画展结束不久我就到浙江美院上陆俨少老师的硕士研究生班，当时5个人，陆老师亲自做我的指导老师。《十二人画展》影响真的很大，1981年毕业后先留校，当年年底我到中国澳门定居，澳门很多的画家他们都知道我参加过的《十二人画展》很好，说明画展的影响真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