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知识是什么？

100多年前，我们一直把文化典籍或言传身教的人生领悟称之为知识。

辛亥革命运动之后，受西方科学学科传播影响，人们开始把专业化当成汲取新知识和传递新知识的正确方法。这种方法曾经在物理学上可能有效，在其他学科，专业化其实越来越成为汲取知识的障碍。

学术界把印刷出来的白纸黑字定义为知识，几乎连传统文化中“有教无类、教学相长，因材施教、因势利导，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等与知识有关的优秀理念也舍弃了大半。

劳动价值论和系统论的提出，以及信息技术的传播和应用，使我们确信，专业化当然不能称为知识，而只是未经处理的数据。

知识是可以改变人或事物的信息——用以作为人类行动的思想基础，或者使个人或组织有能力采取不同且更有效的实践活动。

1990年代之前的大学者还能写得出畅销书。在中小学生的语文教材里，我们经常可以读到著名科学家的科学佳作，不仅文笔流畅易懂，而且饶有趣味。反观他们的不少晚辈，现在却要托人甚至花钱才能让自己的文章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而某些期刊，除了同行内的少数人士没几个人在看。

“知识分子有责任让别人了解自己的作品，在这一点没有做到之前，不会有任何知识产生”。这样的警句即使过去是一种极端异说，如今已变得具有现实意义。

事实上，读者一直都在，而且在如饥似渴地等待着。只要大学者能用流畅的散文一样的文字来写作，他们的书就会很畅销。

是什么原因使有学问的人变得如此闭塞不重要，重要的是专家学者的学习已经不再是“知识”，最多只能称其为“博学”。更有刻薄些的说法是，专家们整理搜集的不过是单纯的“资料”而已。

在至少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为人类创建知识的各种学科和方法已不再具有足够的创造力，至少在自然科学以外的学科都有这种现象。

从跨科际和科际整合的作品快速增长上可以看出，新知识已经不能再从那些用来组织20世纪的教学、学习与研究的学科中产生。

30多年前，西方的学校和教育面临了重大的挑战和改变 —— 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加速了这种改变，新的学习理论和学习技术则触发了改变。今天，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这种改变在我们国家也已近在眼前。

教育学实践已经十分肯定，学习和教学并非一个硬币的两面，教和学事实上是不同的认知过程。有些知识需要传授，学生才能学会；有些知识即使教了，学生也不一定能够学会，需要学生自己去学。

教师们总在问“该如何教？”，很少问“学生该如何学？”。新科技迫使学校加快转变，因为新科技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它是一种学习而不是教学的技术。

每过几年，高等教育学界就会来一场大争论，大学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国家所面对的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在传授学生谋生技能上面对的需要，或许正是为教育正确定位的关键。

过去的教育体系，几乎很少教导学生为自己将来的生活和工作所面对的现象预先做准备，不是担心学生分心，而是以为那些考虑为时过早，或者一旦与将来要面对的现实联系教与学的压力顿时大增。

不少教育工作者还没有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将首先以雇员的身份谋生，要在某一组织里或依托于几个组织进行工作，且必须在组织中胜任工作并寻找愉快。现在学校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否正好相反？

现代教育已经接受教育和学校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一开始就把学校设计成为一个培育国家公民的场所。

或许一样值得强调的是，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

认识到每一个雇佣单位都必须成为教育场所的社会组织将越来越多，重视教育职能的企业将越来越多，就像过去的30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起员工培训一样。

学校教育、学问研究与社会实践，与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类功能型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日益加深。其实，早在1980年代国家“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就已经有大量高校的知识分子、科研工作者开始主动走出大学的书斋，走出实验室、走出课堂，到民间广泛开展调查研究，科技与提高工农业生产力紧密结合起来，教学也不再只是由书本到书本。

当时，最生动的场景是，“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

开放改革初期，世纪老人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既表明对劳动创造财富的肯定、重视和尊重，更表明知识在促进劳动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重要性。表明知识的运用及从劳动实践中发展新知识，即知识劳动一样需要被肯定、重视和尊重。

说明其实自那时起，知识的内涵已不同于以往。

【70年前，新中国成立时全国5.5亿人文盲率接近80%，全国平均每十万人中有大学教育程度的约22个人；1978年，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8.5%。

2021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人口中，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与2010年六普相比文盲率由4.08%下降为2.67%。全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人，占比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