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袁隆平与吴孟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科学家

袁隆平先生是伟大的科学家，为我国解决粮食问题做了极为杰出的贡献，他的功绩应当为整个人类所铭记。如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自发组织了各种纪念活动，声势之大世界历史上都罕见。这足以证明袁老先生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而我这篇想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来纪念袁老？媒体应该从什么角度来报道他的伟大？

几年前曾看过一篇论文，研究科学家在我国媒体上的形象变迁，专门提到了袁隆平先生的例子，令我记忆深刻。（请注意事件发生的时间）

袁老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论文，受到国家科委重视。67年“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在袁老的带领下不断取得突破。

1972年，杂交稻被列为中国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协作攻关开始。全国范围内，三十余科研单位参与、上千个品种与该株野生水稻进行了上万次测交和回交转育试验。73年，袁老及其团队育成三系杂交水稻；74年，他们又成功选育“南优2号”。

1975年，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

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也就在这一年，袁老第一次登上人民日报。此时，袁老的形象有两个特点：

第一，勇于反抗西方学术权威。洋人的“遗传学”表明，杂交水稻提升产量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许多国内学者也因此反对投入研究。但袁隆平为代表的的科学家“没有被权威的理论吓到”，通过大量实践的结果，不断地修正这些旧理论，寻求突破口。“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第二，扎根田间地头，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袁老及其团队“为了寻找雄性不育植株，他们连续几天头顶骄阳，脚踩烂泥，蹲在稻田里，一株一株地观察研究。”把技术交给群众，再及时总结经验，让专业队伍与群众队伍相结合。

以上形象的塑造，主要是源自教员时代强调的“群众科学”和“消除三大差别”。所谓“三大差别”，指的是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

在那段时期，普通的体力劳动者都要学习科学，而科学家也都必须得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这是当时的要求也是对未来社会的希望。在未来当然也会有分工，但某种角度上人人都是劳动者，人人都可以是科学家。

袁老的这个形象大概持续了两年多，一直到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基本上否定了激进时期的“群众科学”等观念。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正式拉开序幕。

从此，科学研究是一种专业的事情，他应该交由专业的科学家来完成，科学家就应该待在实验室里面去从事专门的科学研究，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普通的体力劳动上。而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也不可能为科学事业作出贡献，他们研究科学只会成为我们现在嘲笑的“民科”。

让科学家参与普通的体力劳动，听取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意见，还要抽时间去学习政治理论等等，这些原来提倡的甚至要求的事情，在78年之后成为了纯属浪费科学家们的时间，耽误了我国的科学事业发展的行为。

科学家就应该一心搞科学，不要想着劳动的事儿，也不要想着政治的事儿，把你的科学搞好了，就是最大的政治，就是最好的劳动，这是78年以后的一个普遍观点，其实也是在全世界来说现在都占有统治地位的，科研专业化的观点。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隆平在媒体上的形象更多地出现干净明亮的实验室或者书房。当然，作为农业科学家，完全离开田间是不可能的。更为著名的一张照片，应该是他在田间拉小提琴。塑造科学家的高雅爱好，这也是当时媒体的工作之一，以此强调他们的与众不同。所以，袁老的媒体照片成了这样：

最近这些年情况又有了变化，不会刻意去强调科学家和普通劳动者的区别，但事实上这是因为这种区别已经不可逆转的发生了，所以不用强调了。而且，媒体甚至会有意报道袁老等科学家扎根田野基层，以突出他们的伟大——因为这种事儿已经很不常见了。

但是，假如我们回顾袁老的经历，就会发现，他当时取得的成就与扎根群众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紧密相关。

我们看当时的报道：

一九七○年，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地区就开始协作研究杂交水稻。

一九七二年，又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了全国大协作。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干部、群众、科技人员三结合的科研协作组，设立了研究点。同样，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分别组织本地农业科研部门、大专院校、国营农场和社队开展协作。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攻克杂交水稻的大协作网。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研究成果和育种材料，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一个育种材料发现后，经过多方观察，反复分析、鉴定，很快就能摸清其特点，确定其价值。一个新的课题出现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试验，很快就能突破。

许多农业科研机关、大专院校的专业力量，分担了杂交水稻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同育种工作者和社员群众密切配合，对水稻三系和一些杂交组合材料，进行了细胞学、遗传学、生理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广大育种工作者和社员群众，充分利用我国辽阔的土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候条件，繁育杂交水稻，变一年只能繁育一代为两年种七代，一年就做了三年半的工作。

有关省、自治区的党组织和社员、干部，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出发，为兄弟省、自治区的育种人员提供了土质好、灌溉方便、光照充足的试验田和育种基地。并在生产管理、交通运输、生活安排等方面，给予人力、物力的支持和帮助，保证育种工作按季节、按数量顺利完成。原来有些人曾预言：“三系三系，三代人也搞不成。”可是，不是三代，而是三年就三系配套了。

（选自1976年12月17日RMRB）

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政治前提，这项工作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而这个政治的核心，就是为人民服务。袁老这样伟大的科学家，就是想让中国人民吃饱饭，而不是为了抢注专利，以科研为自己谋名利等等。所以，全国一盘棋才能给袁老的科研以最大的支持，也能让他的成果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全国人民享受到。

其实，二战结束后，美国就着手策划以“绿色革命”来遏制“红色革命”。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牵头，进行先进农业技术的转让，支持帮助落后国家发展农业，让贫民吃饱肚子，这样他们就不会被逼上梁山，参加当时席卷全球的红色浪潮。

在热带亚热带的一些国家，这确实较大地提升了粮食产量，但人民群众却并未从中获得太多好处，甚至情况变得更糟：农民并不掌握种子和科技，甚至本国政府也不掌握，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另一方面，高科技的使用需要规模化经营，由于这些国家不搞社会主义的集体化，所以小农迅速丧失土地所有权，完全依附于大地主大公司。

所以，没有社会主义的“红色革命”引领，所谓的“绿色革命”根本不可能成功，根本不可能惠及大多数人。

所以，袁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伟大，来源于他是人民的科学家，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从群众中来，深入群众，又一心为人民群众做贡献。我们在纪念袁老的时候，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媒体在报道他的时候，也应当旗帜鲜明地讲出这一点。

与袁老同一天陨落的还有一位国士，吴孟超先生。同样，他也是人民的科学家，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家。今天的最新报道，吴孟超先生的追悼会上放的不是哀乐，而是国际歌。

肝胆外科专家和国际歌有什么关系？这里分享另一个故事。

一位英国医生洪若诗（Joshua S. Horn）1954年来到中国，行医15年。1958年，他受邀去上海广慈医院参与一场治疗，到机场后发现已经有30多位医生聚集了。那时候他心想，这一定是个重要人物。结果去现场才知道，原来这位病人只是上海钢铁厂的一位普通炼钢工人，由于生产事故严重烧伤。

当时这种大面积的烧伤已经远远超过西方医疗记录的极限。可是中国的医生及干部们认为，西方的这个记录，是资本主义的记录。大面积烧伤的患者，基本都是重工业工人，这部分群体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得到全力的医治。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正在集全国之力救治普通工人，一定能突破资本主义的医疗记录。

果然，这位跌落钢水中的，全身烧伤面积89.3%的工人，最终不仅活下来，还重回炼钢生产岗位，过上了正常的人生。

社会主义中国的烧伤治疗，一出手就是世界领先，并且不断突破原有的记录，使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

类似的案例还发生在断指再植、断肢再植手术上。同样，这些病人都是机器旁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受重视。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两项医疗技术，一直都是世界顶尖水准。

我们回到吴孟超先生。他曾说过：“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肝脏外科发展道路——那就是把握自身特点和现有条件，依靠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坚持临床治疗和科学研究同步发展，在借鉴西方技术理念的同时，敢于创新、勇于挑战，走一条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

他很强调走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自己的科技道路，可以借鉴西方，但绝不迷信以此为唯一标准。

许多媒体报道吴老先生的伟大成绩：1975年切除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但是很少有人注意，这位患者陆本海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安徽农民。

吴孟超先生强调的，走中国人自己的科学道路，勇闯科学禁区，指的是走为人民服务的科学道路，为了人民的利益勇闯禁区。而绝不是追求抽象的“科学记录”，更不希望医疗成为牟利的工具，成为少数人的特殊服务。

所以，重申主题。袁隆平先生和吴孟超先生，这二位是国士，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但他们的伟大，不是作为抽象的价值无涉的“科研工作者”的伟大，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和“人民的科学家”的伟大。科学绝不会自动为大多数人服务，甚至可能（已经）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袁老和吴老，则用一生的时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让科学真正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才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