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生涯第一天

作者简介

马叙生 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班学习；1957年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西方系；1958年后，历任外交部办公厅副科长、苏联东欧司处长、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一等秘书、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驻民主德国大使。

飞行曲

一架伊尔-14班机，从莫斯科出发朝着高加索山区跌跌撞撞地飞行。俄罗斯冬季的气候变幻莫测，而那天格外糟糕。高空气流异常迅猛，又逢八面来风，大气中形成无数旋涡和高空槽。

从接近山区上空开始，飞机在翻腾的云海中蛙泳似地忽而下扎、忽而上蹿，有时 “唰”地一下坠落数百米，然后再攀爬上去，舷窗之外可见树梢疾掠而过。在马达的轰鸣声中混杂着一阵阵人们尖叫和呕吐的声浪。人们，特别是妇女和孩子，争相逃离座位趴到通道上，抱着脑袋，蜷曲着，喊叫着，情状凄楚。 

我的座位靠前，但也还是苦不堪言，脑袋膨胀得要炸裂，耳膜刺痛得要穿孔。每逢机身下沉，我只觉全身血液向头部喷涌，躯体好像散了架，六神无主，于是不由得喊出声来，也很想学别人找个地方趴倒躺着。然而，我很快清醒过来并意识到，我是飞机上惟一的中国人，而且是外交官，绝不可失态！

此念一生，我便调动了全身力量，迫使自己镇静下来，把安全带牢牢系好，半闭上眼睛，忍住剧烈的疼痛，把嚎叫挤轧成呻吟，让它顺着鼻孔轻轻输送出来。此刻，除了身为中国人理所当然的尊严感之外，潜意识中另有一种信念支撑了我，那便是数载寒窗所培育的关于外交官应有的仪态和举止规范的观念。尽管如此，仍有一股难以抗拒的恐惧感萦绕在我的脑际。

乱作一团的机舱里，已见不到乘务员的身影，倒是一名军人气质的乘客扶着坐椅的靠背勉强站立起来，一边剧烈地摇晃着一边喊起话来。他号召大家保持安静，配合驾驶员的工作，保障安全飞行。

在他那严峻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坚定和勇气，同时也看到了掩饰不住的慌恐和焦虑。他那复杂的神态提醒了我：包括我在内的这批人正面临着真正的危险，但是不能失魂落魄，怕又有何用！我向他做了一个手势，表示敬佩和支持，他则回报以坚韧而又柔和的目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起初还有些许新鲜感，但哪里想到它竟带着我去鬼门关游历了一番。

▓ 50年代，作者（左一）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那是发生在1958年年初的事情。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我被留在驻苏使馆工作。初来乍到，尚未分配具体岗位，我听说有一个在格鲁吉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因为翻译水平不行而遇到困难，请求使馆帮助。我便毛遂自荐愿意前往，不巧赶上这班飞机。

在高空大起大落几个小时之后，飞机终于抵达外高加索名城苏呼米的上空。飞机下降时是最难熬最危险的时刻，乘客们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决定命运的瞬间。当大家感觉到轮子沾到了地皮，欢呼声倾刻间响彻机舱，掌声经久不息。

在空中受尽折磨的乘客一落地便轻松起来。我随着人流向出口走去，走着走着，忽觉双臂被后边伸来的两只大手钳住。停下脚步回头一瞥，是一位陌生大汉，再一看，正是那位在飞机上挺身而出、振臂高呼的勇武之士。

“你是中国同志？”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他又说，“应该说，满飞机的人，只有两个真正的男子汉，你和我。瞧，那些格鲁吉亚人（其实也有部分俄罗斯人），多么懦弱的人们！你是好样的，今后有用得着我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工作。”说罢，在我腕子上写了个电话号码，便扬长而去。

巴士情

公共汽车站停着两部大巴士，前面的已坐满，我上了后面的。售票员听了我报的目的地之后说，那地方在郊区，坐这辆车不能直达。她要我坐到市中心下车，再打出租车。  

大地笼罩在浓重的夜幕中。这里是地处高加索山南麓、黑海东岸的谷地，虽是隆冬却也温暖。到处郁郁葱葱，但夜色中分辨不出都是什么树种，只见公路顺着两侧成行的乔木丛蜿蜒着向远方起伏延伸。

我在座位上东张西望了一阵子，倦怠之意油然而生。正要闭上眼睛，耳边响起了一个声音：“朝鲜人？”说话者是一位长着连鬓胡子的当地中年人，我落座时和他相互点了点头。

“不，中国人。”我刚说完他就“啊”了一声。“中国人？嗨，公民们，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位中国同志，瞧，就在我身边。”他大声嚷了起来，把全车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

“真的吗？这怎么可能呢？”刚卖完票的售票员向我走过来，那是一位胖大嫂，嗓门很亮。她握着我的手继续说：“我以为上来了一个朝鲜人呢，我们车上从未见过中国乘客。来，公民们，让我们热烈欢迎中国同志！车厢里响起一片掌声，充满了欢乐气氛。

我从未遇到过这种场面，仿佛置身一次盛大的外交招待会，于是便站起来，分别向坐在前后的乘客点了点头，摆了摆手，连连表示感谢，并说：“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美丽的格鲁吉亚……”这时有人喊道：“多么漂亮的俄语，说得比我们还好呢，会用俄文朗诵诗歌吗？”

在格鲁吉亚住着一些朝鲜族菜农，凡是长着东亚面孔的，一般都被当做朝鲜人。但是，我这个中国人的出现引起如此异常反响，并不全是因为 “稀为贵”，更重要的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格鲁吉亚（这里是斯大林的故乡）人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心里不服，憋着一股气，这股气使他们对遥远的中国产生了亲近感。

无怪乎有人高声问道：“我说在中国到处都挂着斯大林的肖像，可他们不信，你说我说的对吗？”在听完我的答复，即每逢重大节日斯大林肖像与马、恩、列肖像并挂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时，全车再次哗然，我身旁的大胡子和那位提问的老者竟然争相与我拥抱、贴脸。

这时胖大嫂插话说：“知道吗，要不是中国兄弟教会我们种茶，格鲁吉亚人就只有喝 ‘波尔荣’（当地的矿泉水）的份了。”

“是呀，中国人是格鲁吉亚茶文化之父，而我们是俄罗斯茶文化之父，要不是咱们，俄罗斯人就只有喝伏特加的份了。”有人插科打诨起来。

格鲁吉亚人是最善于制造噱头的。接着胖大嫂又出新招儿，提议大家同唱 《莫斯科———北京》，还一把把我拽了起来，要我和她一块儿指挥。从这时起，一路上翻来覆去唱的就是这首歌。我注意到人们把 《莫斯科———北京》改唱成《格鲁吉亚———北京》，当唱到 “斯大林和毛”时都特别卖力。几位中途到站的人也都唱着、舞着离车而去。

公路两旁的住宅多了起来，灯光越来越密集，汽车进城了。售票员忽然向车头跑去，和驾驶员说了几句什么，这时车已在市中心的车站停住。我和其他到站的乘客起身下车，走到门口正欲与售票员告别，她却把我按到旁边的一个位子上。

门关上之后车却原地不动，剩下的十几位乘客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售票员开始讲话了：“静一静，同志们，你们瞧，天这么晚了，我们能让这位年轻漂亮的中国朋友一个人在黑暗中去寻找住处吗？让猴子抢走了怎么办 （苏呼米有一个著名的养猴场）？”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正莫名其妙时，她继续说道：“不，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们格鲁吉亚人不是缺少同情心的人。我和鲍里斯商量好了，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就和中国朋友一起走一趟，让 ‘阿夫托布斯（公共汽车） ’把他送到植物园门口，再返回本站，继续咱们的行程，如何？有反对意见吗？”

胖大嫂话音刚落，车内爆发了一阵掌声和赞同的应和声，有人喊道：“多么好的提议呀’！我赞成，除了中国人之外，世界上还有谁是我们格鲁吉亚人最亲密的朋友呢？”

这时我注意到，鲍里斯也是一个大胡子，他从司机座位上转过身子面向大家，满脸堆笑，用铜钟般的声音插话说：“不就晚半个小时回家吗？老婆不会起疑心的。”车内又是笑声一片。大巴士离开固定的线路，拐了一个大弯，朝着植物园的方向疾驶。

为了帮助我这个遇到小小困难的异国青年，这么多素不相识的格鲁吉亚男男女女表现出如此的无私和义气，实在令我受宠若惊。同时我心中十分激动，因为头一次如此深切地体会到做中国人的价值和荣耀。

我要去的旅馆就在植物园入口的附近，代表团的两位同志已在那儿等候好久了。团长亲自在旅馆门厅迎候，看得出，因为大使馆派来了翻译，他是多么高兴。

回味

进入房间，第一个愿望就是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我把大衣往椅背上一搭，便顺势坐在旁边的小沙发上。桌子上放着两瓶前文提到的那种“波尔荣”矿泉水，我倒了满满一杯喝下。

喘息片刻之后，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钢笔，想把这一天发生的事情记下来，省得明天一上团就没有时间了。可是钢笔不见了。下飞机的时候还在，在机场上那位勇士就是用这支笔在我手上留下了电话号码，用完后我又把它放回原处。

这可不是一支普通自来水笔，而是当时国内最时髦的、一般人不易搞到手的、上海关勤铭笔厂的新产品 “大金星”，是此前不久一位朋友从国内给我带来的，作为祝贺我大学毕业的礼物。那是我当时所有财产中惟一最贵重的心爱之物，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这时我忽然想起那位在车上与我接触最多的大胡子，他中途下了车，和我握手告别时连连说了几声“对不起”。莫非是他……不，我不能这么武断。

我真的有点心疼了。可是，这种感觉立即被荡漾在胸膛中的那股感激之情所湮没。人家那样厚待我，而我就不应该有所回报？要是当时想到这点，我会毫不犹豫地主动向巴士的代表———售票员胖大嫂送上我那心爱的“大金星”。

虽然劳累，却久久不能入睡，白天发生的一切，像电影镜头般一幕幕从眼前掠过。我下意识地想到，飞机上和巴士上的两次不期之遇，一惊一喜，都深深拨动了我的心弦，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外交生涯开始的第一天，似乎是在预示着什么。

莫非是说，轻舟虽已扬帆出海，但开往彼岸的航程不会一帆风顺？那么等着我的是惊涛还是暗礁？这个念头的出现，使我自己都感到难为情了。一个系统地学过马列学说的人，从哪儿来的宿命论情结！我随即自嘲地苦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