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困局：当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生死的时候，权力该交给谁？

前言：近来台湾名嘴傅达仁去荷兰赴死的新闻又将安乐死话题提上了风口浪尖。对于中国人而言，死亡本就是一个禁忌话题，何况安乐死还牵涉到伦理问题，大家自是众说纷纭。而在安乐死早已合法的荷兰，这仍旧是一个牵动民众情绪的议题。我日前翻译过一篇荷兰作家Henk Blanken的文章，详细记述了他数十年来在等待死亡临近过程中对于安乐死的思考，希望能给予你启发。

我已是个半死之人了。身体的一半会抽搐，小便时会流口水，在雪地里见到细小的桦树残枝就会流泪。有时候我的左手会突然举起，将握着的一杯水打翻在自己肩头上，就像喜剧桥段那样。2011年，我51岁，被诊断出帕金森症。医生说我或许将在10年或15年后需要护理，但也有可能会和这个病一起变老。“死不了人的，”他说。

但那样的结局可不体面啊，我想。

典型的帕金森病人将在8-10年间丧失自理能力，但这样的典型病人并不存在，每个人的情况都有所不同。在确诊六年后，我还在网球场上奔跑。然后一切都开始不对劲了。几个月内我就成了一个摇摇晃晃的病人，连走路也时常会绊倒，我不得不依靠助行架来慢慢挪动自己。

我的神经科医生说做脑部手术的时候到了，他们准许我前往荷兰北部的一家诊所去“观察观察”。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适应了那里的病人们。他们一共有七位：三位男性，四位女性。我观察他们不自觉的震颤，以及他们如何行走：非常小心地一步一步地移动着，拼命地想要把助行架的轮子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他们吃东西的时候很安静。一个从村里来的坏脾气农民坐在破旧的活动躺椅上，无声无息地尿了出来。

晚餐时，另一个七十来岁的男人坐在我正对面，壮硕的脑袋上两只无神凝视的双眼。他像一只受惊的鸟儿一样蜷缩在座位上吃着他的酸菜丝，挨着盘子的嘴紧闭着，流着口水。食物不时地从他的叉子或红肿破裂的嘴唇上滑落。当盘子空了一半的时候，一个护士过来仁慈地又喂了他几口。他的下巴垂到盘子上，灰色的胡须泡在了已经凉掉的酸菜丝里。

天啊。我以为我已经都想好了。我知道帕金森病人有更大的可能会痴呆。我接受了有一天我的妻子将不得不帮我切碎食物，系好鞋带。我甚至都在网上看好了价格合理的电动代步车。我已经几乎快要可以接受这一切了，但经过这次诊所之行，神经科医生那句“死不了人的”意义完全变了。当所有事情都不对了（而且这就是我注定的前景），而我竟然还死不了。

痴呆症所带来的若隐若现的遗忘和帕金森症导致的残酷的身体失能之间，哪一种更糟糕？是困在一个糊里糊涂的大脑里好，还是在一具不受控制的躯壳里尚存一个清醒的意识比较好？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和我的朋友约普讨论这样的问题。我们不定期见见面，讨论下死亡，就跟讨论一个长期的天气预报一样。约普有阿尔茨海默症，已经开始忘记日常生活的基本常识。但他还十分清楚的是，他不想像他的父亲一样在护理院里死去。他说：“我不想在追逐护士中离开。”

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替换臀部、膝盖或其他器官，即使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一直在增加，我们的大脑仍旧在衰老。在否认存在是有限的这一点上，人类有着极强的驱动力，而神经退行性疾病则是我们为之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大脑迟早会开始摇摇欲坠，神经元会损坏，我们将在护理院里四处寻找护士，寻找影子，寻找我们自己。

我太了解约普最深的恐惧了。我的老丈人尼科，在他91岁的一个深夜里，将他妻子当做入侵者，用菜刀攻击了她。这次事件后不久，他被送进了一家老人院的监视病房。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画面：当玻璃门缓缓关闭，那个被我们留在身后的男人，困惑又无助。他盯着我们的眼睛里，透着不可阻挡的孤独。几周过后，当我们再去探访尼科时，他正在埋怨他的妻子不管他。他嘟囔着说，她从来都不来看我。尽管一小时前，她刚哭着喂他吃了几片面包。

回家的路上，我意识到我宁愿死也不要变成这样。我第一次开始严肃地考虑自愿结束生命的可能性。毕竟，荷兰可有着全世界最规范的安乐死制度呢。

历史学家詹姆斯·肯尼迪说，直到上世纪50年代，荷兰还是个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保守、更具宗教性、也没那么繁荣的国家。然后一切都变了，这个可怕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先驱者。我们成为了一个在伦理问题上起带头作用的开放自由社会。我们容忍毒品，允许堕胎，还向妓女收税。

我们曾经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上世纪60年代起我们进入了一个堕落时代。教堂变成了商店和公寓。上世纪末，基督教政党丧失了对权力的掌控，他们的教条不再能主宰生死。举国上下讨论了很久协助死亡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可以合法化。2001年，荷兰议会的投票将荷兰变成了全世界第一个安乐死合法的国度，支持者的主要论据是自决权。“我的死亡是我自己的，”荷兰人说。

安乐死法案于2002年4月开始生效，如今，它得到了百分之九十的荷兰公民的支持。这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病人的请求下协助其结束生命，前提是病人有着“无法忍受和绝望的痛苦”，并且毫无缓解的可能。比如说，这意味着医生可以预防一位肺癌病人因为呛到自己的血而窒息身亡。

人们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并没有因为法案的通过而停止。更多病种的病人想要申请加入，对这个法案也有了更加自由主义的解释。而在每次放宽安乐死标准的裁决之后，就会有另一群人为了更进一步的立法而运动。每一个新的请求都会给安乐死之辩再填上一把火。支持者将法案的范围扩大视作道德进步，反对者则预言我们正在朝着一个德国纳粹般的社会前进，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可以摆脱那些“无用”之人，比如那些高龄的或有着严重精神疾病的人。

(1930年代纳粹分子曾以安乐死为借口，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然而，安乐死之辩貌似进入到了一个尴尬的阶段。一件非常“不荷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舌头好像被绑住了。荷兰，这个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愿死亡的权利的国家，这个将无痛死亡轻描淡写得就像个退款保证的国家，正在痴呆和死亡之间的困境中挣扎。

2012年9月的一个冷雨天，我第一次遇到约普，他已经七十几岁了。一年后当他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的时候，他看起来还十分健康。但当他在二十分钟里第三次跟我讲起他们老人院的唱诗班及其表演的故事时，我意识到，痴呆已经侵入了他的短期记忆。

尽管约普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病已经开始蚕食他的心智，但他知道那一天总会来的。他无法忘记自己在护理院里看到的那些景象。他已经决定了如果有一天他不能再和自己心爱的妻子燕妮生活在一起的话，他宁可去死。

“你认为那一天会如何到来呢？”我问他。在他的想象中，那将会是很平常的一天，他的孩子和孙子们将会过来说再见，“然后医生会进来给我打一针。”

这听起来有点儿天真。这样一个当约普不能再住在家里时可以帮助他死亡的医生，燕妮和约普已经找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们交流过的医生都告诉他们，除非约普的痛苦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否则无法执行安乐死。但是当约普问到：“如果我的痴呆恶化到了无法做决定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医生们说，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无法执行安乐死。

我想约普从来都没有完全理解过这第二十二条军规。痴呆症为安乐死抛出了难题。在荷兰法律下，如果病人在意识清楚时已经准备好了安乐死指示的话，医生可以协助患有严重痴呆的病人死亡。约普已经准备过了，他以为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然而并没有。

荷兰每年有一万名痴呆症患者死亡，其中大约一半都预留过安乐死指示。他们以为医生将会“帮助”他们。毕竟，这是法律允许的，并且是他们明确的愿望。百分之四十的荷兰成年人对安乐死也拥有着同样天真的自信，他们以为一张预留的指示就会给他们委派一位医生。但事实上，医生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安乐死是合法的，但它并不是一项权利。

鉴于医生对于这样仁慈的杀人有着垄断权，他们的伦理标准，而非法律，从根本上决定了像约普这样的人能否死亡。预留指示只是影响医生决定是否执行安乐死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即使法律说这是合法的，也几乎没有医生愿意为严重痴呆病人执行安乐死，因为这些病人已经丧失了做出一个“深思熟虑后的请求”的能力。

(医生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因为安乐死在荷兰仍然是犯罪。但如果能够证明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标准，报告已经实施安乐死的医生将不会受到起诉)

这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如果你的痴呆症尚处早期，你还清醒到能够决定你是否想死，这时候去死似乎还“太早了”，你还有好些年可活呢。然而，等到痴呆症已经恶化到你真的想死的时候（如果你的思想还未受损的话），你已经不被允许去死了，因为你的心智状况已经没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决定。此时想死就“太迟了”。

这真是个悲哀的故事。死亡的权力在荷兰已经被讨论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相信每个人都有想死就能死的权力。但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病人却不是能够决定自己死亡的人。除了医生，没有人能决定。对于上万个以为他们可以逃脱最悲惨结局的痴呆症患者而言，荷兰的安乐死法案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2017年，荷兰共执行了6586例安乐死，绝大部分都是癌症病人。作为对比，自2012年以来，只有7位严重痴呆病人被执行了安乐死。几乎没有痴呆病人可以“按时”死亡：所谓按时，就是当他们真正想死的时候。

2008年，当他无法再写作了的时候，曾数次名列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的比利时弗拉芒作家雨果•克劳斯选择了安乐死。克劳斯深受阿尔茨海默症的痛苦，但心智上还有能力决定死亡。他的决定被很多人视为“勇敢”，但也招致强烈的批评，尤其是在比利时，这个紧随荷兰将安乐死合法化的邻国，天主教仍然将安乐死视为严重的罪恶。

但克劳斯之死带来了一些改变。社会学家雨果•范•德威登说，痴呆症患者因此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关注。法律本身并未改变，但有些医生改变了他们对于“不可忍受的痛苦”的解释，对未来痛苦的恐惧也被医生们纳入其中。其结果是，有些医生现在更愿意为痴呆早期的病人提供安乐死了。

但第二十二条军规仍然存在。病人仍旧需要被视为心智清楚到足以确认他们是否想要死亡。如果他们苟延残喘得太久，如果他们还想要看到下一个苹果树开花的春天，不知不觉间进入了更严重的痴呆阶段，他们就会错过一个早点离世的机会，只剩下一条直通往坟墓的漫长迂回的道路。

从2002年起，大约有15万患有痴呆症的荷兰人死去，他们中成千上万的人都曾预留过安乐死指示。但他们大部分都死得“太迟了”，因为“太早”选择死亡这件事过于困难。在安乐死法案执行的早些年间，没有一位严重痴呆病人以他们希望的有尊严的方式死去。近年来，大约有百分之一的痴呆病人以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死去，即，“过早”死亡。这也是约普的选择，去年5月8日，他在医生的协助下离开了。

2016年2月一个周一傍晚，一百五十万荷兰人在电视上共同观看了哈妮•胡德里安的死亡。在这个记录片里，我们看到了即将进行安乐死的哈妮。在某个片刻，有人问她是否真的清楚即将发生什么。

“你什么意思？”她回答说。

她知道医生为什么会过来吗？

“噢，我不知道，”她说。

“你想离开，对吗？”她的丈夫赫里特问道。

“我想，嗯，准备，好了，快点儿。”

“你确定吗？”她的丈夫问。

“是的。”

透过屏幕看，哈妮•胡德里安是位高龄老人，稀疏的灰色短发，略带惊讶的面孔，薄嘴唇紧闭着。

“你对我不感到抱歉吗？”当安乐死医生过来坐到她对面的时候，她丈夫问道。

“我很抱歉，”哈妮说，“所以，快点吧。”

“时间到了，宝贝儿，” 赫里特说，“现在勇敢点，你都勇敢了那么长时间了。”

他用双臂环抱住她，把头靠在她肩膀上，仿佛在寻求她的安慰。哈妮让医生开始进行。她的丈夫就这样抱着她。插在她左手上的滴管，通过一根透明的管子连接到医生手上的注射器。医生的另一只手握着哈妮左手的两根手指。然后医生将药物注射进了血管。哈妮，68岁，她临死前说：“太可怕了。”

(哈妮被执行安乐死的画面)

哈妮•胡德里安非常清楚将会发生什么。她患有语义性痴呆，这种罕见病将缓慢又不可避免地夺走一个人的语言。数年前她就写好了遗嘱，声明一旦她丧失了适当沟通的能力，她希望尽快死去。她的私人医生考虑良久，认为自己无法确定她是否真的想死，于是将她推荐给了“生命终结诊所”（End of Life Clinic），一家由NVVE（荷兰死亡权）于2012年成立的机构，一个当人们想要寻求死亡又被自己的医生拒绝时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然而，这家诊所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授权死亡。它的医生们面临同样的问题：这能够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吗？

哈妮的安乐死实际发生在公开播放一年前的2015年，当时协助她死亡的医生是雷姆科•韦尔维尔。他仔细阅读了哈妮的遗嘱，咨询了经手此事的项目经理，然后再跟哈妮本人谈了七次。哈妮在一个清醒的时刻说：“已经没有什么留下了，里面空空如也，我什么也不能做了，我丧失了一切，我想离开了。” 韦尔维尔说：“她变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样子。”在她去世后，安乐死监督委员会判决说韦尔维尔将这起死亡处理得很“慎重”（with caution）。

但还是有很多观众被惊呆了。认知神经科学教授维克多•拉美在看完纪录片后发推特说：“这是一起有一百五十万目击者的谋杀。”第二天，在荷兰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节目De Wereld Draait Door上，他再次重复了这一未经判决的指控，直指坐在他正对面的韦尔维尔医生，而韦尔维尔则试图解释说拉美教授只看到了他自己愿意看的那一面。

公众被震惊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确实地看到了一个医生如何终结了一位女性的生命。对一个模糊的、理论性的安乐死法案发表意见是一回事，在起居室里喝着咖啡看着真真切切的死亡又是另一种不同的体验了。

这部纪录片原本是想要展示“生命终结诊所”的状况，但它还揭露了另一个现实。我们谈论自己的死亡时没觉得有什么，但当涉及到他人的死亡时，感觉就变了。尽管我们都不希望在护理院里孤独终老，变成自己曾经的影子，但我们却都声称护理院里的祖父“看起来还挺开心”，即使他只穿着条内裤在走廊里晃来晃去。

同样地，我们非常重视对于自己生命尽头的掌控，但当心爱的人说她的生命已经“玩完”的时候，我们却异常痛苦。我们会问：“这是不是太快了？”当我们是被留下的那个人，死亡变得更加难以接受。显然，所爱之人的死亡远比我们自身的死亡更加可怕。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言：“死亡是活人的问题。”

去年的一个周日，我请我的妻子到花园里来，在那颗大苹果树下，我们终于开始讨论那件等待着我们的事情。“一起变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我说，“我知道我将会变得半死不活。但你将不得不帮我系鞋带，推轮椅，甚至还可能需要喂我吃酸菜丝……”

“别傻了，”我的妻子说，“我一直都知道这将会发生。但也可能反过来，是我需要你来帮我做这些事。”

我就是在那时递给她我的信封的，里面装着我的安乐死指示。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件原本属于哲学和政治领域的事情，当你不得不对那个将会被你留下来的人解释的时候，它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我一直都知道你对这件事的感受，”她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那就告诉我吧。”她说。

我说：“日常的不便我可以忍受，那些愚蠢的痛苦根本就无法逃避。我会慢慢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但我想我应该可以就那样活着。我可能会习惯头部的摇晃，夜晚的疼痛，老想往另一边走的腿，以及不停敲打的手指……或许还会有个护士将不得不帮我擦澡……天啊……只要我还能阅读，我甚至愿意穿尿布。”

我可以看到她的想法：你在故作冷静。难道你忘了护理院什么样子了吗？

“我根本不关心尊严啊端庄这些事情，我在第一次尿失禁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这些。但是如果我不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如果真正的我开始消失而变成了另一个人，如果我再也认不出我们的孩子，那就是时候合上这本书了。”

起风了，有夏日香甜的味道。她问我想怎么办。

“我以为我知道。我以为我想先走一步，在痴呆早期就结束生命。我只是缺了开口的勇气。”

“但是……？”

“但是我改变了主意。而这与我的勇气无关。”

她盯着我，怀疑着，犹豫着。

我试图解释说我终于意识到，我的死亡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们对死亡知道些什么呢？死亡什么也不是，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它。既然如此，我怎么可能害怕它呢？没有任何理由去害怕啊。我们为什么如此执着于要保持对自己的控制？为了谁？

“这与我无关，”我深呼吸了一口气，“我的死亡不是我自己的。我的死亡只有对被我留下的那些人才有意义。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我甚至都不会知道严重痴呆所导致的半死不活会是什么样子。就让我慢慢地离开吧，越过那个虚无的、再也不能回头的点。”

“没有一个医生会来帮你，”她说。

“是的。医生不会来帮助我。”

我告诉我的爱人我心意已决。“我不希望会这样，但如果那一天到来，我丧失了我的意识和能力去说服医生让我死，另一个人将不得不来帮我做这个决定。”

“但医生不会这样做的。”

“是的，医生不会。”

“那谁来做？”

“其他人。那些被我留下的人……”

我在脑海里搜寻着准确的词汇，试图跟她解释我仍然认为人应该有自决权。我们并没有要求变老，不是吗？但是在我们试图控制生命的欲望中——一个悲剧而孤独的欲望——我们有时候忘记了别人。现在我明白了，没有人是孤独离世的，永远都会有人被留下来，不得不去处理这些死亡。而这，赋予了我们继续活下去的道德义务。

我说：“死亡的权利应该是这样一种权利，它授权他人——不是医生，而是一个所爱之人——去决定是否结束你的生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这现在是被法律所禁止的。这样的法律应该改变，而这或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我继续说着：“但是如果你能看到我的痛苦，如果你能感受到我的恐惧，如果你认为我已经变成了人类的一个悲哀的弃儿……那你就可以把那片药放进我的粥里了。”

她觉得这个想法荒谬极了。怎么会有人请求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拒绝。”

“然后呢？”

“那我将不得不去寻求其他人的帮助。这是我唯一的愿望：由我自己来决定那个可以决定我的死亡的人。”

尽管这个想法跟以前那个一样的痛苦，一样的不可能。

我试图让她冷静下来。“我什么时候死由你说了算，不论你做出怎样的决定。”

“好吧，如果这是你的选择的话……”花瓣轻轻地飘到她的膝盖上。

她会帮助我，就像她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不管怎样，我都会照顾你直到最后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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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阅读：‘My death is not my own’: the limits of legal euthanasia. The Guardian. 2018/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