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模式的进化：分散到集中，保守到追求进步，自发到自觉

      这篇文章酝酿了不短的时间，一直没动笔。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深入浅出，让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成为人人能够理解的东西。

      自从人类社会出现政权，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权治理问题，政权是双刃剑，一面对内，一面对外，一面追求建立秩序，一面又强化破坏力。秩序，是强大力量的前提，而强大的力量，既能维护秩序，也能破坏秩序。

      我们今天对中国上古历史的认识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零零星星的考古发现，二是史书中的记载。考古发现更信实，但支离破碎，也没有文字资料，弄不清来龙去脉；史书则更多是后人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所做的想象成分居多的描述，有太多不可信的内容。秦始皇焚书让中国人失去了用不同史料对上古历史进行比较印证的可能，唯一勉强能跟《史记》相对照的只剩下残缺不全真伪混杂的《竹书纪年》。

      即便是考古的零星印象，也能知道真实的上古史跟《史记》所描述的单线文明一脉相承完全不同，那是个古文化在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时代。不单单是北方黄河流域，南方长江流域甚至有更为发达的文明，没有考古发掘，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些在史书上毫无记载的灿烂历史。

      考古发现的不只是一个个极端落后原始的上古村落，早在五六千年前，中华文明已经有了宏伟的城市，有些学者据此主张：远在夏王朝之前，甚至在炎黄之前，中国存在一个古王国时期，多个王国在不同地区并立存在，旧王国消失，新王国又创立，在王国之间的交往、冲突、吞并、覆灭之间，文明走向成熟。

      上古城市代表着人类政权初建，政权代表着不同人群为生存而展开竞争的方式进入新阶段，最大限度的集中集体力量统一思想意识代表着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战斗力，政治化分工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策略和智慧，最终政治力量塑造出卓越的领袖，残酷的政治竞赛会让其中一位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最能发挥政权能量的政治领袖才有资格主导整个大地上的文明进程。人们，只传颂最后的胜利者，史书，也只侧重记录最后的胜利者。

      黄帝先后战胜了炎帝和蚩尤，我感兴趣的是黄帝是怎么战胜了强大的对手的。炎帝一方似乎占有生产优势，而蚩尤似乎更善于利用天气和地形作战，可黄帝拥有比前面这二位加起来还要多的技术优势，弓箭、车船，或许还有马匹和青铜武器。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是文字。这东西对没见过世面满脑子神神鬼鬼的原始人有超强的震慑力。掌握文字，就意味着拥有了在精神上打垮对手的力量。虽然文字考古只推到商朝，但考虑到甲骨文构型已经相当成熟，文字的出现显然要早得多。只是没必要所有内容都用坚硬而不易腐烂的龟甲兽骨书写，传统的竹简木牍泥板保存不了多长时间，在战乱频繁的中华大地上消失无踪很正常。黄帝时代没有系统性文字，但出现零星字符的猜测还是比较合理的。

      一般来说，初创政权的主要功能是对外的，生存竞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政治性分工不会造成内部成员地位上的巨大差异。同仇敌忾会自动导致内部和谐。史前中国的面貌应该跟古希腊城邦小国的状态类似。但是当一个政权取得压倒性优势，没有了外部致命威胁并劫掠了大批财物和人口的时候，内部差异就会越来越大。贵族、平民、奴隶地位上的巨大差异便把主要矛盾转移到了政权内部。国家建立伊始便会进入一段“迷茫期”——以后该怎么办？以前亲如兄弟的关系要不要改变？

       政权维护自身稳定存在是本能，他要建立秩序，超越兄弟情义和血缘关系的秩序，就必然要把人分出等级，领袖和英雄们获得巨大威望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财富，他们需要把优势固定化，以便自己和子孙能继续享用；普通民众希望能获得胜利的红利，以显得自己为政权的付出有价值，能得到回报；掠夺来的奴隶们希望自己能活下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不再经受战乱和杀戮。

      不管怎么说，人们看到了政权的威力，知道了国家主义的重要性。最初的领袖和英雄们可以依靠民众的信任和巨大的威望来维系特权，而他们的继任者不得不努力保持这样的信任和威望，没有了外部威胁，他们只能自我约束，塑造高尚的道德形象来取悦民众，以保持大众对自己特权地位的支持。而另一方面，等级制必然激化内部矛盾，形象工程并不能挽救人性贪婪造成的危机，国家暴力成为至关重要的维护统治地位和特权的手段。当国家暴力开始为某一特权支配和服务的时候，权力便迅速由分散走向集中，于是，王朝出现了。

      权力集中是必然趋势，可它又受到技术条件的强有力的约束。落后的生产力、原始的交通状况和缓慢的信息传递方式注定让王朝统治者不能面面俱到，它最终能实际掌控的仍然只是自己周围的力量，远处只能靠利益上的共识和文化上的亲近来维系，靠武力优势建立可靠的威慑。用“共主”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分层治理。

      这就是最初的国家治理方式。只要各方势力没野心，小国寡民会保持长期的稳定。夏朝四百多年，商朝将近六百年就是这种稳定性的明证。可野心家总会有，区别只在于出现频率的高低。商纣王算是雄才大略，可他太能折腾，搞得下面的领主们没法过安稳日子，所以扣个罪名把他推翻了。周朝汲取教训改进了治理方式，用自己人取代了地头蛇，搞起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血缘和类血缘纽带更稳固，如果不是遇到游牧民族入侵，西周可能还不止四百年。

      被犬戎洗劫了镐京彻底击碎了周天子的威望，野心家们开始要“替”周天子威服四方，过去的意识禁忌被武力为王取代，相互征伐的同时百家争鸣，更多的国家治理方式被提出来。比较有吸引力的是回归秩序甚至回归小国寡民的主张，但最具现实意义的是“继续集中权力”的主张。

      五百年乱世不止繁荣了思想界，技术的巨大进步才是决定性的。马匹、车辆的普及、交通的改善、铁器以及各种工具的进步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为高度中央集权铺平了道路。到这一步，中国远远超越了西方，郡县制、统一的文化和制度、超强的资源组织和调动能力让中国在国家治理上领先西方1500年。这套中央集权制度经受了中原王朝和匈奴激烈碰撞的考验，证明了它的先进性和巨大威力。

      这套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高度控制了统治范围内的人力和财税资源，汉初即便税收比例相当低，国家仍然能很快积累起来巨大的财富。皇权将触手伸到县一级，即便万里之外也能指挥。皇帝如果是一个具备超强管理能力的怪物，这样的王朝无疑非常强大。

      可是，没有几个皇帝具备这样超人的能力，“完全控制”只是美妙的梦想。事实上皇权治理漏洞百出，真实的场景是皇帝跟官员、中央跟地方无休止的博弈，国家治理的力量被家族和地方私利碎片化了。所以貌似强大的王朝从地方看去其实是一盘散沙，从高高在上的皇帝到地方乡绅都在打自己的算盘，内部博弈消耗掉了几乎所有的资源优势。汉初刘邦是有能力战胜匈奴的，身经百战的开国之军哪有那么孱弱？可刘邦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剥夺地方势力的大权上，放着韩信、彭越这些人和他们的精兵不用，宁愿让女人们去和亲，只为了摆平他刘家统治的威胁。

       从汉往后，多数王朝都是如此，皇帝们关心的是统治地位的稳固，贵族士绅们经营着特权带来的收益，市民们小富即安，农民们渴望着衣食有靠。王朝从建立开始，一套秩序推开，便没有人再关心国家该往何处发展，国家治理就是简单的维持现状，国家富足固然可喜，天灾人祸便无可奈何。遇上励精图治且有能力的皇帝，王朝还能兴盛一时，若权力下移、昏君奸臣当道，王朝便乌烟瘴气乃至风雨飘摇了。

      中古时期的国家治理，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幻象。皇权不下县，自然有鞭长莫及的因素，同时也表明皇权并不想跟普通百姓分享整个国家共同的资源和成果，而士绅把持的基层成了腐蚀整个国家根基的重灾区，没有了对基层的控制，郡县只是勉强能够维持王朝运转的空架子。王朝的这一套统治方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必然走向覆灭的结局。

      从蒙元帝国开始，西方接受了中国的这一套治理方式，逐渐结束了小国寡民的城堡国家时代，中央集权兴起。英国很快改进了这套模式，开启了近代化国家治理的时代。君主立宪解决了皇权过于受皇帝个人因素影响的短板，资产阶级兴起解决了地方贵族乡绅分割国家统治力的弊端。中央集权的权力不再集中在某人或某几个人手中，权力制约机制得到强化，权力运作走向制度化，权利斗争的内耗大大降低，皇权和贵族、地方和中央的矛盾迅速弱化，国家找到了继续向前发展的道路。

      如果说政权初创期是国家治理方式的1.0版，分封制算是1.5版，大一统中央集权可以看做是2.0版。这三个版本都没有自我进化的能力，只具有极为有限的破损修复能力，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BUG越来越多，直到系统崩溃。

      英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可以自我调节和修复的国家治理系统，虽然他算是对2.0系统的改造，但在本质上，他已经完全超越了原始版本，它具有全新的自我进化能力。国家不再是一建立就开始抱着陈规旧俗等死，而是可以继续向前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

      这个3.0版本进化的动力来自资产阶级，资本向外扩张的冲动推动着国力蒸蒸日上，对这种自发性发展的约束只有技术和地理上的限制。而那个时代，技术和地理上的限制是可以不断被打破的。

      大英帝国的发展模式塑造了殖民时代的世界面貌，改进版的国家治理模式不断涌现，国家中心主义甚至有更强大的竞争力，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人们发现，工业力量能带给世界无法想象的未来。在工业技术强有力的支持下，资本横扫全世界。当资本的力量不再惧怕任何传统力量阻碍的时候，他就抛弃了过去的盟友——皇权。政治不再是跟资本平起平坐的盟友，政权反而变成了资本从全世界攫取利润的工具——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可以称之为国家治理模式3.5版。看看今天英国王室和日本天皇的尸位素餐，就能明白资本力量的强大。

      国家治理3.5版代表着资本将政治权力关到了笼子里，不仅如此，政权还成了资本的走狗，政权被约束的另一面，是资本的全面解放，资本呼喊着“自由”开启了肆意妄为的时代。国家发展变成了资本的盲目冲动。我们必须承认，没有资本的盲目冲动，就没有今天国家发展富裕的前景，正是借助资本的力量，人类终于看到了摆脱“紧缺”和“贫穷”的希望，资源极大丰富，正是资本给人类的馈赠。

      可资本的盲目冲动也带有强大的破坏性，国家成了资本的跑马场，走到哪一步甚至生存还是毁灭都是资本说了算，而资本也未必能左右得了自己的方向，它的贪婪打破了国与国的界限，挖开了资产者与普通百姓之间巨大的鸿沟。他找到了国家继续发展的道路，可走得磕磕绊绊，甚至摔倒了就再爬不起来。

      注重意识形态的人一般说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国家发展道路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其实是两种国家治理方式的竞争。美国是资本控制政权，中国则是政权控制资本。啥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就是。美国是几匹马拉着车，没有车夫，跑到哪儿算哪儿；中国的马被套在缰绳上，有驾车人在指挥马的奔跑方向。资本有巨大的力量，但必须为国所用。

      我把中国模式称作国家治理模式4.0版，这个模式其实是苏联人开创的，可是苏联人脑子转的太慢，没弄明白这个版本的新功能就挂了。中国正在完善这个版本，但能做到哪一步，不得而知。

      我先说理想的版本，就是政权与资本的双约束，政权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而资本必须被政权约束在国家利益之下。做到这一步，必须做到两个前提：一是国家指导资本运作，二是实现对政权和资本两方面的民主监督。实现这两个前提的技术手段已经不存在障碍，关键是怎么运作。在这两个前提的基础上，全面推动专业治理，包括专业治国。

      可以说，中国是距离这个标准最近的国家。国有经济主导和干部选拔制度基本走到了专业治理专业治国的层次，国有经济更便于建立民主监督制度，而政权监督完全可以从认认真真开展基层民主监督做起。可恰恰就是基层民主监督，国家疏于管理流于形式，没能形成细致而可能的制度。

      如果能把基层民主监督做好做扎实，国家干部的选拔就有了非常好的开端，专业治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国家治理不是什么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就如同开车，不想翻车就总要调整方向盘，能实时微调，车就开的稳。国家治理也没什么包治百病的政策，但只要管理者心系人民为了国家，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实事求是，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不二法门。

      抛开已经覆灭的苏联，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明确国家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大国，如何运用资本的巨大力量，中国形成了长期规划，这就是远比美国对资本放任自流先进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治理方式也在进化，而且更有目的性，体现了真正的自觉性。

      中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先进性还在于治理范围的全面性，治理的力量深入到国家各个角落，彻底消除了以往县以下任由百姓自生自灭的弊端。扶贫和乡村建设、抗震救灾、医疗教育延伸到每一个人身上，资源被用于几乎所有对国家和国民有益的建设上，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统筹和使用，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只要执政者一直能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管理和监督越来越透明化的基础上，国家大概率不会再走回腐朽循环的老路。

      中国先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是为了今天的发展和稳定，他还在等待技术革新的机会，新的以AI为核心的技术普及将会和先进的治理模式相互促进，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我们无法想象的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