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停跨国孤儿 社会主义的孩子社会来养

10月16日，美国田纳西州发生惨案，55岁女子开枪杀死了全部四个从中国领养的孩子，然后自杀。如此恶劣的案件当然是个例，但是，考虑到美国人总共只收养了十万个中国儿童，以及在这个家庭集中收养的2003-2008年只有两万多收养案例，这个案例就不能简单地按孤例处理了。

此外，媒体报道也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收养孤儿的一些生活细节：

2003开始领养小孩，最晚一个是2008年领养。目前共有四个领养的华裔小孩，14岁的李波(Bo Li)、14岁的林美根(Meigan Lin)、15岁的林丽(Lia Lin)和17岁的林凯丽(Kaileigh Lin)。

……两人在2007年前后已经开始婚姻失和，2009年男方彻底搬走，留下四个领养小孩与一个亲生儿子与女方同住。期间据称男方只试图看过小孩一次，但每个月给生活费11500美金。

……其中一个亲生子女称，男方要求领养小孩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庭看起来像个非常和睦的基督家庭。

……案件发生地点为田纳西州郊区的哥伦比亚市，当地人口仅为37500人，社区联系紧密，但女方很少与他人走动。她为四个领养小孩报名了当地学校正常课程以及课外活动，但事实上还是亲自在家教导小孩。甚至有邻居都都不知道这家人有四个小孩。

直到最近几年，中国孩子，尤其是残疾儿童被美国人收养，还被认为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而每当有美籍孤儿回国寻亲的新闻，下面的评论几乎清一色地“没必要”、“在美国生活不好吗？”

但是，这起被枪击揭开的案例显示，在人口密度低，公共监督效率不高的美国，中国儿童的待遇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即便不被暴力犯罪伤害，日常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生活受养父母的宗教影响，比如说因为收养家庭的偏执而隔绝于社会。在中美经济水平快速缩小、政府财力不断上升的今天，实行了几十年的涉外收养制度是否还应该持续，是个值得严肃讨论的问题。

1历史背景的变化

中国涉外领养始于1985年，1991年后逐渐开始规范化。当时我已经读小学，对周围的宣传气氛记忆犹新——中国人口多，资源少，人口过剩将是新世纪最大的问题。而“世界上第一个超过十亿人的国家”，听起来也的确心惊胆战。

30多年后，新世纪的中国已经有14亿人口，但社会并未崩溃；相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反而很多人开始担心人口快速下降对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对人口的看法如此不同，是因为2018年的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1985年的中国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农业社会。

在人均土地不多的农业社会，人口暴增的确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历代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均耕地下降。所以，我们不必苛求上一代人对人口压力的恐惧。在中国还不知道多久能完成工业化的年代，能向美国转移一些人口压力不是坏事。

此外，从政府财政角度说，当时的政府也实在没有能力收养这些孩子。8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力相对停滞乃至下降。在快速通胀的背景下，从1978年到1992年，14年间，中央财力只翻了一番，实在没法通过全国统筹来解决儿童收养问题。

此外，虽然地方政府财力明显上升，但大多数用于基建投资和养人，具体办事的一线机关财力实际上非常紧张。接下来的90年代，全国经济起伏不定，社会动荡不安，办教育都得靠希望工程，当然也没钱给福利院。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鼓励经济条件较好的外国人收养孤儿，对孤儿自身来说也算是照顾。

http://www.docin.com/p-960639857.html

最后，

80年代的中国劳动力主体是农民，虽然工业化的进程不算慢，但转化出来的工业人口也大多数是蓝领劳动力，一直到1997年，大学招生人数才超过100万。福利院收养的儿童伤残比例很高。面对这种生产力背景，残疾儿童长大后，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份无需肌肉力量的工作。由工业国的家庭收养，对他们融入社会非常有利。

然而，眼下回头再看中国，这几个前提几乎都不存在了。人口下降趋势和现代农业已经基本解决了人口压力；中央政府财力空前强大，相对量是总财政盘子的47%，绝对量8.1万亿，有足够的能力全国统筹福利资金。至于工作方式，无论哪个行业，残疾人都能胜任相当数量的岗位。所以，取消跨国收养的基本硬件条件已经具备。

2美国人为什么喜欢中国娃

相隔一个太平洋，为什么美国人喜欢到中国收养儿童呢？

长期以来，虽然美国四分之一以上的孩子生于单亲家庭，但对“家庭价值”的崇尚，一直是基层社区和大多数影视文化产品的“政治正确”。所以，就像前面那个枪杀华裔养子的家庭一样，许多美国人的“美国梦”不仅仅意味着稳定的薪水和漂亮的住宅，还包括一大群孩子。那些生育困难或孩子太少的家庭因此会有很强的收养动力。

收养需求很足，但美国关于儿童保护的法律很严格，对收养家庭的考核更严格，所以国内收养的手续复杂、耗时长、费用高。领养一个美国小孩平均要花费上10万美元，历时5年时间。与之相比，收养一个中国小孩就相对便宜很多。2007年左右，到中国领养儿童的手续费大约在25000到30000美元左右，平均要等待254天，显然更简便（在菲律宾、印度、泰国、墨西哥等国，美国人收养一名儿童平均需要花费400-550天；在亚美尼亚，美国人收养一名儿童的平均等待时间高达620天）。

另外，许多美国人单纯地认为, 中国几乎不存在因酗酒或吸毒所导致的弃婴，孩子身体较健康，更令人放心。

从中国方面说，虽然美国人为中国孤儿付出的成本比美国儿童低，但对十几年前的中国基层来说，依然算得上一笔巨款。以至于很多福利院乃至具体的工作人员会主动“推销”中国孩子。2005年，湖南省破获了一起福利机构跨省违法、违规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案件，原因之一就是基层财力不足：

按照惯例，涉外收养中儿童福利机构可以收取低于3000美元的捐赠费，而国内收养在该方面并无明文规定，捐赠属于收养人自愿行为。这无形中促使福利机构更愿意接收涉外收养。湖南省民政厅一官员说，允许福利院送出一个婴孩，得到2850美元，主要是考虑补充抚养经费缺口，调动基层救助工作积极性，发展福利事业。多向境外输送一个婴儿，就多一笔收入，这在客观上刺激着福利院想法设法搜寻婴儿。衡阳县福利院曾为此下达任务：一个职工一年内抱回3个孩子，即算完成当年的工作任务，工资可以得到全额发放，年终还有奖金。一些福利院职工甚至游说人贩子，不择手段寻找婴儿。

有媒体调查福州市镇远县福利院的截止2009年收养的81名弃婴中，有60名通过涉外收养出国。如果没有这笔“收入”，福利院在编人员的工资、弃婴、孤儿养育条件的改善很难有其他拨款。此间工作人员指出，“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决定地方财政一级不如一级，所以地方财政对福利院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基层福利院也很普遍。广东电白县福利院，2009年有43名孤残儿童，职工却有42名，而县政府一年的财政拨款才12万元，这笔财政拨款连孤残儿童最基本的医疗、伙食费都不够。有的地方福利院，要求每位员工每年必须完成三个孤儿的收养指标，只有完成任务才能领取工资与奖金。洛阳市福利院的涉外收养率达到85%，工作人员解释称，财政供给远远不能维持福利院正常运转，所以只有想办法找钱救命。

总之，排除官僚主义、律师成本等因素外，依然可以发现，美国人大批收养中国儿童，根本原因是中国在保护儿童方面投入过少，标准过低，

“手续简便”，所以美国家庭蜂拥而至。按道理说，这当然意味着对美国收养家庭的放松监管与考核，给收养儿童未来的生活制造了隐患。长期以来，只能靠中美生活水平的绝对差距来弥补这些隐患了。

不过，随着中美经济落差缩小，前面的理由越来越不足以弥补对美国收养孤儿的宽松政策。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中国儿童在美被虐待的案例，文章开头提到的的枪杀案只是其中最极端的一起：

2008年6月27日，美国《侨报》报道了田纳西州女子阿尔维杀死中国女婴案的最终判决：她与法官达成协议，可免除被控谋杀罪，只用服刑15年，对于此案和判决，华裔社区反应强烈，阿尔维只在县监狱里待了4个小时，在交纳25万美元保释金后被释放。

2009年12月13日，美国媒体报道，时年51岁的美国男子埃迪.托尼.惠森哈特与时年47岁的妻子唐纳.玛莉于7年前从中国领养了一名女婴。然而，这名中国孤儿非但没有过上小公主般的幸福生活，相反陷入一场更恐怖的噩梦。当这位中国养女长到3岁时，禽兽不如的惠森哈特竟然强暴了她。其妻唐纳非但不加阻止，反而甘为帮凶。这一兽行整整持续了4年。直到小女孩7岁时，才忍无可忍地向学校辅导员揭发其养父母的兽行。

一方面是美国家庭对中国儿童的威胁不可忽视，另一方面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小，把孩子送往美国是否合适，显然要重新考虑。

3遗弃不止在街头

叫停外国收养，中国人就必须自己解决儿童遗弃问题，培养合格的下一代公民。而要解决这个持续几十（千）年的问题，我们需要把眼光放宽。探讨一下儿童被遗弃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国内的收养需求不能覆盖所有被弃儿童。

中国的收养法明确规定，收养家庭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无子女”。虽然因为物质水平的差距，对外国人未做此严格要求，但对内一直严格落实。这条规定阻止了相当多的家庭收养子女，但从现实来看，却不无道理——中国生育率大幅下降，就是因为在新环境下，太多的家庭因一两个子女而不堪重负。很难想象一个已经有亲生子女的家庭，还能给收养子女分配同水平的物质财富与精神关怀。更何况很多家庭无子女不是因为不育，而是因为喜欢丁克。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愿抚养，怎么可能去抚养别人的孩子？

换句话说，虽然中国遗弃儿童的问题始于人口过剩的年代，但在人口（被动地）趋于下降的年代，也很难向“正常”家庭塞下足够的孩子。甚至说，很多家长主动遗弃孩子，原因正是担心自己无法按照主流标准抚养子女。在一个抚养标准越来越高的年代，看似不多的几十万遗弃儿童，其实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在问题的另一面，许多貌似有人抚养的中国孩子，以主流标准评价，抚养状态也并不好。比如说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大多数由衰老的祖父母甚至邻居抚养，父母只负责定期寄回生活费。大多数失学、厌学乃至未成年（被）犯罪案例，就发生在这些留守儿童身上。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有过相关统计，截至当年，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人犯罪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https://www.sohu.com/a/22931144_114766

还有一些儿童，虽然生活在父母身边，但父母并不能给予很好的照顾。或是任其失学，或是事实上把子女当成童工。更多的子女，父母虽然也能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但既不给予教导，也并不陪伴，而是用手机游戏来保持孩子安静，只在孩子悄悄给游戏充值的时候才出手“教训”。这些孩子的生活方式，在当前的中国已是见怪不怪的常态，但以21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也处于“半遗弃”状态，也需要国家干预。

苏州“杀鱼弟”，在喝下农药前，只上了一年初中就辍学

总之，被遗弃的孤儿、因为生活压力而减少生育（收养）的家庭、还有那些用手机游戏来安抚子女的父母，都面临抚养成本太高、抚养能力（意愿有限）的类似问题。如果国家不干预这一现实，下一代合格公民的数量必然会下降——不仅仅因为生得太少；而不合格公民的数量必然会明显增加——其中大多数并不是统计意义上的遗弃儿童。

4问题何在

在经济水平大幅增长、子女数量明显下降的同时，抚养子女的压力反而上升，这是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大多数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把问题归结为贫富差距太大，富人占据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但很明显，除了最顶尖的富人外，即便是年入几十万的上层中产，也会为学区房、培训班占用的财富和精力而发愁。这说明，贫富差距本身并不是抚养压力大的根本原因——抚养压力最大的中产阶层，财富早已遥遥领先于社会平均水平。

当然，问题也的确和贫富差距有一定关系。中国和大多数在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的同时，仍然保持了很高的阶级流动性。所以下层家庭希望下一代通过学习进入中上层，中上层则希望通过学习更进一步，至少能保持在这个阶层。所以，一旦有余力，总是优先花在教育培训方面，热情远甚于买房。这自然他们的生活制造了压力。

但我们也不应该反对因阶级流动性而产生的压力，因为这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多数家庭都竭力增强下一代的技能，如数学和外语，就算最后没有改变总体的阶层分布，也必然意味着整体生产率的提升，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所以，在有能力消灭阶级差异之前，这种压力有益无害（或者说，消灭阶级差距后，也要为此找到替代品）。

真正需要消除的抚养压力，是另外一些社会问题制造的压力。其中最首要的矛盾，就是新世纪“人”的标准越来越高，而家庭的教育-抚养能力增长缓慢，3-4人的核心家庭越来越不足以承担培养一个新时代合格公民的任务。

具体来说，新时代的抚养要求至少包括三方面。物质条件、精神关怀，知识传授。其中第一点的提高显而易见，比如饮食水平、居住条件，但总的来说，大多数家庭还能应付。关键在于后面两点。

精神关怀包括感情上的陪伴，也包括时刻的心理检测，以及同龄人的正常交往。显然家长只擅长第一方面，还未必有足够的时间。

知识传授……作为1998年高考成绩还不错的考生，我给5年级的儿子辅导作业已经相当头疼，而且还要被培训班的老师提醒“家长不要用自己的经验随便指导学生”，而且我朋友圈里所有的同学都有类似的烦恼。至于课外知识，我早就发现临时百度一番是最理想的办法，所以早就习惯于让儿子自行搜索，而不是硬充百科全书。

推己及人，我的收入虽然不高，但还是明显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让我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精疲力竭的任务，相信大多数家庭也不轻松。这是国家在人口、收养方面最应该干预的地方。

5社会化抚养

如此看来，福利院的孤儿、农村留守儿童，和不敢多生育的父母需要的是同一种服务——更完善的社会化抚养，或者说半社会化抚养——把小家庭擅长的任务留给家庭，剩下的工作留给政府或社会机构。

比如说，物质方面，遗弃儿童需要舒适的宿舍，留守儿童在祖父母无力接送时需要寄宿学校，就算是城市白领的独生子女，在父母出差的时候，也希望学校能提供临时的寄宿服务。

在精神方面，父母或养父母提供一对一的陪伴，这当然很重要。但大多数孩子还需要定期和心理医生交流，以及在课余时间和同龄人频繁交往。在现在的城市环境下，父母要么忽视这两方面的需求，要么要花很大代价“定制”服务，如心理诊所和专门的夏令营活动。如果学校能替所有学生集体购买，既可以省钱，也会大大改善下一代的精神健康水平。

在知识方面，父母和养父母愿意和孩子一起学习新世纪的知识，当然没什么不好。但客观来说，在现在的知识更新速度下，相隔30年，父母的知识很大程度上已经陈旧了，而且一对一辅导的效率也不高，由学校或社会组织承担大多数教学任务，几乎是必然的选项。

总之，社会化抚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算术问题——在保证亲情交流的前提下，5个保育员，5个老师，给40个孩子带来的成长环境，肯定优于一个家长辞职在家看护2个孩子，而分担到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大大降低。

当然，政府行事，不可能只靠利诱，不用强制。政府可以向缺乏抚养能力的家庭提供补贴，也应该向不尊重儿童权益的家庭提出警告，必要时剥夺抚养权。最终拉平全国基本福利水平，拉平各地公立教育的基本服务水平，让全国的孩子都有一个可预期的未来。

眼下的公立学校之间，服务水平有天渊之别，各地的福利院环境也明显不同，这明显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宪法精神。但从人道主义角度说，要向全国提供差不多的服务，总体上应该是靠上不靠下，中央政府需要筹集大量资金，补贴落后地区的教育机构，而不是拉低发达地区的水平，为此付出的财政投入必然以万亿计算。但这也未必是一件“亏本”的买卖。

从短期来说，由教师和保育员来接手家庭的抚养任务，可以节约大量劳动力，很多辞职在家的父母可以参加工作，创造更多的财富。到时候政府对新增财富加税，依然可以做到政府和家庭的双赢。

从长期来说，下一代人口得到良好的教育，回报无可限量：提升生产率，降低社会管理成本，最起码可以少建很多监狱和精神病院。今天中国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持续几十年的教育扩招（60年代小学
70年代中学 90年代大学）。30年后的中国一定会为今天提升社会化抚养水平而自豪。

6新型家庭关系

社会化抚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跳过了家庭这个“中介”，直接干预儿童的成长。而长期以来，规划子女成长道路一向由父母负责，以至于“抚养权”真的被视为一种权利。政府干预抚养权，肯定会被反对者称为干预自由，破坏亲情，费力不讨好。

然而，“抚养权”的说法本身就隐含着文化陷阱。由于离婚案中经常有双方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这个说法似乎暗示，父母对儿童的抚养，是一种不容别人干预的权利，进而认定无论国家还是社会，都必须在父母允许后才能插手，从而忽略了“抚养”作为义务的一面。实际上，众多弃婴、留守儿童的存在，说明很多人其实知道抚养义务的存在，而且经常故意放弃或者忽视。但世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何况从儿童（而不是父母）的立场出发，抚养根本就不该算独占性的权利呢？

此外，对社会化抚养的批评实际上预设了很多潜台词——小家庭主导的子女成长对儿童最有利，现有的家庭模式下父慈子孝，国家只要减税一定会改善儿童的生存状况……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无论是现实聚会还是网络社区，父母和子女的矛盾是常见话题。在我熟悉的知乎社区，吐槽父母给自己的童年阴影，抱怨父母对自己人生的破坏，几乎是最热门话题之一。至于留守儿童，课后被送往晚托班的孩子，已经证明父母并没有把亲情看的那么“绝对”。我理解很多人对家庭温情的留恋，但与其站在道德高地上捍卫想象的完美亲情，不如现实一点，从社会工程的角度出发，寻找亲情和个人发展的最佳结合点。

对于父母和孩子的理想关系，我很喜欢一句老话：“多年父子成兄弟”，即物质上的抚养，并不意味着人格上的支配权，父母应该理解孩子有自己的思想和选择，在人生路上更多地做建议、指导，而不是“安排”。尤其是义务教育普及后，孩子每天大多数清醒的时间并不是和父母相处，太多的父母和孩子交谈的第一句话要从“今天学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开始。即从小学开始，父母和孩子的生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岔点。在这种前提下，强调家长对家庭，对子女的绝对控制权，比封建时代强调君臣父子更恶劣。很多人仅仅因为“我当年考过第一名”，就殴打成绩不佳的子女，这虽然还是家庭管教的普遍现象，但绝不应该是家庭和亲情的正常状态。

王小波总结现代人的生活，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之所以父母和子女矛盾如此之深，最深层的原因是父母企图（被迫）承担超出自己能力的任务——用30年前的经验，指导孩子成为一个21世纪的合格公民。结果要么是家长拒绝承认无能，榨干家庭收入给孩子定做一批未必合适的培训；要么是家长干脆放弃，把子女丢给更上一代人或手机游戏。显然哪种选择对孩子都不是好消息。

所以，对孤儿和正常家庭同时提倡社会化抚养，并不是想消灭亲情，恰恰是通过减轻家庭义务的方式，让亲情更正常，让家长和孩子成为朋友，让父母和孩子相处的时间更快乐，更利于交流（而不是复制）人生经验。免得我每晚10点打开朋友圈，全是中年人哭诉陪子女写作业的痛不欲生。

当然，肯定会有某些父母超级自信，坚持要把孩子的生活轨迹和自己绑定在一起，这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需要政府频繁抽查监督，一旦发现某些人爱自己（的生活习惯）超过爱孩子，以至于影响孩子的正常发展，就需要积极干预，提高社会化抚养的渗透率。这不是干预个人自由，而是给孩子的未来提供更多可能性。

归根结底，提倡社会化抚养，根本的出发点在于把孩子当公民，当人，而不是当做成人的附属品。如果只考虑父母的“自由”，就很难区分亲情和控制欲，进而影响下一代的成长，从长远看反而破坏亲情。日本一向以女性在家照看孩子著称，眼下日本妇女就业率已经上升到70%，中国如果走回头路，迫使大多数家庭都要有一个成人辞职在家，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文化，到时候“亲情”恐怕也无处依托吧。

回看历史，其实小家庭负责教育的时间也不久，毕竟3-4人的核心家庭普遍独立出来，也是解放后的事情，之前都是几代人住在一起，乃至几十、几百人聚族而居。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多数家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对父母（祖父祖母）务农生活的仿效。少数家庭有读书改变命运的心思，也是家族出钱搞族学，把监护权和孩子的全部自由交给老师，总之不需要父母亲自上阵传授生活经验之外的知识。传统上父母承担不了的职能，今天更不要指望他（我）们超常发挥，老老实实交给公共机构就对了。当我儿子的足球教练命令我不要再传授错误习惯时，我立刻服从了命令。

7总结

文章从跨国领养开始，最终扯到了普遍的社会化抚养问题，似乎是扯远了。但中国大多数问题早已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能解决的，遗弃儿童本来也只是中国下一代问题的缩影，不是多修几个福利院的小问题。过去让美国人收养中国儿童，是当时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过去几十年，我们用小家庭勉强应付了很大一部分儿童教育任务，又何尝不是权宜之计。现在中国逐步转向叫停跨国收养，不是为了面子，也不是为了虚幻的“民族自豪”，当然要给下一代全面的抚养计划。

最近几年，在一些落后地区，现代公民教育和家庭抚养能力差的矛盾已经多次爆发，比如连续几年刷到媒体头条的彝族童工事件：

……回到村里已近一周，跟出去打工前相比，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在家哪一天不是这个样子，喂猪、洗衣服、生火做饭、背起背篓去找柴。”吉觉阿呷自顾自抱怨着，突然问记者：“在外头打工跟在家哪里不一样？都是做事。”

十几天前，因被怀疑是童工，吉觉阿呷和72名彝族同伴被大巴车从深圳送回凉山。

……童工们每月也确实拿到大概2000元左右工资，但他们却很少有人能存下什么积蓄，“都是群孩子，走出大山后好奇心重，拿了工资后请客吃饭、买这买那的，能存多少？碰到黑工头直接吃他们的钱，那更惨。”

尽管如此，吉觉阿呷还是希望能出去打工。记者给她照相时，她敏捷地躲开了。“你拍我是要上电视的吗？不要让我上电视，不然出去打工他们就不要我了。”吉觉阿呷恳求道。

https://www.guancha.cn/Education/2014_01_14_199473.shtml

不少人担心格斗儿童遣返后的境况。此前，在《局面》的采访中，一些孩子也表示，不愿意回去。“我读书也不是很好，回去成绩什么的，以后找工作也难嘛。所以在这好好练，出个好成绩。”12岁的阿杰称。

这些孩子曾离开的凉山州，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属于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据《四川日报》报道，全州11个民族聚居县均为国贫县，占全省总数的1/3；集中连片贫困地区4.16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68.9%；贫困人口总数为52.88万人，贫困发生率11.9%。

2013年10月，四川省人民政府网站资料显示，凉山州共有“特殊困难儿童”19072人。《凉山州特殊困难儿童救助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通知中，将特殊困难儿童生活救助对象定义为“具有我州户籍的、非父母双亡，但事实无父母抚养的18周岁以下不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加上父母双亡的孤儿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全州失去父母抚养的“失依”孩子超过2.5万人。

一些专家则认为，凉山“格斗孤儿”事件，以及其引发的是否“遣返”争议，背后是儿童福利体系的不完善。他们认为，除了加强教育投入，完善农村“失依”儿童福利体系，弥补其家庭功能（监护）的缺位，也是解决“格斗孤儿”生存发展困境，不可或缺的。

https://www.jiemodui.com/N/83746.html

而即便是不太落后的地区，对那些不适合抚养子女的家庭，社会化抚养的介入强度也极度不足：

刘明举和他智力低下的妻子李少菊一共生过8个孩子，老大已经15岁了。老大不太清楚，为什么老六被捆绑的视频能吸引到好心的叔叔阿姨们来帮忙。他说自己从小就被捆着长大，有两年像狗一样，“拴着脖子在铁杆上”。刘明举经常用木棍、铁锨揍他们，甚至把针穿上线，从耳朵缝过去。这个“家”里有一个孩子被烫死，剩下的孩子，比如他，会在刘明举心情不好时被逼着吃屎——有羊的，也有人的。

事件发生后，一位介入了两个多月的爱心人士说，刘明举“是狗屎，踩到黏上就恶心、倒霉”。他在村里差不多就是这种名声——无赖、好逸恶劳的懒汉；干一次活儿会反复讨三次工钱，带走别家的东西要给钱才还。村里人厌烦他，不想和他家的任何事扯上关系。

孩子的外婆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声称，老大在自己家过完暑假，宁可跑到山沟里躲着也不愿回家。孩子们有学可上，但总是旷课，老师找他们都难，10多岁时还不怎么识字。平时去学校，早已听不懂课的他们也是为了免费午餐，那往往是一天中唯一的饱饭。

“其实都不算调皮。”孩子的外婆感叹。在学校，同学嫌他们脏臭，离他们很远。几个孩子都内向，面对外人不怎么说话。老大和老三会互殴，才3岁的小老七不爱抬头，一度喜欢从下往上斜眼看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阴郁。

这些年，镇上的居民经常看到刘家的大孩子们在街上流浪。夏天，他们会睡在一盏明亮的路灯下，身下垫着几张硬纸板。好心的村民会给一些吃的，偶尔还会给钱。但运气不那么好的日子里，他们只能从垃圾堆里翻找食物。一位女村民声称，黑夜里，家门前会响起窸窸窣窣的响声——那是孩子在翻门外的东西，看看有没有充饥的食物。

今年9月，赵畈村委会根据镇里决策，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了刘明举夫妇对6个仍在家孩子的监护资格，改由县民政局抚养。

https://mp.weixin.qq.com/s/jxrvZmUHHoOeEm-38hJLSg

更多的问题爆发在那些貌似“正常”的家庭。普通家庭抚养压力大的问题，前面已经分析的很多了，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只需要注意到，在放开二胎后，平均每个家庭依然只有生育1.5个孩子的意愿；而且几千万家庭消化不掉几十万福利院孤儿（其他被消化的孤儿一般是亲属收养），大概就能知道抚养义务对普通家庭有多沉重。

中国也许不一定要保持14亿人口，但必须对自己未来的人口数量、质量都有所规划。现在的中国社会，把教育责任扔给能力不足的小家庭，培养出一个畸形而低效的培训行业，同时还要依赖未必可靠的美国收养来消化孤儿，这显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抚养机制，而且也容易导致人口剧烈变动，冲击经济。

所谓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征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调配资源，而不是一味地尊重“传统”和“自由”。而在“社会整体利益”中，下一代人——无论是不是孤儿——的养育显然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水平以指数速度扩张，但社会制度的变革并没有随之跟上，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社会化抚养水平低就是其中最尖锐的之一。这不仅仅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还要威胁我们这一代人的生育权和养老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提高社会化抚养水平都势在必行，叫停涉外收养（已经大大减少了）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细节罢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美国收养家庭的善意，感谢他们为十万中国孤儿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尤其是其中近一半的残疾儿童。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理应对下一代有所担当的国家，这事儿该结束了。

（作者：豆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