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施展先生的批判谈起：浅谈复杂经济学思维

前几天对施展教授的观点提出了一些反驳意见，在与风闻的小伙伴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后，我仍然意犹未尽。加之今天在观视频看了山高县关于乡村振兴的观点，就突然想把两者杂在一起，给大家唠叨唠叨，讲讲我与施展教授这样的主流专家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有什么区别。

开始唠叨之前，我先声明以下观点仅我一家之言，大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当我们从经济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反推中国的发展时，应该先想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1. 中国当下的发展处于怎样的一个阶段？

2. 资本主义模式下经济发展是被怎样的基本矛盾所推动的？

1.复杂经济学思维

我们先说第一点：

在分析国家发展问题时，有一种思考模型是需要忌讳的，即将西方在某个发展阶段的数据抽象地提炼成一种规律并予以线性回归，从而得出一种看似普世的规律并以之反套中国的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陆铭教授的灯光城市模型以及被他视为“城市发展普世规律”的齐夫法则。

为了看出其中的端倪，我认认真真地品味了陆教授的研究方法，发现了不少逻辑上的不足。其中预设“必定存在一条全世界普世可行的城市化规律”就是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陈平老师说新古典经济学，或者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经济的方法像是在做神学？

因为在神学的世界中，预设上帝存在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同理，神学式的研究方法论里，预设一个普世存在的规律那也是必要的。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神学思维沉淀在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自由民主这种普世价值的推广就是最经典的具现。

这主要还是一神教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实在是太深，这种思维的烙印即便是到了科学崛起的年代，也很少有人能做到像马克思那样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看待问题。

说回到经济学问题上，市场经济学的基础逻辑里有着一个非常致命的缺陷，即对于市场某种神奇的均衡功能的迷之笃信。这种笃信虽然达不到像信上帝那般绝对，但仍然像智子一般锁死了部分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本质的探究。

为何习主席强调大家要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来看待经济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选择的参照系要远比市场经济学全面，其辩证性也比之更加完善。

而顺着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衍生下去，经济学的参照系还能上升到生态层面，这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追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底层逻辑。

那么看待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应该用什么方法才符合唯物辩证？

首先像陆铭教授这种类神学的方法就不合适了。在这里我相对认同陈平、温铁军二人的思考范式，即将技术&生态、政治、市场的多重作用变量加入其中。

简单地说，我对文明发展的理解可归纳为如下几条：

1）技术水平决定文明的动静分布

狭义地讲，动指的是城市化的产业能力；静是指乡村振兴带来的生态效益和文化思想效益。这点我在《城乡关系的终局思考：动静两侧》已经具体阐述过，有兴趣地可以去看看。

广义地讲，技术水平将决定一个国家的产业如何分布，产业与生态之间如何平衡。

在这里举两个极端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

a）当人类的技术水平逆天到归零者那个层面的文明，也许生态效益可以完全由其掌握的技术来产生，这时候搞什么乡村振兴，搞什么耕地红线，搞什么环保，咱们直接把宇宙拨回原点回档重来。这有点像《鬼谷八荒》中的第一大门派“风灵月影宗”，当“铛”的一声想起时，你闭着眼滚键盘也可以暴打整个世界。

b）当人类的技术水平相对低下，面对生态环境涨落很无力的时候，我们修房子都要看看是不是会被自然神们给端了，这种底层逻辑发展起来，最后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风水术。

技术水平对于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深层次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会渗透到城市化的进程中区。简单地忽略这个底层要素，单在别国的发展历程中截取一个静态的片段予以归纳，进而形成一个所谓的普世规律---这种研究方法本身就不够严谨。

所以我才会认为像陆铭教授把东京这样的大城市的发展路径抽象化，线性回归，然后得出一条适用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曲线的思路是不够辩证的。

毕竟，东京都市圈形成的时候，有5G技术革命吗？有像当今这样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环境吗？

其实技术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可以在政治经济学里找到一句非常朴实的话，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什么叫生产关系？在这里我不单将其理解为资本家与劳动力的关系。在我看来生产关系不仅作用于人，也作用于产业，更作用于环境。即在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这两个超复杂系统的交集处来看待生产力发展对于生产关系的影响。

这其中就包含了三个层次：

1）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

2）产业结构的内在关系

3）人类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2）地缘币缘格局决定经济运转的目的

我们回到施展教授身上。

对于他所提到的“商业秩序”我已经做出了批判。而施先生的问题在于忽略了经济运转过程中地缘格局与币缘格局对之的影响。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在资本主义这种基本的人类社会现代经济模式下，政治本身与资本运作高度融合，故而商业行为很难与政治行为分家。或者说任何所谓的商业行为其实背后都有地缘政治与币缘政治的影子。

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远的可以说到鸦片战争，近的可以说到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对于当今的经济现象，越是到宏观层面就越要用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去看待。这是因为两缘格局与资本运转之间深度影响，不可分割。

在此我必须再强调一点：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发展问题，结合其时代背景（国际环境，技术背景）来看是前所未有的一条路，因此能借鉴的经验并不多，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去摸索发展道路。

3）生态是经济运转的底层变量

无论是基于地缘的产业资本，还是基于币缘的金融资本。就目前来看，其运转对于资源的需求是存在的。即便你处于产业链再高的位置，产业链底层的资源涨落亦会对你造成实打实的影响。

这点，即便是创造出虚空剩余的金融衍生品体系也难以幸免。

狭义的生态指的是自然生态，广义的生态指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超复杂系统。在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我们把生态学的思维导入经济学分析，这就更加完整。比如陈平老师的《代谢增长论》就是典型的集合了生态&技术+政治+市场的复合经济学理论。

在此我做一个总结：如下图所示，简易的复杂经济模型有着三重结构：市场，政治，生态&技术。

市场对应着市场经济学理论，政治对应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生态&技术对应着代谢增长论这样的代入生态&技术波动的经济学理论。

这三者的辩证统一，才是复杂经济学该有的样子。

明确这条思路之后，当我们分析中国当下的发展时，就可以对号入座。

比如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生态&技术背景下？处于怎样的地缘/币缘战略格局中以及拥有怎样的市场环境？

先明确三者的基本情况，再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做出判断。

而当下我们主流的对待经济学的思维，却往往只停留在市场这一层，稍微有点水平的也能想到政治这一层，但要上升到生态&技术，那几乎是寥寥无几。

工业党们与陈温两位教授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此。但如果我们把这三层要素放在一起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大家不过都是在管中窥豹，各说各话罢了。

因此为了防止学术内卷，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提出以上观点，仅供大家参考。

2.资本主义的内生性矛盾

接着说第二点：

看过我文章的人就知道，我向来不单方面地排斥城市化，而是将城乡关系变化纳入一套动态平衡的分析中。故而在我的视角里，并不存在像山高县所说的那种所谓的城市必然杀死乡村的现代化规律。

既然不是现代化的规律，那是什么？

在我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展的自身规律。

如何见得？

在观察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演化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即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其整体的演化逻辑是排斥劳动力的。

当然，这种排斥的程度受技术水平制约。

比如在工业革命初期，即便有了蒸汽机，英国的工厂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去辅助这种机器的使用，于是乎就在短时间内出现技术增密，亲和劳动的短暂现象。

这本质上来说是“人力作为直接生产主体的功能转变为了操作机器辅助生产的功能”，而因为机器的复杂性，使得操作机器的人工需求的增加盖过了人作为生产主体需求的减少，从而造就了工业化对于就业的一种繁盛现象。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进入信息化时代，加上人工智能的崛起，操作机器的需求逐渐被AI给吃下去，于是乎人工的功能又逐渐从“粗放的操作机器”转变为“精细化地操作机器“甚至“设计人工智能程序”。

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陈平老师所说的产业新陈代谢对于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而基于当下特有的技术层级，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增加无法盖过减少的事实。

于是乎有人就会疑惑了，为什么同样是产业新陈代谢，在工业革命初期可以增加就业，到了今天就反而拉跨了呢？

在这里就请大家回想我在第一节里提到的方法论，即技术变量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在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很少将技术作为一个主变量引入模型，这就使得我们经常把经济理解为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

陈平老师提出的技术小波，本质上就是将技术这个节律波动放入经济学模型中，研究其对于经济演化的影响。

而循着这个思路，我所看到的现实是，当下的技术层级背景下，产业升级过程对于就业的淘汰效应是极高的，这背后可能是一个指数增长的关系。

同理，产业升级带来的就业增加效应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在这里我将其简化为下面这个傻瓜公式，其中H指的是技术层级对于产业升级去人工率的加权指数，M是技术层级对于产业升级吸纳新就业人口的加权指数、

技术层级~产业升级去人工率

技术层级变化~H&M

产业升级去就业~H*就业人口

产业升级新增就业~M*人口基数

产业升级对社会的稳定系数：N=（（1-H）x 就业人口+M*人口基数）/人口基数

顾名思义，当受技术层级制约的新增就业人口数量与淘汰剩下的老就业人口数量的总和与总人口基数之间的比值（即N）越趋近于1，就说明这个产业升级越是良性；而当这个数字越趋近于0，则说明产业升级带来的社会失业动荡很大，因此呈现出恶性。

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地阐述出一条数学关系，现实中影响H与M的因素可能不止技术这一条。至于这个指数具体是多少，那是经济学家的事情，我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老农民，能力也仅局限在提供思路这一块。

在技术层级制约的前提下，产业升级会对就业人口会造成一组节律波动。这种波动于工业革命初期是向上的，于进入信息技术革命时代之后是向下的。

于是乎我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演化上看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长周期的观察区间来看：

社会越发达，人口越凋敝。

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在这里需要导入生态学的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把社会经济系统看作一个复杂的生命体。那么，当这个系统中的产业对于就业的容纳在不断减小时，为了平衡大量失业可能带来的“产能过剩”，社会经济系统则会通过减少人口容量的方式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这也是为何西方社会会出现少子化，甚至人口负增长。在当下的技术层级制约下，一个国家越是往产业链的高端游弋，就越会出现这种人口减少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自我平衡。

这是基于其自身底层逻辑的一种演化趋势。

然而这种演化却遇到了一个极为致命的难题，这也是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备先天逻辑缺陷的关键点，那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同时依赖于消费力的兜底。用我的耍耍模型的观点来看，即投资+就业+消费形成一个产业资本运动的闭环。

这种缺陷的具体体现为：

在特定技术&生态条件的制约下，产业升级带来生产力提升，同时技术增密排斥劳动，使得大量低端劳动力失业。为了适应产业升级，社会这个大生态系统会自发地降低人口来缓解产业新陈代谢带来的矛盾。

但是当这个生态演化过程完成后，本国的人口下降就导致消费力的不足。这时候，一边是不断提升的生产力，一边是不断凋敝的消费力。

于是我们看到，在地缘时代，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就是不断对外扩张打仗，抢夺有效市场。

而在币缘时代，通过占据金融的制高点，强行将自身的产能分配到全世界，然后再以极地的成本对全世界进行物质收割。

生产力与消费力的此消彼长是导致资本主义体制动荡的核心原因。而为了应对这种消费力的危机，存在科幻与现实两种手段。

科幻的手段就是通过技术爆炸来彻底解决消费端的问题，这可以是人类基因的批量生产，可以是未知产业对于就业的无限吸纳，也可以是殖民外星创造出的无尽市场。

科幻手段的底层逻辑是打破技术&生态的底层制约。当然这种想法还是比较赛博朋克，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

而回到现实，我们见到的手段更多是基于时间与空间层面的消费争夺。

对外是外部市场的扩张，特别是当本国消费力严重不足时，消费大量转移到外部市场，形成所谓的消费转移；对内则必须尽一切可能地发掘内需空间，于是乎宏观层面的投资拉动，微观层面的超前消费就应运而生。

这种现象，放在马克思眼里就是产能过剩，只不过在当下的经济结构面前，这种过剩是多重的。

可以说，多重产业的多重过剩是生产力与消费力此消彼长变化的结果。

而沿着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演化，我的确看不到比赛博朋克更好的办法。对此我始终是有些悲观的，这种悲观源于无法确定能为人类未来创造出克制这种内生性经济矛盾的可能性的技术爆炸何时能到来。

其实当我们回国头来看看我国当下最核心的三个战略规划：都市圈构建，乡村振兴，一带一路，我们就会发现这其中有很明显的，与这种矛盾斗争的痕迹。

都市圈的建设是为了整合城市发展，使其城市间形成产业命运共同体，以促成内循环。

乡村振兴是为了应对粮食安全，经济波动，以及维护生态效益，所以叫做应对国际挑战的压舱石。

一带一路则是为国内产业扩展海外市场，避免人口下降带来的消费力不足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必须想法去避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这个逻辑死结，这样的难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这是一条人类迄今为止谁也没有踏上的未知道路。

结语：

复杂经济学思维+洞悉资本主义模式下的底层逻辑缺陷，这是我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并不专业，但是用起来也算是顺手。

这也是陈平与温铁军两位老师，还有我在风闻的懂友，从事生态学研究的推兄给我最大的启示。从山高县那里学到的则是一眼看清死线的底层逻辑的运用。

当我回看还选择性停留在市场经济这一层的施展先生与其口中的“商业秩序”论时，我感慨他的天真。

毕竟在真实的世界里，恰恰是由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生产力与消费力的此消彼长）拉动地缘+币缘秩序，而在地缘与币缘秩序相对稳定的空间范围内，再演化出所谓的商业秩序。

商业秩序只是绚烂世界的表象，动态演化的静态截面。施先生把这样一个截面拿出来堂而皇之地教育、启蒙中国同胞，这确实有点太不实在了。

说回到山高县这边，我跟他看法略有不同。在明确了上述底层逻辑之后再来看城乡的人口变化，就不难发现农村的人口凋敝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为了解决城市发展、产业升级带来的消费力下降而产生的虹吸。

毕竟城市人口的消费能力远在农村人口之上，当生产力发展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时，这些低消费能力的人口向高消费能力人口的转变过程，就成为了资本主义模式下的一种自然现象。

但这种现象，这种规律，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框架下，却远达不到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高度，更别说到达“道”的高度。

因为道是辩证的，道是逻辑自洽的，道是生生不息的。

而一个在夸父追日般不断饕餮中躁动的资本主义规律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生命力，也摸不到属于人类文明的生门。

最后，中华民族王道天下之情怀，必须再重振，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