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脸无数的美国世纪疫情全景图（下）

1987

希尔茨完成了他的第2本书：《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the AIDS Epidemic （乐队继续在演奏，政治、人们和艾滋病大疫情）》，中译本书名为《世纪的哭泣》。在书中，希尔茨进一步地完善了他自创的“零号病人理论”。

 请看希尔茨在书中对杜加斯的盖棺定论的一段话：

“真的是杜加斯将艾滋病带到北美的吗？这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有答案。纽约和洛杉矶的首批病人可能与杜加斯有关，杜加斯本人就是北美大陆首批六七个患者之一，上述事实成为这种说法的有力证据。杜加斯经常去法国，而1980年之前，艾滋病传播最广的西方国家就是法国。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在把这种新病毒从美国的一端传到另一端的过程中，杜加斯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去世的那天早晨，旧金山的浴场争议达到了难以置信的高点，这些争议也直接与杜加斯在那些性爱宫殿里的行为以及他拒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做法有关。曾经，每个男同性恋都希望拥有杜加斯；而他死的时候，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学到希尔茨这一手没？没有很确定的证据，但是又在字里行间或明或暗地直指杜加斯就是祸害全美同性恋的罪魁祸首。他在文中所说的事实并非全部都是真实的，逻辑推理也有漏洞。

多年后，有美国调查记者在复核这段往事时，直指希尔茨这种做法是“教科书式的假新闻”。

你说，希尔茨是不是由于自己会感染艾滋，而迁怒于杜加斯呢？

希尔茨在书中采用的立场和上面我们提到的1983年Larry Kramer克莱默的文章《1112 and Counting》比较类似，就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对整个社会进行批判。

而他的撰写方式倒是新颖。在传统新闻写作中，社会新闻记者跑社会新闻，医学线的记者跑医学新闻，卫生线的记者跑卫生新闻。而希尔茨的写法是把艾滋病大疫情和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层面联系在一起，进行全景式的叙事。这是一种需要被肯定的创新。我同时也认为，赞誉需要分一半给纽约的同性恋小报《New York Native纽约本地人》，是《纽约本地人》本身覆盖面广阔、丰富多彩的报道使得这一叙事方式有了一个现实的样板。

 希尔茨的新闻报道和这本书都备受赞誉，成为公共卫生疫情报道的典范。

 此书1987年获得石墙图书奖，也成为20世纪美国同性恋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编年史，被《时代周刊》列为“百大非虚构经典“。HBO据此拍成的电影获得20项提名和9个奖项。

希尔茨本人于1988年获得美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协会颁发的杰出作者奖。1999年，纽约大学新闻系将希尔茨的1981年至1985年的艾滋病报道评为“美国20世纪新闻作品100强”的第44位。

此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还在印刷中，现在主要销往美国大学的新闻传媒专业，作为大学生的参考书。

等等，瓜来了。

希尔茨声称，在他写完书后，拿到自己的检测结果：艾滋病阳性。

这时候，要出版同性恋作者出版书籍，当然要找同性恋编辑。于是希尔茨找了St. Martin's 圣马丁出版社编辑Michael Denneny迈克尔·丹恩尼。丹恩尼在纽约，是70年代最早公开出柜的同性恋编辑之一，是出版界内的知名人物。 

丹恩尼迅速帮忙搞定了出版。到了发行这一步遇到了困难。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出版社里一位负责书籍公关推广的女同事哭着走进丹恩尼的办公室，说纽约时报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就此书进行书评和评价，而且，不但纽约时报不愿意，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愿意对此书进行书评和评价。这里隐含的信息是一位同性恋作者写的、同性恋编辑编排的、关于所谓“同性恋癌”疫情的书，没有人愿意碰。

丹恩尼也很头疼，周末回去和他的前男友商量了一下。这位前男友也是位出版界的老手。

前男友给了这样的主意：零号病人的故事在希尔茨的书里，虽然仅仅有11页。但这是相对最具有爆炸性的内容，可以把这些内容抽出来，扔给纽约的八卦小报，例如纽约邮报。零号病人的故事够淫荡、有深度，涉及方方面面各个层面。那些八卦小报保证能一口吞下，眼都不眨一下。

丹恩尼大赞妙计啊。回去就游说希尔茨配合。希尔茨一开始觉得这样真低俗下流。但是被丹恩尼的一个理由说服了：“为了更伟大的目标，手段低俗是可以的”。

纽约邮报果然上钩，立刻头版头条跟进。 

1987年10月6日纽约邮报的头版。英文大标题：那个把艾滋病带给我们的男人。副标题：触发了美国的同性恋癌大疫情。右下角小字：详情见第三版。

 接下来，希尔茨在各种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访谈中，火力全开，毫无下限。

 他宣称杜加斯有性瘾，夜夜笙歌，在那些性爱宫殿里醉生梦死，性伴侣不是750人，而是超过2500人。他把杜加斯称为100%的恶魔，和西方臭名昭著的两位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和“连环杀手兼强奸犯Richard Speck”相提并论，并宣称，杜加斯在得知自己患病后，进行恶意的报复性滥交，每天都在滥交或者在去滥交的路上，叫嚣着别人传染了这个绝症给我，我也要感染其他人！总之，在这时在希尔茨的口中，杜加斯就是十恶不赦的恶魔，把艾滋病这种绝症恶意传播到全美全国各地。

之前拒绝评论的纽约时报也立刻跟进，在几周内刊登了11篇文章进行追踪报道。

这下希尔茨的书大卖。

他的“杜加斯是魔鬼”的零号病人理论也迅速被全美大众接受。同性恋群体及左派进步自由派更是身先士卒非常积极地推广零号病人理论。

这个零号病人理论有显而易见的两大好处：

1·      在当时科学上还没有定论的疫情的起源和发展领域，提供了一种逻辑看上去能自洽的“答案”，解答了人们悬在心中久久未能落地的疑问。

2·      零号病人理论创造了一个恶魔，成为这次世纪大疫情的完美的替罪羊。所有人尤其是同性恋群体和左派人士都可以长舒一口气，原来自己什么过错都没有，错的都是这个杜加斯，是他引爆疫情，是他传播疫情，都怪他，他该死，他该死一百万次！要是没有他，就没有瘟疫了。我滥交是正确的。我不保护自己是正确的。这能极大地释放自己的感情压力。

后来HBO根据此书制作的剧集进一步强化了零号病人理论的影响。

媒体也毫不疲倦地进行跟进炒作和消费。纷纷爆炒各种耸人听闻的故事，例如“病毒是如何从动物身上感染到杜加斯然后散布到全美”，“你们有病，我们有解药（暗指你们快点来买我的报纸了解一下）”等等等等。

有位当时20岁出头的年轻加拿大人回忆，当时他在纽约，零号病人理论迅速征服了他，他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了这个理论。直至多年后，真相被科学家发现。这位加拿大人实在无法忍受自己祖国的同胞继续蒙冤，于是站出来把杜加斯被污蔑和中伤的经过拍了一部纪录片，叫《杀死零号病人》。

在希尔茨推动的零号病人理论风靡全美后，希尔茨本人的声誉到达了顶峰，艾滋病也一如预料，成为全国新闻的焦点。

7年后的1994年，希尔茨因艾滋病情恶化而去世。

希尔茨死后被称为“成功地唤起了全美对疫情危机的关注”，他“勇敢、光辉耀眼、令人难忘”，“一直为争取同性恋权益而作斗争”。

直到多年后，希尔茨的零号病人理论被揭穿造假。

科学的进步为杜加斯洗脱了冤情。

我们后面会说到。 

回到1987年，还记得我们那位被打入冷宫的UCLA大学的戈医生吗？他治疗了多位好莱坞的影星，包括上面提到的赫德森。但是他在UCLA大学里缺越来越待不下去。

戈医生在1981年到1987年发表了超过50篇艾滋病相关的论文，是当时UCLA里发表成果最多、最受瞩目的研究员，他还利用他的声誉帮助学校争取了102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他还帮助FDA对第一种上市的艾滋病药物AZT进行审核。一句话，他在学术圈外声誉非凡。

但是加州大学的中高层依然要把他往死里整，他们认为戈医生干扰了本该他们一手掌握的财政大权，他们嫉妒戈医生的丰硕的科研成果并成为世界顶级的艾滋病临床医生，于是他们下手毫不留情。他们三次否定了戈医生升任正教授的申请。他们造谣戈医生不务正业，并非致力于研究，而是整天和电影明星忙这忙那，去筹款啊成立基金会啊，他们说真正的科学家不是这样的。他们还禁止戈医生转校到其它大学任职，声称就算转过去了他们依然会运用他们的影响力来干预。

戈医生没办法，只好辞职，离开学术圈，自己开了家私人诊所。

以为这就完了？年轻了吧，没有呢。

1989年，加州医管局给戈医生发警告信，声称他对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治疗中，“涉嫌过分使用了受控化合物”。再警告就会丢失行医资格了。戈医生聘请了律师伸冤，但是被医管局拒绝。

戈医生的遭遇又是一个悲剧，又是一个体制的失败。

为什么说是体制的失败？因为另一个失败接踵而来。

在旧金山，有艾滋病患者开始控告血库玩忽职守，导致自己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被告是旧金山欧文纪念血库。患者的律师在了解到疾控中心CDC一直持续和血库进行斗争，就试图传唤疾控中心CDC的负责人出庭作证，证明血库有过错。

猜猜发生了什么？

美国司法部长，代表美国联邦政府，向联邦法院递交文件：禁止疾控中心CDC负责人出庭。

说好的三权分立呢？原来都是忽悠。而且这个又不是什么大案，就劳驾你美国司法部长出来为旧金山的血库撑腰？都是官官相护。

旧金山欧文血库随后和原告达成庭外和解。

再然后，欧文血库的律师立刻与其它血库管理者分享如何应对类似的诉讼，如何为自己辩护。

同期，抗艾滋病神药AZT传来坏消息，有些患者有效，有些患者无效，有些患者甚至因为AZT的毒性过大而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一代神药走下神坛。FDA药监局为AZT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

也就是说，在艾滋病疫情爆发第7年，依然没有特效药。

大众一直期望有一种“神奇的银子弹”，药也好，疫苗也好，能让这种让人痛苦的瘟疫转眼间就消失。这种感情诉求和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到的，新冠会“很快地、突然消失”，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科学是实事求是，而不以个人意志或情感需要而变化的。

 皇后乐队的主唱Freddie Mercury“龅牙哥”弗莱迪也于1987年确诊艾滋病并于1991年去世。由于艾滋病的潜伏期可以达到8到10年。因此弗莱迪何时感染艾滋的并不确定。 

90年代

91年，打了12年NBA的湖人队球星魔术师约翰逊被检出患有艾滋病。再次震惊了全美。

到了1996年，也就是艾滋病疫情爆发后的第16年，药物治疗终于有了转机。

美籍华裔科学家David Ho何大一经过仔细研究，于1996年首先提出一种办法，通过联合使用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药物，来治疗艾滋病。这三种药物是葛兰素的AZT、3TC、Merck＆默克公司的Crixivan。历史上将何大一的这种疗法称为“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的功效极好，艾滋病患者的死亡率能大幅下降。

何大一是谁？何大一，中国台湾人，12岁移民美国，在1980年时是戈医生手下的见习医生，从艾滋病疫情爆发初期就和戈医生一起治疗艾滋病患者。1982年后到波士顿的大医院继续传染病临床实践。此后他在艾滋病领域积极探索，成就无数，获奖无数。

何大一在本次新冠疫情时就批评美国缺乏一个统一的集中的体系和系统来跟踪和监测病毒基因组信息，对新冠病毒的基因测序才完成几千份，远远满足不了跟踪病毒突变、后续疫苗研究的需要。他指出，英国虽然国家小，但是政府和公共卫生行业、医疗机构、研究机构能密切合作，获得超过30万份基因组数据，从而较好地追踪病毒的变种，能跟进研究病毒新变种的致命性和是否会使疫苗失效。

21世纪 

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突飞猛进。进化树、分子钟等技术在分子演化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和完善。而DNA序列中碱基组成的差异会随着分化时间的增加而增加。生物大分子的突变率可以提示两个或多个生物在演化历史上的变化。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研究病毒，例如艾滋病病毒。

 2016年，有科学家找出当年早期艾滋病患者的血样，使用最新的DNA测序仪器，重新进行测序。发现所谓的零号病人杜加斯，并不是最早的病人，而是在疫情发生到中段被感染的普通感染者而已。

科学家的发现，艾滋病是在1971年就已经在纽约大面积扩散，而杜加斯要到1974年才当上加拿大航空的空少，在这之前他还没到过纽约。

他被媒体单独拎出来，只不过是他最配合CDC的科学家的工作，提供了最多的感染者的名单，因此他的信息最多最丰富。而他也被别有用心的人塑造成整个疫情的替罪羊。而整个体制、整个社会上上下下也因为偏见、感情需要等等各种外部因素而对零号病人理论深信不疑推崇备至。

科学家进一步确认，HIV病毒是1967年从非洲被带到位于加勒比海的海地，1971年左右传入美国纽约，1976年传播到了洛杉矶。

在纽约其实1980/1981年就已经开始爆发。同性恋小报《纽约本地人》刊登了有神秘疾病出现的消息。纽约市卫生部的反应是什么呢？立刻辟谣，说是谣言，要把这事压下去。美国CDC发了公告，转载了纽约市卫生部的解释，为纽约市卫生部背书。最终在1980/1981年因为洛杉矶同性恋群体中大量感染者也开始发病，同时有5个患者患有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此时，这种罕见的异常才被洛杉矶医生捕获。

看到没？首先报告疫情的地方不一定是疫情最新爆发的地方，纽约比洛杉矶的艾滋病疫情早爆发，只不过纽约市卫生局掩盖情况，而洛杉矶的医生比较负责，首先上报，因此看上去好像是洛杉矶先爆发。

如果继续追踪病毒的演变，可以发现1980/1981年引爆洛杉矶的HIV病毒的毒株，从病毒演化的角度，最早可以追溯至4种独立的病毒毒株。其中2种病毒来自喀麦隆或邻近区域的黑猩猩，另外两种来自同一地区的大猩猩。

到了大约是1930年左右，HIV病毒感染了非洲的人类。

也就是说，HIV病毒从独立病毒（1930年前）变异到人类的流行性传染病疫情（1980年）大爆发，用了大约50年时间。绝对不是无良媒体说的病毒今天从动物身上跳到人的身上，明天这个零号病人感染其它的戏剧故事。

好了，事到如今，该为杜加斯洗脱污名了。

 希尔茨已经去世了。有记者找到当时那本书的编辑：丹恩尼求证。丹恩尼在访谈中，承认当初是他和希尔茨为了多卖点书，而捏造、突出了零号病人的一整套说法，并表达了后悔。

 丹恩尼是自愿承认的吗？不是。科学家揭露真相是2016年。丹恩尼认错是2016年。而丹恩尼在2014年的访谈中还为零号病人理论站台，还在宣扬他和希尔茨在艾滋病疫情中贡献良多。

再多说几句，希尔茨的社会全景式疫情报道方式是每个英美新闻传媒大学生的必修知识。

所以，在新冠疫情中，外媒记者中，还能抹黑、造假、恶意中伤中国的，要么就是大学逃课的，要么就是货真价实的坏蛋。可以直接拉清单了，都不需要人工智能就能识别出来。

 而国内炒作零号病人的，我只能呵呵了。

总结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艾滋病疫情，会有几个发现：

 ·      艾滋病疫情和新冠疫情，展现了美国体制的缺陷和失败。

 引用希尔茨在他书中的原话：“美国体制的缺陷带来了不必要的苦难，令西方世界此后几十年饱受困扰。” “艾滋病并不是平白无故在美国蔓延的，而是由于一干政府部门没有尽职尽责地保护公共健康，任由病毒肆虐所致。”

 表面上看，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有着经费最充足的科研机构，世界上最不受约束也最富攻击性的媒体监督着政府和官员是否尽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同性恋团体有着大量的协会、NGO等基层政治组织来帮助自己”……

 结果呢？“疫情发生整整5年，整个体制都崩溃了，全民皆输，大量无谓的死亡”。

 ·      社会的复杂性

 我们本以为传染病是个公共卫生问题，病毒溯源是个科学问题，结果美国社会的复杂性使得这些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各方由于各自的利益而互不相让、互相缠斗到互相攻击，毫不忌惮地歪曲事实、误导大众、人为制造困难，导致问题愈演愈烈，积弊丛生，最终局面无法收拾。在这其中若没有一定的权力基础支撑、勇往无前的决心、高超灵活的手腕和方法，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      人类自身的感情脆弱性

 疫情中暴露出来人类具有两个感性压倒理性的偏见：

 一个偏见是杀死传递坏消息的人。同性恋群体否定威廉医生的“少搞一点“的建议。即普通人有这样的感情脆弱性，让自己去否定告诉他们坏消息的人。通过否定传递坏消息的人来逃避面对坏消息。

 第二个偏见是寻找替罪羊心理。面对零号病人理论，迅速地不假思索地囫囵吞枣地全盘接受。通过否定零号病人，而让自己在感情上获得解脱，从而放弃追究自身和社会的失职，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所以，在新冠疫情中，有人要把中国作为替罪羊、要把亚裔作为替罪羊、要进行种族歧视、种族攻击，要在病毒溯源还没有结果前就强逼中国吃下病毒起源的死猫，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种心理障碍。

 ·      解决问题的长久性

 人们都希望瞬间就解决问题。

 但是，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艾滋病的治疗药物，是花了16年才研发出来。

 疫苗更是遥遥无期。

 零号病人的中伤，是花了30年才得以澄清。

 所以，新冠疫苗、新冠药物等等，速度已经算非常快的。同样，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需要时间和耐心。

 科学是实事求是，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投入，步步为营向前进，而无法为了满足感情需要或愿望而一蹴而就。

 饭要一口口地吃。罗马需要经年累月的长期建设才能建造起来。

 以上四个是主要发现。还有其他一些小发现，例如“原来美国政客和媒体对美国人洗脑是常见的事情”、“尽信书不如无书”，就不列出来了。

最后一点，如果现在有人和你说，中国就是新冠疫情的发源地，要你先吃了死猫再说其它的。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吧？“谢谢你对新冠疫情的关心。我很理解你蠢得要死以及情感很脆弱而想寻找心理锚点的内心压力和寻找替罪羊的情感需要。病毒溯源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中国不一定是病毒的发源地。可能科学家需要花费十年或数十年来分析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你能一直支持那是最好不过的。你看方不方便捐款给我来加快这项研究的进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