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世故”正名

   去年评判我们学校一场辩论赛的决赛，题目是：“人应该活得世故VS人应该活得天真”。       

   正方立论，举例说明什么叫“世故”的时候，举出了柳宗元写的《段太尉逸事状》。然而这帮小家伙只是摇头晃脑地念了一段之乎者也，未加解释，让下面的有些评委（好几位也是省内各校的优秀辩手）也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我小声地对身边的评委说：“段太尉，说的是中唐名将段秀实。此人大将风度，待人接物，治军理政都很有艺术。”     

  《段太尉逸事状》，确实讲了一个有关段秀实的“世故”的故事——我不是历史学家，就添油加醋地把这故事演绎一遍吧：       

    段秀实任泾州刺史时，平定安史之乱有功的汾阳王郭子仪任兵马副元帅，权倾朝野，名震天下。其子郭晞镇守邠州，治军不严，纪律败坏。

    一天，他部下有十七名士兵到市场上买酒，不但不给钱，还刺伤卖酒的老翁，砸坏酿器。当时郭晞的士卒飞扬跋扈，为非作歹，官府无人敢管，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段秀实却将这十七人抓住处决，用长槊插着他们的首级，树立在市场门口示众。     

    郭晞部下军士见状，全部穿上铠甲，合营鼓噪，嚷嚷着要杀段秀实报仇，眼看一场变乱就要发生。

   段秀实对此早有准备。他敢作敢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自解佩刀，只带一人一马亲自来到郭晞营中。

   营中士兵全副武装涌出，把段秀实围在当中。      

   段秀实笑道：“不至于吧，小伙子们？杀我一个老朽，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你们不是要我的头吗？我现在戴着它给你们送来了。”      

   这些平素仗势欺人气焰熏天的军士，见段秀实如此镇定自若，反而心生畏惧，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段秀实对大家说：“郭尚书（郭晞）和郭令公（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吗？如果没有，你们身为他们的部下，为何要如此作为，毁坏他们的名节？烦请告诉郭尚书，我有话对他讲。”

      郭晞闻讯出迎，段秀实又对他说：     

  “令尊功高名显，位极人臣，但是历来晚节不保的功臣，难道有什么好下场？所以要善始善终。现在将军手握重兵，却纵容士卒横行不法，结果将会如何？要知道将军你不是一般人，治军不严则必生大乱，危及国家，与当年令尊平定的安史叛军何异？天子一旦追究，恐怕受连累的不只是你。到时天下人都会议论说：将军你倚仗郭令公的声威藐视朝廷法度。令尊的一世英名何存？那时恐怕郭家将有不测之祸，将军岂非不忠不孝？”       

    郭晞惶愧，下令军士解甲归营，违令者斩。      

   段秀实为了考验他，在郭晞的军营里留下来吃饭，过夜。郭晞怕出意外，一直陪在段的身边；段秀实就寝时，郭晞亲率精兵宿卫。次日早晨，二人到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处，郭晞谢罪，请改过。邠州从此街市太平。         

       如果说“世故”是指沉稳干练，处事有方的话，那么从这个故事看来，段秀实的确堪称楷模：

       首先，“世故”的前提是：讲原则，有胆略：       

     段秀实明知道郭晞率领的朔方军既骁勇善战，又桀骜不驯，绝不是省油的灯，但他太岁头上敢动土，毅然将目无王法，欺压百姓的十七名军士明正典刑，斩首示众；变乱将起时，明知郭晞军营是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明知自己就是那些骄兵悍将想要碎尸万段的目标，他却敢于孤身犯险，入营说服郭晞及其部下将士。他始终没有半点畏葸、动摇、推诿，表现了执法如山的原则性和不畏强暴的英雄气； 

     其次，在讲原则的前提下，“世故”还需要冷静的判断和与人为善的心态，体现出策略性和“人情味”。

      虽说对犯法的军士处以极刑，但是段秀实对于郭晞及其部下，以及自己和郭晞及其部队的矛盾的性质，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郭晞虽然治军不严，过失不小，但他毕竟是忠良之后，幼承庭训，深明大义，长大后为国家平定叛乱，抵御外侮，战功卓著，忠心可鉴，所部将士就整体而言还是为大唐王朝浴血疆场的忠勇之师，与安史叛军是有原则区别的。因此段秀实认为，自己的执法虽然严厉，郭晞军队的反应虽然激烈，但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自己和郭晞及其军队之间的矛盾，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不共戴天的“敌我矛盾”。     

    有了这样一个坚定的基本判断，段秀实进一步想到，既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双方就一定有利益和价值取向上的共同基础，那么一定可以找到一种在情感上进行沟通的办法，使得双方走出尖锐的对立，而互相认同，达成共识。那么段秀实在这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勇服三军”，首先赢得对方对自己人格的敬畏。郭晞及其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人，而军人都是敬重勇士，鄙视懦夫的，段秀实敢作敢当，孤身入营，这种绝伦的勇气本身就让朔方军将士既畏惧，又敬重——和来势汹汹、气焰嚣张的人打交道，必须大勇弥天，挫其凶锋，才能赢得尊重，才有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段秀实正是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第二，找到情感沟通的切入点。朔方军将，虽然纪律松弛，法制观念淡漠，但对汾阳王郭子仪却是忠心不二，五体投地；郭晞身为郭子仪的第三子，当然更加重视父亲和家族的名节。因此，对郭令公的高度爱戴和敬重，是段秀实和郭晞及其部下双方共有的情感，是可以进行沟通的切入点。而郭令公本人手握重兵，却毫无异志，戮力王事，正是忠君爱国、奉公守法的模范。因此，朔方将士对郭令公的深厚情感，完全可以顺利成章地被引导到爱国爱民，遵守朝廷法度上去。段秀实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向众将士和郭晞本人讲明“身为令公部属和后人，行为不检就是害令公，遵纪守法才是爱令公，成全令公”的道理，赢得了他们的共鸣。     

   第三，昭明大义，化理为势。沟通离不开情感，但处理这样严重而复杂的矛盾决不能光靠情感，因此申明大义，以“理”和“法”来造成声势和压力，是至关重要的。段秀实一开始就对犯法的十七名军士公开处刑，悬首街市，这不但体现了他高度的原则性，也体现了高度的策略性。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向全城的官民百姓昭示明白：我段秀实和朔方军之间决非私怨，而是我要为朝廷正法纪，为百姓讨公道，不惜得罪权贵骄兵。这样既彰显了律法的威严，又为自己赢得了人心，从而也就给了郭晞及其部众巨大的压力：你们如杀我段秀实，必是尽失人心的不忠不义之举，量你们也还没有到这样丧心病狂的地步，决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段秀实的深入军营和以情动人的背后，是他将自己的执法和意图完全公开化，以昭昭大义，向朔方军的心理施加了巨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使得自己虽然看似孤身犯险，实际上却已经在道义上完全处于主动和优势地位。     

   第四，推诚以待，善后全德。事态初步平息之后，段秀实并没有急着离开军营，而是留在营中吃饭，就寝。这里也体现了他的三层良苦用心：

   首先，这是向郭晞和朔方军示以至诚，我今晚上把性命交在你们手里，说明我虽然执法严明，但那只是针对不法之徒，对朔方将士和郭家，我是真心把你们当朋友的；

   第二，我这是给你们时间继续反思，我人在你们手里，你们要扣仍然可以扣，要杀仍然可以杀，那么到底扣不扣，杀不杀？怎么做才是对的？我这样正好给你们一段时间去思考，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利害关系，是是非非彻底消化、彻底想明白，这样就巩固了我一整天的工作成果，把这些道理内化成你们的一种真诚的认同；

   第三，这也是给郭晞和众将士改过和证明自己、挽回名誉的机会：朔方军进驻邠州以来如此作为，在朝廷和百姓心目中的印象已经很不好了，但是我段秀实杀了朔方军十七名士兵，又在此留宿一夜，郭将军亲率朔方将士为我执勤站岗，第二天我安然出营，这就是向朝廷和天下百姓表明郭家和朔方军明大义，有胸怀，有气量，知错能改，不愧是大唐的忠臣良将，朝廷的腹心干城。——俗话说（记得我是听我们学校一位书记讲过这句话）：“好话不要一个人说完，好事不要一个人做完。”段秀实就是这样，他不但劝人改过，而且有意给人下台阶，给人留下改过自明的机会，这不但给自己的形象加了分，也给郭晞和朔方军的形象加了分，让他们切身体会到遵纪守法才是最光荣的，这才真正做到了善始善终，互相成全，达成“双赢”。     因此，段秀实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足够给“世故”两个字正名了。     

    有同学曾经说，“真诚不等于情商低”，“讲原则，也要讲感情，讲方法”，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做到“高情商”的真诚，做到有感情、有方法的“讲原则”呢？尤其是大家以后去当老师，当家长，当这样那样的管理者、制度执行者的时候，怎样才能做到既坚持原则，公正合理，又宽严有度，顺乎人情呢？相信上面所讲的段秀实的故事，会给大家一定的启示。    

     最后，还是建议同学们多读历史，历史中蕴含着最崇高的品德和最深邃、最真实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