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进促稳”“先破后立”与“精致利己主义者”

     去年12月11日-12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2024年的经济工作指出：

   “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

    这其中“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八个字，是首次提出。在我看来，这八个字不但可以用来指导当前经济工作，也有着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什么是“以进促稳”呢？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就是骑自行车。你只要往前骑，不需要任何别的支撑点，自行车就会保持平衡，不会倒；可是只要你停下了，就立刻会感到自行车向一边倾倒的趋势，这时你就必须以脚踮地找到额外的支撑点才能保持平衡了。

    这其实告诉我们：

    动态的平衡是一种更容易自我维持的更可靠的稳定；而静态的平衡则是十分脆弱的稳定。又如枪膛里刻有膛线，就是为了让子弹射出后绕轴自转，以此维持子弹飞行方向的稳定，保证射击的精度，这也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至于“先立后破”，一位教历史的同行聊天时曾说：“现在陈独秀已经不被叫作右倾投降主义，而叫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解释说：因为陈独秀并没有投降，而且他向国民党右派让步，也是受了共产国际指示。而另一位同行则认为，陈独秀固然没有失节投敌的动机与行为，但那种无原则的妥协退让起到的作用也就等于投降。

    后一位同行又说：“陈独秀明明对共产国际也不满，但他还是服从共产国际。这就是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各方面包括经费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

    我说：“这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即使不满，他也不知道如果不按共产国际说的办，那又该怎么做。毛泽东抓农运，逐渐在搞一套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革命路线，所以他才有底气不听那些洋教条。陈独秀没有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他就是再不满，实际上也只能照着做。”

   其实我读到过一些资料，新中国建国本来定在1950年元旦。但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访苏，回国前夕，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因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瘫痪，不复存在了，而你们现在已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

    刘少奇说：“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听后，建议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

    我党当时认为，还没有解放全中国并扫荡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建国时机就不成熟。这是一种“先彻底地破，再稳当地立”的思想。但斯大林认为不能如此，因为权力真空或无政府状态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乃至损害中国主权的借口，所以建国要提前，有了自己的国家和中央政府，防止干涉破坏就有了根本支撑。这就是一种“先立，再接着破”的思想。后来我党经过权衡考虑，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1949年10月1日建国。

     而且我发现，毛泽东同志一直就是“先立后破”。对很多权威的东西、教条式的东西，他会怀疑，但和很多血气方刚的同龄人不同，他不会急于大叫大嚷地去反对，去争论。他在怀疑中会按照自己的想法默默地做出一个方案来，然后按这个方案越做越好，这时就自然而然地破掉并取代了那些教条。王凡西（笔名“双山”）在《毛泽东思想论稿》中，也曾指出毛泽东的这一特点。王凡西是托派分子，对毛泽东这样做颇有微词，认为这是权谋、阳奉阴违、不坦率，等等，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这种建设性的实干家思维大大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人都会怀疑，但怀疑之后如果一味地“破”，容易陷入无休止的吐槽与内耗，结果并不好。

     我曾关注过一位国内Top5大学的文科博士（也是西部某高校的教师）的公众号。他的有些立场我并不赞同，但他对中国文科高等教育的一些批评我认为颇有见地。可是后来，我逐渐不那么爱读他的公众号了，因为我很想看到他自己的某些有创见的思想或是治学教书的心得，可是我发现他好像只有吐槽而没有别的。而他对现实的批评翻来覆去其实也就那么几条，但你认为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你又正在怎样做呢？这些才是我认为更有价值的东西，然而我在他那里看不到。

    而且他之后的那些批评越来越体现出他的心胸不够开阔。比如学生与老师有隔阂，不理解老师说的有些话，这是很正常的，并不代表这个学生人品不好或者不尊重老师。可他却不能接受这一点，似乎学生只能无条件地信服他、欣赏他乃至崇拜他。而且这位老师经常抱怨有些学生上他的课时对他极其崇拜，等到课程结束，就好像不认识他了，所以这些学生在他看来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就要大张挞伐。我认为老师想要得到学生的认同这是很好的——不想得到学生认同，或者对学生的反应无所谓的老师，也许是一位很好的科学家，但不会是一位好老师——得不到这种认同，或者得而复失，会有一种失落感，这也很正常。但作为老师，其实并没有权利要求学生无休止地提供“情绪价值”，尤其要明白：学生上你的课的时候受你的影响，比较佩服你，等到他（她）接触了水平更高的人，或者自己有了新的看法，就对你“祛魅”了，不那么佩服你了——这种变化不一定说明学生凉薄势利，反而可能恰好说明学生在进步。我前面说了，人应该“先立后破”，当学生还没有“立”起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只好先认同你，而等到他（她）认为自己完成了这个“立”之后，就一定会对你有所“破”了。

     而且，就算你真的碰上了那种“精致利己主义”的学生，也要知道这很可能是他（她）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必修的一门功课、必有的一种历练。实际上，我是赞成人在一定的阶段上要学会“利己”，学会“自私”，学会“冷酷无情”，学会“精于算计”，学会“以自我为中心”，学会利用好一切资源和机会毫无顾忌地发展自己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曾经将某些革命理想主义的表达作了适度的降温，转而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也一度被认为很“自私”“冷酷”“庸俗”，但回想起来，这不也是一个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必经阶段吗？我认为现在很多同学的问题并不在于太“自私”，而在于不知道怎样才是“对自己好”，甚至也不再追求“对自己好”而是对自己都不负责任了。

    我完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在你找到那种真正将你的灵魂整个征服的崇高理想之前，特别是在当前的这么一种社会环境之中，以“精致利己主义”为手段来全力发展自己是完全合理且必要的，因为所有崇高的理想主义都要求你奉献自已，可是如果你没有很好地发展自己，你又拿什么来奉献呢？

     同样，当我们自己的理想信念还没有成型，还没有证明它对一般人的可及性、可行性之前，也不必急于苛责别人的“精致利己主义”。这是因为，我们想要影响别人，也要“先立后破”。

    固然人的精神不是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而发展的，没人能保证“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定能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毋宁说，当你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时，你在进行一场浮士德式的冒险。但“精致利己主义者”与真正无私的理想主义者的确会共有某些气质：坚决、务实、自尊、自强，拒绝平庸、追求卓越——这也解释了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张桂梅校长喜欢的那一首《我本是高山》为什么会令很多有道德洁癖或政治正确洁癖的人不舒服，认为这些话太“精英主义”、“自我中心”，缺少平等意识和对群众的尊重，似乎与张桂梅校长信仰的communism相悖。殊不知一切平等、平衡都是在追求更高的承认中动态地实现的，而作为普通人的真正自尊的建立，是两次超越——对普通人的第一次超越和对精英的第二次超越——后的自我回归，是一个必然要经历否定、异化、痛苦、扬弃的过程。

     共产主义是最能激发生命能量的东西。

     假如不是，那你信奉的就决非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