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少数人,能看且愿看的世界
我可以在此坦言,我不敢生活。
有人说,自己的“现实”已经千疮百孔,没有勇气也没有必要,再去了解他人的生活,这种自保与自觉,无可厚非。
而有些人,本质上拒绝真实生活。
我们假以书籍、电影与游戏砌城垒墙,借内省者姿态躲避粗粝野风。但生而为人,对社会性的天然需求,又促使我们于某些缩影中,寻找与他人的联系。
独立纪录片,就是这样一种补充。
实然,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纪录片略显尴尬。
一面被人误解为科教政宣喉舌,一面又因获取渠道狭窄而受众寥寥,常年逡巡在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夹缝中,左右为难。
但任何一个对个体与群体生态,对社会变迁之代价略有体悟的观众来说,独立纪录片,都是无法忽视的环节。
中国纪录片作者中,有些名字我们无法忽视,如吴光文与《流浪北京》、赵亮与《纸飞机》、蒋樾与《彼岸》……及许许多多费尽心力,以镜头铭刻那些粗糙、感性、冷静或茫然的影像。他们纪录下的流变与幻灭,揭露的尴尬与真实,与他们自身经历暗中对照。
今天我们不谈别人,只谈谈这些勇士中的一位——王兵。
今年初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上,华语作品集体挺进,确是无法忽视的侧影。入选一种关注的《地球最后的夜晚》,进入主竞赛的《江湖儿女》,都被媒体争相报导。
但因一些明摆着的原因,入围特别展映单元的《死灵魂》,罕有人提及。
全片时长8小时零16分,方言发音,纯法语字幕。
完全没有照顾常人观影习惯的打算,它不培养观众,它选择观众。
对近代历史略有所知,你就无法回避195X——196X年,甘肃省明水滩夹边沟农场的历史悲剧。
数千名“右派”,被有计划地饿死,有如另个时空的古拉格群岛,尸体随意掩埋于薄土下,直到数十年后,依然能偶遇曝天的惨惨白骨。
如此题材,自然少有能够重现原景的历史样本。王兵只能选择拜访当年少数幸存者的家人,冒着风险重回已被半封闭的戈壁原址,大量访谈于当下时空中仅存的些许印记,重构那一段被刻意淡化与虚饰的历史。
如王兵所说,“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不是关于生存的故事。”看似漫长无边的8个小时,只能给那些已被淡忘的死灵魂们,稍稍喘口气。
抱歉的是,为各位不至太早与小十君告别,咱们点到为止。
上世纪90年代伊始,由于小型摄影设备普及,越来越多的民间创作者,开始涉足纪录片拍摄,王兵就是其中一员。
在短暂参与过几部商业作品后,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后从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学成的他,开始正式涉足纪录片拍摄。
第一部作品,相对为人熟知的《铁西区》,《视与听》杂志全球优秀纪录片榜单中,唯一的华语片。
前后共分三节上场,整体时长超过9个小时,描绘了以沈阳重工业区铁西区为中心的三座国有工厂,停工前后的最后时光。
在整整三年的拍摄时间中,王兵记录下了国企改革这场重大社会变革下,数不尽的衰败与迷茫。
与明面上的工业纪录片不同,王兵在《铁西区》中,意图与实际展现的不是那种明丽或有序的表面,他不动声色记录下昏暗、破败与失意。
镜头前肆无忌惮相互辱骂的工人,只关心能发多少抚慰金的工人,在工厂里寻找能卖钱零件的工人,在升腾雾气与漫天火光中呆若木鸡的工人。
曾为共和国造血的厂房机器,与曾身拥最光荣身份的工人一起,好像被困在了一个越发狭小的世界。
虽然号称科班毕业,但丝毫没有体制内做派的王兵,以一种在当时看来实属罕见的先锋姿态,把所谓共和国长子,血淋淋剖开晾晒。没有妥协也没有掩饰,只是囫囵吞枣般纳入无数细节,再细嚼慢咽吐出大厦将倾时的每一道裂纹。
那时候王兵最喜欢的电影人,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他把这位前苏联导演当做信标,“塔可夫斯基之前,苏联电影基本都是爱森斯坦理论,是体制化的电影,为共产国际运动服务,但塔可夫斯基把电影重新拉回到个人表达,他的创作是基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是个人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
拍完《铁西区》,王兵对东北失去了兴趣,国外拿回一圈奖后,他返回西北老家,把目光投向了更为敏感的题材。
《和凤鸣》,少数没在豆瓣被和谐的作品。在2007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中荣获国际竞赛单元大奖。
与前文所提《死灵魂》,及被和谐的《夹边沟》一样,本片素材同样来自王兵十余年间,对夹边沟历史事件的整体梳理。
1957年,和凤鸣与丈夫王景超同为当地报社记者,但因为几篇报道的“偏差”,两人被划为“右派”,从此陷入人间地狱。
不到一年,丈夫王景超就被关押在夹边沟农场改造,在遭受长达两年非人的摧残后,撒手人寰。而等和凤鸣来到农场,连丈夫的尸骨都没能得见。
三个小时影片中,几乎都是和凤鸣老人面对镜头自述,丈夫死后20年间,她戴着右派帽子独立拉扯两个孩子长大,忍辱偷生,直到79年被平反。
1991年,她再次重返农场寻觅丈夫尸骨,却一无所获。有些人,即使成为了死者,也不能存在。
等待——是阅读王兵作品的前提。
你的面前只有一位老人喃喃倾述,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喑哑无声,有的只是平静镜头下,慢慢成形的历史棱角与逝去的生命,及让人连表达同情都无力的憾然。
除却对历史题材的关照,王兵也没有放弃对被有意无意忽视个体的关注。
就如《电影手册》主笔所说——“王兵擅长让那些被社会和媒体图像摒弃的人重新被推至前台,也因此在他自己的国家里特别受忽略,而那里本是最需要、也最应该认可他的电影艺术的地方。”
他行使着那些被主流媒体所放弃的责任与关怀。
除了关注云南山村留守儿童的《三姊妹》,与记录精神病人过往的《疯爱》,及《无名者》中独居山洞一言不发的“现代原始人”。
王兵的拍摄范围日益扩大,开始涉及个体复杂的生存状态。他的视角更加深入到,即使在那个人们不想看到的世界中,也算特殊的存在。
《疯爱》中,王兵花费3个月时间,拍摄云南一所精神病院里被“囚禁”的疯人。
他们有的在全封闭楼道中,一圈一圈反复狂奔;有的在深夜中,不断拍打墙上并不存在的昆虫;有的在全身上下,写满“我不吃饭就要饿死”;有的无论观看什么影片,都一脸木然。
但有别于催人泪下的煽情刻奇,王兵并没有试图打造出一座隔离外在世界的伊甸园,他全景式记录了大多数的丑恶与极少数的温情,那些远非正常人可以想象的场景,不会披着人文关怀的外衣。它只是冷冰冰地提醒你,少无病呻吟,更别顾影自怜。
王兵有那么一种能耐,可以轻易找到观众希望看到的现实和真正回避的现实,而从来不选择前者。
2017年的洛迦诺电影节上,《方绣英》获得了最高奖项金豹奖,这也是第一部获得如此殊荣的纪录片。
与王兵先前的作品不同,《方绣英》以一位老人将死之际周围人的种种,映射出中国南方乡村的运行生态,以及不可遏制的消亡前夜。
作为电影“主角”的方绣英,身患阿兹海默症多年,在医院治疗无效后,家人把她接回家中,慢慢等待她最后的8天时间。
亲人们来来往往,但大多数时间,只是习惯性地讨论病情,或者聊聊闲天。
这部作品中,王兵镜头的毫无掩饰与冷静逼人似乎发挥到了极致。
观看绝非什么舒服的经历。方绣英形容枯槁,面庞呆滞,无法合拢的口齿,绝无一点美感,长时间凝视很容易引发不适。
记得以前推送的《食人录》吗?与那种刻意为之的不适感不同,《方绣英》中弥漫的,是死亡来临前的精疲力尽与毫无知觉。
明知面前人行将就木的观众,与对死亡已无概念的方绣英之间的反差,暴露出一种巨大的荒谬感。
相比其他歌颂田园山水的纪录片,《方绣英》中的南方村庄,浑浊而衰败,南方城市的潮湿质感,在这里并非美好生活的点缀,更像模模糊糊的帷幕,遮住了某些无法直视的存在。
就像方绣英家人的议论,“她就像河里的船,慢慢沉了。”
“也许没有多少人看到,但是这个东西,总是有人能看到。没有多少人看到也不是我的过错。我不能说,因为这些没办法放,我就不去拍了,但我就是做这样工作的人,我不能回家睡觉去吧。”
有句烂俗的话:中国是“纪录片的题材金矿,随处一捅就出血”,实然也非然。
只有像王兵这样的少数人,才足够坚强,能发掘出麻木面孔背后的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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