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生育教训,一城独大影响国运

作者  城市局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提出以来，人们一直把人口快速增长视为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而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人口理论，是和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完全相反，认为经济危机是人口减少、“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

他们二人到底谁是正确的？

人口的故事在法国近代史上显现得淋漓尽致。

从中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的人口最大国。从1750年到1800年，法国的人口迅速增长，从2100万增长2700万。

而当时的普鲁士人口只有1200万左右，英国人口有900万，美国的人口仅仅300万左右。

巨大的人口基数上建立起来了法国的历史荣光。

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来看，在18世纪法国堪称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

法国的工业生产、对外贸易、技术水平遥遥领先欧洲大陆各国，英国也难以望其项背。

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后，到了拿破仑时期，法国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法国巴黎成为了欧洲的文化中心。

整个欧洲上流社会都以会说法语为荣，欧洲的主要交流语言从拉丁语变成了法语，甚至很多俄罗斯贵族都不会说俄语，只会说法语。

进入19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速度仅是欧洲的一半，导致法国在欧洲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

更为糟糕的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法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绝对下降。

1830年奥匈帝国人口超过法国,接着1860年的德国，1870年的美国、英国。

法国从19世纪初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了欧洲主要国家中人口最少的三等国家。

不知不觉中，法国的昔日的荣光已经不再，一个新兴的光芒万丈的德意志帝国已经取代法国，成了欧洲的翘楚。

在这一时期，法国的国力不断下降，经济实力被英国迎头赶上。

最明显的实力体现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战败，皇帝拿破仑三世被俘虏，赔款50亿法郎，割让国土阿尔萨斯和洛林。

其中，普法战争中，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联军仅就投入战争的总兵力为120万，对法国始终占有2比1的优势。

与之对比的是美国人口的暴涨和国力急剧增长。

美国在1820年时，人口仅有1000万，这个数量远远少于法国的人口规模。

到了1850年，美国的人口规模是2300万，30年内增长了1.3倍，等到1900年，美国人口便达到7600万，这远远超出了英法两国的人口。

美国人口增长如此之快，除了生育率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移民输入。

在19世纪，大约有500多万德国人移民美国，这占1900年德国人大约十分之一；

意大利移民400多万，奥匈帝国移民400多万，300多万俄罗斯移民和200多万斯坎纳维斯移民。

大约2000万移民+1000万美国本土人的子孙，最终造就了7800万的美国，使美国人口在19世纪扩大了几近八倍。

为何如此？

第一个原因是法国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价值观衰败得最快：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宗教保守主义迅速没落和世俗自我观念开始流行。

相比其他国家，禁止堕胎、鼓励生育的天主教观念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就在法国丧失了主导影响力。

当时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访问巴黎时就吃惊地发现，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巴黎人会进行正常的宗教仪式，他们对宗教毫无敬畏。

传统文化的衰退带来的是现代世俗观念的流行，法国人从巴黎上流社会到乡下农民都广泛使用节育措施，并将孩子视为一种自己的累赘。

当时备受追捧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就是这样的人，此人对自己的亲生孩子毫无感情，并把孩子扔进了孤儿院的垃圾堆。

他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中”备受法国人的追捧。

这种思想，必然带来法国人繁衍能力的急剧衰退。

相比之下，当时的德国人和美国人都相对保守，美国的传统宗教氛围要比法国强大。

这些秉持传统文化的人口尽管备受进步主义者批评蔑视，但却是美国生育力的真正保证。

在19世纪，美国福音派的生育率是7，这是个相当令人吃惊的数字，直到今天，这个数字依然有3.43。

第二个，乃是法国现代化资源的相对集中单一超级大城市，人口的过分集中恶化了市民阶层的生育潜力。

作为西方最早的绝对君主国家，法国历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传统，这一特性促成了法国的强大。

在路易十四时期，法王将法国的大多数贵族、财富和人才聚集在巴黎，以强化君主的实力。

这一政策的特性就是，使得现代化之后，法国的经济资源基本都集中在大都市巴黎，而巴黎对法国的人口形成了严重吸附性。

超级大城市人口生育的黑洞，急剧推高了生活成本，严重限制了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的人口增长。

相比之下，德国境内的巴伐利亚王国等各个邦国开辟了慕尼黑（巴伐利亚）、鲁尔、汉堡、德累斯顿（萨克森）等经济中心。

这相对缓解了大城市的弊病，降低了人口扼杀的风险。

而19世纪的美国更是如此，大多数经济活动上围绕着各州而非单一大城市。

20世纪初一些法国人口专家认为这一因素严重影响了法国人口增长。

总而言之，19世纪法国人口的严重衰减，在当时的法国各界引发了巨大的忧虑，并带来严重恶果。

19世纪初，庞大新锐的法国军队曾经在耶拿战役中横扫普鲁士的德国军队；

但在1870年，老龄化的法国在普鲁士面前一溃千里；

到了1914年，法国人更是被德国一只手压着殴打；而1940年的法国战役，更是让巴黎成为德国的战利品。

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从1871年的总理梯也尔，到1914年的总统庞加莱，再到1938年的达拉第，

法国政治家最恐惧的数据从来不是法国的经济增长，而是日渐萎靡的人口增长速度。

从那个一点点逐渐下降的数字中，法国的政治家看到了一种发自本能的真正危险，那将是对法国国运的历史审判。

第三个 乃是法国政策的可以引导

在大革命之后，法国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而拿破仑的法典取代了封建时代的各种法律开始通行。

当时法典规定父亲死后家产诸子均分，于是原本最有生育意愿的农民们（虽然也习惯晚婚了）也不愿意生育了，他们不愿意自己在革命当中得到的土地被分割。同时，大革命后，法国成为了一个金融帝国，大量中产阶级通过购买本国和外国债券成为食利阶级（即所谓的高利贷帝国主义）。

而这些食利者们吃的都是利息，因此唯恐损伤到自己的本金，影响生活品质，他们也天然地不愿意进行生育。另外，政府的引导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大革命之后，法国进入了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共治的时代，上层当然对大革命心有余悸，一直在探讨“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托克维尔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这种探讨的一部分）。

而在这种探讨当中，除了制度性的反思之外，上层阶级的一个论断就是“我们法国人口太多了，压力太大，贫民太多，所以容易暴乱”。

而他们的对策就是不鼓励下层阶级生育。

在著名革命家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中，曾经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描述当时法国社会对此的恐慌情绪，并以无情嘲弄，他写道：

“近几十年来，法国工人从法国上流社会那里学会了人工节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于两个。

法国工人们极端贫困。以致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养活大的家庭。

结果，法国的人口几乎没有增长。法国逐渐感到年轻人口不足的危险了。

它大声疾呼：“法兰西要灭亡了！德国人口增长比我们快！他们的士兵要比我们多！”

顺便说说，即使参军的那些法国士兵，也是一年比一年糟糕：身材矮小，肺部虚弱，气力单薄。

于是法国“顿时慷慨起来”：亲自起来坚决主张为工人们进行某些改善，使之恢复一下元气，多生一些孩子。

要知道，如果把母鸡杀了，那它就再也不会生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