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干涸、哄完孩子后无事可做：隆美尔为什么也会遭遇中年危机？

来源：微信公众号“青年维也纳”

1930年夏天，星期一早上，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士官生熬了两小时晨练归来，又热又渴，筋疲力尽，只想找到隐蔽的座位稍稍打个盹，早餐对这种欲望不消说只有促进作用。教官们最讨厌被安排在星期一上午授课，跟一群周末玩得太野、清晨又起得太早、永远昏昏欲睡的半大小伙子对峙，双方都难免感到绝望。

腓特烈大帝和格劳森瑙元帅从墙壁上忧郁地俯视着百无聊赖的课堂，操场上只有木头步枪和纸盒战车。

1926年开始，魏玛德国陆军部要求每个军官候选人无论兵种，都要在步兵学校受训至少一年，步兵军官则最多可能长达四年。反正一支总规模被限制在十万人的常备军也没有多少学校可以选择。

20年代的校舍

即使步兵学校严格遵守普鲁士做派，教师也很难找到激励人心的方法。教官大多是上次大战的资深中级军官，幸运地躲过了《凡尔赛条约》的无情强制裁军，但也没有什么升迁的前景可言。如同雨季繁殖下的青蛙被困在逐渐干涸的水洼里，心情烦躁地一边照料旱季里的新生蝌蚪，一边却只想早点把它们赶出去。 

不过，今天的授课讲师却是自告奋勇接过烫手的山芋。“他们在我的课上不会睡觉”，埃尔温·隆美尔上尉如是说。以军阶而言他算是仕途蹭蹬，但毋庸置疑是一位出色战士，只要在德国军队呆过一天，就不会对他脖子上的功绩勋章无动于衷。隆美尔对荣誉在乎得有点过了头，同僚们嘲笑他每天戴着“蓝马克斯”（蓝马克斯勋章，又名功勋勋章，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军队最高勋章）睡觉，可对依然有梦的年轻人，隆美尔的影响却是难以言喻的，一个活的传奇——身材矮小，气质文静，没有任何头衔和世家出身，只有不容违抗的镇定、决断，和最高荣誉勋章。

左上角第一张的教官拜尔莱因后来成为隆美尔在非洲的参谋长

“别扯克劳塞维茨（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我问的不是他怎么想，是你怎么想！”这是他对喜欢引证名言的学生的回答。 一个务实得可怕的人，他后来的参谋长斯派达尔曾经怀疑隆美尔除了军事领域以外可能没看过其他任何一本书。

显然这是不对的，不过隆美尔的现实主义和行动主义性格一目了然。他制造滑翔机，擅长微积分，修理摩托车与重机枪，热爱滑雪和摄影，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身负重伤躺在病床上时，他依然热衷与他唯一在海军的朋友卢格中将，热烈讨论和想象着战后改造地中海的宏大水利工程。符腾堡州并没有盛产伟大战士的声誉， 但从黑森林古老的钟表制造业到现代汽车机械与工业设计，却绝不缺乏令人肃然起敬的工程师。

隆美尔把手工业者的即兴才华带上了讲台。他用自己编的战术教材，撰写亲身战例，手绘地图，制作教具模型。一个上过隆美尔的课的学生，垂暮之年还记得他的一堂课，隆美尔问他们：山坡高地上有房屋和敌人据点，火力充分，但是炮兵坚持一定要不惜代价拿下这个观察点，你该怎么办？

未来的军官们开始讨论如何布置掩护火力，分组进攻，劣势如此明显必然会产生惨烈的牺牲。隆美尔背着手微笑着看着一筹莫展的学生们，没有试图掩盖他的得意。终于有人反应过来，“您是怎么做的？”

这是隆美尔一战早期在法国亲身参加的战斗，他带着小股部队绕到阵地后面，在秋日干燥晶莹的空气中，发射燃烧弹把驻守法军的房子烧了，火势蔓延，法军没找到进攻的敌人也没有救火的水源，很快撤退了。

1917年的隆美尔中尉

这种离经叛道的快速机变，定义了隆美尔一生的战术风格，他一生都不断被迫要对重大选择作快速决定，包括他自己的最终结局。“最勇敢的决策，往往损失最小”。

隆美尔的世界在1930年还是一方三尺讲台。他的上司是一位意兴阑珊、即将退休的老少将；他的同僚们毫无锐气、热衷城中的社交活动和职场斗争；至于学生，以青年人的纯真和肤浅痛恨着《凡尔赛和约》。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领土的剥夺

至于他自己，他马上就要40岁了，在上尉军衔里困了12年，也许在退休前会补偿性地升到少校，运气好的话或者是中校。他考虑过参加总参谋部的参谋军官考试，去信询问得到了礼貌的建议：考虑到上尉先生的功绩勋章，留在部队对他的职业生涯更有利。

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原因：毕竟他的名字中间没有那个至关重要的“冯”。

隆美尔的生活像封在一只凝固的、窒息的玻璃球里。

上尉在深夜哄好两岁的儿子，看着书架上几本厚厚的早年战地笔记，和摘下来的“蓝马克斯”（他并不真的戴勋章睡觉），突然有点恍惚，有一种冲动突然觉得自己应该写点东西，一本书之类的，哪怕是更新一下陈旧的教材也好啊！

否则还能做什么呢？

关于这本著名的书，和它遇到的最著名的读者（隆美尔的著作《步兵进攻》，被希特勒所欣赏），世界上的资料与话题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在权杖、荣耀和史诗般的机遇之前，隆美尔还需要在中年危机中挣扎四年。

与此同时，魏玛德国也在撕裂的漩涡里挣扎。经济大萧条在深化，通缩在恶化，私人部门与政府部门都在失去工作，而希特勒经历了发迹最迅速的四年。

德累斯顿步兵军官学校的确是这个国家的小小微缩玻璃球，只是，绝非像1929-1933年的隆美尔所认为的那样的无聊和安全。命运已经为他埋好了深沉交错的线索，有的通往荣光，有的通往结局，有的充满戏剧性。

1933年的法肯豪森将军

快要退休的校长，很快真的退休了。这位第二帝国的老男爵名叫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本打算安享晚年，但却出人意料地被他的老上级，魏玛陆军的缔造者塞克特将军召唤到了万里之外的中国，接替赛克特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工作四年，二战前夕被召回国重新投入现役，晋升为步兵上将，1940年占领比利时之后担任军政府首领。

法肯豪森将军对纳粹和希特勒并无好感，很早就与贝克上将、维茨勒本元帅一道，成为军队反希特勒720密谋的活跃参与者。法肯豪森将军和巴黎军政府首脑施图尔普纳格将军一起，私下积极争取旧日下属、时任西线B集团军总司令的隆美尔的支持。刺杀事件之后，法肯豪森被捕，幸得被盟军解救，1951年获得特赦。（法肯豪森在比利时曾经与化学家钱秀玲一道帮助了犹太抵抗组织的被捕队员，此事被曾拍成电视剧《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青年斯陶芬伯格

与隆美尔擦肩而过的一位学生和符腾堡同乡，虔诚的天主教徒和骑兵军官，1928年在这里完成了一年受训，那时候他双目炯炯、四肢俱全、热爱体育和文学，迷恋于老诗人格奥尔基的民族文学。1943年春天，他已经成为上校，来到北非突尼斯，在这里失去了一只眼睛与一条手臂，并且又一次和被召回的隆美尔擦肩而过。这位来自斯图加特城郊的上校，克劳斯·冯·斯陶芬伯格，是1944年谋刺希特勒的主谋与执行者，他将彻底改变隆美尔的命运。

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1892-1973）隆美尔早年的竞争对手，蓝马克功绩勋章获得者

隆美尔当年的“蓝马克斯竞争对手”，费迪南德·舍尔纳不久也来到了军校，他和隆美尔之间的竞争关系还能通过小小的玩笑撩起，比方偷偷塞进隆美尔口袋里的餐厅刀叉。战争后期，舍尔纳成为了纳粹德国最后一个元帅与军队总司令。

最后，一个平庸无奇、热衷仕途的中年军官将于5年后来到军官学校，接替隆美尔教授战术学。此后此人进入陆军人事部，最后成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1944年10月14日，带着一颗氰化物胶囊，首席副官布格道夫中将（Wilhelm Emanuel Burgdorf）的奔驰车驶进了隆美尔元帅家的花园大门。

隆美尔的葬礼

结语

因被卷入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中，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布格道夫1944年10月14日带着毒药来到隆美尔家，当日，隆美尔被迫服毒死亡，时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