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不能让地下邪教，变成“影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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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前提醒：中国反邪教协会提醒群众，特别要增强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发现邪教人员在从事非法传教，聚众闹事和散发非法宣传品等行为时，要立即报告有关部门。中国公安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明确认定了14种邪教。要是身边有亲戚朋友接触过这些组织，请尽快提醒他们并拨打110。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您看中国的谷智轩。今年1月，河北多地爆发疫情，至今尚未结束，大量病例据称“参加了活动”，国家领导人19号表示，要吸取“宗教活动传播疫情的教训”。宗教问题再次站上了风口浪尖。

先考考大家，中国有几种合法宗教？ 佛道伊斯兰 天主基督教。中国是最大的无神论国家，但也有近两亿信教公民，信教和不信教自由，我们都要尊重。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是地下邪教，不少人还记得2014年，山东招远麦当劳杀人案，那一年，中国警方在河南河北、江苏安徽等地，陆续破获“全能神”邪教案件，抓获上千人。

为什么宗教长期存在，为什么中国农村邪教屡禁不绝？我知道很多人看不完，先说结论，打铁还需自身硬，治理越好，宗教越少，青壮年越多，宗教越少。如果政府不深入基层，从多角度为弱势群体兜底，就有形形色色的势力钻空子，国家不治理社会，宗教就会“帮你治理”。本期《消化一下》，我给大家聊一聊中国的地下宗教。

说到宗教，我们总要说说它的发展史。人类文明早期，宗教解答了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宗教团体客观上承担部分管理职能，又能提供价值观规范社会。而中国古代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自打秦汉统一以来，皇权至高无上，任命百官统治中华。古典时代经济基础是土地，官府的任务，一是收土地税，二是收人头税，三是征徭役。但农民的特点是高度分散，剩余价值又不多，养不了太多官员。皇权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官僚，始终无法构建有效基层治理，只能退而求其次，同自下而上的宗族乡绅共治，所以基层生态又叫，“皇权不下县”。

历史上王朝收编了一些“官方宗教”，但这些宗教只能满足士大夫的精神需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张角会放“雷公助我”。到南宋，生出了白莲教，和民间信仰融合，底层民众又信“弥勒佛”又信“无生老母”。教内财产均分，“有患相救，有难相死”，可以不带一文钱，逛遍全天下。清廷为了镇压白莲起义，花了两亿银子。清末，民间信仰又成了不少人污蔑的义和团、红灯照，但这场人民自救，击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幻想。所以广大人民，总需要这些“真宗教”，无论是“扶清灭洋”还是农村日常生活。生病算卦看风水；不孕不育要求子；天灾人祸等粥喝。皇权控制力不足，提供不了社会服务，就会给民间信仰留出生长空间。有宗教信仰，就有配套的宗教组织。嘿，民间宗教的历史很有意思，这里咱们挖个坑，先不展开了。

新中国的立国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千百万革命者打倒土豪劣绅，在农村建立基层党支部，培养乡村干部。建国后政府重建大众动员体系，恢复基层治理。这样一来，“皇权不下县”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政府感知到每个人，这叫体系碾压，其实《三体》里也有个词差不多，机灵的你可以打在弹幕上了。至于过去的民间秘密宗教，有个统一名字，叫“反动会道门”。人民政府“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把“民间宗教”统统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改革开放后，宗教在“信仰自由”的背景下，开始恢复，教产被归还补偿，神职人员不再是“反革命”。考虑到基层自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80年代后，国家行政权力收回到了乡镇一级，行政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政府和组织从基层撤出。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成了历史，普惠了八亿多农民。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村集体和地方政府失去了收入来源，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能力，随之大幅削弱。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快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矛盾。不少人没能享受到经济红利，也无法通过有效渠道表达诉求，成了社会边缘群体。跨地区流动和阶层流动，比如子女上学，外出打工，进城买房等等，都加速了传统社会原子化，血缘联系越来越淡。过去，不少矛盾在家庭内解决，现在浮上水面。比如说中国农村在市场经济下，青壮年外流打工，老人小孩留守。2019年全国农村仅剩5.5亿人口，1亿是老人，1.4亿是小孩。大量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既需要互相帮扶，又需要心理寄托。传统家庭已经破产了，靠谱的组织在乡镇，出了事儿怎么办？要么自暴自弃甚至自杀，要么只能信教接受洗脑。这种环境，天生适合宗教传播。

前三十年的社会革命，已经把绝大多数反动会道门连根拔除。“民间信仰”无论是形式还是组织，都已经支离破碎、不成体系。结果以基督教为主的海外宗教填补了真空，首先就有现成的、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又因为是“洋和尚”，容易被接受。另外啊，一神教排他性很强。一人信教，全家跟进，全家信教，带动全村，其他人就成了“不信者”。信众越多，“不信者”心理和道德压力就越大。久而久之，基督教成了农村宗教的主体。有统计，中国基督徒八成在农村。《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2018年白皮书表示，全国有3800万基督徒，5.7万宗教人员。但地下教徒的数量，由于统计困难，说法不一，往少了说是四千万，最多有估到两亿。这其中既算了比较正经的天主教、新教，也不乏打着“基督教”名义的非法团伙。

好了好了，知道弹幕里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打“邪教”了。但我们要澄清一点，地下宗教不一定是邪教。在中国，“合法宗教”、“非法宗教”和“邪教”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但B站的一键三连，却和我们这档节目息息相关。

合法宗教开头考过大家了，而“非法宗教”，是那些没通过政府登记注册，或不承认政府领导的宗教。因为不合法，所以地下传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罗马天主教。冷战期间，罗马教廷持反共立场，煽动教徒反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禁止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支持共和国。1952年双方始终谈不拢，于是停止了接触 。1957年，中国天主教代表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教会。罗马教廷触碰了中国最根本的立场，所以我国不能承认。罗马教会在中国长期靠秘密传播，这些地下教会自诩“接受教廷领导”，他们是非法宗教，但并不一定是邪教。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将罗马教会纳入管理，保证信徒合法信教。2018年，中梵签署了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去年十月协议续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改善中梵关系始终抱有诚意，并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所以也有消息盛传，梵蒂冈将和台湾匪帮断交。

那么哪些宗教是“邪教”？这是有明确认定的。三大特点，“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这些邪教组织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就是“全能神”，企业化运作，高效敛财。甚至因为“拉羊”效率太高，吸走了大批地下教会信众，成了教廷心腹大患。罗马教廷多次呼吁教徒，抵制全能神。这要换三百年前的欧洲，罗马就应该派出审判庭了。那话咋说来着？比异教徒更可恶的…是异端。

“全能神教”又叫“东方闪电”，创始人是赵维山，1951年生于哈尔滨工人家庭，初中毕业后当过木匠和工人，1983年接触邪教“呼喊派”，工作期间向同事传教，1988年因为工作不佳，被单位解雇。次年，赵维山自认“修炼”得差不多了，和亲信在哈尔滨永源县“建教”，自称为“全能神”，人数发展到上千。

赵维山的理论特别逗，必须给大家讲讲。 说的是耶稣第一次下凡，工作没完成，先走一步；所以就有第二次下凡，成了女的。这个“女基督”名叫杨向彬，1973年出生，河南人。1990年高考落榜，患上精神疾病，经常说胡话，说自己被神灵附身，梦见了异象。经过“劝说” 加入邪教。杨向彬是“女基督”，赵维山是“大祭司”，主要工作，说白了就是COS东王杨秀清，解读“女基督的神意”。这两人1993年结婚还生了儿子。

就和很多建国后“称帝”的人一样，警察叔叔一出击，“全能神教”就旋灭。赵维山上演“出黑龙江记”，流窜到“流着奶和蜜”的河南省清丰县继续发展。还从追随者中选出七个门徒，成了“神的化身”。但警察叔叔无处不在啊，2000年赵维山改姓徐，潜逃出国，靠“宗教迫害”去了美帝，他对信徒说，被抓是“神的考验”。2009年的电影《2012》在国内爆红，万万没想到“全能神”很潮，靠这片子宣扬灭世说，信徒大增。因为散布末日言论，2012年上千人被公安机关逮捕。

“全能神教”不仅懂传播学，还懂现代管理学，企业化运作。赵维山之下，设立部门领导、省级领导、区级领导、小排领导和细胞小组领导，层层分工，开展工作。各层机构设立了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工作人员，分别负责主持、见证、摸底、接待。还有特别的训练基地，负责给人洗脑。信徒加入“全能神”需要“献祭”，这叫“考验信仰忠诚度”，说白了就是打钱。新人要缴纳2000元“奉献”，每年还有“十一税”，唯独这点倒像是基督教传统，米面粮油来者不拒。只信教不交钱，那就是“不够本分”。

披着宗教的外衣，完全企业化管理，只有一个目的，敛财。所以正规宗教还有“自我修养”，邪教传教是为了“企业扩张”，成员都有传教义务，制定激励机制，信徒积极发展下线，一传十十传百。和传销一个套路。

传播邪教，通常从边缘群体入手，首当其冲的，就是农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多多少少提供些医疗和社会救济职能，再雇点外国传教士，还能顺带教英语，对社会边缘群体尤其有吸引力。宗教带来了价值观，自然就有一套全新的社会评价体系，举个例子，不少家庭婆媳矛盾比较严重；但如果媳妇信了教，那媳妇是宗教“信徒”，婆婆就成了“不信者”，媳妇的“教友”堵着门骂你。在邪教的评价体系中，你发展的信徒越多，地位就越高，越被大家尊重。许多人原本在社会边缘，但是在这套系统中“重获新生”，进一步渗透其他人渗透，如果一个村子里的村支书、小学教师，都成了信徒，整个村子基本就都信了。如果说新冠是自然界病毒，那邪教就是社会病毒。

好了，又到了前摇时间，你以为我要换攻击方式，我偏不。以下都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当做社会学基础说给大家听听。

我们警惕防范地下宗教传播的同时，也要注意宗教兴起的客观原因。现代化造成农村乃至小城市人口流失，留下残缺的社会结构和巨量弱势人口。基层警力不足，治理缺失，让政府无法感知到地下宗教的存在，加剧了劣币驱逐良币，甚至给了邪教发展空间。这次，华北疫情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今中国有不少所谓“民运人士”，自称“基督徒”。不少地下教会，接不上罗马的线，就和天主教香港教区保持密切联系。天津2016年公开审理过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颠覆国家政权”案，他以地下教会为基础，派遣部下到国外参加“反华培训班”，所以地下教会可能不是邪教，却一定不合法。

马克思说：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许多所谓“宗教”的教义，稍微受过一点点教育的人，都会觉得可笑，但为什么“地下宗教”屡禁不止？因为宗教提供的，不仅是精神安慰，还有一套社会价值观和公共治理机制。治理逐渐退出基层，宗教就会把手伸到它不该管的地方。

很多人以为宗教定期举办的“讲道”、“集会”，是在讲宗教理论。实际上是给空巢老人小孩，甚至给不少心灵空虚的年轻人，提供了存在感。还是那句话，古今中外大同小异。根据我们团队舰长的个人经历，有个“耶和华见证人”组织，传教士苦修汉语，专盯着离家万里的留学生下手，吃喝社交一条龙，最后“拉你的羊”，这个团伙特点是禁止输血，2017年被俄罗斯高院判为“极端组织”。

政府缺失治理，就一定会有人“帮你治理”，偷这个懒，就会威胁到社会安定。对于形形色色的“地下宗教”，我们应当分开看待。现代社会诉求多样，对于纯粹宗教活动，法律保护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堵不如疏，与其蒙着眼，不如继续推动注册制，把民间宗教纳入官方感知，这样反而有利于打击那些“借教揽财”的邪教。而基层治理上，或许可以参考建国经验，把涉足社会安定的“宗教”管一批，关一批。

过去，基层治理吃过“息事宁人不生事”的亏，追求"0不满”，结果邪教猖獗，伤害了大多数人利益。所以重建基层，一定要触及到某些地方群体的利益，现在一年财政“三农支出”高达两万亿，动掉“土豪劣绅”的蛋糕，意味着绝大多数人有更大的蛋糕。这样才能动员起大多数人，激发参与热情。让农民参与基层治理决策，形成良性预期，才能节省成本，避免我们重蹈大洋彼岸某国 “资源下乡，治理不下乡”的窘境。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的爷爷奶奶还在农村，请常回家看看，虽然今年比较困难，但也可以视频一下，给我们点完一键三连，就赶快拿起手机吧。或许你我多走一次亲戚，邪教就能少一个信徒。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分享干货和知识，各位有什么意见或建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会精选出来给大家解答。保持更新不易，希望大家多多鼓励，关注观察者网，我是谷智轩，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