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界限 ——也谈胡锡进先生对《江湖儿女》和《影》的观感

近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先生接连在微博上简短地评论了《江湖儿女》和《影》。胡锡进对两剧的观感几乎相同，他说，作为“普通观众”，他不希望看到“好人不得好报”、“负能量”（《江湖儿女》）或“太阴暗”（《影》）的故事，而是希望看到“真善美”、平庸中的“光亮和感动”、以及丑恶情境中“人性的闪烁”。对此，贾樟柯导演回复说，讲真话、求真相才是最大的“正能量”，他也希望“好人好报”，但人生无常，平庸的人生也有令人感动的地方。张艺谋导演则保持了沉默。

毋庸置疑，在现代法治社会，“求真”无疑是导演（当然也包括其他艺术家）的基本权利，而且，越是伟大的电影往往越是导演自由地探求人性之真的结果。然而，电影艺术的“真”又是有界限的，它总还必须接受“价值”的审视和评判。以上述两部影片为例，《江湖儿女》讲述了新世纪以来一对“江湖儿女”的情感纠葛，折射了当下中国欲望泛滥、道义不在、一切向钱看的现象。《影》则借一出三国宫斗故事，展示了某种非常现实且灰暗的人性观：人的意义无它，只为“自保”。放在一起看，贾樟柯和张艺谋，两位代表了不同时代的艺术家所触摸到的俨然是同一个中国，一个古典价值体系（如儒家伦理、江湖道义）坍塌后崇尚个人权利的当代中国。不夸张地讲，作为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崇尚个人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不代表普通人不再期待和憧憬那些超越个人的伦理、道德等价值理想，否则做人何为？换言之，在如何为人的一系列“价值”面前，电影艺术所反映的“真”往往是有限度的，它需接受“价值”的评估和纠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贾樟柯与胡锡进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这是因为，贾樟柯尽管声称自己的兴奋点在表现“复杂人性”，但他并没有在《江湖儿女》中肯定或接受人性的复杂，反而对江湖道义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必然逝去“一声叹息”，他隐隐地正是在用超越个体的“道义”委婉地批评现代社会。贾樟柯的这“一声叹息”未尝不可以理解为《诗经》的“怨”传统，他已经拿自己的“价值观”在电影中完成了对“真”的审视和批判。

值得关注和批评的是张艺谋。作为“自带流量”的大导演，张艺谋具有非同寻常的前瞻力和概括力，他在上世纪90年代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名作中就已经点出了现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阴影。在这些经典作品中，所谓的儒家伦理只是作为模糊的背景而存在，其中的人——杨天青们——则已然成为霍布斯式一切皆为“自保”的“独狼”，《影》事实上接续的正是这一传统。对此灰暗人性，张艺谋在影片中始终保持中立。他固然可以用艺术家只揭露问题而不提供“解药”的信条为自己辩护，但“不提供解药”的辩护理由恰恰证明了张艺谋以“求真”为鹄的的作品是不自足的。甚至可以说，较之贾樟柯，张艺谋在自由“求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彻底，因此张才更是维护“价值”的知识分子的强劲对手。

我想，电影的界限事实上标示出了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张力关系，艺术家尽管自由“求真”，知识分子则尽力维护“价值”，在理想的情况下，两者互相循环，形成一个健康、良性及自足的文化生态：艺术家发现问题，知识分子尝试解决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艺术家继续发现新问题，知识分子则再次跟进解决，如此往复。“与时偕行，终日乾乾”，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