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恭王府小记

前言，

黄粱一梦终须醒，无根无极本归尘。

金龙飞天归何处，不如凡间做真人！

正文

恭王府前身为乾隆宠臣和珅的宅第。1769年，和珅承袭其父三等轻车都尉。后在太学读书，被当时的军机大佬英廉看中，选为孙女婿，同时密授为官之道。因祖荫起家，被宫里录取为侍卫。

您还别瞧不起宫里的侍卫，这个侍卫，想当与现在的警卫班，那是随时在主子周围，天天可以聆听主子教诲，而且还能混个脸熟的低级别的好缺。和珅起家，是因为长得帅，玉树临风，学习好，会多国语言，而且在满人里对汉文化的理解也是拔尖的，有背景，受朝里重臣的指点，遇到机会敢下手。

一回乾隆看奏折，很生气，随口说出，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和珅一看机会来了，答对到，典守者难辞其咎。此后，被大猫看中，一路高升，是乾隆朝著名的火箭干部，最后和乾隆结成儿女亲家，真是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也埋下祸根，嘉庆为太子时对其衔恨至深，两个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也是因为各自的位置决定的。嘉庆登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惩办和珅，抄家，下狱，赐死。

同年，和宅被嘉庆皇帝赐予其弟、乾隆第十七子庆王永璘，改名庆王府。1850年，咸丰帝将庆王府”赐给其六弟、恭亲王奕訢。如此，昔日和珅宅第成了，恭王府。

恭亲王，是咸丰帝的异母弟弟，两个人从小被一起抚养长大，大位初定后，被皇帝哥哥闲置散养，八国联军进北京，咸丰避难热河，北京就叫恭亲王便宜处置，再后来咸丰驾崩，恭亲王联手两宫太后，诛杀顾命八大臣，因此不世之功，被授予摄政王的尊号，权倾朝野。

恭亲王在接受和珅这个宅子之后，仍不断改建，直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4）才基本落成。当时也是奕訢权力和地位的顶峰，自能调集大批能工巧匠为其效劳。

修整的结果，形成了今日恭王府前王府后花园的布局。奕訢《萃锦吟》卷七就有“同治年间邸园落成”的记载。今国家图书馆所藏恭王府整修设计稿也印证了：现恭王府建筑格局是那时固定下来的。

为了给恭亲王奕訢安府，咸丰帝还赏赐了包括银两、家具、字画、珍宝、绸缎等，

《奕訢秘档》记载：1852年5月17日，咸丰赏赐奕訢紫檀座椅等，“旨将紫檀木宝椅一张，紫檀木纹榻一张，紫檀木宫椅十张，著传添补垫子送至恭府”。6月7日，咸丰帝再次下旨赐给奕訢家具61件，其中紫檀家具47件、黄花梨家具4件、楠木家具1件、金漆家具4件、黑漆描金家具1件、洋漆描金家具2件、文竹家具1件、红雕漆家具1件。

字画方面，奕訢之孙溥儒（亦名溥心畲）为民国时期著名画家，与张大千有“南张北溥”之称。溥儒曾这样描述他家所收藏的字画：名迹方面著名的有晋陆机的《平复帖》、唐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唐怀素的《苦笋帖》，南宋大书法家张即之的《华严经》，以及王羲之《游目帖》和王献之《鹅群帖》；名画方面，有唐韩幹的《照夜白图》、北宋徽宗赵佶的《五色鹦鹉图》卷、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南宋米友仁的《楚山秋霁图》以及宋无名氏的《群牛散牧图》等。

其中不少作品被收入《石渠宝笈》中，表明曾为清宫所藏。而溥伟在《平复帖》尾题跋中有“伟所藏晋唐以来名迹百二十种”之语。这表明，恭王府所藏晋唐以来书画名作不下120种，可见其收藏之丰富和品质之高。

日本古董商人山中定次郎，是恭王府文物的最大购买者。《山中定次郎传》中记述了他第一次到恭王府见到的文物珍玩：“府邸相当大，比如仓库，专放如意的如意库，放书画的书画库，放古铜器的铜器库，像这样的，就有几十栋……库里的东西上，竟然积着十五毫米左右的灰尘。仅翡翠首饰，就非同寻常，实在华丽，带回日本，即使卖给妇人做发箍，一粒也能卖四五千日圆。”山中定次郎回忆，恭王府大管家像抓豆子和金米糖一样，双手抓过一把珠宝来问他：“这些你出多少钱？”

奕訢有四个儿子：长子载澂，次子载滢，三子载濬，四子载潢。其中，载濬、载潢早殇。

载澂以放荡顽劣驰名，据说曾带同治皇帝出入花街柳巷，让奕訢深恶欲绝，最终父子情义断绝。载澂1885年因病去世，因无子嗣，慈禧太后懿旨，把载滢的长子溥伟过继给他。1898年，奕訢去世。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载滢的儿子溥伟作为载澂的嗣子，以长孙资格袭恭亲王王位，同时也承继了这座王府。

溥伟，当家作主后，为了复辟大业，陆续开始变卖家产，那真是国之不再，家之安存啊。

山中定次郎传记载，1913年2月27日、28日和3月1日三天，山中商会在纽约举办了“恭王府收藏拍卖会”。据保存至今的当年拍卖图录显示，这次拍卖会共有536件文物上拍，其中玉器250多件，青铜器110多件，瓷器130多件……所有拍品无一流拍，拍卖总额达280435美元，创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同年，山中商会在伦敦拍卖了恭王府文物211件。两次相加已有近千件，再加上拍卖之前，山中曾在日本国内进行过销售，因此，保守估计，他从恭王府收购的文物珍玩应在一两千件左右。

溥伟之子毓嶦介绍，恭王府在直隶省100余县州内占有的土地大约有7000多顷；在关外还有四个大庄头，每个庄头不下千顷土地，一共可能有近万顷土地。光绪末宣统初，每年收入的地租大约是12万元现洋。

熟悉行情的时人，如此介绍恭王府土地的价值：“恭亲王府在北京附近有价值约两百万两白银的土地，其中一百二十万两的土地是皇帝赏赐的，其余价值八十五万两的土地是恭亲王自己买的。

如此大的家产，也禁不住折腾啊，三回两回的就败了。

随着清朝的覆灭，清室王公的俸禄也告终止，加之田租征收越来越难，昔日王公贵族生活日趋拮据。雪上加霜的是，这些王公们大多只有挥霍之习——吃西餐、置洋房、装电话、买洋车、串赌场、逛妓院、吸鸦片等等，却无谋生之计。为了维持往日的排场和享受，只好或变卖祖上遗留的珠宝、古玩、字画，或卖掉祖坟的树木、砖瓦、石料等物以及马号、花园等附属建筑，最后直至变卖府邸。

贝勒载润，1928年先把府邸的中、西府以十万大洋的价格卖出，用以购买福特、道奇轿车和偿还赌债；十年后，又因生活拮据，以十万大洋的价格将府邸东路卖掉。

又如庆亲王奕劻的第二子载搏嗜好赌博，一夜之间输掉宅子。至于溥儒，除了卖字画，史料记载，他曾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找人，有意卖掉慈禧所戴、后赏给恭亲王奕訢的祖母绿宝石。

和其他王公府第一样，民清鼎革之后，恭王府也不可避免地收入锐减，而溥伟、溥儒等讲排场依旧。毓嶦回忆，有一个姓戴的管事，出于对主人的一片好心，曾给溥伟上了一个禀帖，劝其节约开支。溥伟大怒，认为一个奴才竟敢大胆干预王爷的事情，立刻将戴辞退。溥儒搬到颐和园之后，张大千住其隔壁听鹂馆，发现溥儒身边还有不少仆役，生活拮据，但仍不忘摆排场。张大千描述，有一天晚上他到溥儒家里去，等走的时候，一声“送客”，院子里的佣人就得打着灯笼、站立两旁相送，灯笼亮得跟白昼似的。这说明恭王府虽然已经没落，但溥儒还在摆着谱。

从恭王府中购得最大一批文物的山中定次郎，也于1936年底去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此后，山中商会在美国的财产被封存、拍卖。拍卖所得的8600多万美元被美国没收，山中商会损失了近80%的资产，最终走向式微。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恭王府的悲剧，是清室衰微的缩影，也有奕訢后人未能与时俱进的因素。金毓章是末代摄政王载沣之孙，在《生正逢时》一书中回忆，尽管民国时期摄政王府的生活水平逐渐下降，但载沣颇能安于这种日渐贫困的生活，吃穿用度很简朴，一般吃片汤、面条，一顿饭顶多两三个菜，而金毓章他们常炒窝头、做糊塌子、包饺子。尽管时局变乱，但与恭王府相距不远的摄政王府始终完好地留存在载沣家人手中，直至1949年后被政府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