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还为大屠杀哀愤,就不该为《大秦赋》叫好

真穿越回秦朝,你也不是那“挥剑决浮云”的秦始皇,你就一长平坑底的赵卒。

 

连着几天谈美国大选,说累了,您可能也听累了,我们今天来谈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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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各个视频网站都在放一部热播剧《大秦赋》,我那天瞄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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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我这个月最后悔的决定。

只看了一集,我就恶心的差点吐出来。

 

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人,在我看来,评价一个历史剧的好坏,有两个纬度:

第一,作为“历史剧”,这部剧可以有合理想象,但戏说不是胡说,改编不是乱编。

我们当然无法要求一部电视剧照着历史原典去拍,但你至少不应该做蓄意的歪曲,把黑的说成白的,把坏的说成好的,把专制君主说成老一辈革命家,搞得跟二月河老师作品一样,那就太扯了。

第二,作为一部戏剧,其中人物应该反映现实中人的正常情感,而不应该着力刻画一群神经病。

这几乎是一切艺术的本职工作。为了自圆其说,脱离真实的人性去强行塑造一些极端的性格,搞的剧里的人物都不说人话,不干人事。搞得跟二月河老师作品一样,也很不厚道。

 

而这个《大秦赋》,很遗憾,它就是这样一部被二月河老师灵魂附体的精神续作。在这部剧中,你不仅能看到编剧对于历史基本事实的极度扭曲,还能看到对“戏剧应反映真实人性”这一价值观的极度背离。、

 

说简单点,司马迁和莎士比亚同时被这部剧气的在棺材里打滚,你都不知道该先摁哪一个的棺材板好。

 

乱编历史的事儿咱就不追究了,更要命的是,我在《大秦赋》中看不到一个价值观正常的人物。这部剧集采用了典型的人物二元结构——真实的、性格合理的人物在剧中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种极端人物:

一种是无限高大上的“大人物”,以张鲁一饰演的秦始皇为代表。这种人在剧中的突出特点就是动不动用诗一般的语言、用超宏大的视角,搞一些非常混蛋的发言:

比如声称自己统一六国,杀人盈野盈城,是“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苦”。而被统一的六国百姓,因为都成了他的子民,虽然要被他侵略,被他看,但依然要为他的“大业”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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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斗胆问一句,凭什么?

张鲁一是个我很喜欢的演员,他的演技能把很多有极端性格的人物塑造的很有说服力,但这部影片中,我只能给他的表演打五分,百分制的五分,这也不怪他,导演给他安排的这个秦始皇实在太混蛋、太神经病了,马龙白兰度搬来也驾驭不了。

而与之相对应的,该电视剧着力塑造了另一种重点人物则是“贱民”。

六国百姓面对被秦人亡国灭种的危险,都一副奴颜婢膝的贱样,面对秦人砍向他们的屠刀,不仅甘之如饴,还跪求吞并。

比如,电视剧中有一个楚国老百姓,居然说出了“我不要当楚民,愿成秦人”的台词。

我看到这段时,都被气笑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基础历史知识都不具备,都敢跑来当编剧,我真是佩服他的胆量。

真实的历史上,楚人可比这硬气多了,即便在迫不得已当了秦人之后,心心念念想着的也是复国。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出生、前210年蹬腿死掉,

第二年,前“楚人”陈胜就喊了句“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打出旗号“张楚”,号召同胞们都回来当楚人,一呼百应。

然后到了公元前207年,暴秦就在六国百姓风起云涌的大起义中完蛋了。

楚国人要是都有这奇幻剧里的投秦觉悟,秦朝会死的这么脆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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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虽三户,投秦必楚?500

 

对历史知识的无知,

对人性常识的无耻,

对叙事逻辑的无能。

这三种“难得”的品质中,《大秦赋》的编剧和导演至少要占有两种,才能拍出这样的“神剧”。

更搞笑的是,该剧的主旨居然是用一种推崇至极的口吻,去赞颂秦朝——这个在中国传统历史上已经盖棺定论为暴政的朝代。

整个剧组里但凡有一个认真上过中学历史课的人,都不至于这么胆大妄为。

你去翻翻中国的正统史书,会所有几乎所有后世王朝在谈及秦朝的施政都离不开“暴”这个字,几乎没有正统史官和论者敢在官方叙述中给秦朝以《大秦赋》式的完全正面的评价。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秦朝实在是太暴虐了,后世王朝必须通过严厉的谴责秦朝,才能让自己与这个梦魇一般的暴政划清界限,告诉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绝不会像秦朝一样残暴,让民众们安心。

也正因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其实找不到能与秦朝可相比拟的后继朝代。各代都是一副“我不是,我没有,你别乱说”的架势。也只有五胡十六国时代出过几个“愣头青”,敢再以“秦”为国号。

而放眼世界史,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与“暴秦”相似的国家,我觉得那个在近代曾经祸害过咱们中国人的“日本帝国”倒真与其有几分神似之处。

不信?咱们来一条一条对照着看。

 

2

公元1937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至少三十万中国的被俘士兵和平民惨遭杀戮,而在整场侵华战争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制造了大量的成规模屠杀。正因如此,这份血仇让我们铭记至今,痛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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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上前几天是公祭日,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我这里就不多说。

 

而两千年前,秦朝对六国百姓的屠杀罪行,其实不遑多让。

公元前260年,秦军在长平击败赵军之后,坑杀了投降者四十余万人(据《史记》记载)。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史记》以简单的“赵卒”一笔带过,也就是赵军俘虏。

也就是说,秦军的罪行,最低也是个大规模杀俘。

但事实上,根据后世的研究者们考证认为,如此骇人的数量其实存在着大量的交战地区上党的平民百姓——由于秦军对长平完成的是合围战,可能有大批的民众根本未来得及出逃,而直接被秦人以“赵卒”的名义进行了坑杀。

实际上,由于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的是以首级论军功的制度,对占领区的平民进行屠戮,杀良冒功的情况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很可能是广泛存在的。

如若不然,你没办法解释以当时的生产力,秦军怎么会在兼并战争中造成那么大的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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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写稿子不太喜欢生搬硬套数字,怕破坏文气。但这里为了这里为了增强说服力,更为了给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一个直观的感受,不得不引用一下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对秦军斩首的数量做过统计,让大家看看的秦军的血腥屠戮有多恐怖:

公元前331年,秦败魏,斩首八万;

前312年,秦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

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

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

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

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

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

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

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

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

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

又攻赵,斩首九万;

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

遍翻秦朝统一六国的历史史料叙述,最常见的词汇就是“斩首”、“斩”、“坑”、“屠”、“屠城”、“屠灭”等,看的人都起生理反应了。

问题是杀的这些人,究竟是谁?

那些被斩的首级,到底是不是都是在战场上从对阵的士兵头上取下的?

前文说了,在“杀良冒功”无法制止、甚至得到鼓励的秦王朝那里,谁也不知道。

与西方史学家不同,中国的古代历史学者很少做严肃的数字计算,但东晋的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一书中,实在忍不住,给秦朝侵略战争的杀人数量做过一个粗略计算。

“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

也就是说,按照皇甫谧的测算,秦国吞并六国的战争,使得天下人口折损了三分之二。

如果这个数据是确切的,那么秦灭六国的历史,就是一场效率超过所有现代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而这个数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获得了现代史学的追认的,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早前的估算:在战国初年时,中国人口数量应在2700-3000万之间,而到了西汉初年,登记在册的民众人口仅为1500万左右。

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国人口非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接近一半。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个人口损失全都算在秦王朝的头上,但这个政权应该分担多少比例,你自己去体会。

是的,这才是历史的真相,在“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宏大叙事背后,没有《大秦赋》里六国百姓把秦朝当做“灯塔国”来箪食壶浆,而只有六国军民被“虎狼之秦”屠戮的尸山血海。 

3

六国民众惧怕秦朝,痛恨秦朝,就像抗日战争时的中国老百姓痛恨和惧怕日本鬼子一样。

而这种论断,是能够在历史上找到真实依据的。

典型例子就是长平之战,长平之战是战国末年发生在秦赵两强国之间的一场决战,而这场决战的起因特别耐人寻味:

秦国原先打的是韩国,韩国吃不住打,决定将其上党郡割给秦,消息传到上党之后,上党郡守冯亭立刻派人前往赵国求助,使者到了赵国后那话怎么说的呢?

他说,“上党之民,皆不欲为秦,而愿为赵”——眼下这个局势,我们不当亡国奴是不可能了,但即便当亡国奴,我们也不愿被秦统治,而想当赵人。

看见没,这才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跪求吞并”,只不过是韩国被秦国的暴虐逼的求赵国吞并。

而类似的事件,在长平之战后又发生了一遍。

长平一战,“人屠”白起率领虎狼秦师杀了40万“赵卒”,但得其地而失其民。战国时代,国力主要决定因素是人口,秦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流失,所以秦昭襄王过了几年后就命令白起接着打,掀起了灭赵之战。

以赵国此时的国力,正面硬抗秦国已经毫无胜算。怎么办呢?于是赵王就派了一个叫苏代的说客出使秦朝,去跟秦朝的丞相范雎谈。

按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家摆明了就是要吞并你,本没什么好谈的。但苏代说服范雎的这段话,特别耐人寻味。《史记》专门进行了记述:

“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苏代对范雎说:当年秦国打上党,但上党老百姓却都往赵国跑,可见天下人不愿当你们秦国老百姓的习惯太久了。现在如果把赵国灭亡了,老百姓也会纷纷投靠他国,留不下几个人给秦国,与其这样,还不如割赵国点地算了。

是的,这应该才是秦灭六国时代古代中国上演的真实图景:秦军东征西讨,但每到一地之前,当地的百姓就纷纷逃难,能走的都走了。整个战国末期,秦的地广人稀和山东六国的地狭人稠都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有不少人公开声称,自己宁可“蹈东海而死”也不为秦人。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何秦朝的最终结局会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那些被侵略、受屠戮的六国民众日夜盼望着秦朝尽早完蛋,因为在他们眼中,暴虐的秦朝与后来侵略屠戮整个东亚的日本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若一定要说区别,就是后世的日本帝国好歹还懂得给自己扯上一块“大东亚共荣”的遮羞布,而灭六国的秦朝连这个都不跟六国百姓讲,就是要夷其宗庙、毁其社稷、权使其士、虏使其民。

什么“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战乱之苦,寡人决心开战。”之流的神逻辑,都是当今编剧替秦王朝想的。其荒唐搞笑程度,不亚于“击毙当事人以阻止其自杀。”

人家秦国当年的发动对外战争的理由很耿直,就是单纯的想“广其土,拓其地”。至于土地上的“六国人民”,秦始皇根本没心思在乎,秦国军人们则觉得那是可以用来充军功的首级。 

4

 事实上,秦帝国崛起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最终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能够从这种崛起中真正得利。这跟旧日本帝国也是谜之相似。

“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这是马克思对于国家性质的精准定义。以这个定义而论,一个国家崛起和强大,应当至少是有利于这个国家内部的一群人的,将这个人群扩展范围的越大,每个人从中得益越多,这个国家的崛起就越正义而伟大。

以这个标准去审视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兴衰,我们就能给很多国家的崛起给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比如19世纪“殖民主义之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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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执政期内,比利时从一个风雨飘摇的小国迅速完成了崛起,国民财富急速增长,民主化进程也同步推动。你如果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比利时人,一定非常喜欢这位开明君主。

然而,利奥波德二世面对其殖民地刚果,却完全是另一幅面孔。在执政的40年内,利奥波德二世以铁腕残暴的剥削、压迫刚果黑人民众,强征当地人为他劳动,造成了大约300万刚果人死亡,这个人对刚果人来说,就是一个血腥的刽子手,为人所痛恨。

所以,利奥波德二世治下的比利时崛起是毁誉参半的,它确实惠及了比利时民众,但却给刚果人留下了累累血债。

欧洲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大多带有这种“半好半坏”的性质,它们确实惠及了本国的民众,却给其他民族带去了苦难。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恶性的“崛起”模式,除了“帝国”这个名头被无限吹大之外,没有任何人从其崛起中获得实际好处,二战前的日本,就属于此例。

上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时,我国老一代领导人曾经对那场战争定性:“发动侵略战争的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广大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这话初听起来很多人不理解,但实则特别一针见血,当时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迈向的就是这样一条疯狂的歧途:

在军国主义的狂热号召下,日本不仅将战争的灾难播撒向全亚洲、全世界,自己的民众也深受其害。在军国主义迷梦的号召下,男子献出生命,女性出卖贞操,整个国家将无尽的财富投入到疯狂对外扩张这个无底洞中,最终在两颗核弹中被炸得灰飞烟灭,什么都没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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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具体故事,我们有机会在详谈。

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回到两千年前,去审视秦王朝,我们会看到几乎同样愚蠢的崛起思路。

旧日本帝国讲“军国”,秦帝国则讲“耕战”,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告诉老百姓,他们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天皇效忠”,而秦帝国的设计师商鞅则告诉他的君主,其治下的臣子和百姓,就是帮他打仗或供其奴役的工具人。

实际上,秦王朝在发动对六国的兼并战争之前,首先发动的,就是对自己国内所有阶层的掠夺性内战:

与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民本”“民富而国强”思想针锋相对。反应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中专有《弱民》一篇,其开篇就提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的政治公式,强调“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的思想。

在商鞅的逻辑中,只有压抑民众的欲求、智能、意愿、权利,才能够强迫他们服从君主所制定的“法”,而只有所有民众都甘受奴役、服从法,国家才能强大。

所以商鞅苦口婆心的教育君主:“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

总而言之,商鞅这家伙的逻辑,就是要把民众约束的死死的,让他们最少限度的从国家的强盛中“分肥”,这样才能让他们“好管”。

有人说,商鞅是“东方的马基雅维利”。

我说,马基雅维利要是知道你敢这么比较,一定掐死你的心都有了,人家虽然写《君主论》,教君主怎么使坏、阴人,但人家还写过《论李维》讨论共和制啊!哪像商鞅这么一门心思、一肚子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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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很多严肃史家在写到商鞅最终下场时,都抑制不住幸灾乐祸之情,说他是“作法自毙”。

说白了:活该啊!

基于这种阴毒至极的思想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你当然不能指望老百姓能从秦帝国的强盛中获得什么好处。

至于贵族,上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在商鞅变法中他们一开始就被列为了被打倒的对象,整个中国贵族精神的没落,自商鞅变法始,这里不赘述了。

所以,在整个秦帝国中,最终从其扩张崛起中受益的,似乎只有皇帝一人。

他在这场对内和对外同时发动的无限度的兼并游戏中大权独揽,享受了无上的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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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上的真相真的如此吗?

读《史记·秦本纪》和《史记·秦始皇本纪》,你会有一种突出的感受,秦朝最高统治者的孤独、偏执与癫狂,是随着其集权的一步步加剧和秦国领土、势力的不断扩张而同步发展的。

在秦孝公时代,最高统治者偶尔还能做一下正常人,跟亲近臣子打打哈哈,展现自己随和的一面,到了秦昭襄王时,统治者已经必须做一个恩威无常以驭臣下的独裁君主。

而到了秦始皇时,他已经化身为了必须视权力为其唯一行动指南的“权力野兽”。

他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力,赐死了自己的“相父”,幽禁了自己的母后,扑杀了自己的弟弟,疏远了自己的儿子。在晚年躲在深宫中拒绝与人相见,并疯狂的惧怕死亡,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药而相信低级骗术,最终死在这一迷途当中。

这个秦帝国崛起的唯一“法定受益人”,他的人生真的是幸福的吗?

至于他死后其儿子胡亥的故事,那更是一个知名的悲剧,这个本性其实并不太坏的年轻人上台之后迅速的沦入了癫狂,屠杀了自己兄长和几乎所有兄弟姐妹,然后在短暂的穷奢极欲当中以“二世而亡”为秦帝国画上了句号。

在秦二世的生命最后时刻,面对来逼宫的赵高,刀架在脖子上,秦二世这个倒霉孩子总算清醒点了。

他苦苦哀求:我不当皇帝了,当个王行不行?当诸侯行不行?当个大夫行不行?当个庶人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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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行。

他的生命,已经被之前的挥霍过度透支了。

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胡作非为,早已被标上了那么昂贵的价格。有一天必须用生命来偿付。

是的,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也通向权力持有者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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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秦帝国的崛起,是一场没有任何人群从中受益的宏大悲剧,六国的百姓与士族被屠杀,秦国臣子和民众被驾驭奴役,甚至看似至高无上的皇帝本人,也因绝对的权力而扭曲变态,走向毁灭。

这就是一场空前宏大的悲剧,也正因其创痛之巨,中华民族才在其后进行了自省与自新。

在秦帝国尸体上建立的汉朝,选择用道家的“无为而治”和儒家的民本思想去消解秦朝法家制度中的毒性,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好不容易才勉强愈合了这道创伤。

我们的民族,用“汉”而非“秦”来自称,是有其深意的。

秦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其立国思想内核中所散发出的那种毒性,让我们没有办法将其直接将其化用过来,作为我们民族的旗帜来使用。

对于这一点,历代的传统史学家们,本来已经帮我们想的很清楚了。

而《大秦赋》的编剧,居然把它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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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知道,即便说了这么多,很多痴迷于《大秦赋》和《大秦帝国》系列的粉丝依然会找我抬杠:

“你怎么敢这么说!秦朝有万般不是,它毕竟给大一统打造了基础,车同轨、书同文、修直道、建长城、balabalabala……”

 

在我看来,这样的反驳,纯属强词夺理。

 

的确,大一统是秦朝留给后世中国的遗产。但我们需要反问:我们能不能为了这份遗产,强行给那些曾经的暴行抹上正义的油彩?

 

如果这种叙事逻辑是成立的,那么西班牙人毁灭印加帝国、美国白人贩运、奴役黑奴、甚至利奥波德二世屠杀三百万刚果民众,都将是无比伟光正、没有任何污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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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这些屠杀、奴役,虽然当时当地的一些人受了苦,但促进了全球化进程啊!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啊!如果没有这些屠杀、奴役,人类不知要晚几百年进入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啊!你可能今天还活在前工业时代呢,离用上智能手机遥遥无期,想想这多痛苦!

但谁敢因为这些“后见之明”给那些事一个《大秦赋》式的完全正面而肉麻的评价呢?

 

更可怕的是,如果这样叙事逻辑是成立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推得:为了一个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才能实现的宏大目标,眼下任何一个人个体的生命价值都是可以不被尊重、随意牺牲的。

这样的叙事实在是太激进了,不仅保守主义者会反对,放眼当今全球,即便最激进主义的势力,恐怕都不敢这么提。

极端宗教主义给其信徒的许诺还是“你去恐袭某处,死后上天堂”,好歹还有点对个人的“终极关怀”。

而某些“大秦粉”,居然要2000年前的六国人民为了他们死后不知多久才出现的啥啥理念,去引颈受戮,去对秦的侵略和奴役甘之如饴……

对这号人,劝您一句:醒醒,都2020年了,做什么白日梦呢!

真穿越回秦朝,你也不是那个“挥剑决浮云”的秦始皇,你就一长平坑底被埋的“赵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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