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厦大的美好时光（上）

    早想写一点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从小学到大学，经历许多所学校，而我为何只提厦门大学？不是因为经历了“非典”，而是因为在厦大的时光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一段时期。在这段特殊的最后时期，我为自己的学生时代画上了一个最完美的句号。

    是什麽让我觉得在厦大的时光如此特殊而美好？到底是经历了什麽事，遇见了什麽人，让我此生铭记。我一直将这个题目束之高阁，是我有所顾忌，假如坦诚吐露那些事和人，会不会让我的美好暴露出一层私心底色。可是，今天当我中年回忆的潮水再次澎湃拍击内心时刻，我忍不住地要把这美好时光的一些片段付诸于热爱的文字。

    是什麽让我觉得在厦大的时光如此特殊而美好？是我在那里三年中做了几件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做成这些事，又是因为我一直梦想能遇见而终于遇见了的一群人。这些事和这群人让我在正式踏入社会之际坚信，现实和未来是美好而灿烂的。

   在厦大，我经历最美好的一件事是我终于当了一回班长，一个由全年段40多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组成的大班的班长，是在公开竞选中几乎全票当选的班长。

    竞选的那天，是我正式注册成为厦大新闻传播系2002级研究生的第三周，大多数的老师和同学是初见，我走上讲台，心跳加速，我真该用右手按住咚咚作响的胸膛说出这两个词：服务和凝聚。

    因为紧张，我全然忘记手按胸膛这个仪式，我说出对班长职责的承诺：服务和凝聚。服务广大同学和任课老师，努力地将来自五湖四海、社会化程度差异极大的一大家子同学凝聚成为一个团结和谐的新集体。

    可能，研究生班最大的问题是松散，很大一部分研究生“昨天”可能还在单位上班，"今天"才重返校园，有的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好几年。以厦大新闻传播系2002级研究生大班为例，有的哥哥姐姐已年逾不惑，他们的孩子都在上中学了。

    松散造成直接可见的一大“危害”是上课缺勤率走高，这个问题不仅让任课老师头疼，作为同学也深受其害，试想一个教室七零八落只来少数同学上课，课堂上的同学会不会“心寒”？如果一个大龄学生连自己拼命挣来的重返课堂的机会都不珍惜，他会珍惜这个班集体，会积极参加班集体的活动吗？

    大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凝聚”不能止于口头的理念，需要我这位班长将它落实到位。

    当我从辅导员手中接过全班同学花名册时，我自作主张地暗暗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事关一项促进班级凝聚力产生的具体措施。时隔这么多年，每每回想这项措施，尽管存在方案出台不符合“民主程序”的瑕疵，略带“家长制”的色彩，但我一直认为，那是我做过的最美好的一件事。

    这个举措在全班迎来首位同学生日的那一天的第一堂课上，我突然宣布了，也不征求任何意见地实施了。那就是为每一位同学过一次集体生日会。

    就在首位同学生日的那一天早上，我比平时提早了半个小时起床，匆匆吃了早饭，赶往厦大一条街，在两家销售汉堡和烤翅的快餐店中间，每天早上六点至九点会出现一位卖花的挑担阿姨，我想给第一位同学的生日礼物准备一束鲜花，寓意“凝聚”之花的绽放，巧的是这位同学是女生，她大概率会喜欢花的。

    那天早晨，我如愿地买到了一束芬芳的鲜花，那一刻距离上午第一堂课还有半个小时。我设计的同学集体生日会是这样的，由我秘密地为同学挑选和购买一份生日礼物，在同学生日那一天的第一堂课前五分钟，我先上台发表一段抛砖引玉的说词介绍“寿星”。后来，同学们彼此都熟悉了，我的发表词才逐渐体现诗一般的含蓄美，有时，我会这样开场，“在今天这个美妙的清晨，我们面朝大海，沐浴暖风，又将激动地迎来一位同学的人生纪念日”，我一开腔，全体同学热切地竖起耳朵静候那个令他们心潮涌动的名字，连任课老师都会不由自主地整理起自己的衣服，微笑地注视着我，等待我的召唤。我说完一段开场白，引出了“寿星”，“寿星”或娇羞，或激动踉跄地在热烈的欢呼和祝福声中走上讲台，然后任课老师终于等到他（她）荣耀登场的时刻了：在集体生日会的第二个环节，由任课老师为同学“颁发”生日礼物。最后，同学和老师一起合唱那首简短而难忘的生日祝福歌。

    现在，回想起那一场场的课前五分钟的集体生日会，大家玩得很开心。我抱着一个朴实的想法，一个有凝聚力的班集体，首先一定是个让人开心的集体。

    老师们也玩得很开心。我们班只有40多位同学，满打满算扣除寒暑假，一年下来平均一周最多一位同学过生日，遇到节假日过生日的同学，自动顺延到有课的那一天补过一次集体生日会。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位任课老师都能有幸在自己的课堂上为学生“颁发”生日礼物。这里还存在一个机会不均的“严重问题”，有的老师一个月两次机会，而有的老师一年都等不到一次。

    集体生日会欢快地开展了两个多月后，有一天，一位平时看起来有些冷峻、上了年纪的男教授在开课前的几分钟逮住我，轻声地笑问我：“今天有吗？”我立刻会意，以“老师您贪玩了吧”此类意涵的微笑轻声地回答道：“今天没有啊，下周吧！”然后，教授若有所失的点点头，转身去往办公室取来教案准备授课。

    这项“凝聚”措施当时被系领导和老师公认是有效的，首要的体现就在我们班级同学的课堂出勤率上，指标高得让老师们出乎意料的满意。

    第一个学期快结束时，2003年的元旦新年将至，系里的一位副主任找我商量，他说，今年（2002年）是系里首次大规模扩招研究生，如何做好研究生大班工作方面一开始心里都没底，但一个学期下来，让他们发现了惊喜，同学们特别有集体感，任课老师纷纷给予肯定。系领导最后说到了重点，为了让同学们玩得开心，系里决定从办公经费中拨出两千元给班级，用来组织一次迎新活动，具体怎么开展由我来决定。

    这是新闻传播系第一次从办公经费中拨出资金给研究生班级当作专项活动开支。这次，我启动了“民主程序”决策，综合班集体意见，决定对标“春晚”办一场班级迎新晚会，全体同学分组采购、制作节目道具，抓紧排演节目，同时在学校附近的酒店租订大型室内场地。经过紧张有序的一系列备战，2002年12月31日晚，厦大新闻传播系历史上第一次的研究生与全体教职员工新年联欢晚会在驿景大酒店盛大登场。同学们的多才多艺，让老师们乐得合不拢嘴，场面欢快难忘，凝聚着全班同学分工协作的辛苦，统统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描述。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问题，我过去一直没有公开向班级具体交代，那就是生日礼物的购买开销出自哪里。这个问题直到我“离任”也没人想到来“审计”我。

    我“在任”期间，班级一年收一次班费，每位同学十元，总计400多元，应付班级通讯录和教师节的礼物等零碎开支是有余的，只是余额不足以为每位同学都购买一份生日礼物。我为同学购买的生日礼物，主要有鲜花、相框、笔记本、多肉小盆景，偶尔有某知名品牌的维生素含片。曾经也想过给某位男同学买份早餐，这位男同学经常因为要赶上早晨的第一堂课而来不及吃早饭，那时若出现一份含有肉包的早餐在他的生日会上，将会是何等的出其不意的惊喜。由于想法过于奇特，操作完成的难度系数也过大，本服务员最终未能将此想法兑现。

    言归正传，生日礼物的费用从何而来？费用总体实行的是AA制，即一半出自同学缴纳的班费，一半是我出的。毕竟这个想法是我私自拍板决定的，我理应对此承担一点费用，金额不多，唯愿每位同学当时能喜欢那份幼稚的礼物。

    有一次，下课时间，一位刚在课堂上过完集体生日的女同学兴高采烈地跑来对我说：“阿来，有没有笔记本啊，我想换一个。”

    我被她问得楞在了原地，不是她的要求来得太突然，而是让我有一点为难，那天只有她一位过生日，我在学校附近的礼品店提前一天买了一只毛绒宠物作为她的生日礼物。纯粹是为了营造一份神秘惊喜，所以买什麽礼物事先绝不透露，更不会私下与“寿星”本人商量。在她之前的一位同学生日礼物是笔记本，可那也是我随机买的。

    没办法，我选择顽固到底，生日礼物由我来“霸气”决定，不由同学自己按需选择，私人定制。我不得不承认，当人需要的是一个苹果，我却给他（她）一个让他（她）不怎么喜欢的梨时，结果会怎样？假如这样的事仅仅发生在我学生时代的那个集体生日活动上，或许无伤大雅，同学们满怀期待的只是一份过程的欢乐，而不是实用的礼物。

    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值得让人思考的问题，假如类似问题频繁地发生在我们的社会该如何破解。离开学校之后，我不再是“班长”，真心当好一个“服务员”，感觉虽美好，但太辛苦了，我又很庆幸不再是。

    我在厦大当班长的时光，虽然很辛苦，但绝对很美好。

    第二年，我没有选择连任班长，系里的专职副书记找我谈话，希望我来组建系研究生会。副书记说，系领导看到我们这届扩招的学生组织得很好，2003年又加大了扩招力度，全系研究生规模创新高。

    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我接过了系研究生会“主席”的帽子，这是一顶要为更多人操心的服务员的帽子，当然，我没有接着办一个规模更大让人更欢乐的生日会。

    我请求系里出资，以“主席”之名邀请受广大同学认可的论文成果最丰富的女同学担任总编辑，来主持并出版一份有学术含金量的学生刊物《传播新锐》，以此作为本系研究生会与省外高校院系研究生间的交流资料。

    这可能是厦大新闻传播系首份研究生学术刊物。在创刊号上，我的名字出现在位居总编辑之下的那一堆编委人员中，这个位置，我很满意。如果我的名字出现在总编辑之上，那一定会让我羞愧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