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农民乱谈：耍耍模型---产业三相波（中 4-5章）

4. 三要素的影响因子

在阐述完产业三相波、底层生存稳态因素与上层金融因素后，我们就要在这个框架之内解构一下构成产业三相波的投资、就业和消费三大要素，看看是什么东西在影响着其自身的波动。

4.1 投资

投资是驱动产业运转的原料。其来源主要由以下两个部分构成：

1）外部资金：政策投入，金融投入

2）消费所带来的资金流

投资的稳定影响着一个产业持续发展。针对产业的三个不同时期，投资的比重会有所差异。

产业成长期，因为其市场规模较小，商业模式不稳定，老旧产业挤压的各种因素。外部资金将是推动其运转的核心力量。

这时候，金融的融资，政府财政的补贴会成为决定其生死的关键。

从去年到现在，蔚来汽车经历了一次融资的绝境逢生。新能源汽车长达十年的回本周期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在初生期极度依赖外部资金的产业典型样例。

当产业进入成熟期，其重要投资来源则转为产业本身消费的回流。

而当产业进入衰落期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总的来说取决于大环境允许它活多久。这个时候垄断会成为老产业保护自己的手法，通过强硬地打压新生产业的方式，进而给自己续命。

对于新生产业来说，如果没有良好的产业政策保命，新旧产业的交替往往会伴随着非常惨烈的过程，严重之处，甚至得依靠冲突来解决。

4.1.1 产业政策与土地财政

良好的产业政策，是中国推动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

而产业政策所需要的，是财政的支持。

很多人对土地财政颇有微词，但凡事应当理性看待，首先我们要明确土地财政的本质是什么？

是政府/地方政府进行产业吸纳，公共基础建设的融资手段。

这就对应着三相波模型中，投资要素的生成。

正如上面所说，一个新产业在其初生阶段时，极度依赖外源资金的注入。而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主人翁，他需要一种能够有效完成资金积累的方式，这样才能够迅速地支撑产业的发展和相应的城市建设。

在西方，这种融资手段可以通过金融市场，而在中国，土地财政就是一个类似于金融的手法。

另外，对于公共设施的建设，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各自人头税制。中国将个税的主体放到了企业，而反过来土地财政则填补了城市和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窟窿。

单从投资的积累速率来看，土地财政是高效的。毕竟你不能让政府部门通过一个回报周期在十年以上的产业来获取资金积累。这倒真不是地方政府单纯想来钱，而是在优化投资要素积累效率上的一种创新。

可以说，因为土地财政的存在，才使得中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跨越式的产业与城市发展，才能保障产业政策的落地。只不过因为其聚敛投资的效率过于高效，以至于产生了相应的腐败问题，然而这也只能视为一种副作用。

4.1.2 重庆模式，土地财政的佳作

提到土地财政，就不得不提重庆的发展。地票模式在重庆的应用可以说是高效聚集三相波中投资要素的典范。

黄奇帆先生在这个过程中既解决了重庆山区的脱贫的问题，又同时解决了劳动力短缺与产业发展的问题。

可以说基于重庆独特的情况，这是一场对于土地财政，因地制宜的佳作。

对于今后的欠发达地区解决产业初期投资要素的难题将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地票的成功在于其因地制宜所焕发出的效果。同样的东西放到山东去，瞬间就成为了当地政府冲业绩的合村并居。

对此，只能说中国智慧的精华，就是在地化治理，盲目学习西方那种一套Build下所有副本的思路，是要吃大亏的。

4.1.3 房价泡沫真正的隐患

理想状态下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是政府通过卖地吸纳投资，通过投资支持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而那些被征地的农民进入城市，用征地产生的钱去获得城市里的一个房产，然后因为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房产升值，最终使得其以一名城市股东的方式享受到城市发展的红利。

这个模式的构想非常好，只不过其运转过程中遇到了三个问题：

1）先进城与后进城的时间差效应

细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的第一代原住民，基本上都从城市的发展，房价的上涨中获取了收益。但作为当下才进入城市的漂客们来说，因为没有享受到这波发展的福利，反而却要承担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于是乎，他们就成为了最反对土地财政的那一群人。

除非能够精准地将这些漂客投放到每一个阶段的城乡结合部，让他们充分地享受城市的发展红利，否则这种矛盾就难以消弭。然而现实中这却根本做不到。因为产业，教育等各种资源的分布都无法做到如此均匀的分布，因此漂客总是会往发展红利已经瓜分殆尽的城市中心区域涌去。

要应对这种现象，就必须逐步分散城市中心的资源。而这种去中心化的思路，就恰好地对应着了陈平温铁军这一派的城乡二元的发展思路。

2）地价带动房价

由于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一种垄断性的融资手段，则难免导致两个结果：

1. 垄断造成的绝对议价权

2. 融资目的导致的抬价的需求

意思就是当地方政府以售卖土地作为其支持城市发展的投资要素时，同一块土地，自然卖出的价格多多益善。而又因为其对土地售卖的垄断，使得这种多多益善的需求可以顺利套现。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循环，即越是希望通过土地财政融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城市发展，就越不可避免地将土地的整体价格抬高。而土地价格抬高自然会提高依附于其上的房价。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鱼和熊掌的问题，对于任何需要土地财政支持发展的欠发达地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在一些已经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则可以适当将其对冲，这也是我们在北京看到的廉租房模式。

如果要彻底解决地价带动房价的问题，就必须为地方财政创造一种可以替代土地财政的方式。否则对于任何处于发展中的地区来讲，投资要素缺失的危害远远大于那么丁点副作用的影响。

3）供应问题

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供需关系来看，土地供应受限是导致地价高的一个基本原因。但当下这种供需关系是否合理？

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最基本的背景条件：对于需要发展的地区，当地政府需要有效的融资手段。

当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的基本融资手段时，其对于土地价格的期望自然是低不下来。

事实上越是在欠发达的地区，当地政府对于土地溢价的渴望就越高。这自然就会导致土地财政无形中拉高当地的基础房价，造成二三线城市房价奇高的怪像。

4）投机资本

抛开地价与限供两个因素，中国房价的高和涨，存在其合理的地方，也存在其不合理的地方。

合理的是，随着城市的发展，房价肯定会涨；不合理的是，炒房的投机资本注入，加速或者打乱了其正常的增长过程。

以在下浅见，当前的房价增幅由三部分构成：

1. 城市基础建设发展所带来的合理增长

2. 土地拍卖带来的地价增幅所导致的房价增幅

3. 炒房投机资本涌入所带来的的不合理增长

对于第一点，这是应该的事情。如果政府投钱搞了那么多基础建设，房价还跌了，这还有天理？

对于第二点，基于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主要融资手段的前提，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有利有弊。

对于第三点，就必须好好说说了，因为中国房价真正的泡沫以及当下可以着手调控微操的点，恰恰就在这投机炒房资本之中。

要理解这点，我们首要要明白炒房资本进入房市的目的是什么？是像政府投入的资金一样去修学校医院，搞基建？

不不不，投机资本就是来裹一圈然后跑路的。

当它涌入这个市场中时，房价自然会蹭蹭蹭往上涨。但涌入的投机资本不会停留在这里支持国家建设，他们会等待着那个最适合套现离场的时机。

而这个时机一旦到来，他们汹涌退市，房价自然随之暴跌，最终受害与接盘的，都是那些老老实实望着从城市发展里获取点红利的本分老百姓罢了。

对于一个产业虚空剩余的压榨，就是投机行为的本质。这是一个看似不动产业实际价值的，人畜无害的自娱自乐一般的游戏。但却拗不过水奔泻而走时，总会留下一地鸡毛的客观现实。

当年亚洲的经济危机，东南亚各国打出的GG，日本房地产的泡沫破灭，其本质都是这种金融资本疯狂压榨虚空剩余的结果。

而中国的房地产有多少泡沫？这取决于金融投机资本在当地能多大程度地自由流动。

比如北京的房价，我认为就是合理的，毕竟在中国的政治中心，想离开阀门策马奔腾不大现实。

但深圳的房价，我就存疑，毕竟那个地方太自由了。

海口的房价已经逼到了成都的地步，但其城市发展程度远远不如成都。就这点你说没有泡沫，我都不信。

其实一二线城市的房价恰恰因为其高度的发展，集中的资源而实在。

但三四线房市的高房价就非常值得我们警惕，那里必然已经潜入了大量的投机资本。

在此我们要清楚，任何城市的基础建设都是有上限的，即便是产业新陈代谢的革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基于基础建设而不断上涨的房价，总有一天会停滞。

而投机的炒房资本总有一天是要离场的，什么时候离，取决于他对中国房价上涨的预期。一旦他决定要离开，那就是泡沫破灭之刻。

这种隐患的严重性，中央政府自然是清楚的。不然为何呼吁房住不炒呢？不过对此，国家只能通过政策一步步进行引导和放水，最终让房价的增长与城市的实际发展曲线吻合。

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大家也应该能明白将中国房市开放给境外资本的危害。或者说，国际游资最想进入的地方，恰恰就是中国的房市。因为他们当年用同样的办法打垮了泰国的经济，打垮了日本的经济。

放水+回流的灵魂收割模式，仗着其资本力量的强大，他们玩得是不亦乐乎。

4.2 消费

宏观上的整体消费量，可以理解为人均购买力与可消费人口的乘积，即：

消费总额=GNP x 可消费人口

普遍来看，可消费人口就是就业人口，当然也有如领救济金，靠生育补贴衣食无忧的德国土耳其大妈这种特殊情况。

但基于劳动创造价值的最基本原则，这类人所造成的消费本质上来不过是就业人口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以税收的形式反哺到他们身上，故而不将其视为真实有效的消费。

由此，可消费人口近似等于就业人口，即：

消费总额=GNP x 就业人口

于是乎，我们可以看到提高消费的两种最基本的方式：

1）增加人均购买力

2）增加就业人口

先说购买力的提升：

就此我们继续分解，在单一货币的市场中人均购买力对应着一个经济体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即：

GNP=人均可支配收入

而在多元货币的市场，比如国际市场中，人均购买力则体现为其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的汇率比与可支配收入的乘积，即：

GNP=汇率（eg. 人民币/美元）x 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此，基于爆炸式提高人均收入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如果要在全球市场中提高中国的人均购买力，人民币的升值就是难以避免，也相对高效和安全的方法。

当然人民币的升值会导致一些出口型的企业倒闭，进而反过来减少就业人口，这就对升值形成了一定的遏制。对此则需要适当的减少我国整体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

根据林毅夫教授给出的数据，2019年出口占中国GDP的17.4%，这个比例相较于08年次贷危机时的35.4%而言已经是显著降低。随着国内经济内循环的进一步启动，这个比例会继续下降---这就为未来人民币升值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在汇率升值之外，适当且合理地提高人均收入是增加消费的基本面，这其中就会对应着高附加值产业的比例增加，产业的升级等。

当然这种老老实实打怪升级刷装备的方式自然是无法满足资本对于消费的贪欲。于是乎信贷消费成了一个用未来来满足当下，突破收入限制的手段。

这种现象对于经济本身来说有利有弊，利就在于能够适当地给经济注点水，让其振奋，弊就在于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贷风险。

这点就像女人化妆PS一样，一个长相精致的小家碧玉化个妆，P个图，可能会显得更有女神的范；但如果换成乔碧萝，那真身暴露的时候就瞬间一泻千里了。

因此，信贷消费/超前消费，需要配套的监管措施作为前提。

4.2.1 经济废热

是不是所有的消费增加对于经济都是其正作用的？

就此，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增加消费的经济形式。这也是陈平老师在视频中所提到过的，经济废热。

废热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意即在一个热力学系统熵增到一定程度时，其系统产生的能量中有效能的比例降低，无效能大量喷射。

而就像在汽车的动力系统中，发动机散发的热能通常是无法被动力系统用来做功的能量一样，这些无法被利用热量就是典型的废热。

那如何去理解经济学里的废热呢？

陈老师以美国的昂贵医疗和法律服务为例子。前者是价格提高整体消费，后者则是兼顾高价格与一套繁琐的法律程序构建起的消费流程。这种昂贵表面上起到了提高美国人GNP的作用，但实际上这种表面的高消费除了养活了医生和律师两个高收入群体之外，其对于社会的整体贡献是即为低效的。

而如果其社会医疗系统，法律系统进行更为合理的系统优化，这些消费完全可以降下来，以之反哺民生。

在中国，相关的例子则明显见于教育行业，因教育市场化所造成的高度内卷的教育消费，使得家长们花了比上一代人多几十倍的教育成本，取得的实际效果却远远达不到投入的预期。

本质上来说，废热依然是热量，但却是对于经济正向演化无效的热量。

用耍耍模型来看，即经济废热形式的消费，对于产业三相波的有效贡献极低。甚至在消费总额有限的情况下，低效的消费挤压掉高效的消费，最终使得产业的波动因消费的“热寂”而坍塌。

如何定义消费之中的废热，我认为这类消费应具有以下两个特质：

1）低效的产业效应，即用高昂到几乎内卷化的消费去推动一个并不高效的产出。

2）对于生态，社会/民生两个底线要素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影响社会稳定。

针对此，可以从优化消费结构与再分配的方式来解决。

前者是调整需求和生产，使其相互更加有机结合，同时效能更高，就像当下所说的供给侧改革。

后者是对于废热较大的行业进行行业利润率的控制，变废为宝，使其流到需要资金的领域。这就好比在汽车的热循环设计中，工程师会利用发动机运行中产生的热量给乘客供暖一样。

4.2.2 消费转移

在分析西方国家经济结构性矛盾时，有两个转移是很值得留意的。

一个是产业转移，另一个则是消费转移。

在产业三相波模型中，产业转移的实质是就业人口转移；消费转移则如其名，是目标消费群体的转移。

普遍来说，两种转移都会带动一个经济体对外贸需求的增加，严重时则会形成极强的依赖。

对于产业转移来说，是进口依赖的形成；对于消费转移来说，则是出口依赖的形成。

1）进口依赖

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按照美国2018年的进口额来说，其进口总量占据全球总进口额的13.2%，稳居第一。而同时美国确实一个有着4亿人口，983,15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单从这些数据就可以看出美国整体经济脱实向虚，或者说产业转移的剧烈程度有多高。而由此就不难以想象为何美国国内会爆发如此激烈的红脖子运动，甚至选出了特朗普这样公开玩弄民粹的总统。

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是：产业转移带走大量就业，失业人口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种负面情绪进而又被选举政治给利用。

错不在产业转移本身，而在美国政府无法掌控资本逐利的贪欲，使得市场情况下的产业转移发生地过于剧烈，大量减少的就业人口最终导致三相波的极度不稳定。

2）出口依赖

出口依赖则可以将德国视为一个典型。2019年德国的外贸占其GDP总量已经达到70.8%，其中出口与进口五五开，各占到35%左右。这种惊人的外贸依赖，如果不是建立在欧盟可以被德国掌控的前提下，那要是回到二战之前的欧洲格局，怕是又一个元首将横空出世。

其中，德国对中国的外贸额度占到其总额的10%，进出口旗鼓相当，这客观上使得德国在经济上很难与中国脱钩，更别说与美国联合一致去孤立中国经济。

消费转移带来的是本国产品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这会让本国经济面临一定的外部环境风险。

此外，在汇率层面，出口依赖所需要的货币贬值与之前谈到的增加购买力的货币升值天然相冲。而从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长远方向来看，升值又不可避免。

于是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任何致力于将金融力量做到国际化层面的国家，都会不同程度地将出口比例控低，以此削弱消费转移所带来的副作用。

两种转移可以说是产业新陈代谢的一个具有两面性的结构性调整。其本质上难以避免，唯一可以控制的是其运行的速率，以保证产业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过度。

而在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我们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双重转移。一方面是吃下了他们把控不住的产业，让他们对我们形成了进口依赖，另一方面则是以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的巨大优势，吃下了他们因自身市场有限而无法完全被内循环消化的产能，让他们对我们形成了出口依赖。

这种双重依赖使得西方国家在跟我们进行博弈时，往往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即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高调出击，经济上却打得小心谨慎（除开特朗普这个无脑冲塔送人头的异类）。

而这种被动的最大成果，就是逼出了一个在我们看来非常荒诞不经的“印太战略”。

很多人认为印太的目的就是携印度一起遏制中国崛起。但印度到底几斤几两他们会不清楚？

以合川农民军愚见，印度真正的战略价值，在于其高达十亿规模，且还在不断增长的人口以及政治层面的完全可控（PS：甘地领导的和平独立并没有彻底清除英国的殖民势力以及印度精英脑子里的亲英美情结；而中国则通过土地革命，民族独立战争的形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他们摆脱对中国双重依赖的救命稻草。

虽然目前的印度还不足以完全履行这种功能，但至少这是一个潜力股，或者说除此之外，还能在哪找到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庞大且极易控制的大国呢？

4.3就业

就业人口是消费的基础。就业人口取决于所在经济体的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以及其可就业人口的数量。

一方面，要有足够的产业作为巢；另一方面，则要有足够的受教育人口去填上这个坑。

在两者满足要求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出源源不断的消费。

4.3.1 影响就业的两重因子

就此，我们可以推出与就业因子息息相关的两个东西：

1）人口基数

2）教育系统对就业人口的转化能力

一个高效创造就业的社会，其教育对于人口的转换是多层次的，低消耗的。

多层次体现在不同级别的教育都能够匹配到相应的资源，低消耗则是国民完成一个教育周期所付出的成本不会把他们搞得想放弃教育，甚至放弃生育。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恰恰消耗过高，熵化的程度令人发指。

4.3.2 教育的动与静

教育本身是一个可以深度分解的概念。

其中包含：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基础教育是九年义务教；职业教育包含职高，职中以及进入社会之后的企业培训；高等教育则是大学，研究生，博士。

教育因为其目标对象的不同，自然也需要不同的安置环境。

譬如之前网上争吵得最激烈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究竟该安在乡下还是大城市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

因为问题的本质在于科研所带来的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时间。

时间长的话，则其从业人员很难在短时间依靠产业自身波动带来的消费获取超额收益。这时候，这类科研项目放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大城市，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行业人才的流逝。

同时即便是国家对这些人的生活补贴起来，也会花费更高的成本。

反之，那些技术产业化周期短，比如像一年一个周期的手机开发，则因为回报稳定，与产业单元有着频繁的互动需求的特性而适合放在城市中。

此外，应用型的教育，如职业教育，如企业培训，因为“人力资源投产周期”，对“产业环境依存较高”的特点，也是适合放在大城市里的。

我们根据一项技术的产业化周期长短就可以科学地区分出哪些教育是“逐动”的，哪些教育是“求静”的。然后再根据其动静特定，对教育科研进行战略性的布局。将逐动的教育放在大城市里，用最好的产业配套去哺乳它；而对于求静的教育，则将其放到生活成本较低，环境宜人的乡镇，保障研究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给他们一个“修仙”的环境。

总结地来说，教育的逐动和求静有着以下各自的特征：

逐动：

1）较短的产业化周期

2）增值是首要目的

求静：

1）较长的产业化周期

2）储备是首要目的

4.3.4 基础教育的特征

由4.3.3所归纳的特征来看，基础教育是典型的求静教育。

首先，其目的不是为了创造短期内的产值，而是为国家储备大量“受教化”的国民。

其次，基础教育的投入回报周期是极长的，往往需要跟高等教育以及“逐动”的产业教育结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出结果。

此外，再加上基础教育普及的必要性，因此其布局关键不在于放在静侧，而是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

这种特质，就是以“求静”为基础，但又要均匀分布在国土之上的，用热力学的视角来看，这就是一种均匀分布下的伪低熵态。

而为了形成这种特质，就必须避免在其之上形成过度的流动性，也即是基础教育的产业化与市场化是需要十分谨慎的。倘若以“逐动”的追求短期产值的思想去推动基础教育，最终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基础教育的内卷化，低效化。

当下中国的教育内卷就非常形象地印证了这个现实。

从逻辑上来说，对于一个长周期的，求静的教育形式投入大量的财力，同时又期待其能起到瞬间改变命运的“逐动”的效果，这本身就是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

当然对于资本来说，动与静都是没有意义的。向家长们贩卖最大的焦虑，收割最大的利润，最终让幼儿园成为教育成本最高的一个环节，这想想也是非常的扯淡。

对于基础教育，我的态度一向是明确的，去产业化，去市场化，让它变成一个高质量的公共产品。

我曾经跟半夏打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比喻：

基础教育就像魔兽世界里的练级，高等教育，产业教育就是下副本拿装备。

就练级而言，无论是从奥格瑞玛，还是雷霆崖出发，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升级任务，这才使得这种基础的打怪升级变得便捷。试想，如果魔兽里的玩家升个级都必须先下几十个史诗难度的副本，亦或是要挤破头拿到大督军头衔，那将是怎样的场景。

然而现实就是这么骨感，昂贵的幼儿园教育，就像从0升到10级需要先入手十头幽灵虎一样，几乎是本末倒置了。

其实我并不反对基础教育有那么一点市场化的内容，就像我不反对魔兽世界出等级直升服务一样。但凡事都得有个度，如果直升一下动辄几十万人民币，那这种直升就是有问题的了。

话说回来，基础教育的布局也需要克服空间条件带来的限制，避免基础教育资源天然地向大城市倾斜。而互联网教育的兴起让我看到了一种专机。

在此，我认为李永乐老师开启的网课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例子。在线教育使得各种优质的教学资源可以不受空间因素干扰而充分地普及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随着5G技术，VR/AR技术的发展，我相信这种远程教育的体验会越来越好。在这点上，建议国家充分扶持，这对于我们最终解决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难题将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4.3.5 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是当下西方国家进口依赖以及国内社会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产业转移会对一个经济体造成如下的影响：

正面：

1）产业附加值提高

2）人均购买力提高

3）生态环境改善

反面：

1）进口依赖

2）失业人口产生

3）在地产业化能力下降

正如前面的论述，为了增加人均购买力，产业转移是必然的，也是大趋势。

但产业转移的节奏，时机与门类却必须非常谨慎地去把控。

西方社会因为产业转移的剧烈，最终造成了巨大的进口依赖。同时西方社会因为产业新陈代谢的节奏把控不当，导致由此淘汰的失业人口被民粹利用，造成社会分裂。

当然，产业转移对于西方社会打击最重大的，莫过于自身产业化能力下降。必须依靠全球产业链进行分段式的产业化，即：占据产业的上游，产业下游同步协调完成产业化，完成产业收益闭环。

然而这样的模式必须具有以下两个特征，才能保证西方国家在产业转移之后其产业化能力的维持：

1）拥有技术上的绝对制高点

2）拥有对于产业链下游国家的绝对控制力

从这两点来看，西方因为早年殖民主义而形成的全球殖民体系为其提供产业转移的最好环境。即便是一些所谓的，在二战之后民族独立的国家，因为其相对温和的独立方式，西方仍然可以通过其国内大量的买办势力与之延续这种不平等的产业分工关系。

直到中国这个强有力的挑战者出现，不愿意遵守殖民体系下的不平等的产业分工布局，这才对西方这种高枕无忧的产业转移受到了重大的冲击。

当然，美国的情况始终有其特殊性，特别是金融资本的介入。奥巴马政府搞了八年的制造业回流，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冲击，同时修复美国的在地产业化能力。只是美国极其内卷的两党政治无法支撑其可能需要十五年及以上的调控周期。

4.3.6 就业的总结

总的来说，产业是吸纳就业的前提，教育是转化就业人口的基本。

俾斯麦当年搞得教育普及，其实就是在为德国的工业化打下可就业人口的基础。为此，政府不惜对拒绝上学的学生家庭处于巨额的罚款，以此来保证国民受教育的程度。

同样，新中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可适用于工业化的人才。这对我们工业化全面起飞，最终工业总量全世界第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我们以这种视角来看待中国今天的农村人口外移的问题时，就会发现并不存在所谓城市化消灭乡村的客观历史规律。恰恰是因为农村在地化发展的滞后，使之不能形成稳定的产业，无法聚拢良好的教育资源，最终才使得农民不得不大量进城谋生。

当产业布局相对合理时，农村未必不能在地化发展起来。重要的是利用好其比较优势，发展适合其发展的产业。

18年端午节我在江浙一代自驾游，亲眼见到了不少江浙的新农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一个乡镇上有好几个大型的电梯制造工厂---这种一两个企业即解决当地就业问题，又解决当地经济成长问题的模式，让我想起了自己曾经待过的，福耀在德国小镇海尔布隆的工厂。

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去讨论人口流动往哪个方向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应该结合产业，科研，生态，战略安全等多个要素去合理布局人口。

我们应该摆脱纯粹从GDP增量视角来评价一个社会现象的习惯。正确地看待城乡二元，乡村振兴在稳态层面的价值。

此外，一个好的教育规划是应当与产业发展本身紧密结合的，特别是要保障新的产业进入上升期时，能够为其提供足够多的人才去支持其上升波动过程。

同时，面对夕阳产业的衰落和失业人口的产生，则必须将其衰落速率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保障新老产业的正常交替。

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在保障产业三相波中就业人口的稳步变化，避免其巨大波动对经济本身造成破坏。

5. 垄断的危害

5.1 商业准则与资本准则

为何反垄断是一个经济体健康发展的刚需？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垄断使得竞价机制失灵，从而导致竞争的不公平。同时垄断会使市场经济运行的准则从“商业准则”转向“资本准则”。

商业准则强调的是自由，公平的交易，契约精神。虽然是以赚钱而派生出的“伦理”，但好歹还有一定的原则性。

而资本准则却强调资本为王，流量为王，无视契约精神，无视交易双方的公平性，追求的是“热闹”与“简单粗暴地割草”。

如果说商业准则还算是生意场上为数不多的工匠精神的话，资本准则就直接把生意做成了一种极度低级趣味的恶俗圈钱游戏。

我们当下口诛笔伐的流量明星，二元对立的炒作，互联网公司的烧钱大战，本质上来说就是放弃了商业准则，而选择了资本准则。

而我们又应该清楚的是，商业准则下，因为契约精神的存在，对于多元化的商业环境是兼容的。因为在商业准则下，大家拼的是产品质量与服务品质，硬实力的东西，难以作假。

然而在资本准则下，垄断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为何？因为资本在意的最大化的增值，哪怕这种增值是竭泽而渔，违反基本的自然道理。在这种逻辑下，宣传和营销就成了其绝对的大头，同时能够控制越多的流量，就越能保证这种宣传营销发挥出最大限度的效果。

现实中的商业，根本上是商业准则与资本准则的结合，这点不分中外。

但是我们国内一些粗放增长的行业却逐渐倾向于能赚快钱的资本准则，进而就造成了当下中国商业环境下的一系列乱象。

在此说句题外话。如果以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观念来看，资本准则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大逆不道的存在。因为其自身违背自然，人心，社会的正常运转规律，属于违背天道的投机行为。只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近代的民族危机中被冲淡，才给予其野蛮生长的土壤。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尝试重塑中华文明的精神家园，那对于资本准则的思考和规范，将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5.2 耍耍模型对于垄断危害的图形解读

当我们以一种非文化的，纯数学的角度来解析垄断的危害时，则可以拿出耍耍模型对产业三相波的波形图。

在任何一个级别的三相波中（初级波，次级波，最终波），当某一个企业/产业所占据的波峰过大，其整体空间波图形来看，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倾斜面。如果把这样一个倾斜面想像成大海里的一道波浪，那自然是极度不稳定的，即将倾泻而下的滔天巨浪。

这种滔天巨浪相比波峰相对均匀的平静海面，本质上就是一种巨大的不稳定性。

如果用物理的思路去理解的话，就是单一波浪的势能过大，势能在转化为动能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能量冲击将对其环境中的经济个体产生恐怖的破坏。

任何经济体长期处于这种畸形的状态时。其经济生态层面的稳定性也就无从说起。

而中国思想文化追求平衡，其实就是一种深刻的反垄断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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