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点儿啥】“素媛案”罪犯出狱，韩国是怎样变成“事实废死”的？

各位好，我是观察者网的董佳宁。12月12日凌晨，韩国“素媛案”的罪犯赵斗顺（又译赵斗淳）刑满出狱。他在警察的保护下，乘坐公务车回到京畿道安山市，那里是他的老家，也是惨剧的发生地。

在他所有公开露面的场合，都聚集了大量的示威者，示威者们谩骂、质问、向他扔鸡蛋，高喊恢复死刑的口号，甚至不顾警察的拦阻，跳上他所在的公务车车顶，用力踩踏。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挽回一个事实，这个有反社会人格、曾犯下18次罪行，并无多少悔过迹象的恶魔，已经度过短短12年刑期，重获自由。

十二年前，2008年12月11日，他绑架了一名在上学路上的8岁女童，将其拖入附近一所教堂的卫生间，意图实施强奸。为了制止女童抵抗，他不断重击女孩头部，抓住头撞向马桶水箱，还撕咬面部，卡住女孩脖子将其勒晕。

侵犯之后，他异常冷静，有条不紊地清理现场，先用拖把、抹布等将地面打扫干净。然后为了消除罪证，将女孩扔进冷水池，用冲力极强的高压水枪冲洗其下体，还用棍子、树枝不断掏拉。他逃离现场后，女孩被附近的居民发现，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8小时的抢救，女孩生命脱离危险。但由于下体80%的器官被破坏，为了挽救生命，子宫以及部分肠道被切除，女孩终生只能依靠人造肛门与排便袋生活，并且，终生不能生育。

赵斗顺很快被缉拿归案。犯下这次罪行之前，他已有17次犯罪经历，曾在1983年因强奸致伤被判3年，在1995年因伤害致死被判两年。由于是惯犯，审讯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熟练的抗审讯能力，先是赌咒发誓不是自己干的，“怎么能相信小孩子的指证呢？”扬言如果自己干了就“立即自杀”或“接受阉割”。

警方找到确凿的物证后，他又改口说自己当时喝了很多酒，对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没印象。根据韩国刑法，如果犯罪者是在醉酒后、精神状态不稳定时候实施暴行，和存在精神疾病一样，可获得减刑，他前两次就是因为醉酒获得轻判，这次又故技重施。

1997年之前，韩国21部法律中，共计100多种犯罪行为可被判处死刑。但1997年底之后，死刑已在事实上被废除，对赵斗顺的量刑上限只有15年。这一点他自己是清楚的，在侦讯时，就曾威胁负责调查的刑警，“我就算吃15年、20年的牢饭，即使出来已经快70了，我也会在监狱里好好运动，你就等着我出狱吧。”

最终，2009年9月，尽管在他喝了几瓶酒、什么时候喝的等细节上仍有争论，法院还是作出判决，认为赵斗顺年岁已高，且处于因醉酒导致的辨别事物能力微弱的状态，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不公开其真实样貌。

此处有个细节，最初的法院判决中，特意说明了不会公开赵斗顺真实样貌，这是出于保护其人权的考虑。2010年，《特定暴力犯罪处罚特例法》修订，规定重犯的照片可以公开，但对于之前发生的案件没有约束力，不适用于赵斗顺案。直到今年4月，一家韩国媒体才将其样貌公开。

2013年，电影《素媛》上映。这部根据真实情况改编的电影反响强烈，韩国社会开始关注这次事件，一时间群情激愤。2017年9月到12月，青瓦台的网站上就有超过61万人请愿，要求重新审判，判处赵斗顺无期徒刑。到了后来，请愿系统中，大约有6500份请愿书都与其有关，大多是呼吁政府加重处罚力度。

网上一直有一个谣言，颇受各类影视营销号的喜爱，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大意是说《素媛》上映后，时任总统李明博向国民下跪道歉，大多还会配上一张照片，颇有说服力。

这里我们要做个辟谣，那张照片的出处，是2011年3月，43届韩国国家早餐祈祷会。这个祈祷会，起源于1966年的总统早餐祈祷会，除了有特殊情况，每任总统都会参加，虔诚的基督教信徒李明博也不例外。也就是说，这一跪与素媛案无关。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尽管民意沸腾，但青瓦台回复请愿时明确说明，不会再审。民众的请愿既没有让韩国政府重新审判，也没有让赵斗顺悔悟。入狱后，他先后递交了100多封请愿书，反复说自己当时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是无罪的，还经常在结尾写道，想和受害者见一面。

他的妻子一直相信他，经常去监狱探望他，接受采访时一口咬定，丈夫只是喝了酒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惨剧发生后，受害者一家曾数次搬家，但是据韩媒报道，这十二年间，无论他们搬往何处，赵斗顺妻子都会跟着一起搬家，最近时两家仅仅相距500米。前段时间，听说赵斗顺出狱后将回到安山，同妻子一起生活，受害者一家只好在善款的帮助下，再次搬家。

入狱后，赵斗顺一直在接受心理治疗，但收效甚微。2018年，韩国法务部对他进行了性犯罪治疗，经过鉴定，认定其“性偏离性很高”，“性偏离性”是一个检测指标，与再次犯罪可能性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在服刑十年、经历过550个小时的心理治疗后，赵斗顺依然属于“再犯危险群体”。京畿（机）大学的研究者分析，出狱后他有76%的可能性会再犯。

为了防止悲剧重演，韩国先是在2019年3月，通过了“赵斗顺法”，规定所有强奸未成年人的罪犯，如果有再犯危险，在出狱后会有专人进行24小时监管。

又在行政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公布其住所位置、在其住所附近增设4000多个摄像头、建立两个巡逻哨所、配备12名24小时巡逻的警察、聘请6位武术人才、向居民发放“紧急铃”等。这些措施看起来十分详尽，但究其本质，也只是法律层面的惩罚背离人们期待的正义太远时，一些行政上的弥补而已。

这些年来，韩国出现了数起轰动全国的性犯罪案件，除了本案以外，电影《熔炉》的原型，光州聋哑学校集体性侵事件也曾轰动一时。赵斗顺案后，性犯罪领域大规模的立法行动就开始了，这些立法行动中，首先受到关注的，就是儿童、青少年的性安全。

2009年6月，在原有《青少年性保护法》的基础上，《儿童青少年性保护法》出台。这部法律不仅关注青少年的性保护，而且为了预防再犯，完善了2000年的罪犯信息公开制度，规定刑满释放的性犯罪者要在警方处登记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住址、性犯罪前科等，这些信息还会在网上公开。

此后，这个法律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会根据社会情况，加入新的东西，许多制度得到确立，比如对犯罪者限制就业、进行再犯调查等。2013年的一次修改中，罪犯的公开信息扩大到具体的公路名称及建筑物号码，但是和公开照片的问题一样，不适用于法案出台前的案件。日前韩国国会特意通过法案，让赵斗顺也能受到这一条款的约束。

随着法案的不断修订，性侵儿童犯罪的最高刑期也不断提高，先是从15年提高到30年，后来又提升到50年，到了2013年，则变成无期徒刑，且禁止假释。

除了对儿童、青少年的着重保护以外，对性犯罪的惩处方式也得到了完善。2010年7月，韩国出台了《性暴力犯罪者性冲动药物治疗的相关法律》，简称《性冲动药物治疗法》。所谓的“药物治疗”，实际上就是我们熟知的“化学阉割”，指的是对患者采取药物注射的方法，使其在一定时期内性机能弱化，降低性欲与性行为频次。

如果你自己不体面，就给你治疗，帮你体面。法官在审判时或罪犯刑期中，如果发现罪犯具有再犯危险性，或累次犯罪的情况下再犯，都能根据精神健康鉴定结果，下达命令，帮助他们治疗恢复。

2012年5月，一位数次强奸女童的罪犯率先体会到了这种福音，被实施化学阉割。同年12月，随着性犯罪领域规模空前的法律调整，化学阉割法案的修正案出台，适用范围扩大，这种方式不再是对未满16岁者实施性犯罪者的专属福利，任何犯下这样罪行的人都有机会体验。

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化学阉割能将男性荷尔蒙，就是睾丸酮的数值降到0.5ng/ml以下，大部分人在被治疗后的22.3个月内里没有再犯行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化学阉割法出台同时，也确立了电子脚铐制度，所有对儿童、青年实施过性犯罪的人，出狱后都要佩戴电子脚铐，以方便警方跟踪、定位、管理。

总的来看，针对性犯罪问题，韩国这些年一直在修订相关法律，处罚力度不断加大，刑期不断延长，惩罚手段也更加多元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法律措施都没有提及死刑，无论素媛案等性侵案件多么令人发指，民间舆论中恢复死刑的呼声多高，将反人类罪犯处以极刑，似乎都不是可供选择的选项。

前一段时间我讲过的百香果女孩案，又出现了新的进展。12月15日，案件再次开庭，不公开审判，结果择期宣判。据百香果女孩的舅舅说，母亲陈礼言在庭审中途再次听到案情时，一度昏厥。

这两个案件很像，都是强奸幼女，都是手段极其残忍，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但是不同的是，侵害杀死“百香果女孩”的杨光毅，经历了死刑——死缓，现在又在重审，而赵斗顺已经重获自由。借这次的事件，我们简单回顾一下韩国的废死之路。

日据时期，韩国没有独立的法律体系，完全用日本法律。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颁布了1953年刑法，此后这部刑法始终没有被大幅修改。韩国法律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刑事特别法”，特别法中规定的死刑罪名数量比刑法多得多，刑法和20部特别法加在一起，总共有100多种罪行可被判处死刑，在数量上堪称世界之最。建国之后的五十年间，平均每年有25人被判处死刑。

死刑的方式是一直有绞刑的。绞刑是李氏朝鲜时期的传统刑罚，随着朝鲜的近代化改革，封建时期各类酷刑都被废除，只有它保留了下来，成为韩国建国后执行死刑的典型方法。相比于注射死刑、枪毙等处决方法，绞刑行刑过程更长，会给罪犯施加更多的痛苦，是一种不太人道的方法。

1988年，全斗焕倒台，韩国开启了民主化进程。政府开始清算此前政治斗争中死刑泛滥的情况，为受害者平反昭雪。此前被处决的罪犯中，有近半数都是政治犯，但之后，对政治犯不适用死刑成为一种共识，死刑的判决更加谨慎，被执行的人数逐年下降。1987年到1997年11年间，共有101人被执行死刑，平均每年9人。

9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已经开始，公众、司法系统、政府内部都有不同的声音。这里要简单提一下韩国的司法系统，韩国的最高法院叫做大法院，职能上和我们的最高法相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宪法裁判所，又称宪法法院，独立于大法院，主要职能是依据宪法进行违宪审查。1996年1月，宪法裁判所以7:2的投票结果，认为死刑没有违宪，不应该在立法上废止。

转折点发生在一年多后，1997年12月，政府处死了一批死刑犯，共23名。此后再也没有罪犯被执行死刑，韩国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

1997年成为韩国废死的关键点，有多方面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自国际的压力。当年4月3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上，意大利等45国提出了《死刑问题》决议，呼吁废除死刑。中国、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国家，旗帜鲜明地投了反对票，但最终决议以27票赞同，11票反对获得通过。

韩国作为一个有限主权国家，这个要求看来是不得不执行的。但有一个问题必须得解决，就是民意。当时韩国民众普遍支持保留死刑，之后的数次民调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么这样怎么办呢？只好通过司法上不执行死刑的方式，推进废死进程。

2007年12月，在最后一批罪犯被处死刚好十年时，“知名”NGO，“大赦国际”认定，韩国“基本上废除了死刑”，这可以算是“大赦国际”对韩国交上的答卷给出的满意的“批复”。2000年，92名议员提出立法议案，想用终身监禁代替死刑，这是历史上韩国国会首次讨论废死问题，但没有成功，之后的几次尝试，也以失败告终。

2010年，韩国宪法裁判所以5票赞同、4票反对的结果，再次宣布死刑不违背宪法。大法院也承认，考虑到本国的实际情况，废除死刑制度仍为时过早。韩国继续保持着法律上有死刑，司法实践中没死刑的状态。

这也造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法理上，暂停执行死刑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也就是说，不执行死刑本身是违法的。

与这个问题同样尴尬的，还有监狱中等待被执行的死囚，2007年时这个群体至少有63人。他们的法律地位模糊，既不应该处以死刑，又应该。要说不应该吧，这可是货真价实的恶人，当初法庭上宣了判的，白纸黑字；要说应该吧，政府的face（废死）怎么办？对“国际舆论”怎么交代？对“历史潮流”又怎么交代？因此，这些死囚们大多在号子里蹲了十多年，处于“薛定谔的”死亡状态。

我注意到，我国有学者对韩国的做法大加赞扬，认为废死取得成效，得益于“法律精英人士的理性认识”；建议我们向韩国学习，先从司法操作上绕过民意，再通过立法一锤定音，走向事实和法理上的全面废死。

废除死刑的理由有很多，比如“死刑不能震慑犯罪”“人不能立法剥夺别人的生命”，都是要号称尊重生命权的。但是有些人把这个走向极端了，只顾保护罪犯的人权，却不顾及受害人的人权和受害人家属的感受了。就在最近，美国著名真人秀明星金·卡戴珊有一件事，又引起了人们注意。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美国一位死囚布兰登·伯纳德（Brandon Bernard）被处决，这让卡戴珊哀恸不已，她前一秒还在发自己的自拍，下一刻连发了二十多条推文，为布兰登鸣不平，控诉司法系统。

在推文中，她将布兰登描述成一个amazing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积极向上的人。那么，这样的人犯了什么罪呢？1999年6月21日，他和四名同伙抢劫了一对牧师夫妇，强迫他们进入汽车的后备箱，一名同伙枪击了他们的头部，致使丈夫当场去世，而布兰登则纵火烧车。后来的尸检证明，被害者中的妻子在受到枪击时并没有死亡，她是被活活烧死的。

案件一度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案件陪审团成员在内，许多人都向特朗普呼吁，特赦布兰登，但未能成功。布兰登被执行死刑后，两位受害者的家人向特朗普以及负责此案的官员致谢，他们表示，苦等判决兑现21年，是一件非常煎熬的事情。

卡戴珊是从11月末开始关注这件事情的，连发数条推特，向粉丝们介绍布兰登的案件，呼吁大家积极行动，为布兰登争取减刑。在相关推文中，她情真意切地表示：她并不会因为为布兰登争取，而减少对受害者家属的同情，在这个事件中，她为所有人心碎。

不过她后来的行为证明，她并没有对受害者家属有丝毫体恤。她在发自拍、宣传新产品、晒娃之余，不遗余力地为布兰登摇旗呐喊，寻找各种理由为其脱罪，例如布兰登出生在一个虐待性家庭，当时才刚过18岁，心智未成熟，不是他开枪杀的人，事后已经改过自新了，甚至是陪审团中白人居多、辩护律师没水平、审判程序不公正等等。她也参与了向特朗普施压的队伍，让粉丝直接给特朗普打电话。

这已经不是卡戴珊第一次关心罪犯的生命权了。2018年以来，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多名被定罪的犯人脱罪或减轻刑罚，这已经成为她名媛生活中，发自拍以外的另一大爱好。此前就有受害者家属愤怒地抨击她，但她依然我行我素。

这起案件中，犯罪者最终被处死，受害者家人们得到了慰藉。但如果卡戴珊们成功了，会是怎么样呢？我想，只有东野圭吾的一段话，能说出21年里被丧亲之痛折磨的人的心声：“我一想到杀害我女儿的人，现在还活在这世上某一个地方，哪怕是监牢， 能呼吸，吃饭，睡觉，甚至还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就痛苦地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