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官记:张元济的戊戌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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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变法开始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于当年向光绪皇帝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与梁启超等人。
由此,张元济得以被光绪皇帝召见,投身于变法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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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官记:张元济的戊戌年(上)
四、罢官后的反思
正如张元济隐约感觉到的,变法从一开始就不会那么顺利。在他二度上折的第三天(八月初六),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西苑,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由其“训政”,同时下谕捉拿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变法至此,已然失败。
据张元济事后的回忆,政变发生当日,他带着通艺学堂学生前去拜见来访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后者已经知道政变消息,但不好对他们明说而只能委婉含蓄地表示:
“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
等他们由日本使馆出来后,才得到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的消息。
伊藤博文
事后,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说:
康于初五日出京,初六日奉命拿问,......仅获其弟。......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现闻尚未弋获,将来必有株连。事变之来,且更有不可意想者。自来变法,莫不如是,惟望新党勿为所摇夺耳。
张元济又说,他曾去见了一次李鸿章,并劝解李鸿章说:
“作为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李鸿章听后感叹道:“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闻讯流亡海外,而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或因涉嫌“围园杀后”密谋、或因参与新政而喋血菜市口。对于这一事件背后的激烈斗争,张元济表示一点也不知情: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世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他也无法知悉。因为那时他只在外围。
“六君子”被杀后,其他参与新政的官员如徐致靖、李端棻、张荫桓等人也分别被拿办、下狱、流放等。与康、梁等人尚未深交的张元济虽然没有杀身之祸,但因为同属维新阵营,因而也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严厉处罚。
据说,在诏令下来后,张元济的岳母责备他说:
“你闯大祸丢了官,连累女儿不能当诰命夫人,永无出头之日!”
张的母亲则宽慰他说:
“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如此,时年32岁的张元济,其政治最高峰也就此戛然而止。
事后,张元济所办的通艺学堂也不得不宣布结束,并随之归并于京师大学堂。在将学堂所有财产开列清单并呈请管学大臣孙家鼐接收后,张元济也就此结束了他的京官生涯。
张元济仕途顿挫之时,同处人生低谷的李鸿章曾派人慰问并询及其打算。张元济表示:京城已无容身之地,自己将赴上海谋生。当年10月下旬,张元济携眷离开京城,南下上海。
1899年4月,在李鸿章亲信——时任南洋公学督办的盛宣怀帮助下,张元济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主持翻译东西各国新书。正是这一契机,使张元济逐步脱离官场,走向了近代出版业。
盛宣怀
多年以后,张元济回想往事,其对当年的变法又有了新的看法:
夫以数千年之古国,一旦欲效法欧美,变易一切,诚非易事。然使无孝钦后之顽梗,又毋庸劣守旧之大臣助长其焰,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酿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尝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伤元气,虽不能骤跻强盛,要决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祸。每一念及,为之悲愤!(张元济著《涉园序跋集录》)
在张元济看来,戊戌变法的失败,既与慈禧太后及一干保守大臣有关,而康有为等人的不谙时事、一味激进蛮干也有着不辞之咎。如其所云:
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
当然,张元济也并未因康、梁之短而抹杀其历史功绩。戊戌变法过去20年后,张元济设法搜集谭嗣同等人的遗著而编成
《戊戌六君子遗集》
,并于1918年初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该书序言中,张元济不无沉痛地写道:
六君子者,实世之先觉,而其成仁就义,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默念当日,余追随数子辇下,几席谈论,旨归一揆。其起而惴惴谋国,盖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计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测之祸,果发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为诸君子求遗稿而刊之。生死离合,虽复刳肝沥纸,感喟有不能喻者矣!
言下之意,似有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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