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秉君：贺龙与“大跃进”后的航空工业

贺龙与“大跃进”后的航空工业

2015-05-04 03:33:34 百年潮 2015年3期

徐秉君

新中国航空工业在初建阶段，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等“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航空业为了尽快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先是采取以“跃进的速度”快速自行研制新型战机，继而又快速试制和盲目生产引进新型战机。但是，由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当时技术、材料和装备等难以满足生产最尖端的先进战机的要求，“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又导致违背科学而盲目急进，再加上为了赶速度而大量削减了试制必需的工艺装备，最后导致大量新生产的飞机因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如期出厂交付空军。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的贺龙顶住政治压力，曾多次在军委会议上和国防工作会议上，力主纠正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问题，并先后两次亲临沈阳112厂视察，提出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对航空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同时要求对过去的质量问题要下决心“一刀两断”，使新试制的飞机全部实现优质过关，从而使航空工业的发展又转入正确的发展轨道。

“快速试制”导致严重质量问题

进入20世纪中叶，西方发达国家争相研制喷气式超音速战斗机。在面临西方反动势力包围的复杂国际背景下，新中国的空军更迫切希望拥有自己的超音速歼击机。这时，在全国上下已经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而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政治背景下，新兴的航空工业自然不甘落后。

为了满足空军的急需，国家航空工业有关院所和飞机工厂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在自行研制的同时，也在快速仿制苏联提供给中国的米格系列歼击机，以尽快缩小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195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率中国工业代表团赴苏进行友好访问，空军有关部门及国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112厂设计室主任徐舜寿等人也随团前往苏联，进行购买MNΓ-19C、MNΓ-19Π、MNΓ-19ΠΜ飞机技术的谈判。经过艰苦谈判，最后选定引进MNΓ-19Π型歼击机。并于10月15日，与苏联签订了购买供仿制用的MNΓ-19Π型歼击机的全套技术资料和样品的协议。

MNΓ-19Π型飞机系超音速全天候喷气式歼击机，引进后命名为“东风-103”号机，后称歼-6甲歼击机。这是中国仿制的第一种超音速喷气歼击机。

试制工作于1958年3月正式开始。由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喷气式超音速歼击机又是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加之受“大跃进”的影响，所以仿制工作一开始就一波三折。如“东风-103”号机的试制进度，原计划定于1959年10月1日试制成功。但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试制计划一再提前。先是提前到同年5月1日，后来又根据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以“跃进的速度”试制的决定，要求再提前到1958年底前试制成功。

为了缩短试制周期，达到“快速试制”的目的，在“东风-103”号机的试制过程中，大量削减了试制必需的工艺装备。更为严重的是，在该型飞机尚未试制成功的情况下，便以“大跃进”的速度提前投入批量生产。这就为以后的产品质量埋下严重隐患。

1958年12月17日，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东风-103”由首席试飞员王幽淮首飞成功。这种飞机自投产到首飞仅用了139天。它的首飞成功，标志着中国制造的歼击机跨入了超音速时代的先进行列。

但是，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飞试验就开始盲目成批生产，致使“东风-103”号机装备部队后不久就因频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被迫停飞返修。造成了“一年生产、三年返修”的严重后果。

然而，在“大跃进”急躁冒进的大背景下，返修飞机的质量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空军又提出急需大批量的MNΓ-19C白天型歼击机。于是，112厂根据空军和航空工业局的决定，又在“东风-103”号机的基础上，改型设计成“东风-102”号机，并于1958年12月底完成了“东风-102” 号机的设计工作。1959年2月，国家鉴定委员会审查并批准生产。1959年9月，“东风-102”号机作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成果，由试飞员吴克明首飞成功。

这期间，全党“反右倾”不断升级，在这种形势下，“东风-103”号机未经生产定型，“东风-102”号机既未经设计定型也未经生产定型，就仓促投入批量生产，最终导致首批生产出来的两个机种100多架飞机，因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不能正常出厂装备空军部队。

贺龙元帅震怒发火

“大跃进”和“反右倾”等“左”倾思想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不顾条件推行“快速试制”，严重影响空军战斗力水平的提升。

“东风-103”和“东风-102”两个机种出现的质量问题，引起了军委的高度重视。1960年5月10日召开军委常委会，力图对国防工业生产中出现的严重质量问题和急躁冒进的做法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和纠正。这次《军委常委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国防工业生产中存在的质量不好的缺点是严重的，需要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坚决反对单纯追求数量、只计算产值不顾质量的错误观点。”

随后，按级传达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和一机部部长赵尔陆等领导同志关于整顿产品质量的重要指示。各飞机工厂便立即开始进行生产秩序、规章制度、产品质量等一系列整顿，并着手开展优质生产。

1960年9月13日，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贺龙，针对军工产品存在严重质量的问题，对一些国防工厂提出严厉批评，他在讲话中指出：“对待产品质量的态度是个党性问题。把质量低劣的武器交付部队使用是犯罪行为，这样做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帮助敌人，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当前，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的错误造成的，因此，领导干部在质量整顿中要‘引火烧身。”

在这次会议上，一机部部长赵尔陆承担了领导责任，并就产品质量问题做了深刻检查。他认为，这一阶段产品质量不好，是由于技术、材料、生产制度、工艺纪律以及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9月，根据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决定，原第一机械工业部分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三机械工业部两个部，112厂则隶属于三机部第四管理总局。

1960年11月2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贺龙、总参谋长罗瑞卿、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同志，在三机部部长张连奎和沈阳市委书记焦若愚等领导同志陪同下，前来112厂视察。当贺龙亲眼看到在厂区停放着大量新飞机，由于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并得知三年来工厂没有向空军部队交付一架合格飞机的实情时，十分气愤，当场对工厂领导提出严厉批评。

第二天，一位保卫干事乘一辆吉普车专门来接徐昌裕局长前去沈阳北陵休养所，向住在那里的贺龙汇报飞机生产情况。一上车，保卫干事就提醒他说：“徐局长，你得小心，今天贺老总大发脾气叫你也去，你思想上也要有挨批的准备啊！”

徐昌裕叹了口气说：“好吧，那就去吧。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的，就是想躲也躲不过呀！”

大约10多分钟，吉普车就开到了北陵休养所。这时，刘亚楼正在和贺龙谈论这批飞机的质量问题。他见徐昌裕进门，就向贺龙介绍说：“就是这个徐昌裕，还是空军出来的，忘本，没有把飞机搞好。”

贺龙抬起头来打量一下徐昌裕，皱了一下眉问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老航校的，是从老航校调到航空工业局的。”徐昌裕有些忐忑地回答。

“在老航校以前在哪里？”贺龙又接着问道。

“在这以前是在延安。”

“那你还是老资格呢！好吧，那你就抓紧时间谈一谈情况吧！”贺龙一听徐昌裕是从延安走来的，态度便缓和下来。他没有再发火，只是在听取汇报时，不时地提问一些细节性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贺龙严肃地说：“中央关于军工产品质量第一，在确保产品质量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为什么没有认真贯彻？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不吃苹果，勒紧裤带换来点外汇，进口点材料，都给你们糟蹋了。你们能忍心，能过意得去吗？！”

当他听完112厂党委副书记兼代厂长王其恭有关质量情况的汇报后，不满意地说：“你们搞质量像切藕一样，藕断丝连，不是像切萝卜，要一刀两断。现在工厂要马上停产，开展质量整风运动。”接着，他又指出：“要原原本本按苏联图纸从头开始，重新试制，不要修修补补，搞改良主义，要下决心一刀两断。”在谈到提高产品质量时，他又强调指出：“一件超差品也不能装，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要拟出重新试制方案。”

面对严峻的现实，112厂痛定思痛，根据贺龙的指示和要求，全面展开了以整顿领导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企业整风运动，并下决心与过去的质量问题 “一刀两断”，从而使整个试制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一刀两断”，实现优质过关

根据贺龙关于对国防企业进行整顿的指示和要求以及国防工业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在国防企业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三机部第四管理局于1960年12月15日颁发了《航空工厂贯彻“一刀两断”，生产优质产品的具体安排（草案）》，草案明确要求：“各厂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扭转当前的严重局面，用生产出没有一件超差品的飞机、发动机和配套产品的实际行动，补救三年未出优质飞机给党和人民所造成的严重损失。”

各航空工厂按国防工委的指示和三机部草案的要求，立即停产开展以整顿领导思想作风和整顿质量为中心的整风运动。重点是整顿领导干部、整顿产品质量、整顿基层、整顿队伍、整顿纪律。112厂更是这次企业整风的重中之重。在停产整风中，厂领导首先“引火烧身”，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紧接着让全厂职工围绕提高生产质量开展鸣放，然后采取措施下大力组织整改。

1961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党组正式决定，由112厂重新试制MNΓ-19C型歼击机，亦称59式丙，后改称歼-6型歼击机。

在歼-6飞机的试制阶段，航空工厂接受了试制“东风-103”号机和“东风-102”号机两机的教训，严格制度，严格管理，严格按工艺方案组织实施，重点把好“五关”，即标准样件全机对合关、技术关键关、技术协调关、静力试验关、试飞关。为确保优质试制歼-6飞机的质量，112厂厂长陆纲正式颁布了《十项开工标准》的命令。并规定，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凡是未达到《十项开工标准》的单位，绝不允许开工生产，对新生产的每一架飞机都必须进行优质过关。《十项开工标准》的贯彻实施，为重新试制MNΓ-19C型歼击机并保证优质过关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1963年9月23日，优质试制的0001号歼-6型歼击机首飞成功，首席试飞员仍然是吴克明。紧接着又进行了历时70天的定型试飞。12月1日，完成全部试飞科目。经过各种条件下的试飞考验，飞机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达到了设计标准。

12月5日，中央军委、三机部在112厂举行了歼-6型飞机定型签字仪式，并召开了庆功大会。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主任曹里怀等人在《歼-6飞机试制定型鉴定》文件上签字。航定委认为：112厂经过两次试制锻炼，基本上掌握了歼-6飞机的制造技术，这次试制的飞机是成功的，已达到优质水平，同意试制定型并投入成批生产。为此，中央军委于12月11日特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贺信指出：

优质歼-6飞机试制成功，并经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这是加强我国国防力量的一件喜事，是我国航空工业开始全面好转的一个标志，特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优质歼-6飞机定型，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由于航空工业全体职工的辛勤努力，认真接受经验教训，终于克服困难，用自己的双手，造出了优质飞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捍卫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航空工业还要准备担负更艰巨的任务。有了若干成绩以后，千万不能骄傲自满。而且已经获得的成绩，只能说是初步的，在攀登航空工业高峰的过程中，只能算是爬上了一个阶梯，因而更不能就此满足。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戒骄戒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树雄心，立大志，为成批生产优质歼-6飞机，为有更多、更好的新机种上天而继续努力。

至此，歼-6飞机优质过关。自1961年1月开始生产准备到试制定型，歼-6飞机的仿制周期共1069天。第一架歼-6飞机于1963年末交付部队使用。

在确保航空产品质量的前提下，歼-6飞机转入了大批量生产。1964年7月7日，在国家计委、经委、全国科协举办的“全国工业新产品展览会”上，歼-6飞机获得全国工业新产品一等奖。

1965年7月26日，贺龙再次来到沈阳飞机制造厂视察，当他看到焕然一新的新装备时，十分高兴地说：“你们工厂面貌完全改变了，形势很好，和1960年大不一样了。”

歼-6飞机是迄今为止中国生产量最大的一种歼击机，同时也是中国科研人员在苏联撤走专家以后，独立进行生产准备、试验研究和改型设计的第一种系列作战飞机。这一机种在20世纪60至80年代一度成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斗机。

歼-6飞机列装后，针对部队作战和训练需求，有关厂所又对歼-6飞机进行了多次改进和改型，形成了歼-6歼击机系列，生产了各型歼-6战机共5205架，其中780架出口到十几个国家，并在一些国家建立战功，受到所在国空军的欢迎。

在初期试制和后续的改型研制过程中，尽管歼-6飞机出现过严重质量问题，并遇到许多技术难题和极大的试飞风险，但这一时期的试飞员发扬战争年代的勇敢战斗精神，敢打敢拼，闯过一道道难关，试飞出中国至今数量最多的一种歼击机，而且在试飞5000余架多型飞机的过程中，从未摔过飞机和发生重大飞行事故，创造了航空史上的试飞奇迹。

歼-6飞机优质试制成功，标志着中国已进入独立自主仿制超音速歼击机的新阶段。从此，中国航空工业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自行研制开发的道路，中国一举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生产超音速作战飞机的国家之一。

歼-6飞机装备部队后，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战绩辉煌。歼-6飞机与美国、苏联、法国同代同期的战斗机相比，它的空战战绩最为辉煌。它曾经击落过美军和国民党空军的F-104C、RF-101、RF-104G、F-105、RA-3D、A-6A、A-3B、F-4C等战斗机、侦察机及高空无人侦察机23架，其中包括在当时堪称最先进的美制作战飞机和高空侦察机，而中方无一损失，创造了该型战机空战无战损的纪录。（编辑 潘 鹏）

（作者是空军某部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