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硬的硬汉决定去死
人可以被毁灭,
但不能被打败
——海明威
血与火的成人礼
1918年7月8日晚上,意大利北部皮亚韦河上空突然亮如白昼,发射照明弹的是河对岸的奥匈军队,一阵白光过后,装满铁片和金属废料的四二零榴霰弹呼啸而至,一个刚走出防空洞跳入战壕的美国医护兵被炮弹震得灵魂出窍,唯一的感觉是腿好热。
这位医护兵名叫厄内斯特·海明威,当时他离19岁生日只差13天。回过魂来的海明威看到身旁不远处躺着一个正在大声哭喊的人,应该是受了重伤,他拖着沉重的双腿蹭过去,把那个人扶在背上往前方百米远的指挥所走。
走了不到五十米,对岸重机枪扫射的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的右膝,海明威打了个趔趄,想用手摸摸膝盖,发现膝盖已经耷拉到了小腿上,他就这么用不知道哪来的力气背着伤兵走完了剩下的五十米,最后晕倒在指挥所前。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一场战斗,厮杀四年,整个欧洲到处都是失去孩子的母亲,为何开战已经没人在乎,人们只记得奥匈帝国的皇储被人开枪打死了,然后它向塞尔维亚宣战,两国背后军备竞赛多年的德、法、俄、意、日也相继宣战,于是,数百万年轻人奔赴前线,连战争为何物都没弄明白就命丧他乡。
一战爆发那年,海明威上高一,对拳击和足球都很在行,而且笔下天赋过人,是学报的编辑。高中毕业后,他没去上大学,经人介绍当了记者,干了六个月又迫不及待地想去欧洲体验真正的战争,由于视力不合格,他被调到意大利前线的红十字救伤队。
海明威在意大利米兰医院
在被榴霰弹炸出227处伤口之前,海明威对战争的认识是“别人会死,但我不会”,当炮弹在他脚旁炸裂的瞬间,幻觉破灭了,清醒后看着满地奄奄一息的士兵,海明威一度想用手枪解决了自己。
因为在战场英勇救人,海明威被授予银制勇敢勋章,他还在米兰的红十字医院里收获又失去了人生的第一段恋情。躺在病床上修养的日子,海明威偶尔会拿起笔写下对战争的感受,但整整过了十年,他才写下那本让他初登文坛的小说《永别了,武器》。
那年,一个在西线负过伤的德国士兵也出版了一本小说,这个士兵叫雷马克,他比海明威大一岁,小说的名字叫《西线无战事》,讲述了十九岁学生保罗和同学们的战场故事。
在小说中,雷马克通过保罗的视角把交战双方还原为有名有姓的普通人,保罗在壕沟里刺死了法国士兵杜凡尔,一个排字工人,他对着尸体说,“从前你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概念,现在,我才看到你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
1918年10月,保罗身边仅存的一个一起上前线的同学平静地阵亡了,那天战场出奇地安静,报纸上的新闻只写了一句话:西线无战事。
《永别了,武器》和《西线无战事》先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被好莱坞搬上荧幕,《西》在柏林首映那天,纳粹党的宣传总指挥戈培尔派人向观众席洒胡椒粉和投放成群的老鼠,受惊的观众冲出影院,这本小说也在纳粹正式上台后成为禁书,雷马克被剥夺德国国籍,远走美国。
1943年12月,雷马克的妹妹被纳粹逮捕并斩首,罪名是“涣散军心”,法官的判词是“你要为你的哥哥赎罪”。
定居美国后,雷马克和海明威成为好友,两人惺惺相惜,雷马克对《老人与海》的评价很高,他认为海明威写出了自己当年的未竟之言,他说,“和海明威比,我是个微不足道的写作者。”
一战结束了,但列强分赃的巴黎和会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度过生死成人礼的海明威回到了家乡,战争给他的身体留下了永久的伤痛,也留下了一生热衷追逐危险的后遗症。
士兵之死
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右翼军人佛朗哥领导的法西斯政党长枪党向赢得大选的左翼政治联盟人民战线发动战争,佛朗哥背后是希特勒的力挺,人民阵线则有斯大林的支援,这场内战也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那年年底,北美报业联盟的经理找到已是著名作家的海明威,邀请他到西班牙报道战况,曾到西班牙看过斗牛的海明威不顾妻子和编辑的反对,欣然前往。
1937年3月,海明威抵达遭受佛朗哥军队围攻的首都马德里,这座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当时刚经历了四个月的保卫战,除了政府领导的共和军,来自56个国家的三万多名志愿兵组成的国际纵队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海明威在西班牙
这些人有参加过一战的老兵、还有工人、医生、记者和艺术家,比如带领加拿大医疗队的白求恩、写下《1984》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智利驻西班牙的外交官、智利诗人聂鲁达。
海明威住的旅馆离前沿阵地很近,时常会被流弹击中,这时的海明威已经是战场老鸟,住了两个星期就不再感到害怕了,每天带着荷兰导演伊文思出入前线,拍摄纪录片《西班牙大地》,他还亲自为自己写的解说词配了音。
这部反映共和军抗击叛军的纪录片进了白宫,感动了罗斯福总统和夫人,也收到了好莱坞导演和明星们的捐款,但由于意识形态的阻隔,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可以得到德国和意大利源源不断的武器支援,而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军却被美英法实行武器禁运,只有苏联提供了武器和军事顾问。
虽然身处枪林弹雨之中,海明威的心情却很高亢,他还认识了一位战地记者同行,匈牙利小伙罗伯特·卡帕,这位小他十四岁的摄影师刚在科尔多瓦前线拍下了一名政府军士兵中枪倒地前的瞬间,这张名为《士兵之死》的照片至今已是战地摄影的传世经典。
士兵之死
卡帕称海明威“老爹”。卡帕的原名是安德烈·弗里德曼,罗伯特·卡帕是他和女友,同样是战地摄影师的格尔达·塔罗共同创造的名字,因为听起来有逼格,能抬高所拍照片的价格。
1938年,共和军在埃布罗河战役中损失了6万人,战事急转直下,为了让英法等国解除武器禁运,西班牙共和政府宣布解散国际纵队,在巴塞罗那最后的游行上,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向国际纵队的战士们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演说。
“你们为了理想,无私地奉献出你们的热血,也为了同样的原因,你们就要离去。有些人将重返自己的国家,有些人不得不流亡海外。但你们大可挺起胸膛,光荣地离去……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请你们回来!”
闻听此言的海明威在旅馆失声痛哭,因为他知道,这些国际主义战士的生活将再无宁静,回到美国的青年会被贴上左翼的标识,受到政府的监控,而来自德国、意大利的战士将面临无家可归的漂泊。
很多等待回国的志愿兵被关在法国边境的集中营里,其中有谢唯进、李丰宁、杨春荣、张树生等多位来自中国的战士,经过8个月漫长的集中营生活,这几名中国战士终于被营救回国,如果再晚几个月,这些国际纵队战士将被送进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再也没有活着出来的机会。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兵
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军的失败告终,美丽的土地成了德国、苏联新式武器的试验场,德国空军秃鹰军团改进了编队飞行方式,取得了空地协同作战的进步,代价是格尔尼卡大轰炸,它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的地毯式轰炸,为德军轰炸机的改进提供了实战依据,这场战斗还启发了两年后德国对波兰发起的闪电战,苏联则测试了重型坦克的性能。
毕加索作品:《格尔尼卡》
海明威的小老弟卡帕带着苦痛和伊文思导演去了中国,卡帕的爱人塔罗永远地留在了西班牙,在一次前线拍摄后的撤退中,塔罗跳上一辆运送受伤士兵的救护车踏板,突然遭遇了敌机轰炸,后方一辆共和军坦克失控地撞上了她的车。
据目击者称,塔罗被撞下车,随后不幸被坦克碾过,几小时后在战地医院中死亡。
塔罗与卡帕
在中国,卡帕拍摄了中国军人在台儿庄战斗的照片,以及汉口军民顽强抗敌的生活,伊文思则拍出了自己的代表作,反映中国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带着理想奔赴战场的海明威满心苦痛地回到美国,他和第二任妻子离了婚,动笔为西班牙这场一言难尽的内战写下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在序言中,他引用了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无论是你的还是你朋友的。
无论谁死了,
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就为你而鸣!
中国之旅
1941年1月,海明威和第三任妻子玛莎在纽约度蜜月,在与《午报》主编会谈之后,海明威受邀前往中国报道抗战,主编想让他弄清几个问题,包括蒋介石与日本的战争打得怎么样?日苏条约签订后有什么影响?美日会不会开战?
3月,海明威夫妇从香港抵达韶关,在第七战区访问参观,喝了当地的蛇酒和鸟酒,他看到驻守丛林的士兵衣服单薄,就生气地跟司令长官余汉谋说,“不能让士兵挨冻。”然后把身上的羊毛背心脱下来给随行的中国翻译穿上。
在重庆,海明威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破格招待,共进午餐还谈了一下午,为了让这位著名作家回国美言,老蒋连假牙都没带,玛莎对他的印象是“看上去像涂过防腐剂,面色发黄,我不喜欢他,一颗牙都没有。”
八天后,一位荷兰女人走到正在市场闲逛玛莎的跟前问她,“你想不想见周恩来?”海明威认出这个女人是伊文思的朋友,就跟着她穿过小巷子,甩掉了跟踪的密探。最后,他们俩被蒙着眼睛塞进一辆黄包车,取下蒙眼布时,已经身处一间四壁刷白的小房间里。
屋里的家具很简单,就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坐在桌子后面,身穿一件开领短袖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海明威夫妇用法语和周恩来交流,海明威介绍了广州前线的情况,周恩来则谈了皖南事变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
据玛莎回忆,“虽然有翻译在,但我从他炯炯有神的目光看出,他不需要翻译也能听懂我们的话。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们和一个中国人谈得无拘无束,谁开个玩笑,我们就一起发笑。他可能是个胜利者,假如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那么未来就是他们的。”
三个月的中国之行,海明威写下了六篇通讯,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一个传世的短篇小说。
燃情岁月
1944年6月6日,二战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转折时刻,300万盟军士兵跨海而去,目标法国诺曼底。
黎明时分,海面上出现无数艘登陆艇,海明威和卡帕这一对战地记者“父子档”身处其中,两人的再次相遇要从十几天前说起。
那是在伦敦的一个俱乐部,《柯里尔》杂志特派记者海明威正在跟大家一起神侃反攻的小道消息,已是《生活》杂志摄影记者的卡帕也走了进来,一声亲切的“老爹”让两人抱在了一起,然后都喝高了。
夜里三点,卡帕让朋友送老爹回旅馆,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一片漆黑,朋友的车撞上了一个钢制水箱,海明威头朝前撞到了挡风玻璃,多灾多难的膝盖也狠狠地撞在仪表板上,顿时血流如注。
送到医院后,海明威的头缝了27针,卡帕在早上闻讯赶来,老爹穿着病号服跟他说,“没啥大事儿,你跟我的美国粉丝们说,海明威的头看上去比新的还好。”
5月底,一小部分战地记者接到命令,他们将跟随盟军的第一批进攻部队出发报道,地点未知,卡帕是仅有的四个摄影记者之一。为了参加这次行动,海明威向医生隐瞒了自己严重的头疼,以至没有开颅抽出淤血。
次日黎明,海明威登上迪斯克攻击运输舰,舰长安德森中尉接到上级指令,绝对不能让这位知名作家受伤,所以他只能观战,不能登陆。此时,他的小老弟卡帕正在奥马哈滩头血腥的海水里举着相机,他被德国人疯狂的子弹墙困在反登陆障碍物下动弹不得。
卡帕是诺曼底登陆中唯一一个冲上奥马哈海滩的战地记者,他一共拍了106张照片,但冲洗照片时由于暗房助手的失误,只有8张被救了回来。
奥马哈滩头,卡帕摄
诺曼底登陆一个月后,休养过来的海明威跟着巴顿的一个装甲师向前推进,但他对坦克作战摸不着头脑,不久后又转投第一军第四步兵师报道解放法国的战役,不放心的巴顿给他派了一个中尉,第四师给了他一个全副武装的小分队,海明威为此激动地给卡帕写信,“别跟着一大群坦克后面瞎忙活了,来步兵吧,能拍到好照片。”
信寄出没几天,海明威用一辆刚缴获的奔驰把卡帕接到身边,卡帕对老爹的小分队感到吃惊,按照《日内瓦公约》,战地记者不能携带武器,可是海明威这里什么武器都有,除了奔驰还有一辆带挂斗的摩托车,也正是它让海明威的头再次受伤。
8月初的一天,海明威让第四师的摩托驾驶员带着他和卡帕外出巡逻,“几英里外有场战斗,带上威士忌和手榴弹,走!”结果开到下山的一个拐弯处时,一发德国反坦克炮弹在不远处炸响,驾驶员一个急刹车,三个人都飞了出去。
卡帕栽到路边水沟里,没受伤,海明威就没那么幸运了,摔到石头上,脑袋又挂花了。医生把海明威臭骂一顿,“你这个脑袋的旧伤本来就没好,现在更严重了。”果然,复视、耳鸣、说话写字不利索等症状都立即反应在海明威身上。
可是,海明威完全没把医生让他静养的话当回事,歇了不到两天就着急往巴黎的方向进发,因为他听说解放巴黎的战斗就要打响了,这时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命令第四师停止前进,“把巴黎交给法国第二装甲师解放”。
海明威一听就急了,为了解放这座他心爱的城市,他拉了一支十几个人的游击队,已经在巴黎郊外侦察了好几天,一个法国中尉还警告他,“你们这个乱七八糟的游击队待着别动,等勒克莱尔将军的装甲师过了再走。”
海明威点点头,心里说了一句“去他妈的法国人”,然后带队迂回赶上了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率先在凯旋门跟德国人干了一仗,据说勒克莱尔攻进来的时候,在一座教堂门口看到一个写着“海明威解放了这里”的横幅,还收到了游击队给他提供的巴黎德军情报。
巴黎解放那天,海明威带着弟兄们“杀”到丽兹酒店,跟经理说,“来50杯马天尼”,酒足饭饱之后,服务员拿来账单,海明威指着账单上维希傀儡政府的消费税怒吼,“老子可以为了解放法兰西不要命,但是一个子儿都不会给维希政权!”
巴黎解放后,盟军即将攻入德国,全世界的战地记者都云集在巴黎的美军招待所,想要纪录下历史性的瞬间,那时在招待所的酒吧间,你有机会偶遇很多名人,《大公报》驻英国记者萧乾就在这儿碰到了埃德加·斯诺、奥威尔和一个人喝酒的海明威。
为了追赶美国第七军,报道莱茵河战事,萧乾赶到了巴黎,他和多年不见的老友斯诺在酒吧聊天,一眼就注意到了邻桌的大个子,萧乾问“那个穿绿军装的人是谁?”,斯诺说,“海明威。”,平静的回答让萧乾大吃一惊,这可是他在伦敦就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都很钦佩这位同行,还对他因为违反规定带游击队打仗上军事法庭的事愤愤不平,“对法西斯射出仇恨的子弹,有什么不合法?”
当时欧洲战场有八位随盟军采访的中国战地记者,除了《大公报》的萧乾,还有《中央日报》的陆铿和毛树青等人,1945年,陆、毛两位记者在前往旁听纽伦堡审判的途中路过比利时,他们在一家修道院里采访了隐居在此的北洋政府前外交部长、73岁的陆徵祥,他早已不是巴黎和会新闻照片上的模样,谈起当年的二十一条,老人只说了一句,“两位先生不远万里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陆徵祥
虽然报纸大肆渲染海明威上军事法庭的事儿,可本主压根没把它放在心上,他在丽兹酒店一直住到了八月底,期间亲切会见了一个找上门的年轻作家,这位作家也在第四师服役,他给偶像带来了自己发表的小说,海明威说他都看过,还十分赞赏地对小伙子说,“塞林格,你可真他妈的是才华横溢。”
后来在法庭上,游击队员异口同声地为海明威辩护,他们咬死地说,“老爹只拿过铅笔,没拿过枪。”军法部门只好不了了之,美国陆军还给他发了一枚只有参加过火线战斗的军人才能获得的铜星勋章。
男人中的男人
五十年代,由于长居古巴等原因,海明威上了麦卡锡主义的黑名单,他也成了FBI重点调查的对象,严重酗酒也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老人与海》是这位战士最后的呐喊。
1961年,远离战场多年的海明威发起了对抑郁症和FBI的最后较量,两轮电击治疗后,他失去了写作的能力,那年七月第一天的傍晚,海明威和家人在餐馆吃饭,他叫来女招待苏珊问,“坐在角落的几个陌生人你认识吗?”苏珊说,“不认识,可能是外地来的推销员。”海明威说,“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是胡佛派来监视我的。”
第二天早上七点,海明威打开储物间,选了一支在非洲买的双管猎枪,然后装上子弹把枪管塞进嘴里顶住上颚,没有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26岁那年,海明威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小说集,在其中的名篇《印第安人营地》里,小男孩尼克问父亲,
“自杀的男人很多吗,爸爸?”
“不太多,尼克。”
“女人呢,多不多?”
“难得有。”
“死很难吗,爸?”
“不,我想应该蛮容易的,尼克。那要看情况。”
二十多年后,经历过五次战争的海明威在一次出海捕鱼后写道,
“不过,我得记住一点,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END
本文作者:东木褚,血钻故事高级研究员。
部分参考文献:
1、肯尼思·林恩,《海明威传》,中央编译出版社
2、卡洛斯·贝克,《海明威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3、罗伯特·卡帕,《失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西线无战事》,上海人民出版社
5、萧乾,《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三联书店
6、杨照,《对决人生:解读海明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厄内斯特·海明威,《海明威:最后的访谈》,中信出版社
8、海明威短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