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律的素质是并非不易，自律的素质殊为难得。也说日本人的素质

导读：

日本人的所谓素质是他律下的表现，是长久的强力约束下（法律、风俗/羞耻心、公共舆论等，尤其是法律）塑造而成的习惯。其实要达到这个素质并非不易，严刑峻法就可以做到，比如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如果你不接受甚至都不认同这种强力约束，那你连赞颂日本人的资格都没有，更没有鄙视国人的资格。

正文

日本人的素质（公共卫生方面的公德）每每被拿出来炒一通，其主要指向无非就是日本人怎么怎么有素质，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行！

笔者并不否认日本人的素质之表现，笔者要追问的是这种素质是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自律还是他律？我的观察是他律，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强力约束！

随手百度一下“日本对乱扔垃圾的处罚”，看看：

有这么严厉的法律的强力约束，久久为功，当然可以养成不乱扔垃圾的习惯，也就表现出了所谓的日本人的素质。这并非不易！但这是他律，其实与舆论中那个“素质”的潜台词是不一致的，舆论所要表达的潜台词无非就是国民性，进而文化、制度等等的上纲上线，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抱怨国人不如日本人有素质的，请扪心自问，如果我们也这来这么强力约束，你会不会表现出同样的素质呢。我想肯定会的，关键问题在于你认不认可，接不接受。你或者要说了，为啥不认可、不接受？

空论无益，事实说话。春秋战国的秦国就曾做到过日本做到的高素质。以下引用孙皓晖“《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 西出铩羽 第二节 关西有大都”中的文字：

仲夏，苏秦终于到咸陽了。

夕陽下的咸陽城郭，竟是分外壮丽动人，背靠莽莽苍苍的北阪，南面滚滚滔滔的渭水，一道白色石桥披着金红色的霞光横亘水面，恰似长虹卧波，旌旗招展的巍峨城楼，与青苍苍的南山遥遥相望，气势分外宏大。苏秦驻车观望良久，竟是大为感慨——人言金城汤池，天下竟非咸陽莫属！

驾车上得长桥，却见桥面两道粗大的黑线划开了路面，车马居中，行人两侧，井然有序的在各自道中流向城内。放眼看去，十里城墙的垛口上挂满了风灯，暮黑点亮，宛如一条灯火长龙，照得城下一片通明，俨然一座不夜城。但最令苏秦惊讶的，是咸陽城门没有吊桥，渭水大桥竟是直通垂柳掩映的宽阔官道而直抵城门！城门下也没有守军，而只有两排带剑门吏在接应公事车马。寻常行人无须盘查，便径自入城，在战国之世，直是匪夷所思！

进得城中，正是华灯初上。但见宽阔的街道两边，每隔十数步便是一棵大树，浓荫夹道，清爽异常。所有的官署、民居、店铺，都隐在树后的石板道上，街中车马通畅无阻。但最令苏秦感到意外的，还是咸陽的整洁干净——车马辚辚，却满街不见马粪牛屎！炊烟袅袅，道边却无一摊弃灰堆积！偌大都市，弥漫出的竟是草木清新之气，令人心气大爽。

在中原士子眼里，而今天下大都，莫如大梁、临淄、安邑、洛陽四大城。洛陽不必说，大则大矣，其衰老破旧与萧条凋敝早已不堪为人道了。安邑乃魏国旧都，繁华锦绣有之，然则终是要塞扩展，其格局狭小重叠，却是任谁也不敢恭维。大梁新都，王城铺排得极有气势，其繁华商市也堪称天下第一，但街市混乱，常见杂物草灰随处堆积，脚下亦常遇马粪牛屎，大是令人尴尬。临淄鹊起数十年，齐市已经号称“天下第一大市”，其市面之繁华拥挤，曾令苏秦惊叹不已。他游齐归来曾对老师说：齐市之人海可“联袂成帏，挥汗如雨”。老师被苏秦的绘声绘色引得大笑不止。但是，临淄除了稷下学宫与王城有树林掩映颇为肃穆外，街市却是狭窄弯曲，全无树木，花草更是极少；冬春两季，光秃秃的街巷常有风沙大；夏秋暑日，烈日暴晒下难觅一处遮荫，虽时有海风，也教人燠热难耐。

相比之下，咸陽简直是无可挑剔！地处形胜，气候宜人，肃穆整洁，繁华有致，一派大国气象。山东士子都说秦人愚昧肮脏，睡火炕熏得大牙焦黄，脏衣服上虱子乱窜，街道上牛屎遍地。临行时，大嫂还特意给苏秦塞了一包草药末，笑着叮咛他：与秦人见面时，药末便撒在领袖上，防备秦人的虱子满身爬过来！可置身咸陽街市，行人整洁，街巷干净，竟是比山东六国的大都会清新多了。刹那之间，苏秦实实在在感觉到了这个西部战国的天翻地覆，仿佛看到了一座大山正在大海中蒸腾鼓涌，正崛起于万里狂涛！

咸阳的干净整洁就在于老百姓不乱扔垃圾，而这背后是商君法治的强力约束，比如“弃灰于道者，黥”。

但即使如这般成效，在当时都是遭到非议的，比如东方六国，还有秦国丞相、主张宽政缓刑的吕不韦，下文引用“《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一章 初政飓风 第二节 大道不两立 国法不二出”中的文字：

“老臣有言。”吕不韦从首座站起，一拱手肃然开口，“秦王护法，无可非议。然孝公商君治秦，其根本之点在于应时变法，而不在固守成法。老臣以为，商君治国之论可一言以蔽之：求变图存。说到底，应时而变，图存之大道也。若视商君之法为不可变，岂非以商君之法攻商君之道，自相矛盾乎？唯其求变图存，老臣作《吕氏春秋》也。老臣本意，正在补秦法之不足，纠秦法之缺失，使秦国法统成万世垂范。据实而论：百余年来，商君法制之缺失日渐显露，其根本弊端在刑治峻刻，不容德政。当此之时，若能缓刑、宽政、多行义兵，则秦国大幸也！”

“文信侯差矣！秦法失德么？”老廷尉昂昂顶来一句。

吕不韦从容道：“法不容德，法之过也。德不兼法，德之失也。德法并举，宽政缓刑，是为治国至道也。法之德何在？在亲民，在护民。今秦法事功至上，究罪太严。民有小过，动辄黥面劓鼻，赭衣苦役，严酷之余尤见羞辱。譬如，‘弃灰于道者，黥’，便是有失法德。老臣以为，庶民纵然弃灰，罚城旦三日足矣，为何定然要烙印毁面！山东六国尝云：秦人不觉无鼻之丑。老夫闻之，慨然伤怀。诸位闻之，宁不动容乎！《易》云：坤厚载物。目下之秦法失之过严，可成一时之功，不能成万世之厚。唯修宽法，唯立王道法治，方可成大秦久远伟业。”

“文信侯大谬也！”老廷尉又昂昂顶上，“秦法虽严，然却不失大德。首要之点，王侯与庶民同法，国无法外之法。唯上下一体同法，所以根本没有厚民、薄民、不亲民之实。假若秦法独残庶民，自然失德。惜乎不是！便说肉刑，秦人劓鼻黥面者，恰恰是王公贵胄居多，而庶民极少。是故，百姓虽有无鼻之人，却是人无怨尤而敬畏律法。再说弃灰于道者黥，自此法颁行以来，果真因弃灰而受黥刑者，万中无一！文信侯请查廷尉府案卷，秦法行之百年，劓鼻黥面者统共一千三百零三人，因弃灰而黥面者不过三十六人。果然以文信侯之论，改为城旦三日，安知秦国之官道长街不会污秽飞扬？”

“老臣附议廷尉之说！”国正监霍然站起，“文信侯所言之王道宽法，山东六国倒是在在施行。然则结局如何？贿赂公行，执法徇情，贵胄逃法，王侯私刑，民不敢入公堂诉讼，官不敢进侯门行法。如此王道宽法，只能使贵胄独拥法外特权，民众饱受律法盘剥。唯其如此，今日之山东六国，民众汹汹，上下如同水火。如此王道宽法，敢问法德何在？反观秦法，重刑而一体同法，举国肃然，民众拥戴，宁非法治之大德！”

“两公之论，言不及义也。”吕不韦淡淡一笑，“老夫来自山东，岂不知山东法治实情？老夫所言王道法治，唯对秦国法治而言，非对山东六国法治而言。秦法整肃严明，惟有重刑缺失，若以王道厚德统合，方能大见长远功效。若是以山东六国之法为圭臬，老夫何须在此饶舌矣！”

“即便对秦，也是不通！”老廷尉又昂昂顶上，“商君变法，本是反数千年王道而行之，自成治国范式。若以王道统合秦法，侵蚀秦法根基，必将使秦法渐渐消于无形。”

秦亡之后，后世更是非秦之声四起，秦法也被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了无数只脚不得翻身。

若今日中国仿效秦法、仿效日本，用法律来强力约束，即使效果有秦国、日本之范例，恐怕吕不韦所持之论仍然会是主流，虽有法，执行上可能也不会严，社保征缴不就是这样吗？

如此看来，似乎再怎么拿日本人的素质向国人说教也是于事无补的。

另则，他律毕竟根基不稳固，一旦外界约束力减弱或消失，所谓的人性之恶就会卷土重来。比如很多我们崇尚的高素质国家的人到了中国就上演了各种没素质的戏码。

然而，他律之外还有自律。

康德就看不起他律，而崇尚自律，在他的道德律中，道德具有个人立法的意味。

康德有个比方，说假如一个小孩掉到井里，不救当然是没道德的，但是即使是救，不同的动机也意味着有没有道德。有四种动机：

其一，救可以赢得名声；

其二，不救会受到谴责；

其三，恻隐之心油然而生；

其四，假如不救，等于向世人立了一个法即“可以见死不救”，那么当自己掉到井中时，世人可以援引我的法不救我，这在理性上不通。

康德对第三种动机（即孟子讲的人之善端之一）下的具有道德表现的行为，都不认为具有道德价值，他举反例诘问：假如掉到井里的是你的仇人，可能你的恻隐之心就没了，反而会幸灾乐祸“你怎么不早掉进去”。

康德之自律是以理性为根基的个人立法意义上的自律。

我不太认同康德的自律，我还是认同孟子讲的人心之“四大善端”，更认同王阳明将孟子讲的心发展出的心学——致良知之学：

心学的目标是满大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张的大英雄。

你或者不信。

那你相信“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吗？你也不会信！可是这在历史上有过！

所以，希望还是有的！

后记

公德从娃娃抓起！

我的感觉，孩子会视大人所教的一切为真理，所以引导孩子从小培育公德是容易的、也是根基性的。

比如我闺女（现上幼儿园大班），从小我就“以身作则”（之所以加引号，是指哪怕假装也要做到，来真的话，我承认我做不到无时无刻都能公德）的去示范公德，引导她的公德意识和行为。

现在闺女的公德已很彰显，还能制约我的行为，比如：

我如果乱扔垃圾比如烟头了，闺女会提醒我犯错了，我会立即认错（绝不做任何狡辩），并捡起烟头，无论垃圾桶多远，都跑过去扔垃圾桶。

我的认错和改正也在不断强化着闺女的公德意识和行为。

如此这般，从小将公德领到心里，在有诸内而形于外，这就是自律下的公德了。如果大部分的孩子都能这样，那我们的下一代就一定会比我们更有公德，也更显素质——真正的、自律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