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

今天的问题很宏观,大家知道,三解是不爱回答这种问题的,不过这个问题脑子里转了很久,就和大家切磋切磋。

问题是:

为什么有人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

回答如下:

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的,有非常多的流派。

有所谓的“五四”派,着眼点在儒家遏制了个人意志的发扬;

有所谓的“毛左”派,着眼点在儒家遏制了阶级反抗的欲望;

有所谓的“诸子”派,着眼点在儒家灭绝了这家、那家的发展;

有所谓的“愤青”派,着眼点在儒家阻碍了中国人的血性发育。

当然,以上说法挂一漏万,还有各式各样的观点,实在想不起来了,但是,他们在讨论儒家思想的时候,往往是根据某些标签或者说关键词来反儒,比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比如“男女授受不亲”。

问题是,儒家思想本身是不是就真的和他们说的这些标签契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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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所谓的“血性派”,说儒家讲以怨报德,但是孔子说的是:以怨报德,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至于《公羊传》更是主张有仇百世可报,九世算什么?

换言之,大部分说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人,都是在拿着一鳞半爪的片段在反对一个整体,而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又是庞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那么,我们所接触到的,所谓的自圆其说的儒家思想,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是明清之后,经过政治宣教和基层士绅进行“平民化”改造之后,增加了传播元素之后的一系列的“宣传品”,这些东西,既不能代表孔子的意志,也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是代表着明清之后,国家政权与士绅执政联合体的意志和思想。

对了,还有人把这个锅放得近了一些,放在朱熹的身上,说朱子的灭人欲、存天理,问题是,朱子这句话讨论的是把谁家媳妇浸猪笼的具体问题吗?

当然不是,这是两宋儒学走向哲学化,或者说思辩化之后,对于一些抽象的意识问题的讨论和研究,这种讨论和格物致知一样,并不是具体的伦理准则,如果真的具体了,那就变成了某某宗教经典中的律条,某某先知说,你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

把朱子的理论,具象、曲解成为某种伦理约束和行为准则,就像我们说把黑格尔的《逻辑学》当成法律,逐条对照引申,进而决定某人是否判死刑一样可笑,那可不就随你执法者解释?

事实上,这种可笑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很久,尤其是明清之后,当国家将绝大部分事务性工作“伦理化”之后,每一个职业官僚,就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而只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评断,就能够完成一切纠纷的解决。

今天有不少人重提“工匠精神”,其实这就是“专业态度”,就算你是个公务员,而不是雕工匠人,一样可以寻求专业水准的极致化提升,但是,明清以来流行的政治文化和生存哲学却与此反其道而行之。

“治人者”技巧的无限通用性极致化地排斥任何专业业务的价值,通俗地说,“当官”不需要懂业务,也就是最难的是当官,最简单的也是当官,人情练达即可,活明白最佳。

问题是,如果一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和中层全部都是“管理者”,那么,你的“工匠精神”除了当升官的“敲门砖”、“垫脚石”,还能有什么意义?

而人情练达的高低,说到底,就是对社会伦理的“利用”程度,对群体情绪的“操控”水平,俗称:“玩儿人”。

非常有意思的是,随着《明朝那些事儿》之类的通俗历史读物的普及,在明朝灭亡这样的大题目上,有不少年轻人已经能够熟稔地使用“清流误国”的词汇概括上述的“泛道德化”的官僚组织。

但是,在当代社会问题的认识层面,却完全执迷不悟,并不能意识到这种行为方式在今天的网络热点、社会问题的认识观念中,仍旧广泛存在。极度热衷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对于不同类别事件的专业属性视而不见。

事实上,如果真的讨论儒家思想的问题,这种“泛伦理化”或者说“治人者思维”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反倒是那些具体的,比如明朝东林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不着调,人们常归咎于理学、心学的流毒,其实恰恰相反,理学和心学都认为“心性乃实事之母”,你得想干事儿,才能去干事,人家并不排斥实事本身。

真正让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不着调气息的,并不是朱学、王学,而是朱皇帝、爱新觉罗皇帝,作为以最小的群体统治最多的人民的帝王,他们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无事时天下都噤声,有事时天下都助我”,平时将天下人当猪来蓄养,有事时要你有专业能力就得有专业能力,要你有专业态度就得有专业态度,可能吗?

真逗。

至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将问题归咎于“儒家思想”,答案很简单:

他们蠢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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