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立场才能有叙事逻辑——国庆观影有感

  9月30日带女儿观影，妻子说去看《八佰》，我说不爱看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片子，于是只看了《夺冠》。    

     关于国民党抗战，一些人与我争论过。他们总以为我不了解“国军”抗战的历史，其实这方面别说影视剧纪录片（包括台湾拍的）我不知看过多少，就说有关的书籍，从历史著作、研究论文、文档选编到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不少我都整本整本地读过。衡阳保卫战纪念馆我从初中时开始也不知参观了多少次。没人否认国民党广大爱国将士的抗战事迹和民族精神，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其实有他们的位置（“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甚至在中国大陆的城市里也一直有“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这样以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命名的街道。如果说有例外的话，这例外是在中国的台湾省。在这个省，各路政客熙熙然背祖忘宗，做尽了勾结外敌图谋分裂的勾当，对无论国共的抗日英烈自然是只有敌意与仇视。这些年来，我们对国民党抗战进行了很多宣传以至美化，毋庸讳言其中一个重要考虑是想以此唤起对岸那个仍打着“中国”招牌的反动政党的最后一点民族意识，但这个政党“日暮途穷，倒行逆施”，已经朝着媚外投敌卖国求荣的方向一往不返地堕落下去，不值得再寄任何期望了。      

     何况一个反人民的政党，“抗战”的实况究竟是如何呢？    

     在芦沟桥事变前的华北局部抗战中，鲁迅先生曾摘录记者对一位在前线的国民党军排长的采访。这位心直口快的下级军官直接说自己和弟兄们虽然修了很多工事，化了几十万大洋，但“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 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这位有心杀贼的排长愤而感叹：“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

     “八年烽火起芦沟”之后呢？“抗日军人”就“有名有实”了吗？

      据《剑桥中国史》和其它书籍记载：

     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新兵都被虐待至死，不少生病的壮丁被军官枪杀以致活埋于道路，能活着到达军营的新兵十无一二。蒋介石闻讯也大为震惊，但他毫无办法，因为这就是那个政党及其代表的反动剥削阶级的本性。

     到达军营之后呢？     

     美国军官曾经目睹国民党军队因为各级军官克扣粮饷，士兵营养不良身体衰弱，许多士兵无力完成一小段行军。负责训练中国远征军的美军官，认为中国士兵很强的战斗力完全被浪费了，而在这些美国人看来解决的办法很简单：“给士兵吃的，给士兵武器，给士兵训练！”——问题是这些起码的要求，对被“果粉”捧上天的那个政党来说竟是“难于上青天”。

      上了战场之后又是如何呢？

      “晋军则望风而逃，十五万人现只两三万，余均把枪带回家了。这种残余军阀的可恶，真正是太无人心到极点了。”

    “因为刘汝明、万福麟、李服膺这些家伙，使敌人把中国军队看得一个钱不值。它很少部队硬和我们干不稀奇，它连后方都不要，还是一往前进，向着一点攻击。它认为中国军队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会溃退。所以在忻口的敌人，它的联络虽被红军截断，却仍然向我不断攻击。可恨这些军队都是私人的工具，都无协同作战的精神，所以才使敌人骄傲自信到这样子。”

   “封建势力和军阀的总崩溃，自然是最近将来即可看见的事！可恨的这种残余和新兴的[军阀]势力，不铲除于民众手里而铲除于敌人。坐使我们几千万无辜民众，也随他们而断送。这种痛心，真不能往下说了。”

    “汉奸之多，出乎意外。自然是政治不良民生凋敝的必然结果。细想起来，也无足怪。”

    ………

    这是川军122师参谋长赵渭滨将军1937年10月在山西前线写给儿子的家书，信中所记就是他在前线所见的“国军”抗战实况。那还是在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日作战较积极的时期，之后就更是不问可知了。或许很多同学不知道这封信，这可能是由于此信对“国军”打脸太重，有关部门为统战计，给对岸某党留面子，让他们能有脸在那岛上说“我当年坚持抗战，如今当然还是要爱我中华”——虽是吹牛，但总还是句人话，有点血性——所以一直没有大力宣传。那时我们误以为某党还要脸，现在看来他们是自己不要这个脸了，那就开诚布公，宣之天下吧。

     但希望在哪里呢？

     据《张自忠将军传》记载，张自忠将军在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曾高度评价共产党游击队，驳斥对游击队的诬蔑。将军的心腹好友李九思旅长回忆说，张将军曾对他感叹：“国民党不是真心打日本”，甚至问他：“我们去投共产党，人家要不要我们呢？跟国民党早晚完蛋！”

     张将军终究没有走出这一步，而是英勇殉国于襄东战场。很多人都说，将军本可以不死，他是想以死唤起“国军”将领们去“真心打日本”。但后来“国军”的表现能让将军瞑目吗？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不少国民党官兵都在抗日前线认清了跟着国民党打赢不了日本，张学思、万毅、吕正操等都陆续加入了八路军，成为敌后战场屡建奇功威震敌胆的抗日名将。

     他们走的正是张将军没有或没来得及走出的那一步。

     赵渭滨将军在上述家书中也写道：

     “红军之善战，红军之努力，真使东北军、晋绥军、陕军愧死！老百姓有三句话说，红军又会打仗又不扰民，中央军会打仗但是扰民，晋陕军又不打仗可扰民，就可见一斑了。”

    “同时红军在民族抗战中的一切一切，也就是共产党在中国民众心理上所建立的很大基础，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    

    他认为自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还希望自己的儿子“准备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够当一个优良的技师！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服务！能够在复兴民族，恢复失地的工作上作最大的努力，最大的贡献！”

     写这封信后不到半年，赵将军殉国于山东滕县。

    但他对共产党的期望——“未来的成功，未来的抗战”、“社会主义国家”、“复兴民族”——全部已经实现，或者正在实现。

    台湾政论作家黄智贤女士为声援在大陆演唱《我的祖国》而在台湾被围攻的欧阳娜娜和张韶涵，在自己的节目中播放了歌曲《歌唱祖国》，但没有播第三段。

    网友提了意见，她立即加上了第三段：

    “东方太阳，正在升起，

     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

     我们领袖毛泽东，

     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

     我们的前途方丈光芒！”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一切真诚的爱国者（包括黄女士这样曾对国民党情深意笃的人——直到现在她对毛主席还有些成见），现在必然和抗战时期的赵将军他们一样，认同中国共产党，而与倒行逆施的反动集团彻底决裂，原因很简单：

     非此不能免薰莸同器之讥；

     非此不能遂富民强国之志。

     现在反而是我们自己的某些人搞不清或不愿面对这个历史的逻辑。

     这是为什么？

     一言以蔽之，有些人忘记了共产党的本色、初心、使命，脱离了人民群众，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这样的思想折射到历史观上，就会对当年扎根群众发动全民抗战的共产党视而不见，甚至冷嘲热讽，而对“德式装备”、“威风帅气”的“国军”仰之弥高，顶礼膜拜。

     国庆前夕，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同志到香港底层市民家中慰问探望，这才是赵将军当年赞佩的八路军深入民众扶助民众的作风。

     在1975年的电影《沸腾的群山》里，解放初期接管铁矿的解放军焦政委不住工头安排的洋楼，而到工棚里和矿工一起住。在矿工家吃饭时，他发现全力待客的矿工也只拿得出几个黑窝头，而就这么几个黑窝头，也让悄悄跟着自己进屋的一个小女孩眼馋得直咽口水。     

     跟着焦政委的警卫员小赵抱起小女孩望着政委。政委一边把窝头喂到孩子嘴里，一边听工人告诉：女孩是后院的，爸爸死于矿难，妈妈也因病去世了，孩子成了孤儿，就这样各家转悠，吃了上顿没下顿。焦政委这才了解到：解放前夕，铁矿不但生产设备遭到破坏，矿工的生活也濒临绝境，眼下要恢复生产，最要紧的就是解决粮食问题。    

       焦政委一面动员部队把随身携带的干粮让给工人们以解燃眉之急，一面请求上级调拔粮食。

      由于矿上特务出卖，押运粮食的火车受到土匪伏击。警卫员小赵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临牺牲前他还在用身体堵住被子弹打穿的粮食包——毫无疑问，这位战士在年轻生命的最后一刻，没有忘记那个连黑窝头都眼馋的小妹妹，没有忘记刚刚沐浴到新社会的阳光却还在旧时代遗留的苦难与饥饿中挣扎和等待的老百姓。     

      欢呼救命粮运到的矿工和家属的男女老幼们得知小赵牺牲，都沉默了——用生命换来的粮食，见证了我们的党和军队对人民的无限热爰与忠诚，也揭示了我们打败一切侵略者、破坏者，打垮那个反动集团的最根本原因。

     不是有不少人说那个年代的电影只有“假大空”的政治说教吗？

      但我们偏偏在其中能找到很多这样简简单单却真切鲜活到了极致的细节。

      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说教，而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值得说教的东西，你想不想让你的说教被人理解，你想它被什么人理解。      

      看了《夺冠》之后，我有些失望。

      中国女排的故事本身是壮丽而跌宕的史诗，演员们也都尽心尽力。

      问题在编导。

      编导不会讲故事。

      而这不是叙事技巧问题，而是编导们没有立场，没有中心思想，前半部的爱国主义和后半部的“为自己打球”统一不起来，结果编导一直给不出一条连贯有力的逻辑来推进情节，影片几乎成了训练和比赛片断的堆砌。

       实际上，那两条线完全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问题从来不在于要不要“为自己”，而在于怎样“为自己”。当你为了祖国荣誉而英勇拼搏，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代表全国人民走上最高的领奖台，这正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完美的自己。这样的自己决不是孤芳自赏的，而是会激励无数和你一样的普通人奋发努力，创造新的辉煌业绩。

     应该正面表现中国女排对全国人民的鼓舞，也应该正面表现中国人民对这些优秀女儿的关心和支持——据我所知，女排五连冠时有球迷写信坦率指出她们的缺点，袁指导还拿来教育大家；女排陷入低谷时，有球迷寄去礼物，送去祝福，建言献策——郎平的归来，就与此有关。     

     为什么不把这些情节集中到某一个球迷或某一家几代看女排打球的人身上呢？——据我了解，有个波兰老爷爷是中国女排的骨灰级铁粉，难道中国不更有多得多的这样的人吗？女排队长周苏红不是到“硬骨头六连”交流过，感动于自己有这样一群钢铁硬汉的粉丝而深受鼓舞吗？雅典和里约的决战中，我们的姑娘多像那支无坚不摧的军队。

    为什么不让教练把这些人带到队员面前，让大家明白女排精神的来源在哪里，明白怎样打球才真正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心底那种最神圣的感情呢？

      但这样拍就需要立场，需要把女排不是当作孤芳自赏的一群精英，而是当作和祖国息息相通，与人民血肉相连，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的先进群体、英雄团队。

       问题是，编导和当前很多主旋律影片的主创一样，为了标榜不搞“政治说教”，而没有了立场，也就没有了灵魂，没有了视野，没有了人物性格和叙事逻辑，很多素材他们视而不见或无力驾驭，眼里只有他们预计的几个“泪点”、“笑点”，呈现出的东西在技术上是精致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感染力却远不如《沙鸥》以及更早的《女跳水队员》、《女篮五号》。

     应该正视这个问题了：

     和老一辈电影艺术家相比，我们到底缺少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