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反常的是, 为何村官虽小却更难查办? | 文化纵横

✪ 贺雪峰 |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在当下新一轮重建基层的浪潮中，基层的问题被集中揭开，村干部腐败尤其醒目。外界常常认为村官是小官，查办起来很容易，却不知村干部为何能藏于反腐的死角，反而难以查办。

贺雪峰教授在分析一个街道纪委书记的办案经历后发现：一方面，街道一级办案条件十分有限，无法像县级以上纪检部门那样使用多种手段，因此陷入“不查办，村民会认为街道包庇村干部；查办又缺少办案手段”的两难境地；另一方面，村干部和村民存在利益之争，反映村干部问题的上访，也可能是村庄内部斗争的延伸，弄不好，街道也会被卷入村斗之中，反而更难治理。因此，一般乡镇一级对待反映村干部经济问题的上访，常用的对策不是办案，而是抹平，即要求被村民举报的村干部向纪委说明情况，从而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观察以查处村干部的曲折性，反映了乡村基层治理和基层反腐工作的复杂性，值得我们阅读和深思。

本文原载“新乡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办案与抹平

浙江M街道纪委书记徐冰提到，他刚从县纪委下到街道当纪委书记时，查处过一名村干部的事情，令他终生难忘。原来查处村干部其实也不容易。

徐书记刚到街道当纪委书记，就有丰台村民来反映村财务问题，村民怀疑村支书贪污挪用村集体资金，表现是村财务一百多万元现金在账上进进出出，很可疑。徐书记派人查账，总账是平衡的，只查出宅基地的收费没有进账，被举报后，宅基地收费很快进了总账。此外，村总账比较乱，钱进钱出，用到哪里去了，从哪里进钱的，缺少明细，明显有收入没有入账，也有支出没有入账，说明有小金库。因此，徐书记决定从村文书身上突破。

因为之前在县纪委办过“双规”大案，徐书记对查处村干部是相当有信心的。他将村文书叫到县里宾馆控制起来，试图通过软硬兼施让村文书交待问题。没有想到，问了一天一夜，村文书一句话没有讲，只是沉默。之前以为村干部没有见过世面，心理素质差，一吓唬就全都讲出来了，没有想到他心理素质很好，尤其是整个晚上似乎精力充沛，毫无被击倒的迹象，后来徐书记才了解到，文书在企业是上夜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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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街道一级纪委没有“双规”的权限，只能谈话，村文书沉默，徐书记就毫无办法。为了防止文书告徐书记非法拘禁，徐书记事先对支书讲：“叫你来肯定是有问题的，你要是认为自己没有问题就留在这里讲清楚，若有问题你就走”。文书既不走，也不说话。持续一天一夜之后，徐书记担心万一出事不好办，只好送村文书到他家门口。

徐书记的第一仗打败了。他判断村里财务肯定有问题，只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送回村文书后，村民认为街道包庇村干部，持续上访。徐书记只能再调查。三个月后查到一个线索，就是一个企业租村里土地盖了厂房，企业效益不错，却没有租金入账。徐书记将企业老板叫来问支付租金没有，老板说付了租金。拿来收据一看，问题来了，因为收据上的公章是撤镇改街道之前的旧公章，10万元收据就是假发票了。再叫来村文书，拿出假发票，村文书一下子崩溃了。他说他做账时发现钱越来越多，自己也搞不清楚从哪里来的，有多少。他将钱藏在地板上了。

因为涉案金额比较大，而小金库只能算违纪而不能算违法，在缺乏手段的情况下，徐书记必须办实一件证据，才能将案子送到县公安局经侦队，徐书记因此重点追问企业老板上缴10万元租金下落。他说其中5万元分给了村民，还有5万元借给亲戚做生意了。徐书记很快将村文书借钱给亲戚做生意办实，文书签字画押了，将案子交给了县经侦大队，以五万元挪用判了村文书的缓刑。期间，村书记因为担心被抓以及其他负债问题跑掉了。街道重新配备了村“两委”班子，村民满意，也不再上访了。

徐书记说，街道一级办案，时间、手段、力量都有限，不可能象县级以上纪委有“双规”的手段。因此，在村民上访时，即使发现了村干部贪污挪用的线索，一般也不敢随便办案，而要慎之又慎。一方面，面对村民上访反映情况，街道纪委不可能不闻不问；另一方面，除非已经找到了完整贪污挪用证据，街道纪委是无法将案子送到县经侦大队，从而就没有力量与手段来彻查案子的。不查办，村民认为街道包庇村干部，查办又缺少办案手段。搞不好将人控制起来查不下去只能放人，反而让村民怀疑是包庇村干部。因此，查处村干部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无论如何，这个案子徐书记还是办成功了，村文书被判了缓刑。也是在刚到街道当纪委书记时，徐书记还查办了坊前村的村支书，只是查办不成功。当时有村民举报村支书冒领征地地上附着物补偿3万元，徐书记找村支书谈话，村支书很强势，不仅不承认，而且认为是街道故意为难他。实际上，举报村支书的是村委会主任。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是两派，村支书控制了村支委，村主任控制了村委会，两派斗争十分激烈。村委会主任试图抓住村支书冒领3万元将支书告倒。村支书听到村主任告他的风声，找到支委，与支委一起造了一个用冒领款作为村招待费的会议记录，这样村支书冒领就不是贪污而只是违纪，退回去了，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在与坊前村支书谈话时，街道书记、主任与徐书记一整夜都没有睡，随时掌握谈话情况，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街道纪委不可能将村支书移送县经侦大队，只能放人。放人也是有技巧的。因为坊前村不仅村干部分成了两派，而且村民代表和村民也都分成了两派，搞不好村里就彻底乱了，在坊前村同时开展的几项重点建设工程就可能做不下去。即使村支书有问题，若没有特别确凿证据，街道也不敢随便查处。

经此两仗，徐书记对查办村干部经济案件变得慎之又慎。实际上，他到街道当纪委书记五年也就查办了以上两起村干部经济案件，而村民告村干部经济问题的上访是很多的。之所以不敢再办案，原因有二：一是街道纪委缺少办案的手段与人力资源；二是村干部是嵌入村庄的力量，反映村干部问题的上访往往是村庄内部斗争的延伸，弄不好街道就被卷入到村庄内部斗争中，从而将村庄搞得更乱更不好管理。

与徐书记办案的思路不同，一般乡镇一级对待反映村干部经济问题的上访，采取办法是抹平。所谓抹平，就是要求被村民反映存在经济问题的村干部向纪委说明情况。要让村干部说明情况，前提是让他们知道村民反映或举报了哪些情况。一旦村干部知道了村民反映的情况，他们就有足够时间来应对抹平问题，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17年4月2日

—  2020年10月新刊目录  —

▍域外

美欧跨大西洋关系的中国挑战

任希鹏

▍封面选题：美国的百年未有之变局

在试图理解中美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的同时，我们也惊异地发现，我们自以为熟悉的美国仿佛变得陌生了——美国不仅成为当前世界上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并且隐藏在其社会内部的阶级、族群、政治意识等不同类型的矛盾，也在疫情蔓延之时不断涌现为各种激烈的社会冲突。显然，美国正在同世界一起，经历一场百年未遇的变局。

中美冲突：国际经济层级体系的裂变

封凯栋

寻找新的“敌人” ：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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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到“国家”：美国国家能力转型进行时

欧树军

里根政体的衰败与美国重建的特朗普道路

左亦鲁

疫情后大国关系新格局

纪明葵

▍城市政治经济学

全球化时代城市的转型发展

周伟林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有一两百年历史，要了解其城市演化，需要读书、看博物馆。而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地经历着一个“浓缩版”的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变化过程，可以通过持续的观察，编织动态画卷和逻辑链条，借助一些观察点（村、镇、县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新区新城，老街古城），观察空间、功能、权力（利）等结构的变化。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

美国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科学公益

牛 可

现代美国公益不能和美国社会历史环境割裂开来加以观察，它连带、汇合了现代美国历史的诸多重大潮流和事态，呈现、张扬了美国资本主义、美国公民社会、美国精英生态的关键特性，是现代美国历史的枢纽性事物，也是“美国世纪”的重要篇章。

▍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

近年来，新的信息技术工具正日益深刻地卷入国家治理之中，为治理过程提供了更高效的信息收集、认证和流通机制。对此，许多意见往往担忧新技术将赋予国家更加强大而不可控的权力，因此可能会带来侵犯隐私、加剧歧视等负面后果。本期“技术革命与社会变迁”专栏刊登的两篇文章，则以更乐观的态度和客观的分析，观察、思考和想象了新的技术工具为个人和社会福利与国家治理带来的积极变化。

“防疫国家”的信息治理：实践及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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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与国家治理的融合重构

李雯佳

▍中国发展模式再讨论

进行中的开创：华为实践的工业史意义

宋 磊

完全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之中理解华为实践，可能会低估华为实践的意义；过于强调具有排他性的技术进步，则可能会掩盖具有公共性的组织形态创新。

▍社会结构变迁

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

熊易寒

中产阶级的焦虑症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扁平社会到精细分层社会，社会阶梯变得越来越长，社会不平等加剧了人们的竞争心态和焦虑心理。

当小农户迈向大市场

谭同学

在迈向大市场的过程中，小农户的生活经历了从工作、经济收入的变化，到社会关系网络的重构，再到价值观念的不断重塑，较之过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状态，不确定性急剧增加。

▍学术评论

文科为什么要交叉——兼论知识发展的一般规律

钱乘旦

文科交叉已经是大势所需。虽说死守原有的学科边界，在研究课题上继续深究，仍然可以做出成绩；然而，要使文科获得质的发展、更符合时代的需要，交叉就是舍其不可的。

▍后发国家发展道路

拉丁美洲的未竟工业化

程文君 郑 宇

要想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不仅需要经济改革来重新找到经济增长动力，更需要综合的政治解决方案以突破既得利益群体的限制。只有在强大的新兴利益联盟的支持下，持续性的产业转型和升级政策才可能推行。而在许多拉美国家，这种解决方案是无法靠政府更替来获得的。

“弱国家”困境和埃及的再工业化前景

段九州

埃及的工业化进程之所以缓慢，正是因为国家能力建设的不足以及国家自主性的缺失，制约了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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