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的“不抵抗”

关于张学良的“不抵抗”

先讲一个故事：齐桓公说未曾食过婴儿的肉，易牙就煮了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易牙得到齐桓公的信任，想任用他代替将死的管仲，不过管仲认为：“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爱于君！”

易牙是没有人性的，但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几个这样的人呢？不论政治人物其立场如何，毫无疑问他们绝大多数是有人性的。所以。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脱离人性。

张学良与日本是有深仇大恨的，说他不想为父报仇那是不符合人性的，但是，作为政治人物，是不能按照普通人来要求的。假如张学良是一个侠客，甚至是一个平民百姓，化装刺杀河本大作，或者投弹刺杀日本天皇，这都是有可能的，施剑翘一弱女子为父报仇不也刺杀了孙传芳吗？因为张学良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他个人的仇恨必须要服从奉系集团的利益，因此，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此时东北尚未易帜，南方的北伐军仍然以奉系军阀为打击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为奉系集团的利益是不能与日本开战的。如果继续与南方为敌，则必须依靠日本——这对张学良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认贼作父”，从感情上是不可能为张学良所接受的。因此就为父报仇而言，为奉系集团求得安全而言，1928年年底的易帜是历史的必然。至于张学良是否有国家思想，是否将国家利益放在奉系集团利益之上，暂且不论，但就为了保存奉系集团而言也不得不走易帜这条道路——除非彻底投靠日本。易帜归属中央，希望通过中日全面战争报杀父之仇是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阎桂相持不下，这时候东北军举足轻重，加入谁，胜利的天平将会向谁倾斜，因此双方都对张学良极力拉拢。蒋介石不但拉拢张学良，还拉拢张学良的部将于学忠，这是因为，第一、张学良迟迟不做表态，第二、于学忠不是张学良的嫡系，于学忠原属直系军阀，直系惨败后投靠奉系，因此蒋介石才会拉拢于学忠。但于学忠始终不为所动，表示唯张学良之命是从。从感情上讲，蒋介石下作做法不能为人所接受，但政治人物是不能为情感所左右的，要以自己的政治理念为重。因此，张学良最终还是加入了蒋介石这一方。张学良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代表了中央，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形式上是孙中山的传人，蒋介石获胜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而冯阎桂获胜则将是几个军阀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为国家而言支持蒋介石无疑是正确的选择，1930年9月18日，奉系军阀的部队大举入关，冯阎桂瓦解，蒋介石取得全面胜利，张学良也因此而荣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一年之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中日开战是畏惧的，这个畏惧不是惧怕自身的安全，而是惧怕中日战争的失败。假如仅仅为父报仇而言，在东北实施抵抗，身为副总司令是不需要上前线的，没有危险还能获得抗日英雄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显然，这时候他不是考虑自身的利害得失，而是从奉系集团和国家的利益来考虑的，如果仅仅是东北军抵抗，则东北军必然会损失殆尽，整个奉系集团将不复存在。张学良不抵抗，一方面希望保存东北军，一方面希望能在蒋介石“安内”之后东北军加入整个国家的抗日战争。

“攘外必先安内”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来自内部的第五纵队危害更大。但是，谁是日本在中国的第五纵队呢？在三十年代前期中期，谁会是“未来的汉奸”是不那么容易好分辨的。再者，即便不是第五纵队，但在后方掣肘，也是影响抗战的。因此“攘外必先安内”有其逻辑上与现实的道理，因此该政策为整个国民党集团所接受，这当然也包括张学良——实际上，蒋介石的安内既要消灭共产党，也要消灭杂牌军。

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积极加入剿共战场，期望在剿共成功后能够全国进行抗战。剿共连续失败的现实，以及与共发生直接接触，使他认识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比“攘外必先安内共”更有利于抗日，或者说，安内要打击亲日派，而不是要打击共——因为他认识到共是抗日的。因此，他才会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在多次劝说无效之后发动了西安事变，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

虽然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结束内战促成国共合作，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功臣，但是，对东北人民而言，由于他认识上的错误，在东北的不抵抗让东北人民遭受了长达14年的亡国之痛。所以，他是无颜面回到东北的。

    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从这一点，张学良对蒋介石是很够意思的，张学良人格伟大。可是，张学良的不抵抗显然受到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影响，再者，“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极力推行的政策。从这点看，东北的不抵抗，说蒋介石不需要负责任显然也是说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