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人民的敌人

人民的敌人

一、政府是否充分尽了保护人民的责任？

二、政府与人民之间是否有痛痒相关的传统？

三、在大多数人民意识中是否认为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牺牲得有无价值？

四、各级行政官吏是否公正无私素受人民敬爱？

如果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我敢断言叫人民流汗流血，不用说在国家危难之际绝无问题，即使是在平日，人民也会踊跃应召的。相反地，如果这四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自然又当别论。因为人民觉得胡乱地流汗流血，是心所不甘的事。假如他们再发现有好多人的安富尊荣是寄托在他们的血汗之中的话，他们宁可去做叛徒，也必不肯代人牺牲。

不幸得很，我们在抗战期间各省所做的兵、粮、夫工作，就正是在以上四个问题否定的答案之下推进的。[1]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4月，战斗首先在豫中爆发，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主力部队，第一战区损失惨重。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000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32290人，被俘 7800人。

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的惨败并不少见，但让人诧异的是：在这场战役中，河南的农民拿起农具将国军成建制地缴械。

“现在他们回过头来，把猎枪、小刀和铁耙武装了自己。他们开始解除个别士兵的武装，后来把整连整连的人缴械。”[2]

“汤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时，豫西山地的农民行动起来，举着猎枪、菜刀、铁耙，到处截击这些散兵游勇，甚至解除整个连队的武装，缴获他们的枪支弹药和军队装备。积怨已深的农民，在大饥荒中积蓄的愤怒此时发泄出来，失去理智者甚至枪杀、活埋部队官兵。”

这不仅仅是西方观察员看到的事实，更是参与了这场战役将军们的亲身经历。

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刘子奇在《中原战役概况》里写到：“汤恩伯部队的主力被日军分割击溃，各向伏牛山区撤退时，秩序相当混乱。在退却路上，不时遇到豫西地方山地民众武力袭击，小队官兵多被围攻，人马武器、通信器材以及行李淄重损失不少。”[3]

第31集团军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的方耀回忆：“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通讯工具尽丢，失去了与上下级的联系。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跟他走的只有一个特务连，所有的重武器.通讯器材、辎重损失很大。在郏县与临汝县之间约二三十里长的突围线上所有村庄到处打枪，有的民众还叫‘缴械’。”[4]

中原会战后，第一战区对会战经过进行了检讨：“此次会战期间，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尤以军队到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并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阖，而行政缺乏基础，未能配合军事，实为主因。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5]

第一战区把主因归为地方行政，而自己的士兵不守军纪则为“绝对少数不肖士兵”。

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深知第一战区部队军纪的败坏，他在1944年7月21日的黄山整军会议上痛斥军队的腐败：

“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据他们所见，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也就是大家的耻辱。”[6]

第一战区和蒋介石都在事后找原因，可是西方的外交官早1942年就对此次灾难做了事前预言。1942年10月14日，谢伟思乘火车从西安出发到洛阳调查，15日和16日待在洛阳，然后回到西安。谢伟思的调查并不深入，但他得出的结论却很有前瞻性。他在报告中“饥荒造成的影响”一节预言道：

“社会上，所造成的眼前后果是，根除了很大一部分人承受困难的能力。但是，更重要的后果是，这些苦难可能引起的人们态度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河南农民本来就已经对抗战不感兴趣，现在存在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苦难可能孕育着不满，而这种不满可能演变为对他们的处境的公开抗争。

迄今还没有迹象说明大动乱就要到来，也没有迹象说明大动乱可能发生。可能的情况是，农民继续默默含辛茹苦，盼望有好时候到来。但是，渴望和平的气氛和对本来被认为是应该保护他们的政府和军队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7]

谢伟思报告中提到的“饥荒”是指发生在1942-1943的河南大饥荒。

1942年，黄河下游一带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旱情，是数十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很多庄稼颗粒无收，这场大灾难一直持续到1943年夏。河南省灾情最为严重，其中，特别重灾县有郑州、广武、禹县、偃师、许昌等18个县；最重灾县有长葛、宝丰、西华、扶沟、郾城等13个县；重灾县有绳池、商水、舞阳等15个县；次重灾县有西平、上蔡等17个县。只有邓县、桐柏等8县属轻灾县。[8]

接着就是水灾。1938年6月的花园口决堤，导致黄河下游豫皖苏一带形成5.4万平方公里的黄泛区。黄泛区改变了地貌，使该区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100亿吨泥沙淤平了这一带大大小小的河流，下雨一片汪洋，雨后又变得缺水，结果“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沃野千里尽成沙砾，满地麦稷变为蓬蒿。1943年，从5月起，扶沟、西华、尉氏境内的黄河多处决口，其中5月18日尉氏县荣村一处决口，即淹尉氏、鄢陵、扶沟、西华等县的187保、耕地1274495亩，淹房59716间，灾民186178人，造成经济损失100亿元。[9]8月，全省阴雨绵绵，漳河、卫河、洛河、伊河、沙河、颍河等河流，水势猛涨，遂泛滥成灾，使几百万亩农田变为一片泽园。

然后又是蝗灾。1943年夏秋之际，又闹起了蝗灾。蝗灾最先发生于黄泛区，至8月底蝗灾的面积逐渐扩大，从东部的鹿邑、太康，到西部的新安、灵宝，从北部的广武、汜水，到南部的方城、唐河，到处是蝗虫。1943年8月27日《河南民报》记载了宝丰县遭蝗虫袭击的经过：“宝丰昨过蝗虫，于上午九时起，始若空中散墨，由东南向西北飞去；继至十一时，如雨前怪风，呼啸而来，阳光为之遮蔽，昏暗犹如墓晚，直至下午一时半，始略见清晰，是时蝗虫粪下如雨，一时地面被其遮盖，厚达二分。城外田间早秋晚秋之苗被食净尽，河岸野草亦不复留，城北三里营一带，更为惨重，树叶亦被食过半。”[10]

国民参政员马乘风对灾情调查后报告：沿陇海线自西向东，由灵宝、卢氏、陕县、洛宁、渑池、宜阳、嵩县、伊川、洛阳、孟津、偃师、巩县、登封、密县、广武、荥阳、汜水、郑县到新郑，“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豫中各县如襄城、禹县、郏县、临汝、鲁山、叶县、舞阳、许昌、长葛、洧川、鄢陵、扶沟、临颍、西华等地大旱，“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各县如南阳、内乡、淅川、镇平、西平、遂平、汝南、新蔡、确山、上蔡、 唐河、邓县等地，“丰收原本可望，不意行将麦收之时，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继之以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实满地生芽，徒唤奈何，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麦收既不佳，秋种之后八十余日滴雨未见，秋收更属根本绝望。两季一无所收，遂构成河南之严重灾难。”[11]

据《1942年河南各县麦收灾情统计表》显示：1942年小麦种植面积33035547亩，收获小麦17996530市石，相当于丰年麦收的2.8成。灾情极端严重的县，如郑县、汜水只有1.5成，孟津只有1成，最严重的广武，全县小麦收获只有3611市石，收获只有丰年的0.5成。[12]1943年8月，河南省主席李培基统计：河南共有96个县份受灾，夏季受灾农田总面积50917644亩，秋季为54630640亩，平均约占各县耕地总面积的82％，收成为四成左右。在一年的总食用量中缺粮75％。[13]

郑州县政府调查，1942年所收小麦，仅够全县人口食用一个月，县区的商店，由1200家减为270家，全县人口由20万减至15万。在这15万人中，粮食有余者仅15户，自足者27户，粮食不足者3893户，非救济不能活的灾民达49000余人。[14]在国统区的七十二县中，就有一千六百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数百万人“几无颗粒之存储”。[15]

王安娜在她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回忆：“入冬之前的几个月里，农民们靠吃树皮、树叶、黄土等维持生命。……‘卖娃了’，这可怕的喊声，在各个城市的街头晌起、农民们卖女卖妻，他们希望借以维持到明年收割时，然后再把妻女赎回。然而这种希望是何等的渺茫啊。”[16]

缺粮导致大批的死亡。河南《前锋报》特派记者流萤把他在灾区的所见记在《豫灾剪影》一文：“在洛阳，这繁华的街市，人会猝然中倒，郑州市两礼拜中，便抬出一千多具死尸。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和广大的黄泛区，每天死亡的人口都以千计。入春以来，更每天每村都有死人。据一位视察人员去年10月间的调查，每天河南要死四千人以上，现在是离那时三个月后的春天了，谁知道现在的死亡率比那时候要大好几倍。”[17]在豫西农村，许多人饿死了，“毒死小孩子，或全家自杀，不再成为骇人听闻的新闻了”。[18]而据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杨却俗回忆：“在保甲的编制下，许昌有六百多个保，三十二年的春天，灾况最为严重，平均每保每天饿死一两个人是最保守的估计，因而我每次看到太阳升起就悲伤于又要有上千的人死于饥饿。灾后，政府作了人口调查，除去死亡和逃亡，加上返回故乡的，仅有二十八万多，也就是比灾前少了十三万多的人口，差不多是少了三分之一！”[19]

灾情在1942年7月就已经显现，但并没有得到及时地救济。1942年7月16日《前锋报》社评发出呼吁《赶快作防灾的准备》，7月24日又呼吁《灾象已成，迅谋救济》，但这些呼吁并没有引起当政者的重视，灾情日趋严重。

10月下旬，国民政府派张继、张厉生到河南实地勘灾。张继、张厉生从洛阳到郑州，考察了几个县份，认为河南灾情确实严重。在10月30日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一次大会第八次会议上，河南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提出了《河南灾情严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呼吁救灾。11月27日，河南省府主席李培基在当时的临时省会鲁山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河南国统区无县不灾，无灾不重。

从1942年7月饥荒发生，到1943年3月，这是灾民最需要救助的时候，国民政府的救灾工作却很不得力，致使灾情越演越烈。

1942年冬，《大公报》记者张高峰被派往河南进行战地采访报道。在从豫西、豫东到黄泛区的采访过程中，张高峰意识到河南灾情的严重性，目睹灾民的悲惨境遇和地方政府持续征兵、征税、征粮的状况，决心为民请命。1943年１月17日，张高峰把关于灾情的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发至重庆《大公报》。２月１日，《大公报》社将题目改为《豫灾实录》予以全文发表，将豫灾惨状公之于众。２月２日，总编辑王芸生所撰社论《看重庆，念中原》在《大公报》发表。两文刊发后，国统区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当晚，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大公报》停刊３天，以示“惩戒”。2月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对手被禁言的情况下，发表《赈灾能力的试验》反驳《大公报》的奇文。该文为了掩盖国民政府不恤民命、救灾不力的真相，居然把“河南人民所受之苦痛”视之为“天降大任之试验”，认为中国正是一个天将降大任的国家，自然应该像古圣人孟子所说的那样，要“经受种种（天）之磨炼，增益其所不能”，这真是一篇奇文。王芸生后来回忆：《大公报》对于河南灾情的表述是相当克制的，却触怒了蒋介石。3月，记者张高峰在河南漯河警备司令部被逮捕，罪名是“共党嫌疑”。[20]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读到《大公报》对河南灾情报道，职业敏感使他想了解真相，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福尔曼从陕西进入河南采访，在洛阳附近即看到无人掩埋的死尸随处可见。据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里还有八百万居民。其次是一些边缘县份，那里还有许多人正在奄奄待毙。根据我们目击的情况和地方官员给我们提供的死亡数字推算，我们可以推测有两三百万人已经背井离乡外逃了；另有两百万人已经饿死。当时是三月份，我们估计，如果庄稼长势正常，新粮也要到五、六月份才能成熟，所以还会有两三百万人饿死。我在灾区的最后一个星期集中精力于统计数字。我的最可靠的估计是，有五百万人已经饿死或快要饿死——无论用什么方法计算，这个数字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出入。”[21]

随后，白修德把他的调查写成《等待收成》一文，发表在1943年3月22日出版的《时代》，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国际舆论关注，也使正在美国访问寻求援助的宋美龄极度不满，她要求《时代》老板亨利·卢斯解聘白修德，但遭到拒绝[22]。

白修德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面见蒋介石，并用福尔曼在灾区拍摄的野狗拖食人尸的照片后证明灾情极度严重，之后救灾工作才有了很大的好转。《蒋介石日记》也披露了这一细节，1943年4月11日的蒋介石日记中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持。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4月15日，蒋介石致电蒋鼎文汤恩伯和李培基：“前月有英美通讯社记者数人赴豫调查灾情，而郑州许昌各地警备司令与专员各县县长等，其与记者谈话时，无不张大其词，危言耸听，暴露我抗战之弱点，影响我军民之心理，其愚鲁幼稚，殊失国体。且一面极言灾民之惨状，一面又对此记者以盛馔相招待，使各记者对我公务人员之讥评。”“据中外人士视察豫省报告称：由郑州至洛阳及许昌各地，沿途皆见暴骨累累，狗彘相食。或埋葬过浅，臭气外扬，不悉此种情形，兄等亦有所知否？何以不速设法改正？以后不论军民尸体，如其无人收殓，应由政府负责代埋，而埋葬时其坑深必须超过五尺，并多盖土于其上，以免暴尸与腥臭之弊，希即令各地军民当局负责速办，为要。”[23]

鉴于灾情严重，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张光嗣去河南灾区调查，1943年5月30日，张光嗣带人从重庆出发，十日后到达洛阳，开始对河南第一第五第六第七第十等行政区灾情视查，9月27日做《关于河南省旱灾情况及救灾情形的调查报告》，对灾区的惨状，报告写道：

灾民之食品    各县之榆树皮均被剥食净尽，河中之笮草枕头中之糟糠多被食尽，此外，如伏苓燕粪一切野草菜根及喂养牲畜之谷秆麦秸均为灾民之食品，即牲畜不食之花生皮瓜子皮牛皮及皮绳等亦为灾民苟延命之食品。

震骇中外之人吃人    据调查所得人吃人之事以许昌郑州襄县三处发现者为最多，其他各县亦有发现，各县长乡长保长多秘而不宣恐因此而获罪也，谨将确实可考者分述于后：

（1）巩县小黄冶村里沟刘保中曾杀食小孩三名。（2）郑州东陈庄三十号马刘氏将已死之幼女煮食充饥。（3）郑州东南十里史岗村村民史好妮饿死后其妻史赵氏曾煮食其夫之肉。（4）新郑北五十里岗五村村民李春妮将其六岁幼女杀食充饥，该民因悲伤太甚又将其房屋燃烧自行焚毙。（5）尉氏南四十里后黄村蕲雪成杀食小孩三名。（6）鄢陵文范乡第九保漆井村马纪灿杀死其三岁生子及岁余孙女充饥。（7）鄢陵甘罗乡第五保云汉村女苏桂莲年十七岁因其父苏文献逃陕独留，断炊杀煮其伶仃无依之八岁族弟苏庚雇充饥。（8）郾城人桧乡第十五保后乡村居民张胡哨连续煮食小孩死尸二具及十七岁女尸一具。（9）襄县湛阳乡第七保李庄席老四杀死第一保朱庄林柳氏之子一人。（10）襄县化育乡第三保湾张村田铁成杀食田狗之子一人。（11）襄县汾陈乡第十保孟庄邵栓张六二人共同杀食小孩三人。（12）许昌东南五里墙杆刘村刘李氏杀死小孩一人。（13）许昌石固赵光有将已死之女儿煮食充饥并卖给周马氏一斤价二十三元。（14）许昌自由镇第十五保新街李常氏杀死小孩二人。

此外在郑州襄县许昌三县郊外弃置之死尸被人将肉割去煮食或售卖者亦颇多。[24]

到底有多少条鲜活的生命在这场大饥荒中逝去？1943年国民政府发布的《河南灾情实录》，记载饿死300万人——这一数字相当于抗战期间国军伤亡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10倍。张光嗣的报告仅统计第1、第5、第6、第7、第10行政区共29个县，即饿死1484983人。其中：第1行政区（辖孟县、长葛、荥阳、新郑、广武、禹县、潢川、尉氏、密县、汜水等县）饿死497471人，第5行政区（辖许昌、临颖、鄢陵、鲁山、襄城、临汝、宝丰、郏县、郾城等县）饿死627208人；第6行政区（辖叶县、方城），饿死142711人；第7行政区（辖扶沟、西华、商水、项城、沈丘等县），饿死167060人；第10行政区（辖登封、陕县、偃师等县），饿死50553人。[25]

灾荒的原因，当然首先是自然原因，也由于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但如果救灾及时，并不必然导致大量死亡。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贝克指出：“这样一场大灾难可能不完全是人为的；但很明显，如果不是人为因素的话，可能不会死那么多人。”[26]白修德也批评道：“在这个问题上，人也有其罪责——不是由于不该做而做，就是由于该做而不做。使我最为愤慨的是，号称中国政府的这一政治体系，或者徒有政府之名而实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那种情况。尽管饥荒从天而降，是一八九三年光绪皇帝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早灾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政府采取行动的话，则不致于有这么多的人死于饥谨，这种死亡是人为的。”[27]

国民政府中央对河南的严重的灾情反应迟钝。1942年6月18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意识到这次灾害的严重性，紧急上报蒋介石：“本省今年入春少雨，二麦枯萎，兼以风雹，麦毁尤多。灾情之重为历年所罕见”，请求减免河南省的一切负担。[28]7月27日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连续多次上书军委会，称1942年豫省应征实征购军粮500万石，“如此巨数，非请助邻省，实难足额。”[29]7月28日，李培基、蒋鼎文以及河南省党部主任委员刘真如等再次联名上书，请求将河南省1942年的军粮数额由邻省配拨。[30]国民中央政府也应该注意河南省的灾情了。7月29日，何应钦在给许世英的一封信中透露，河南省“今岁入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及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魅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亦患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31]

连续接到灾情呈文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重视河南的重大灾情呈报。何以至此呢？抗战爆发后，一些省份为少交或减免中央田赋及征购军粮数额，多留粮食自用，不时有以谎报灾情的办法欺骗重庆政府的事情发生。“为了充裕军糈民食，实行征实的制度；为了预防有人破坏这种制度，还规定了虚报灾况的予以重惩；为了推行这种制度，依实在情况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32]1941年蒋介石下令：“非有严重情形，不准率行报灾之旨，令各省处对于灾案，切实查勘，如确实严重，应所请减免赋税。”[33]或许这可以解释蒋介石为何对河南省的灾情呈文反应如此延迟。

1942年9月21日，蒋介石还认为：“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停免征购，一方请求诀赈济。然究其实，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但大多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揆其心迹，官吏则借报灾荒预图减轻征课之责任，或竟假以结好于富豪，士绅则借报灾荒以期市惠于乡里，或竟假以规避其本人纳课之义务。”[34]第二天，蒋介石即致电李培基：“此次河南灾荒，省府处置殊多失态，省府如王委员等，不特不研究办法处理灾情，而且怂恿人民组织请愿团体，向各方呼吁，甚至故甚其词，以少报多，此不仅幸灾自便，实为政治道德丧失之尤者。”[35]此时，蒋介石仍将河南政府的救灾的急迫措施视为“幸灾自便”。

由于河南地处前线，抗战以来，河南大部虽说仍是国统区，但国民政府对河南的索取远多于投入。据时任河南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由于中央认为河南接近前线，不宜进行建设。”，因此，对于河南的工矿交通、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技术等方面，都少有资金投入。在军粮征购不足的情况下，又以“不让粮食资敌”的名义对农民实行抢购，民间少有粮食储藏，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36]这样，一旦遇到灾荒，河南农村经济的大崩溃便不可避免地爆发

自古以来，灾区是不纳粮的。南宋时期，在救灾方面颇有建树的朱熹就提出，蠲免赋税是救灾之首，赈济是救灾之尾，如果不首先蠲免灾民的赋税，而后又去赈济他们，等于把身上的肉割下来让嘴巴吃一样。

1942年，河南征实征购军粮500万石，经再三争取，军委会、粮食部答应将河南省1942 年征购军粮数额减至380万石。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再次上书请求减免，9月初，李培基去西安，向主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见面求援，9月11日上午，蒋介石电告行政院及粮食部，将河南省1942年度军粮征购数减至200万石，且“此时不宜限期催缴”。[37]

地方官吏是如何征粮呢？被派往荥阳、郑县、新郑等县督征建设厅长张仲鲁回忆：“在荥阳的官绅会上，县长左宗濂怕完不成征粮任务而哭起来。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不禁失声痛哭，跪地磕头，求免军粮。在新郑，代表密县的白姓老人（密县推了白姓、牛姓两位老人来见）提起密县灾情，便放声大哭。”[38]杨却俗回忆：许昌县长王桓武为了征粮，“派地方自卫团的团勇挨户坐催。所说的坐催，就是住在欠缴实物的农民家里，吃着农民的，要着农民的，农民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能不先打发催粮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39]

白修德对征粮的调查是：“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以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指挥官和一些军官及兵士注意地听着。那指挥官是一个将军，他忽然暴怒起来，把那个人叫到旁边，我们听到他用很响的耳语斥责这农民。于是这农民回到我们这边来，说他刚才说错了，抽的税其实每亩不过五斤。那将军要求我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给他们，我们退回了一份，但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40]

1943年1月底，从河南灾区征收的170万大包粮食全部收齐，1月31日中央社鲁山电称“河南各地人民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2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中央社鲁山电，称已从河南征粮170万大包（按当时规定，石小于包，约10市石等于7大包。170万包相当于243万石）。这比1942年度河南省军粮征购减至200万石之数又超出20%以上。如期完成征粮且超额完成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军粮是如何征购呢？豫中会战中，1944年6月2日，陈诚从南阳致电蒋介石，提出地方善后六项建议，其中有“惟收购时，须由粮食部或后勤部派妥员会同地方人士办理，以免蹈以前只收购不付粮款之覆辙。”[41]

老百姓的粮食被搜刮得一干二净，但士兵们是否吃饱了呢？

1944年6月6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目前各部队缺额甚多，而粮饷均仍照发，因有主张调整现行编制人数，以节余经费，拨充改善军队生活之用。希提最高幕僚会议研讨报核为要。”“据报，各部队有在民间出售余量情事，应予严禁。嗣后此项余粮，可由军政部规定收购机构及给价办法，不准部队私自对商民贩卖，否则以盗卖军粮之罪惩处。希即照此拟具办法通令实施为要。”“严令各省驻军，不得直接向民间索取。各省驻军经费如万不得已须在地方临时征借，应由各省政府统筹统支，不得由军队直接向民间需索，否则以敲诈论罪。希即照此严令所属遵照办理为要。”[42]

7月25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从西坪镇致电蒋介石：“一战区豫境部队军粮，自五月份迄今，大半未领到现品。除一部分发给现金外，余均向民间摊借。”[43]

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三次会议上，由郭仲隗领衔，103人提案弹劾汤恩伯的，提案指出：“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包谷等杂粮。士兵营养不足影响作战。且部队所借杂粮多需自磨而食，终日忙于筹粮及推磨等工作，尚有何暇顾及操练与防务？并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亦无法合作。而仓库陷敌时内汤恩伯利用军权经商走私，在逃跑前让士兵、民夫搬运大量私财；仓库落入敌手时，里面还存有面粉100万袋，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44]

部队编制严重缺额，粮饷按满员照发，士兵缺乏给养向民间“借”粮，部队还向民间出售粮食。可知贪腐严重到何等程度！

岂止是第一战区，吃空饷是国军中普遍的现象，有人举报第八战区第二十七军军长周士冕吃空饷，蒋介石让胡宗南查报，经胡宗南调查报告，第二十七军积余军粮1729923斤，价值1500余万元。蒋介石批示：“该军余粮积存如此之多，而士兵饥瘠如彼。据此一军，则推之其余各军所积存之余粮亦必私藏不报。”[45]

国民政府为救灾给河南拨下2亿元救济款，而据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军风纪巡查团主任的金汉鼎将军回忆，中央下拨的赈济款一共是5亿元。其中2亿元是急赈款，用于在河南各地遍设粥厂；3亿元是平粜款，用于办理平粜粮。[46]

2亿元的急赈款究竟去向如何？白修德在他在《中国的雷声》一书中记载：“河南赈款到得很慢。在我们三月间到河南时，指拨的款项二万万元中只有八千万解到了省政府。甚至这一笔钱也处理得很坏。政府官员们把此款留在省银行里生利息，而喧闹地讨论着作何用途。在某些地区，当钱款分发到挨饿的村庄里的时候，当地官员收到此款后，扣掉了农民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都克扣赈款。中央政府发出的赈款都是票面国币一百元的票子——因为一斤麦子只消十六至十八元，那票面并不大。可是当地囤积者拒绝人们以大票购粮，农民要买粮食吃，必须把百元票兑成五元和十元票。这就不得不到国家银行去兑换，国家银行却大打折扣，大票子换小票子要抽取百分之十七。”[47]

担任河南省平粜委员会副主任的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与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拿着中央拨下的平粜款，大搞投机买卖，他们贷放车皮，勾结商人，囤积居奇，倒卖平价粮。一直到1943年春河南的新麦登场，麦子的市场价跌得比平粜价更低时，他们才把所谓的平粜粮运到灾区，强迫人民购买。抗战胜利后，1945年12月，河南临时参政会要求彻查“特大平粜舞弊案”，才查出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人的滔天罪行。经过调查，李汉珍等人在办理平粜粮过程中贪污的款项，竟达数亿元之多！1946年10月，河南开封法院作出了李汉珍平粜舞弊案的判决。然而此时，李汉珍早已携款潜逃，不知所踪，这桩轰动全国的最大平粜舞弊案件隧不了了之。

《前锋报》1945年12月18日社评《严缉农行贪污逃犯》中，愤怒地说，“四万万余元的巨额，如果移作救灾，大旱灾中的三百万灾民，也许便一个也不会饿死。所以李汉珍等这一群贪污人犯，是直接屠杀三百万灾民的凶手，河南人今天应向他替冤死的同胞索命！”

根据时任三青团河南支部会计室出纳员司殿选回忆，当时他还担任“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的收发员，“河南省灾情调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在1943年麦熟前夕、灾情最严重的时候，竟把200万元赈济款，让私人秘书付真如拿着盖了公章的兑款单从银行提走，用这些钱在老家许昌买了500亩地。这时候地价是最便宜的，“平常2500至3000斤麦买一亩地，这是只出50斤、30斤。”[48]按照张光嗣的调查，此时地价“较以前地价低二三十倍至七八十倍”。

国民政府中央派下来调查灾情的张光嗣对河南地方政府自然没有必要客气，在他的报告中对地方政府工作中的种种弊端，经行了猛烈的抨击：

……

（二）灾重之原因    豫省如仅有旱灾而无战事则灾情之重绝不如今春之甚，盖自抗战以来，人民之人力财力物力已大量贡献国家，因之十室九空，家鲜粮藏一遇早灾，富有者尚无法生活，贫者更难以自存，兹将灾重之原四分述于下。

（1）粮价过高    今春粮价突增，各县人民家家断粮，所食多属仰自外来，因辗转搬运故价格日高，就人民日常所食之小麦而论，战前每市斗价六角余，去年麦收前每市斗价二十余元，今年麦收前每市斗涨至三百余元，较战前实高数百倍，较去岁麦收前亦高十余倍，故民食益艰灾情愈重也。

（2）军需繁重    豫省地临前线，所有军食与草料多由地方供给，是以人民虽日不举火为国家生存计，仍缴纳征实征购及一切柴草麸料，以供军用，此种爱国热情，恐为古今中外所罕见也。

（3）地价跌落    人民十室九空，不得已将田产贱价出售，因灾情严重，富人多以年荒差重不愿买地为辞，甚至故意刁难，希图压低地价，按各县以前地价恒以粮食七市石左右购地一亩为标准，今春地价贱者不及三百元，昂者不过千元左右，以之易小麦，贱者不及一市斗，昂者不过三市斗，较以前地价低二三十倍至七八十倍，卖地一亩仅敷维持一家八口数日食用，此灾情之所以日益严重也。

（4）各县乡长保长甲长之营私舞弊    各县乡长及保甲长大多数人选极坏，关于赈款赈粮耕牛贷款及其他一切征物派款之营私舞弊已成最普遍之现象，甚至县长虽明弊端百出，亦故作痴聋，以致民怨沸腾，不惟影响救灾，即于政务推行亦影响甚大。

（三）河南省政府对于救灾之措置    豫省政府除将中央及各方拨发及捐助之赈款赈粮随时转发各县散放外，并订有省县救灾委员会办法通令施行，至中央拨发之平粜基金一万万元，由省政府负责办理，因用人失当办理迟缓，影响救灾甚大，麦收后尚未能将平粜粮全部运至民间，以致怨声载道，中央饬办平粜之意义原为平抑粮价之高涨，然麦收后运到之平粜粮较各地之麦价为高，是爱之反以害之，殊失中央救济豫省灾民之本意，此外，豫省政府对于办理救灾各事均无显著成绩可言，故今春灾民死亡载道，情景之惨为亘古所未有。

（四）土地权变动之剧烈    各地灾民因饥饿太甚，除将衣服器物农具出售外，无论贫富均以出售田产为维持生命之最后办法，有因地价太贱不忍卖地而全家饿死者，有将田产卖完依然无法维持至麦熟仍不免全家饿死者，据调查各地灾民之田地大多已移转于军人富商及公务人员之手，在此种特殊环境之下，似应由卖主备原价赎回，惟在法律上无根据，拟请中央另订办法以资补救而免贫富阶级之悬殊。

（五）逼迫灾民缴纳征实征购之结果    查征实征购为中央在抗战期中之重要政策，凡属国民均宜竭诚拥护，河南去岁麦秋二季之平均收成仅有一二成，在豫居住之人均极明了，因去岁荒旱数月，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未丰收非丰年也，在洛阳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目睹各地灾象已成且严重之程度，出人意外曾不避越俎代谋之嫌，竭力为灾民向中央呼吁，豫省政府报灾较迟，已不无遗憾，竟尚有邀功心盛之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等谎报灾轻，并闻该局长等曾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呈报上峰，该局长等主管粮政等事，中央自必确信无疑，光嗣察第一第五两行政区时各县人民多涕泣相告，谓某人卖妻鬻女，尚不敷缴纳征实征购之用，谓某人无力缴纳征实征购已被逼自缢身死，光嗣亲历数十县之乡村，几未有无此种惨痛呼声者，中央在万分困难中尚拨发巨款救济豫灾，诚令人感激涕零，不意不明大体之粮政局长卢郁文等在灾民奄奄待毙之际，仍分派委员严令各县逼迫人民缴纳征实征购，稍有迟延，即将灾民系诸囹圄，灾民无辜遭此不幸，拟请严惩以苏民命。[49]

饥荒过后，老百姓的日子一样不得安稳，抓丁拉夫等依旧祸害着他们。而一旦战事爆发，大小官员和散兵游勇趁乱更是为非作歹、无法无天。

第57军第97师第289团团长郭吉谦在他的《第九十七师参加灵宝战役的回忆》里记载：“一天，有三个商人模样的人从陕县方向到达灵宝城。被守城岗哨盘查后送到营部。营长陈季达从这三人身上搜出很多钱财，并把他们作为刺探军情的汉奸嫌疑犯关押起来，但并不上报。部队撤退时，陈季达将搜出的钱财装入私囊，并把这三人活埋在该营部所驻之县政府院内的一个角落里。”[50]

方耀回忆：“我们共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官兵喝。在登封与日军作战时，有二十几名负伤的士兵，加上几天来逃兵甚多，连队的东西带不了，抓了十几个民夫，附近村庄的老百姓见此状纷纷逃跑。下雨天部队没有雨具，士兵就进入民房翻箱倒柜，把老百姓的衣服披在头上挡雨，湿了就丢掉换干的，沿途见有不少被抛弃的衣服。到宿营地时，由于没有兵站补给系统，就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粮食由部队主管人员如连、营、团长出具借据，在某村某家食用多少斤粮食，老百姓凭这借据可少付征购粮。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武器缴掉。行军途中见有友邻部队掉队的士兵，就没收武器，强迫编入连队当兵。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51]

朴实的中国老百姓是分得清谁是他们的敌人，谁是他们的亲人的。据第4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回忆：“洛阳以东本军防区内军民融洽，在阵地十八日之激战中，输送军食、伤兵，皆人民自动为之。有数日战事激烈，伤兵众多，妇女协助运送（后运百里至白马寺医院）。故能保守阵地，完成任务者人民之助力甚大也。及西退时，出我防地，截然不同。军民平时交恶，战时更甚，人民望见军队即逃避一空，不惟设营、食粮种种困难，即觅一向导亦极不易（豫西战后，各军昌言，此次豫西之败，地方人民袭扰军队，影响甚大。河南参议会曾发一通电说，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非纪律不良有以致之，即自己战败而委过于人民等语）”[52]

当饥荒来临的时候，隶属于第4集团军的第38军为了赈济灾民，号召士兵节约粮食。38军17师师长耿志介，新35师师长孔从周，号召全师官兵，每人每天节约口粮2两，拨给汜水，救济灾民。他们在汜水马王庙办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粥厂，开始舍饭。设大杀猪锅6口，每口每天固定做饭4锅，共24锅，必要时还临时增加锅数，每锅每次下细麦糁25斤，每天至少要用去小麦600~700斤，每天就食者在千人以上。每人每餐领稠麦糁粥一大马勺，饥民领粥后，回去加些野菜可够全家3~4口人食用。[53]

中原会战后，陈诚于7月22日至8月4日，在西坪及西安，两次召开中原会战作战检讨会，总结会战失败原因有：

二、……又兵站总监部所属各仓库，平时均将军粮贷放农民，坐收利息，更有盗卖军粮者，故对部队军粮欠发甚巨。又所发军粮均为小麦，军队多以战斗兵磨麦，自不无影响战力之处。甚至有许多部队直接就食于民间，造成军民关系之恶化。

又兵站征用民间交通工具甚多，但大部用于为商人包运货物，或为部队走私货物。

……

七、军纪废弛已极：河南民间早就有“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虽不免过甚其词，但军队纪律的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汤副长官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举发。伊川、嵩县、登封遭八十五军洗劫极惨。十三军之于密县、禹城，预八师之于卢氏，四十军之于木洞沟亦复如是。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亦到处鸡犬不留。军民之间俨如仇敌，战事进行中，军队不能获得民众协助，自属当然。而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且有乘机劫杀零星部队及予以缴械之事。

……

九、部队普遍吃空：部队兵员缺额极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者。即此可见一斑。

……

由检讨而知的缺失尚不止此，此不过其荦荦大者而已。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54]

8月26日，陈诚又致电蒋介石，分析军纪败坏的原因：“伏闻中央对于官兵之生活已有所改善，但与实际所需距离犹远，如不能维持其最低限度之生活，饥寒所驱，恐无法纳之于规……现军队纪律之败坏，已到极严重之阶段，假如复令其有所借口，不能予以纠正，现在已难于维系，将来更不知如何收拾。”[55]

1943年1月5日，被讥为“水早黄汤”四害之一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31集团军司令汤恩伯上书国民政府军委会，申告“入冬以后，灾情又趋严重，粮价飞涨。以叶县而论，前数日麦价每斤五元，刻已涨至十一元。灾民无从觅食，惟以草根树皮充饥，因而饿毙者颇多，抛儿弃女者尤属日有所闻，各地情形亦多类似”。请求中央严令陕西、安徽，湖北三个邻省切实设法鼓励粮食入豫，以解灾情。[56]

实际上，至少早在前一年11月，河南就已经和湖北联系购运赈粮了，据1942年11月16日的《前锋报》社评：“河南省政府委员李晓沧氏赴老河口与湖北省陈兼主席（陈诚）商洽购运赈粮，配送灾民，已获得圆满结果。陈主席允许先在鄂北各县配购稻谷三万市石，且按急购之价，价售河南，比之市价可省四百万元。并允以后仍将尽可能设法源源以余粮救济河南灾民；对于灾民赴鄂就食，亦饬各县设法尽量救济，并慨解义囊捐十万元，分交鄂北三、五、八三行政区专为救济入境灾民之用，以示提倡；对某战区救灾委员会易委员伯坚所拟二百万元救济赴鄂灾民办法，亦表示愿尽力助成，即饬各县与之商洽实行。据李委员云，陈主席对豫灾甚表关切，凡有所求，如力有可能，无不允许。此种慷慨恢弘之胸怀，实属少见。我们知道，陈诚将军是党国大员，湖北主席乃系兼职，湖北民食须筹维，河南灾民亦须救济，豫民鄂民，都是中国人民，在身负党国大责的陈将军当然不会有所区别，有所厚薄。陈将军一切允诺，尽可能的设法救济，这正是陈将军的伟大处，亦是党国大员应有的襟怀与风度。这不但值得豫民感谢，亦实令人钦佩。”

但一直到1943年3月下旬，陈诚所许诺的3万石稻谷，尚未运到。1943年3月27日《前锋报》社评《吁请邻省速解粮禁》，语气沉痛而愤激：“救灾恤邻，古有明训。国与国间尚且如此，况在一个政府统一政令之下，岂容地方政府以邻为壑，划分区域，限制粮运？……邻封粮食，除安徽现正分路抢购采购，源源运豫，及陕西之粮亦有少数运豫省外，鄂北之粮，迄未运到。年前省府委员李晓沧氏在老河口所洽商之3万包稻谷，虽已兑拨皖米，此米犹在漯河，或将分配他区……我们知道，邻省是有余粮的，有余粮而禁不放出，不说捐，连卖也不卖给河南人，这未免说不过去。”

为什么普通民众和国民政府军成为敌人？一位记者一篇通讯道明了原因：

在政治上，为什么农民成为我们的敌人呢？因为我们自己把他们推到敌军方面去。在敌军到达浮县和津市之前，形势危急时，当地驻军下令人民疏散，每家只准留下一人。两天以后，又有一道命令叫人们全体撤退，一个人也不准留。如有违背，以汉奸论罪。老百姓走了之后，（中国）驻军就在全城抢掠，把抢到的东西搬走。年纪太老不能离家的以及不愿离家的人，全给杀掉。有时连房子也一起浇掉。我到津市的时候，驻军抢来的老百姓的衣服仍在市上出售。我和老百姓谈过话。开头，他们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后来我提起重庆，说我是来视察的，他们就左顾右盼，看到没有人在旁边，其中一个人就把四个指头放在桌上，然后再把手翻转来。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要说的是四十四军把全城抢光了。他低声对我说，驻军曾经强奸，抢劫，放火，杀人。老百姓知道军队抢光了该城后，就想回家，但军队不准他们过去，要过去必须出钱。每人得缴献五百元至一千元。八十七军也是如此。[57]

[1]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第205页。

[2] [美]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第199页。

[3]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267页。

[4] 同上，第328页。

[5]《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载于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册，凤凰出版社，2005，1290页

[6] 蒋介石：《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知耻图强》，1944年7月21日，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20卷，第445-446页。

[7] [美]埃谢里克编：《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第18-19页。

[8]《河南民国日报》1942年9月12日，转引自《河南地方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第238页。

[9]《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5月29日，转引自《河南地方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第239页。

[10]《河南民报》，1943年8月27日，转引自《河南地方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第239页。

[11]《参政员马乘风报告》，中国第二厉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16，案卷号438。

[12] 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265-274页。

[13]《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8月3日。

[14] 河南教育学院历史系：《河南地方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第238页。

[15]《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4月11日。

[16]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教乡》，三联书店，1987，第376页。

[17]《河南文史资料》第13辑，第4页。

[18] 石岚：《目前的豫西农村》，载于《中国农民月刊》，1944年9月，第4卷第4期。

[19] 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载于台湾《春秋》杂志，第12卷第2期。

[20] 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湖北人民出版社，第81页。

[21] 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第117页。

[22] 同上，第120页。

[2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3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234-236页。

[2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560-566页。

[2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8，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565-566页。

[26] 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第352页。

[27] 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第115页。

[28]《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台北国史馆藏。

[29]《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193-001054310A002，台北国史馆藏。

[30]《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6月20日至10月25日），总统府档案，193-001054310A002，台北国史馆藏。

[31]《民国31年7月29日何应钦致许世英函》，中国第二厉史档案馆藏：全宗号116，案卷号438。

[32] 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载于台湾《春秋》杂志，第12卷第2期。

[3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2，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213页。

[3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1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251-252页。

[35] 同上，第263页。

[36]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1995年。

[37]《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台北国史馆藏。

[38]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载于《河南文史资料》第1辑，1995年。

[39] 杨却俗：《忆民国三十年河南的一次浩劫》，载于台湾《春秋》杂志，第12卷第2期。

[40] [美]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第196页。

[41]《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7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191页。

[42] 同上，第212-214页。

[43] 同上，第574页。

[44] 三届三次参政会103人的提案：《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108页。

[46] 金汉鼎：《我赴河南省处理赈粮贪污案经过》，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71页。

[47] [美]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第194页。

[48] 司殿选：《200万元赈济款之谜》，载于《黑色记忆之天灾人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269-270页。

[4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第560-566页。

[50]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328页。

[51] 《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第328页。

[52] 同上，第338页。

[53] 何九龙：《三十八军在汜水节粮救灾记》，载于《荥阳文史资料》第4辑。

[54]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第93-94页。

[55]《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8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198-199页。

[56]《河南省灾害救济》1942年10月24日至1943年8月16日，总统府档案，294-001054310A003，台北国史馆藏。

[57] [美]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