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夕，张宗逊为何被解职？

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首战始于甘肃省合水县的一个镇子——西华池。这一仗对国共双方而言都是一场窝囊仗。国民党军出师未捷，整编第48旅几遭全歼，还折损一员大将；中共一方也不如意，集中了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结果打成了消耗战，“我与敌以四比一之优势兵力，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然因地形生疏，战前准备不足，部署不周，攻击部队协同不好，未能将敌全部歼灭，在战术上是犯了错误的”。[1]国民党军的总体战略并未因此役而发生改变，仍然发起了向延安的进攻，原本国共勉强维系对峙的西北地区就此进入了大规模战争的状态。随着战争的推延，这一初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很少再被提及。然而，看似无足重轻的战斗，暴露出西北野战军存在指挥呆板、协同不灵、训练不佳等缺陷，由此导致了“横刀立马”叱咤西北战场的主帅——彭德怀的出场，这成为它最值得被关注的视点。

一、战前形势

整个1946年，国共在边打边谈中渡过，至少从表面上看去，国民党一方是“打占优势，谈则无成”。[2]参谋总长陈诚1947年1月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中称：“去年（1946年）7月以前，我军完全处于被动，7月以后，共产党打我们就给予反击，总算还能达成任务。四平街收复以后，12月间又收复了安东。华北方面，最大是收复冀东与张家口。苏北只有一县未经收复。陇海线鲁西也大部分收复。一般说来军事上很顺利，收复的有一百五十多县，土匪伤亡大概在三十万左右，投诚自首的有九万多”。[3]据陈诚同年3月17日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报告：自1946年1月至1947年2月止，共军负伤者604667人，阵亡者337088人，被俘者74170人，投诚者134800人，总计1150725人。[4]然而，前线能接触到实际情况的官员却未必有如此的乐观，如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认为“在其他各战场，国军与共党之间都有激烈的冲突。国军处处失利”，“胜利后才一年，国内一般舆论对政府已极为不利，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熬”。[5]

在这种情势之下，“犁庭捣穴”、“覆其首脑”的倡议也顺理成章地被屡次提出，摆到蒋介石的面前。西北“胡宗南长官，守陕已达十载，深察若不先捣其巢穴，将无补时艰，故曾一再请命北荡匪巢”，[6]仅1946年5月和10月，胡宗南就两次提出直捣延安的突袭计划，但均被蒋介石所否决。曾担任胡宗南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分析认为：“胡在抗战期间没有多少战功，想攻占陕北，提高声望。蒋认为目前攻占陕北，军事上意义不大，政治上不到火候，命他暂缓”。[7]1946年10月，胡宗南先则托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建议，后亲自赴南京力言进攻延安机不可失，并未获得蒋介石的允准。[8]

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常缺乏通盘的战略考量，亦少预见性，同时受到外交和政治的牵制，往往会依据临时的某些变化做出重大决定。因此有人认为所谓蒋介石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其实也并非是一个全盘的战略计划。由于突然传来了美英法苏四国将在1947年3月10日在莫斯科召开外长会议，并将在会上讨论中国问题的消息，蒋介石生怕会出现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目前全面与中共作战的局面，遂决定立刻进攻延安，以造成既成之事实。故此，进攻延安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从“外交”的角度来考虑的。[9]按照国民党政府的说法，“为维护政府威信，端正国际视听，并振奋民心士气，巩固后方，遂于二月下旬批准攻击延安计划，授命胡长官全权执行，陕北攻势作战，终在第一战区一再声请下，迟迟展开”。[10]

中共方面，11月初获知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1、第90师共四个旅西渡黄河入陕，以为国民党军突袭延安迫在眉睫，而当时能用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很少，故一度感觉形势很紧张。10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贺龙等，要求“张宗逊应迅即率两个主力旅开延安，愈快愈好”。[11]11月6日的中共中央军委又指示：“第一军、第九十军正由临汾开西安，准备进攻边区，马鸿逵主力集结河东准备进攻三边，然后两路会攻延安”，“我军有粉碎该敌保卫延安并于胜利后发展西北之任务”，“决调杨苏纵队（三个旅）、陈谢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两个旅），协同边区部队执行此项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12]

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北、晋绥野战军番号，统一编为晋绥军区第1、2、3纵队，[13]第1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参谋长王绍南，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下辖第358旅，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1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恩茂，参谋长张希钦。下辖第359旅，旅长郭鹏，政委李铨；独4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第3纵队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孙志远，副司令员贺炳炎，参谋长李夫克。辖独2旅，旅长唐金龙，政委罗志敏；独3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独5旅，旅长贺炳炎（兼），政委王赤军。[14]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干部动员大会，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等均在会上讲了话，号召边区军民紧急动员，加强战备，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15]

短短数天时间，形势一波而三折。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指出胡军已西渡，有直攻延安可能，望“你们率主力两旅即日兼程直开延安勿误”。[16]后因国民党召开“国大”，并可能单方面宣布停战令，毛泽东一度认为“蒋介石为欺骗人民与调动继续进攻之兵力，可能于数日后在其御用国大开会之前下令停战若干天”，[17]故此，11月10日毛泽东给陈赓、谢富治的指示要求，“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在该电中，毛泽东要求陈赓等“动身西进之前，对于被服、弹药、新兵须作充分之准备，尽量携带，并要太岳于尔后源源接济。你们的基本后方仍是太岳，因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应现有十万党政军犹感困难，外来大军只能供给粮食”。[18]同日毛泽东致电张宗逊、许光达并告贺龙、李井泉，指示张、许率一、八两旅可在临县休息三天，再向延安开进。[19]

但仅过一天，形势突变。11月11日，彭德怀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等电报，称敌有乘虚袭我延安极大可能，望陈张两纵队速向延安前进。[20]毛泽东于12日亦致电贺龙、李井泉，告之蒋军从晋南共调七个旅位于中部、宜川准备两路进攻延安；宁夏青海马军亦正在急调中。指示应令独4旅和359旅速开吕梁备战。[21]14日毛泽东为军委起草致陈赓、张宗逊电，称：敌主力似集中宜川以便突袭延安，你们两部飞速开进。并望每日行程电告。[22]

11月18日，国民党军整36师第165旅第494团在富县南之烛子沟和陕甘宁边区部队发生接触战，被击退。[23]这本来也许是双方大战的开始，但11月20日，陈谢纵队渡过汾河进入吕梁地区，随即与王震等部发动吕梁战役（又称晋西南战役）。[24]胡宗南因侧背受巨大威胁，不得不令已入陕之整1师、整90师东返，汇合驻临汾、吉县之整30师第67旅、整27师第47旅共六个旅，分路向蒲县、大宁反扑，企图稳定晋西南局面。[25]

此时中共仍准备按照原计划行事，让陈谢纵队入陕，但要求杨苏纵队开太岳执行陈纵队原任务，保障陕北向太行、太岳之通路，并归刘邓薄王指挥补给。[26]23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赓的复电，同意其在清水关、永和关两处渡河。[27]随即，一方面由于张宗逊纵队已由临县碛口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使延安增加了两个主力旅，兵力薄弱的问题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亦可能认识到陈谢纵队在外线配合牵制更为有利，因此对该部的调动作了调整。24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电报认为：胡（宗南）顽进攻延安，准备尚未完成，如其发现我主力西移，可能改变其预定计划。该电允许陈赓以一部攻取隰县、大宁，延迟两三天渡河。[28]同日，毛泽东又致电陈赓、谢富治，根据所得情报，进一步调整方案为以陈赓等部并指挥独4旅先于数日内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然后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由禹门口渡黄河东返之整1师。在同日的另一电中，毛泽东通告陈谢，张宗逊纵队已经到达延安附近集结休整，新4旅、警7团、教导旅均已构筑强固工事，足以抗敌十至十五天。[29]25日彭德怀代军委起草给陈、谢的电报，要求其夺取隰县，再夺蒲、吉、乡等城，并将原渡河的命令改变为“待命西开”。[30]陈赓所部的行动，不但打乱了胡宗南的计划，而且获得相当的补给。如第24旅打开大宁后，就缴获了五万担粮食。这进一步使中共中央更加倾向于以陈赓部在吕梁地区继续作战。11月27日，毛泽东复电陈谢，同意其26日20时关于吕梁地区作战的部署，要求“有步骤地解决吕梁各县之敌”。[31]12月2日，毛泽东给陈谢的电报称，隰县、蒲县占领，粮食又多，于我极有利。要其考虑“集中三至四个旅及全部炮兵向吉县、乡宁前进，寻找分散之敌，各个歼灭之，相机占领吉乡两县”。[32]12月4日，彭德怀起草之致陈谢电，明确：今冬仍在内线各个歼灭敌人；反攻与出击时机，须看消灭敌人的情况才能具体决定。陈赓同志暂不宜来延安。[33]

杨苏纵队的原定任务也随之重新做了调整。12月1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中称“杨苏纵队仍决南调”，但“待其过正太路后拟令其开太行休整两个月”，“该纵尔后即归你们指挥”。[34]12月7日，彭德怀起草的军委致聂荣臻等的电报，正式命令杨苏纵队南调至上党区归还刘邓建制。[35]

由于张宗逊、王震所部均西调，陕甘宁和晋绥这两个解放区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已经亟待解决。彭德怀、习仲勋12月11日从延安动身前往晋西北，15日到达山西离石西之高家沟。16日，彭德怀在高家沟主持召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高干会议。出席者有贺龙、习仲勋、陈赓、李井泉、王震、罗贵波等。[36]会议只开了一天，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决定如何发展和坚持吕梁，吸引胡宗南部于黄河东岸，以巩固太行、保卫陕甘宁。会议商定，在吕梁区作战的太岳4纵、第24旅、晋绥吕梁独4旅、第359旅，统归陈赓、王震、谢富治指挥，粮食、武器、弹药、服装分别由晋绥、陕甘宁供应。[37]这样，吕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战区，因而后来规定4纵建制上虽属刘邓集团，但军事指挥暂直属中共军委。[38]

胡宗南部对晋南的进攻，采取集中兵力的战法，12月25日彭德怀起草的致陈赓、王震的电报指出：罗（列）、严（明）两师西进，兵力集中且强大，难各个击破。要求陈赓等以小部牵制、阻滞胡军，主力转至吉县以北。[39]这样，至1947年1月，胡宗南部基本达到目的。于是，胡宗南将整1军调回运城附近休整，并保持机动。晋南防务，则由整30师接替守备。[40]此后，胡宗南部继续向关中地区进行试探性进攻。2月9日，胡宗南在三原召开军事会议，计划夺取延安，“摧毁共军首脑机关，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地区，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41]

国民党军第一步的计划是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突出的“囊形地带”。这个“囊形地带”，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该囊形地带不但是陕甘宁边区进出物资、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捷径，且西北共军可由此进出封锁线南端，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以及陇海铁路西段、陕甘公路交通线均形成重大威胁。而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也因为这个“囊形地带”而增加了300里，牵制了守备兵力，所以颇感头痛。2月1日，胡宗南提出“以关中有力部队向匪攻击前进，先收复囊形地带”的建议，2日获得蒋介石的允可。[42]从军事观点来看，为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也非首先夺取该地区不可。

胡宗南指定整编29军担任夺取“囊形地带”的任务。在三原作战会议上，由整29军参谋长文于一报告了该军的计划，以整编第24旅和整编第48旅分别从宜君西北以及正宁东南，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封闭袋口，以一部占领要点，堵截南下救援和包围圈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置于马栏以北，准备截击共军。整29军主力则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共军，军预备队控置于宜君附近。

但该计划遭到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的反对。薛认为此次作战目的是迅速夺取“囊形地带”，所以不同意封闭袋口，主张仅从东、西、南三面进攻。

正当文、薛两人争执不下之时，整36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亦坚决主张采取军部的计划。胡宗南看到在场将领大有继钟松之后一个个起来坚持军部方案的苗头，急忙宣布“不必再争论了，决定按薛副参谋长提出的绥署意见执行，一切责任由我负。军预备队控置于三原附近。决定14日拂晓开始攻击。所有参加作战的将领，统归刘军长指挥”。之后，也不再征求刘戡的意见（会前向胡宗南呈核方案时，刘戡也认为军部的方案比较妥当），就宣布散会了。[43]

2月17日，胡宗南的部队开始向关中“囊形地带”发起进攻。以东线之第165旅占领关门子，第24旅进至杨家店；南线之第123旅侵占柳林、庙湾；第12旅进至蒋家山地区；第55旅占领爷台山；第48旅之第143团抵达清水塬，该旅副旅长陈清率第142团由西线进至五顷塬子，准备占领雕翎关后，截断关中地区共军后方的唯一道路石底子，与第165旅一起封闭合围口。由于该地区幅度狭窄，回旋余地小，易遭合围，关中地区之共军略事抵抗，就撤出了该地区。第一回合的较量，双方并无真面目的接触，但在胡宗南看来，达到了预期目的。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初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编印，1956年1月。第13页。

[2] 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32页。

[3]《陈诚军事报告》，1947年1月8日。转引自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33页。

[4]《战后中国》（二），表20，第886-887页。转引自蒋永敬、刘维开：《蒋介石与国共和战》，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33页。

[5]《盛文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5月。第60页。

[6]《戡乱战史（十一）——西北地区作战》，【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2年12月。第15页。

[7]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第95页。

[8]《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第177页。

[9] 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2年10月。第124-126页。

[10]《戡乱战史（十一）——西北地区作战》，【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2年12月。第15页。

[11]“中央军委关于保卫延安的部署给贺龙、李井泉等电（1946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53页。

[12]“中央军委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部署给贺龙、李井泉等电（1946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55页。

[13]“中央军委关于第二、六军分区直属晋绥军区等致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电（1946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80页。另参见同书第178页：“贺龙、李井泉、周士第关于取消两个野战军司令部及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等致中央军委电（1946年11月8日）”。

[14]《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西北）军区组织史》，兰州军区政治部编印，1994年8月。第75-78页。

[15]《第一野战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5月。第24页。

[16]《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1页。

[17]《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页。

[18]“中央军委关于西进前须作好充分准备给陈赓、谢富治电（1946年1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8月。第58页。

[19]《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页。

[20]《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5页。

[21]《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页。

[22]《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3页。

[23]《第一野战军征战日志》，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5月。第24页。

[24] 王政柱：《烽火关山——战争年代纪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9月。第359页。

[25]《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413页。

[26]《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4页。

[27]《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5页。

[28]《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5-326页。

[29]《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5页。

[30]《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6页。

[31]《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5页。

[32]《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6页。

[33]《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6页。

[34]《毛泽东军事年谱》，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546页。

[35]《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6-327页。

[36]《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7页。

[37]《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413页。

[38]《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7页。

[39]《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327-328页。

[40] 裴昌会（时任西安绥署中将副主任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胡宗南部1946年-1949年反共军事活动”，《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1月。第1页。

[41] 王政柱：《烽火关山——战争年代纪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9月。第363页。

[42]《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8月。第184-185页。

[43] 文于一（时任整编第29军参谋长）：“三原会议和进犯‘囊形地带’”，《解放战争中的西北战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1月。第86-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