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大捷

大捷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一九四三年，有位年轻的中国记者奉派至鄂西，对‘鄂西大捷’作报告。中国报纸上是把这次‘大捷’吹成为可和斯大林格勒之役相等的胜利的。他在此役结束很久之后写下一篇通讯，这篇文章未得刊出，是幻想破灭和失望的范本。这位记者并未发现胜利，却发现此役华军损失了七万至八万人，敌军损失了三千至四千人。”[1]

发生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国军方面的指挥者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在国民党高层中，陈诚是中共和美国方面评价都比较高的人物。鄂西会战结束后，6月15日陈诚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呈作战情形电》称：“我屡次胜利如台儿庄、长沙等役，每次宣传过甚，反使友邦怀疑……为增高信誉起见，此次作战应有切实真确之凭据……是役敌伤亡约三万，死尸累累可数，伤毙骡马约三千余头。”[2]为了给国民政府赢得信誉，陈诚这次提供了一个“切实真确”的数字。但当时，英美并不相信这一战果，对此，蒋介石还愤愤不满：“英美皆视我胜利消息为谎报，其轻视与恶意之心态，实难令人忍受。”[3]

数十年后，国民党当局编写的《抗日战史》修正了鄂西会战的统计数字：“日军死伤三千五百余人。”“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4]

鄂西大捷如此，其他大捷的含金量又有几成呢？

一   台儿庄大捷

1938年初，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连接华北与华中战场，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南线日军被东北军第51军阻挡于淮河，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北线日军分两路，一路为日军第5师团，在侵占后青岛，沿诸城、莒县向临沂进攻，另一路是日军第10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

1938年2月上旬，西北军庞炳勋部第3军团在临沂集结。庞部名为“军团”，实则只有一个军，即军团长庞炳勋兼任军长的第40军，而第40军虽名为“军”，实际上只有一个师，即马法五任师长的第39师，全师兵力总计约13000人。按照实有兵力，第3军团不过是一个加强师而已。日军第5师团以坂本顺的第 21 旅团为基干组成坂本支队，坂本支队进攻临沂，经过激战，双方暂时形成对峙局面。

日军第10师团组成的以濑谷启的第33旅团为基干的濑谷支队南下沿津浦路进攻。川军第22集团军为将敌军阻于滕县，命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为前方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22师和第124师，防守滕县。3月14日，日军濑谷支队开始进攻，守军各部顽强抗击，战至18日，部队损失惨重，师长王铭章牺牲，日军占领滕县。第22集团军仅有20000余人，在滕县的战斗中伤亡近9000余人，歼灭日军2000余人，伤亡惨重的第22集团军用他们的牺牲为第五战区的部署赢得了时间。

当14日日军开始进攻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即致电蒋介石，要求在豫东的汤恩伯第20军团增援津浦路。第20军团第85军的先头部队在到达滕县以南的南沙河时，与向临城方向迂回的日军第63联队遭遇，经战斗后，第85军退至峄县地区。第22集团军也退至利国驿，临城为日军占领。18日，第20军团的第52军到达韩庄、利国驿地区。

日军第5师团为配合津浦路正面第10师团的作战，其坂本支队于3月9日重新向临沂的庞炳勋部发起进攻。3月12日，张自忠率援军第59军到达临沂，庞、张两部于14日对日军发起攻击。日军坂本支队败退，后经整顿及补充，于19日又开始转为攻势，战至26日，庞、张两部损失惨重。29日，援军第57军第111师的第333旅及第20军团的骑兵团到达临沂。

在临沂地区一个多月的战斗中，第59军及第3军团共伤亡10000余人。日军第5师团伤亡约3000余人，并未能完成攻占临沂的任务。这是第5师团自侵入中国以来，继平型关受挫后遭到的第二次严重挫折。 

濑谷支队在占领滕县及临城后，派部队攻击台儿庄。第五战区准备围歼该敌，计划用孙连仲（字仿鲁）的第2集团军第31师以佯攻或固守手段牵制住濑谷支队，以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从侧背攻击、歼灭敌人，并将第31师配属汤恩伯指挥。其部署为：（1）汤军团进出运河后以约两师对峄县方面佯攻，以三师由峄县以东梯次迂回，求滕县以南亘峄县间敌之侧背攻击之。（2）张轸师及独四四旅归孙仿鲁指挥守备运河。(3）孙仿鲁部两师集结徐州待机。（4）张自忠军除以主力仍须与庞军团相协力肃清临沂当面残敌外，以约三至四团经泗水进出曲阜方面牵制敌人。(5）孙（桐萱）曹（福林）出击部队除以主力向邹县、两下店间地区挺进外，另以两团由汶上方面向肥城、大汶口挺进游击，限宥日（26日）到达，准于悬赏。万一敌有增援队由济宁出击时，除守势部队竭力阻止外，其出击部队仍须在铁路线上游击，不得撤回运河西岸。[5]这是一个围歼濑谷支队的部署。

第20军团辖第13、第52、第85三个军，共72000余人，军团装备齐全，是当时中国陆军中的精华，因此，李宗仁让第20军团担任从侧背攻击日军的主力。3月22日，受命指挥第31师的汤恩伯部第52军军长关麟征向第31师师长池峰城表示：“贵师与敌接触，枪声一响，我们便能马上回援，按距离最多不出一日定可回援。贵师坚守台儿庄能坚持三日即算完成任务。”[6]23日，池峰城根据上级的意图命1个团向峄县濑谷支队攻击前进，在与进攻台儿庄的濑谷支队先遣部队接触后退至台儿庄防守。24日，日军开始进攻台儿庄，战至27日，日军占领了台儿庄城墙的东北角，一部突入城内，台儿庄形势严峻。这时，第2集团军的第27师和第30师及独立44旅已部署于台儿庄附近向日军实施反击。

日军援军陆续到达台儿庄，台儿庄形势危急，28日，第五战区电令汤恩伯第20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日军。29日，日军见台儿庄攻击受阻，而中国军队第20军团从侧背扑来，攻击台儿庄的部队有被围歼的危险，于是令第5师团坂本支队中止对临沂的进攻，火速向台儿庄方面增援，同时令濑谷支队主力增援台儿庄前线。坂本支队随即中止攻击临沂，在临沂留下步兵约2个大队，主力于29日夜撤兵增援台儿庄。30日，濑谷启率其主力第10联队及战车部队也增援到达台儿庄附近。

第五战区发现濑谷支队主力已经南下，再次电令汤恩伯第20军团主力前进，协同孙连仲的第2集团肃清台儿庄方面之敌。31日，日军濑谷支队与第2集团军部队激战于台儿庄。当日，汤恩伯的第20军团开始向濑谷支队进攻，后因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西进，汤恩伯认为第20军团有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于是放弃了对日军的进攻，撤至鲁坊、南桥地区。4月1日，日军坂本支队与阻击的第20军团第52军在兰陵镇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坂本支队留1个中队的步兵及1个骑兵队做掩护，其主力继续向台儿庄方向前进。

日军向台儿庄及附近的第2集团军各部发起猛攻，守卫台儿庄各部拼死抵抗。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也大为感叹，日本陆军《步兵第十联队战斗详报》称：“研究敌二十七师第八〇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的极大信任。凭借散兵壕，全部守兵顽强抵抗到最后。宜哉，此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河，非独日军所特有。不识他人，徒自安于自我陶醉，为国军计，更应以此为慎戒。”[7]

由于日军濑谷支队和坂本支队均集中于台儿庄附近，第五战区决心集中兵力将其围歼。4月2日20时，第五战区向各单位下达了作战命令。各兵团任务如下： 

第20军团以一部消灭洪山镇北方之敌，以主力于3日保持东南正面，向台儿庄附近之敌左侧背攻击，逐次向左迂回，务在台儿庄左侧地区将敌捕捉歼灭之。攻击开始时间，由该军团自定。因战况之进展，须随时遮断敌自峄县之退路，并对向城方面增援之敌严密警戒。

第2集团军右翼与第20军团联系，于3日全线攻击，消灭台儿庄之敌；第110师准备以1旅由万里闸附近渡河，向北洛村附近敌之右侧佯攻。

第3集团军前敌总司令曹福林指挥张测民支队5个团及游击总指挥李明扬所部，为堵击兵团，迅速南下向枣庄、临城合围。

第2集团军的三个师在日军猛攻之下，竭力防守，无力按战区的命令转为进攻。当时，第2集团军伤亡惨重，孙连仲向李宗仁请示：“第2集团军已伤亡十分之七……。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2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但此时，如果让第2集团军放弃坚守，那么之前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内外的所有苦战都将功亏一篑，鉴于此，李宗仁给孙连仲的答复是：“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我向他下这样严厉的命令，内心很觉难过。”孙连仲最后这样回答了李宗仁：“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8]

4月4日，濑谷启发现中国军队有向其翼侧及后方包围的迹象，急令其主力撤至台儿庄北约4公里的鱼鳞地区。日军坂本支队进攻受挫，被第20军团第75军和第85军包围于鸾墩、大顾珊、火石埠等地。

中国统帅部令第3集团军“速向临、枣推进”，企图切断日军的前后联系、合围台儿庄附近日军于峄县以南地区。第20军团将第13师控置于鲁坊、南桥地区，以防止临沂方面的日军增援。

因第20军团迄今尚未对进攻台儿庄日军的侧背进行有力地攻击，致台儿庄的形势日趋危急。4月5日，蒋介石致电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应急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9]汤恩伯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积极部署进攻，此时，距关麟征对池峰城的承诺，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四天。同日，孙连仲严令各部务于限期内将当面之敌肃清。第110师于当晚从得胜口潜渡运河北进，准备于次日进攻獐山附近之敌。

4月6日晨，日军濑谷支队发现第110师的部队已进至泥沟、獐山以西附近，第20军团第52军的部队已逼近至支队部所在地杨庙东北约7公里的张楼地，而坂本支队主力已被第85军和第75军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于邢家楼、大顾珊地区。濑谷启认为独立维持台儿庄战局困难，决定退却，4月7日，日军濑谷支队主力退至官庄地区，坂本支队也向西北方向败退，向濑谷支队靠拢。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得知日军北逃的情况后下达了追击命令。4月8日，濑谷支队主力退至峄县地区，4月9日至11日，追击的中国军队先后均已迫近峄县，但已经错失围歼机会，正面进攻进展缓慢，但损失很大。为尽速歼灭日军，4月12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台庄之捷已逾五日，峄、枣、韩、临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援绝溃惫之寇，不急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隳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万望激励将士，努力进攻，一面分途堵击，务于一、二日内将残寇全数歼除。”[10]但是，由于未能在野外歼灭日军，现日军已凭险据守，李宗仁清楚以中国军队的实力，不宜攻坚，因此，蒋介石的这一愿望实际上已经无法实现。

台儿庄战役，使日军第10师团、第5师团这两支号称精锐的部队在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下仓皇退逃，连大批重型武器、军需物资和士兵尸体都不得不遗弃战场，这是抗日战争国军部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胜利。1938年4月10日英国《新闻记事报》：“中国胜利之真实价值，不能以收复之地面积大小来表示，而应以日本所消耗之时日与弹药来估量。因为这种消耗，对日本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依据这种显示标准来评论中日两国的战事，那么中国是无日不在胜利中。”[11]

有所不足的是，台儿庄战役并未实现围歼濑谷支队的初衷，而是打成了一场击退战。按照战役部署：孙连仲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从正面（南）吸引和消耗敌人；孙桐萱第3集团军从濑谷支队的右侧背（西北）攻击；主力汤恩伯第20军团从左侧背（东北）攻击濑谷支队，这是一个围歼濑谷支队的部署。李宗仁用善守的西北军孙连仲部正面防御，用兵力雄厚、装备较好的汤恩伯部机动歼敌也可谓是用兵得当。但是部分高级指挥官缺乏全局观念，各兵团间战役协同不密切，部队行动迟缓，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却没有能全歼濑谷支队而仅仅将其击退。

围歼成败的关键是第2集团军能否在防守台儿庄中吸引并抵住敌人的进攻，第20军团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时向敌侧背予以坚强有力的进攻。第2集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但第20军团未能按规定的时间及时进行侧击。对此，汤恩伯在其战后写的《战斗详报》解释：“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12]这种解释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第五战区曾数次命令20军团南下，20军团执行命令不坚决。到4月1日20军团85军向台儿庄之敌攻击时，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此后，第20军团各部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发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第20军团与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战斗，于是仅能击溃敌人而不能包围歼灭敌人。

另外，临沂战斗中庞张也缺乏全局观念。坂本支队停止攻击临沂转而增援台儿庄，坐镇临沂的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和张自忠、庞炳勋，局限于考虑临沂一地情况，不对坂本支队动向做判断也不侦察搜索，致使坂本支队得以增援台儿庄。蒋介石致电批评张自忠：“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应连派有力部队向向城之敌猛烈追击。免致台、峄之敌已届聚歼之时再行逸脱。事关抗战前途甚巨，务希努力为要。”[13]李宗仁替张自忠解释：“张自忠两次保全临沂，牺牲颇大。敌惫之余，未能扼敌迂回西进，诚为美中不足。”[14]徐祖诒总结说：“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了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惟上级之命是从，故致误战机。”[15]

台儿庄战役，国军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余人（日本自认在台儿庄战役伤亡1万余人），虽然未能全歼濑谷支队，但毕竟让日军两个精锐师团遭到了严重的挫败。

二   昆仑关大捷

1939年10月14日，为“彻底切断敌之西南补给路线”，日军大本营下达第375号作战命令。11月，日军发动桂南作战，11月24日，占领南宁。为巩固对南宁的占领，日军第5师团以第9旅团守备南宁，以第21旅团和骑兵第5联队继续向北推进，追击中国军队。12月4日，日军攻占昆仑关，在留下部分兵力守卫关隘后，主力则返回南宁。

日军攻占南宁后，军事委员会与桂林行营感到事态严重，不但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如日军继续北上，直捣柳州、桂林，将割裂各战区后方联络干线，日军航空兵还可以此为基地，轰炸内地重要目标，威胁西南大后方的安全，于是决定抽调部队增援广西。至12月中旬，先后到达昆仑关、宾阳附近的部队有第5、第99、第66、第36军等共14个师，其中第5军为中国唯一的全机械化部队，驻桂林的空军第2路（约100架飞机）也参战支援桂南作战。

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判断：日军在南宁及附近的兵力不过4个步兵联队、1个骑兵联队及少量炮兵，其重兵器和机械化装备因邕钦公路被破坏，未能及时跟进，给养运输补充也很困难，决心乘机向日军发起反攻，以期收复南宁。

收复南宁首先要夺回南宁北部门户昆仑关。为攻克昆仑关，桂林行营以第5军和第99军为北路军，担任昆仑关正面及侧背之攻击，为主作战方向；并有东路军和西路军两支部队做配合，从其他方向攻击牵制日军。第5军下辖：由装甲兵团扩充的第200师，由抗战伤愈官兵组成的荣誉第1师，由新兵组成的新编第22师，军部直属部队有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团、重炮团和辎重团各一个，全军兵力约5万余人，是中国陆军中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军长为杜聿明。杜聿明的作战计划是：“我军以收复南宁为目的。决于十八日拂晓开始攻击，先行击破昆仑关、八塘附近之敌。以主力由公路两侧及其西南地区向昆仑关、八塘包围攻击，以一部迂回八塘敌阵地之右侧背，重点保持公路西侧，将敌压迫于七塘附近地区而歼灭之。”[16]

昆仑关在南宁东北50公里处，周围是连绵的山岭，地形险要，构成南宁的屏障。昆仑关雄踞于蜿蜒起伏的宾宁公路上，公路沿线散落着以数字排列的一连串以“塘”字命名的村庄，从“二塘”一直到“九塘”，九塘再往北就是昆仑关。凭险据守昆仑关的是日军第5师团骑兵第5联队和步兵第21联队第3大队。12月17日20 时，中国第5军荣誉第1师向昆仑关发起攻击。同时新22师向日军侧后迂回，当夜攻占五塘、六塘，破坏了五塘附近的公路桥，切断了昆仑关日军的退路，并阻止南宁日军增援。

由于昆仑关守军遭到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强大攻击，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命令第21联队由南宁分乘汽车31辆前往增援。援军下午5时出发，不到三个小时即到达九塘，与昆仑关日军会合，增强了守备力量，但其后卫第2大队和补给部队在六塘和七塘附近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19日，荣誉第1师继续猛攻昆仑关。20日，杜聿明命第200师接替伤亡过大荣誉第1师的部分阵地。至21日，将昆仑关、九塘、八塘附近的日军分别包围。日军后方被切断，得不到补给，粮弹极缺，不得不“用刺刀和竹子做的扎枪战斗”。[17]

20日，为解昆仑关之围，日军又令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率领第42联队2个大队增援。中村支队上午10时从南宁出发，在五塘附近便遭到中国军队阻击，至22日拂晓，才勉强推进到七塘。24日，第21旅团在向九塘突进途中，旅团长中村正雄遭中国军队阻击，腹部贯穿受重伤，25日凌晨死去，部队由第42联队联队长坂田元一指挥。至25日8时30分，增援日军才推进40公里到达九塘。当夜，一个中队的日军乘夜冲进昆仑关，并带去机枪子弹6万发、步枪子弹4万发，让欠缺弹药的昆仑关守军战斗力恢复。在此期间，第5师团还从第9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各抽调一部兵力驰援昆仑关，沿途也遭到中国军队坚强阻击，进展困难。

12月26日至28日，中国军队稍事休整，调整部署，制定最后夺取昆仑关的计划。29日凌晨，第5军在炮兵、装甲车协同下再次发起强攻，第 200师、荣誉第1师、新22师与第66军第159师均投入进攻。至30日，大部阵地被中国军队所攻占。31日拂晓，第5军在炮火支援下向昆仑关发起最后冲击，至11时占领昆仑关，日军残部九塘方向退却，国军乘胜追击。1940年1月2日，第5军的荣誉第1师、新编22师和第159师对九塘、八塘实施围攻。4日，又以第200师加入进攻。但因日军增援部队台湾混成旅团和第9旅团各一部已进抵九塘集结，守备力量增强，中国军队连攻7日，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对峙，战火暂时平息下来。

1月22日，近卫混成旅团到达七塘附近集结，第18师团到达南宁附近集结。在此期间，中国方面也向桂南前线增调了第2、第6、第64军和新编第33师共8个师的部队增援，希望克复南宁。但1月28日，日军以台湾混成旅团、近卫混成旅团和第21旅团在四塘、五塘间地区展开，在第5师团指挥下向昆仑关及其两侧的中国军队正面发起进攻，以第18师团在昆仑关以东约20至30公里处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担任昆仑关正面防御的中国军队是第99军主力和第36军一部。该两军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奋勇抗击，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在日军迂回到昆仑关翼侧占领宾阳之后，昆仑关防御已失去意义，守军且有被切断退路、遭受夹击和包围的危险。2月2日，放弃昆仑关，2月3日，日军再次占领昆仑关。但战线太长，日军后方空虚，自9日开始不得不尽量收缩。中国军队跟踪推进，又把昆仑关夺了回来，并与日军在七塘与八塘之间形成对峙。

昆仑关大捷，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1940年1月24日，白崇禧致何应钦密代电：“综计全战役（截至本月铳日止）我军伤亡二万三千余，敌伤亡八千一百余。”[18]第5军负伤官兵11100人，阵亡官兵约5600人，失踪（生死不明）士兵约800人；第66军及第99军负伤官兵约6200人，阵亡官兵5079人，失踪士兵约560人。[19]

日军第5师团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仅1939年12月18日至1940年1月6日，在九塘附近的作战中，日军参战2851人，死伤1131人。伤亡率已高达百分之四十。[20]

昆仑关一战，是抗战中国军首次赢得对日攻坚作战的胜利。二十多天的昆仑关攻坚战，国军官兵浴血奋战，以极大的牺牲重创了日军第5师团。但是，国军的反攻计划是收复南宁，昆仑关是南宁的屏障，攻坚拿下昆仑关的目的在于打开进攻南宁的通道。遗憾的是，国军没有能够收复南宁，甚至都没有能够实施对南宁的进攻，那么，一场伤亡惨重却没有后续战果的攻坚战，除了证明国军将士不怕牺牲能够攻克日军凭险防守的关隘之外，在军事上还有多大的意义呢？

三   上高大捷

1939年3月，日军攻占南昌，第11军以第33、第34两个师团等部队守备南浔铁路和南昌附近，和中国第九战区第19集团军罗卓英的部队对峙。守备南昌的第34师团为求改善态势、巩固对南昌的占领，希望对第19集团军进行一次打击。1941年2月下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将独立混成第20旅团由上海调至南昌，同时准备于4月间将第33师团由安义地区调往华北。第11军决定乘第20旅团已经调来、而第33师团尚未调走的机会组织一次进攻作战。计划是：以第33师团为右翼（北路），由安义向西南进攻；以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为左翼（南路），由南昌西南约15公里的望城冈沿锦江南岸向西进攻；以第34师团为中路，由南昌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西进攻。三路部队分进合击，压迫、包围中国第19集团军主力于上高地区。为此次作战，南昌日军几乎倾巢而出：第33师团由师团长樱井省三中将指挥，兵力约为15000人；第34师团由师团长大贺茂中将指挥，兵力约为20000人；独立混成第20旅团由旅团长池田直三少将指挥，兵力约为8000人。

上高位于南昌西南约120公里的锦江上游北岸，扼湘赣公路要冲，为战略要地，中国第19集团军司令部即设于此，为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运动，这一带主要道路大部已破坏。1941年3月初，第19集团军侦知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调到南昌，并发现日军大量征用中国民夫，判断日军可能发动进攻。决定采取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依托一、二线阵地，节节抗击，迟滞与消耗日军，待诱其进至上高第三线阵地时以主力反击而歼灭之。

3月15日凌晨，日军开始进攻。北路日军第33师团由安义向当面中国第70军李觉部发起进攻，当日中午占领奉新，16日进至棺材山、车坪附近，并继续向西追击。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于15日在河嗄附近西渡赣江，尔后沿锦江南岸西进，至17日，占领曲江、独城等地，向灰埠方向攻击前进。中路为日军主力第34师团，待两翼发起进攻后，于16日开始行动，由西山、万寿宫沿湘赣公路和锦江北岸向西突击，当日占领祥符观、莲花山。17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18日，第34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团圩。

日军的企图是：三路均以上高为目标，将两翼的中国军队（第70军、第74军和第19集团军司令部）全部压缩至上高附近合围歼灭。按照这一企图，北路第33师团应压迫中国第70军向南边的上高方向退却，但70军却退往西北。第33师团跟进，遭到中国第70、72两军的围攻，激战两日，第33师团受到重大伤亡后于19日返回奉新。第33师团认为配合第34师团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转入休整，准备调往华北。

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团留下1个步兵大队（赣江支队）占领曲江、泉港，主力继续向西突进，20日占领灰埠，然后北渡锦江，与第34师团会合，以加强上高正面的突击力量。位于南昌以南的第49军刘多荃部由市汊街等地西渡赣江，在泉港附近截击日军赣江支队，歼其大半，然后尾追独立混成第20旅团，从侧背攻击。

中路第34师团于18日占领高安后继续向西突击，遭到中国第74军王耀武部顽强地抵抗。第74军为中央军嫡系部队之一，兵员齐整，装备精良，是当时中国陆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第34师团猛攻74军阵地，战至22日，日军逼近上高。此时，第34师团右侧背因第33师团后撤而失去掩护，中国方面乘机以第78军攻击棺材山，牵制北路日军第33师团，以第70、第72军迅速南下。至24日，第70军进至杨公圩、官桥街，第72军进至水口圩。24日，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一部终于突入第34师团的战场，但尾追日军第20旅团的第49军也进至锦江北岸，中国四个军的部队将日军第34师团压缩在了南北五公里、东西十五公里的椭圆形包围圈里。

日军第34师团发现被围，情况危机，一方面组织部队在飞机掩护下突围后撤，一方面向武汉第11军求援。第11军对这次短距离作战事先并未特别重视，接到求援报后才发现第33、第34师团缺乏协同，事态严重，随即命令第33师团出动接应第34 师团突围。樱井省三接到命令后，以第215联队为右翼，第214联队为左翼，自己率领师团主力在中央，向棠浦、官桥方向进攻。同时，第34师团也开始向第33师团的解救方向突围。

第33师团攻击的是中国军队包围圈左翼的第70军预备第9师的阵地。此时，预备第9师正拼死作战围堵突围的第34师团，背后受到第33师团攻击，当时70军军长李觉不在前线，预备第9师师长张言传以副军长的身份，命令70军向凤凰圩、庄坊撤退。第70军的撤退，导致中国军队的包围圈敞开了一个缺口，第215联队与第34师团在官桥会合。

此时，奉命前来增援的王铁汉第105师、陈良基新编第14师和傅翼新编第15师均已赶到战场。罗卓英迅速调整部署：预备第9师和第19师在官桥附近尽力堵截日军突围部队；第74军第57师经潘家桥向北攻击前进；第58师和第70军第107师以官桥为目标实施正面突击；第49军第105师在官桥以东攻击日军的侧背；第72军新编第15师向江家洲以南、新编第14师经棠浦转向东南。26日，各部迅速以官桥为轴心实施向心突击，再次将日军第34师团压缩包围，第二次包围更加严密，南北半径竟然不足五公里。

27日，第34师团选择了中国军队包围圈上最薄弱的方向——因久战而残破的第107师和刚刚抵达战场的新编第15师所在的离楼阵地实施猛烈突围。第107师和新编第15师，因阵地交错和协同不力竟然相互间发生了冲突，面对日军突袭仓促应战，第107师和新编第15师皆因伤亡过大而撤退，中国军队的包围圈又被冲开了一个缺口。但王耀武的第74军依旧从正面向第34师团猛烈攻击，前锋距离大贺茂指挥部已经不足两公里，第34师团仍处于危机之中，但这时候，第107师再次后撤，让中国军队的左翼彻底暴露，第74军第58师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暂停了攻击。在战斗的最后时刻，合围官桥的计划终成泡影，日军第34师团夺路向东撤退。27晚，罗卓英下达了总攻命令，这已经不是合围，而是追击。

28日，第74军克复泗溪、官桥街，4月2日，第49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70军重新占领奉新城，全部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29日，第19集团军司令罗卓英致电蒋介石汇报战果：“（l）敌伤亡岩永少将以下约一万五千余，战场遗尸敌不及运走者，多砍臂运去。（2）我伤亡约两万（遭飞机轰炸伤亡者颇多）。（3）俘获敌兵卅余名，炮四门，机枪廿余挺，步枪三百余支，击毁四发动重轰炸机一架，其他正清点中。”[21]

30日，蒋介石致电各战区司令长官，通报战果：“俭日黄昏，扫清战场。据虏获文件判断，大贺茂师团长在毕家村附近被击毙。并据俘虏供称，其步兵指挥官岩永受重伤，战场遗尸遍野，卤获枪、炮、马匹甚多（已知者炮五门，步枪四百余，轻重机枪百余，马二百余，俘虏数十，敌被歼约十分之七，其余卤获正清查中）。残部正分股四面逃窜，均被我截击，有全部被歼可能。综合此次作战，亘十五日，敌三三师主力被我军击破，伤亡惨重；三四师及独立二（廿）旅被歼约为十分之七，实为空前战捷。敌我兵力相等，而我军缺乏飞机、炮兵，卒以我军指挥果决，将士奋勇，将敌三四师及独立廿旅歼灭。”[22]

4月5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致电蒋介石的《上高会战战斗要报》中称：“伤毙敌官兵一二五〇二名，俘敌一四人，马一八二匹，步枪三八四支，轻机枪二四挺，炮三门，掷弹筒二六个，步弹四〇七七一发，炮弹四六六发，其他文件装具等。”[23]

这次会战规模不大，但却是中国军队难得的一次始终掌握着战场主动权而取胜的会战。中国军队设想为层层设防诱敌深入至上高地区围歼日军，而日军则企图驱中国军队集中于上高然后围歼。战役打响后，中国第70军没有按照日军希望的那样退往上高，而是作离心退却，诱使北路日军第33师团更加向北，这不仅破坏了日军的合击企图，而且使中路日军的右侧背暴露，第49军也击破南路日军，从左侧背攻击中路日军。第74军抗击日军猛烈进攻达6天之久，争取时间，使第70、第72、第49军能及时从两翼赶到战场，集中优势兵力完成对第34师团的包围。

遗憾的是，中国军队两次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孤军深入、疲惫已极、伤亡惨重的日军第34师团四面压缩于极狭小之范围内包围，但终未能全歼。27日后，在兵力并不大的日军增援部队接应下，反任其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1950年11月29日，志愿军第38军第113师，在三所里和龙源里堵截南撤和北援之敌，使南撤和北援之敌相距一公里始终不能会合。上高会战，国军如果有这样的战斗力，很可能会全歼第34师团和独立第20旅团，而已经遭到重大损失且准备调往华北的第33师团，还有力量和士气防守南昌吗？如此，很可能对长江以南的战争态势产生重大影响。上高会战未能全歼日军，甚为可惜！

中国军事当局在《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中说：“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军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七四军全军迎击于前，七十军尾击于后，四九军（欠一师）侧击于右，七二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24]

围歼战最大的成果在于最后收网，成功收网，则包围圈内的敌军不是战死就是被俘，或者是自戕，无论哪一种结果都导致敌军实力的绝对损失。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仰攻孟良崮，伤亡12000余人，伤亡并不比国军整编74师少，但战役最终收网，俘虏整编74师近20000人，这是才最大的战果。围歼战如果攻击不利让敌军突围，或攻击中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围，则进攻中的损失很难弥补——进攻者的伤亡通常会大于防守者。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大捷，围歼万余人的日军第106师团，击毙日军3000余人，但经过苦战，国军最终不得不撤围，那么，包围圈内数千负伤日军经过治疗大部分还能重返战场。因此，万家岭大捷后，指挥万家岭战役的薛岳电禀武汉军委会：“此次敌穿插迂回作战之企图虽遭挫折，但我集中围攻，未将该敌悉歼灭，至为痛惜。”上高大捷，最终被日军突围，围歼战功亏一篑，也实在是让人痛惜。[25]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俘敌甚少，实在是因为没有一场成功的围歼战。

中共军队自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需要通过战场上的缴获来补充自已，战斗中的损耗如果不能够得到战场的俘虏与缴获来补充，就是失败。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围攻四平，在付出13000余人的伤亡后，最终没能攻下四平，不得不撤围而去。此役，东北民主联军歼灭守军17000余人，但即便如此，在东北民主联军看来，这是一场严重的失败。上万人的伤亡却没有俘虏与缴获来补充，实实在在是一场大败仗，这样的仗，中共是打不起的。

四   皖南事变

抗战中，国军也打了一场极为“漂亮”的歼灭战，那就是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由皖南泾县云岭地区出发，5日，行至茂林地区，被国军第三战区顾祝同部80000余人包围。6日，国军发起攻击，至14日，新四军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战死，政治委员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被部下杀死，高级干部损失殆尽，军部被彻底消灭。此战，国军损失很轻微，据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50年编撰《皖南歼剿匪新四军之役的回忆》中记载，国军伤亡仅2000余人。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歼灭战。

国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如此成就，原因很多：

第一、发动战役时机把握得很好。

1941年，正是德国入侵苏联的前夜，而在远东，日军于1938发动的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发动的诺门坎事件，让苏联感到来自日军的威胁。因此，对苏联来说，维护中国国共两党的合作，在中国战场上拖住日军是维护苏联远东安全的重要因素。从蒋介石看来，苏联的意志对中共影响很大，此时“惟俄对我态度转佳”，对中共军队适度地打击不至于引起国共的破裂。蒋介石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26]1941年前后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从事后看，国共并没有分裂，中共对国民党的反击最终选择是从政治上而非军事上。

第二、作战对象的选择，做到了避实击虚。

抗战期间，在国共诸多磨擦中，国军作战往往失利，很大程度上是对手选择的错误。黄桥战役，国军韩德勤部虽然拥有优势兵力（30000：7000），但黄桥战役中陈粟的部队是新四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战役的实际指挥者粟裕是中共军队中顶尖的军事家，国军因而战败。但在皖南事变中，国军选择的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却是新四军中最重要而又最脆弱的一支部队。

首先，这支部队处于皖南，皖南是国军第三战区的腹心之地，在新四军军部周围有十多个师十多万国军部队。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安家立业，导致这支部队，非战斗人员占比很高，除了政治、后勤等部门外，还有图书馆、印刷厂等。这些非战斗人员，缺乏作战经验，在战斗中不但不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影响作战。据新四军事后编写《皖南事变要报》检讨：“后方机关人员的军事常识差，致一遇情况部队即混乱不堪，而影响指挥员的动作和行动计划。”

其次，这支部队长期在皖南后方，作战经验不足。《皖南事变要报》检讨：“部队的夜战经验差，同时在后方太平环境处得太久，一遇战斗发生，遭受敌人袭扰，便无法应付。”

最后，更严重的是，作为这支部队的主官军长叶挺与副军长项英不和。叶挺虽为中共早期党员，但后来脱党，并不为项英所信任。项英虽然是副军长，但更重要的职务是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实际掌握新四军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叶挺军长职务形同虚设，对军事决策和战斗指挥没有实际权力，这导致叶挺两次负气出走离开新四军。另外二人又都缺乏指挥灵活机动运动战的经验。叶挺虽是北伐名将，但他在北伐战争中打的是攻坚战、争夺战，并未打过当年红军反围剿以及之后解放战争中大兵团的运动战。项英是南方游击区领导人，习惯于山区游击战思维及作战形式，也没有大兵团运动战指挥能力。对皖南部队的部署，《皖南事变要报》批评道：“未能把握兵团作战的指挥要领。部队分三路行进，中间间隔相当大”，“在行动部署上，以皖南全体战斗部队六个团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齐头并进，平均分配兵力，指挥员不能掌握主力，无突击力量，以致发生情况，处处陷于被动，始终以劣势兵力与敌作战，故在战斗中仅能取得个别小胜利，而在有决定意义的战斗、战役上则无力量给敌人以打击，取得大的胜利，相反的遭受了顽敌之各个击破。”[27]

在新四军各个集团中，皖南军部是最弱的，同时又是最重要的，国军选择打皖南新四军军部，是最佳的选择。

第三、充分的动员。

早在1939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秘密制订《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树立国军部队反共的思想。由于当前为抗日时期，因此，国民党中央要求各省市党部政府“应以绝对保守秘密为原则……关于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方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方事实环境立言，不可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领布之原则，至必须保存之文件亦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密保管，以免泄漏。”[28]

根据上述方针，陈诚于6月26日，制订《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办法中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区域要求“确定作战任务及区域——由军委会明令定之，嗣后只准在指定区域内执行任务，非得军委会命令不得越出范围。”在具体执行上“……态度，中央应示宽大，地方务须谨严，下级积极斗争；在分工上，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29]

第四、利用领导地位策划新四军行军路线和时间，做到知己知彼。

在抗战中，由于国民党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因此，可以利用其领导地位下令给中共军队。在新四军出发的前一天，即1941年1月3日，蒋介石指定新四军行军路线：“该军应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沿途已令各军掩护。”[30]

国军方面当然不会单纯到相信新四军肯定会遵照蒋介石指定的路线渡江北上。新四军和第三战区商讨渡江北上的路线，有过多次谈判，通过这些谈判，国军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皖南事变的指挥者上官云相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国军方面早已是心知肚明。因此，国军能够早早在新四军行动的线路上布置军队予以堵截。

早在新四军出发前的1940年12月下旬，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即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准备彻底肃清“匪巢”。第32集团军制定的《进剿匪军计划》规定：“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濯、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31]

由于提早做了部署，新四军尚未出发前，在新四军行军路线的正面有40师和63师，左翼有108和52师长，右翼有144和79师，以逸待劳，张网以待，就等着新四军往里钻了。当新四军离开云岭驻地出发后，新7师立即占据云岭，从后面堵住了新四军的退路。战后，《第32集团军三十年元月皖南剿匪战役战斗详报-1941年1月至2月》总结有：“部署适当，该匪军自投罗网。”[32]新四军编写的《皖南事变要报》也肯定了国军这次部署的成功，“敌人方面，总的方针是前堵后进、两翼夹击的围歼方针。”[33]

此役，国军确实做到了“知己知彼”。

第五、参战部队战术素养高。

1、行军迅速。

新四军非战斗人员过多，加上天降大雨，一天只行军40里。而此次作战，国军行军迅捷。40师118团一个营于1月7日至8日，由巧峰镇至三溪至蠢岭，随即调马渡桥，昼夜行军达120华里。40师119团原为协助79师向铜山徐方面攻击，待源岭榧岭方面发生情况，即以电话令其停止前进，并向东南移动，该团杨营能迅速向枪声方面移动。

2、参战各部队配合密切。

各部队之间缺乏配合是国军的一大顽疾，至1949年国军彻底失败，这一顽疾仍根深蒂固。但在这次战役中，国军各部队配合还是很好的。1月12日，在79师派兵由高坦徐攻击东流山、孙家新四军的阵地时候，114师正奉命固守飞叶岭、溪边山、旵山，溪里凤之线，但114师主动集中山炮、及430团、432团的迫击炮向新四军阵地实施炮火支援，援助79师的进攻。新四军与52师在榜山附近激战的时候，第40师主动以118团第2营主力推进至马渡桥，并以一个连占领榔桥河镇，构筑工事，掩护52师之侧背。40师的118团张营在高田徐东北一带的战斗，119团杨营在牛栏岭的战斗，白营在鹿角山西南的战斗，都曾因情况转变迅速或因为离团部过远无法通信联络的时候，能够自行与友军协同作战，对此在40师的战斗总结中称：“与友军协同良好”。[34]

3、能灵活运用适合山地作战的战术。善于利用有利地形，凭工事固守，待全部包围形成后发起总攻。

在榧岭山口一带堵截新四军的40师120团，以少数兵力扼守榧岭，当阵地被新四军突破后、撤退诱敌深入，然后以两侧高山的伏兵攻击新四军侧背，从而击退新四军的进攻，守住阵地。40师119团主力到达榧岭后，即分数纵队，利用棱线（不走道路）以接近新四军阵地，使新四军控置于屯仓徐北通向东流山道路的主力部队没有起到作用。国军各部队还注意占领制高点，如控制东流山最高峰及每个山头，居高临下，瞰制新四军。

新四军被压迫集中于东流山北端高地东北、鹿焦山酉南、溪里凤以南地区，陷入国军重重包围，国军能够做到不急于进攻，而是为避免混乱，令各攻击部队暂行停止攻击，即就现态势占领阵地严密包围监视，待态势稳固，包围圈严密后才发动总攻。

战后，新四军也对此战役中国军的战术做了肯定：

1、总的方针是前堵后进、两翼夹击的围歼方针。

2、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取外线向心作战的方式向我分进合击，处于主动地位。

3、顽敌地形熟悉，且处于有利地形，凭工事固守，待全部包围形成后，即开始向我总攻。

4、针对我之弱点采取了各个击破战术。[35]

[1] [美]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第159页。

[2]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二)，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第595-597页。

[3]《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3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697页。

[4] 国民党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6册，1988，第227页。

[5]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582页。

[6]《徐州会战——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第188页。

[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第37页。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第732-734页。

[9]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608页。

[10] 同上，第618页。

[11] 曹胜强：《台儿庄大战资料选辑》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612-613页

[12]《鲁南抗日于台儿庄——徐州会战各战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3] 《蒋介石致张自忠电》（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4]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605页。

[15] 《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给军事委员会第一部的报告》（1938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6] 文思：《我所知道的杜聿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第42页。

[1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第55页。

[18]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891页。

[19]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七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31页。

[2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第68页。

[21]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978页。

[22]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980页。

[23] 同上，第985页。

[24] 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991页。

[25] 《薛岳10月12日致蒋介石电》，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卷宗号：7878033。

[26]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5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167-168页。

[27]《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49-160页。

[28] 同上，第75-79页。

[29] 同上，第80-88页。

[30]《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74页。

[31] 同上，第168-169页。

[32]《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93页。

[33] 同上，第158页。

[34]《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18-219页。

[35] 《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8页。